脱色与欧洲建筑_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论文

脱色与欧洲建筑_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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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时间较短,可是来的却很突然。它基本上持续了15年时间(1945年至1962年)。当然,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非殖民化(1975年和1999年)以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1997年)的非殖民化可以视为整个非殖民化进程的尾声。然而它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殖民化进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欧洲建设的进程与此相同。若与欧洲国家之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武力冲突相比,欧洲统一的进程所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然而历史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20世纪初,强国的概念是与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两个最大的殖民帝国中,一个是人们常说的“太阳永远不落”的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另一个是为法国人骄傲地称为由“白黄黑”三种肤色人种组成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然而到了20世纪末,强国的概念却是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欧洲建设的进程比较缓慢。

殖民帝国的解体和欧洲联盟的建设是同步进行的两个历史进程。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学术专题对这两个历史现象进行的分析不可谓不多,然而这些研究恰恰很少将两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尽管这两个事件之间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关联性。这一时间上的关联并不说明两个历史现象之间关系的机械联系,相反,我们须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内考察其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了解欧洲如何从殖民帝国过渡到欧洲联盟这一过程。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与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个案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这两个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须对两个历史进程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实现的结果作一番思考。

一、历史遗产:欧洲强国的崛起与殖民化的进程

整个殖民化的进程持续了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从16世纪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起,直至1911年法国将北部非洲最后一批独立国家置于其保护之下为止,如该年法国与摩洛哥签署的保护条约。

这一进程伴随着欧洲列强的崛起。于15世纪末掌握了海洋控制权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第一批从本土出发征服全世界的冒险家。他们当时根据15世纪末教皇在1494年“道德西喇”条约中提出的分界线行事:西班牙人自大西洋往西进发而葡萄牙人则向东进发。正是这个缘故才促使他们最终于16世纪初在世界的另一端亚洲得以会合:西班牙人自东向西,越过太平洋抵达菲律宾,而葡萄牙人则自西向东,穿过印度洋,先抵达印度,然后抵达马六甲、澳门和帝汶。荷兰人后来沿着他们的航迹接踵而来,再后来就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此时殖民者们的兴趣已经越来越集中于非洲大陆了。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已经将全世界瓜分完毕,其殖民的动力也开始减速。

此番对世界的征服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它与当时欧洲的经济起飞有关,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然而与此同时,虽然此番征服已经势成必然,但是在欧洲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在英国的议会下院和法国国民议会,对殖民地的征服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殖民化的鼓吹者虽不乏其人,然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看重的更多是资源的浪费而非人权问题。

1885年,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共和派人士余乐·费礼曾发表过一通“保卫和发扬”殖民征服精神的高论。他从中见出三重意义。其一为人口学的意义。欧洲人口那时已经愈来愈众,殖民地便是剩余人口的好去处,更何况还有众多失业者。如英国,众多失业者便到美洲去另起炉灶,开辟人生新天地。其二为经济学的意义,此论据最为要紧:为欧洲制造的产品寻求销售市场并为制造这些产品寻求生产原料。例如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先锋的年轻的纺织业就急需来自非洲的棉花。其三,乃是意识形态的意义,虽然其说法今天听来刺耳,然而当时却是为殖民事业正名的有力说辞:“上等人种对于下等人种拥有权利”。换言之,前者有将后者带入文明时代的责任。

殖民浪潮也是在欧洲各国相互竞争和冲突的情况下展开的。这些冲突既是殖民征服浪潮的原因之一,同时又是促使其更加蓬勃高涨的催化剂。

欧洲各国间的竞争和冲突有时带有军事色彩。如马六甲博物馆就有实物说明为争夺通向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就曾先后展开过数次包围战。

规模更加空前的乃是法国和英国之间跨越18和19世纪的激烈争夺,全世界为这两个国家提供了战场。在经历了七年战争之后,英国终于在1763年将法国赶出了其在亚洲印度和美洲加拿大的殖民地。19世纪末,对非洲的争夺迫使两国签署一项分享其对该大陆统治的协定,法国拥有非洲西部而英国控制非洲东部。然而这也未能避免英法两国殖民者之间此后仍然出现几乎导致兵戎相见的冲突事件,如1898年的法绍达冲突,便是明证。

法国与德国之间也有重大的利害冲突,尤其是1871年之后和签署了法兰克福条约之后。法兰克福条约正式确认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国与俾斯麦的普鲁士交战时遭受的惨败。由于无法在欧洲夺回失去的领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便在殖民地征服过程中试图重建其面对相邻而敌对的德国的强国地位。在此问题上,虽然并非人人都赞同此项政策,然而恰恰是此项政策在当时得到了实行。

这一殖民帝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的背景给欧洲各国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如果我们离开了殖民帝国这一线索,便无法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的结盟关系。法国和英国在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敌对冲突之后终于在1904年重归于好,签署了友好谅解协议并由此解决了两国之间就殖民地问题而出现的纠纷。几年之后,英国与俄国达成了相同的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悲剧性的世界大战将法国、英国和俄国通过三边协议而结盟的三大殖民帝国与根本就不是盟国的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两个强国对立起来。德国与奥匈帝国被人们十分贴切地称为中欧强国,因为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这两个强国完完全全地被已然覆盖了全世界的三大殖民帝国所包围。

法国和英国两大殖民帝国在此次世界大战中显得举足轻重,她们不仅向协约国提供兵力,还提供战争所需的资源与生产原料。此后不久的三十年代中,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法英两大殖民帝国向两个宗主国提供了经济回旋的巨大空间,使她们较为轻松地渡过了难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欧洲经济的衰退更加使人们意识到殖民帝国显示出的全新的重要意义。绝大部分的英国人曾经为此而自豪不已,一如法国人为其“最大的法兰西”而额手称庆那样。1931年在巴黎东郊文森纳举行的殖民地博览会期间,法国殖民地人民还为宗主国人民献歌献舞,尽显太平气象。谁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这一切碾为齑粉。

二、非殖民化与欧洲建设结伴而行

非殖民化的时间表与欧洲建设的时间表展现出惊人的同时性,而且两者还一起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时刻。让我们重申一下,非殖民化与欧洲建设这两个历史事件所经历的时间非常短暂。然而它们之间决无先后之分,而是同时进行的。

1945年标志着一个历史断裂的时刻。随着纳粹德国的覆灭,欧洲列强的地位也一起分崩离析。相反,欧洲之外的强国如美国和苏联却取而代之成为新的霸主。日本投降后,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宣布独立。1945年8月15 日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胡志明于该年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的暴行使全欧洲人民震骇不已。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之后,人们唯一的愿望便是“永不再战”。

四十年代末见证了两个历史事件的初始阶段。由于自1904年起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一直是盟国的法国和英国于1948年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由于盟国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由于1949年欧洲理事会的建立,统一的欧洲的胚胎开始成形。英国于1947年放弃了其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法国则于1949年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合作国家机制,同时继续与胡志明的军队作战,而荷兰则在1949年的圆桌会议之后终于在印度尼西亚放下了武器。

五十年代则是这两大事件的核心阶段。法国一改其传统的结盟对象而转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起谋求建立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欧洲。1951年诞生的欧洲煤钢联营凸现了欧洲建设经济上的勃勃雄心,然而法国依然担心军国主义在德国的复活,而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欧洲防务一体化的计划开始萌芽。这一计划破产后,为重新启动欧洲建设,欧洲六国于1957年签署了罗马协定,宣布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署。与此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屡遭败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得不离开亚洲。同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在北非的被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于1956年赢得了独立。与此同时,要求独立的呼声向黑非洲大陆蔓延。

六十年代标志着两大事件的大功告成。非殖民化进程顺利完成的法国方面的里程碑是1960年黑非洲国家的宣告独立和1962年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欧洲建设围绕着1962年建立的法德轴心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今后的欧洲不复为戴高乐设想的由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而是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欧洲。尽管如此,英国由于法国分别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动用否决权的缘故而仍然置身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1969年戴高乐的引退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扩大和深化打开了通途。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这两大事件进行了总结。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英国最后一批殖民地实现了非殖民化。而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非殖民化进程的结束以及这两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完成为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扫清了障碍。

非殖民化与欧洲建设的原因并不相同。然而非殖民化却成了欧洲建设的条件之一。何况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两者皆有着同样的影响。老欧洲列强的分崩离析和新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便是新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非殖民化使昔日的欧洲列强从国际舞台上逐一消失。她们受困于殖民帝国风起云涌的独立战争,已经无力面对殖民地国家独立自主运动的高涨局面。由于战争使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元气大伤,她们不得不考虑其经济重组的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也推动了这两大历史进程。一方面,她们皆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联合国来支持和鼓励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新兴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也支持西欧的联合。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之一和获得马歇尔计划资助的条件之一就是如此: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必须通过合作和谅解来保障西欧诸国公平分配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的巨额资金援助。

然而也有一些原因使得非殖民化进程与欧洲建设的进程殊途同归。就非殖民化而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自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共产党,如印度支那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如印度国民大会党,它们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均产生于殖民地诸国,它们均促使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殖民地不平等现象的扩大,意识到殖民地过时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意识到殖民地工业化水平的低下,意识到欧洲商人和资本家的霸主地位,意识到殖民地的一切均围绕着加强殖民地宗主国地位的目标运转,意识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单赢而非双赢的关系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它们有可能提出赢得真正独立的要求并加以实现。

当殖民帝国不得不对此作出让步时,欧洲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异常缓慢。开始时,他们以为这只是局部性的问题。英国人认为两百年以来对印度的统治对于不列颠帝国保持其强大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他们仍然拥有辽阔的自治领疆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诸国,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及殖民地的民众,尽管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愈来愈获得自治地位,他们还有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殖民地。而法国人自1945年起就为重新征服印度支那并在那里驻足而战,此时却不得不面对现实:1954年以后,法国已经不复是亚洲强国。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认为自印度支那的撤退乃是一个局部性问题。法国围绕着究竟是应该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也必然是亚洲强国,还是仅仅集中于非洲大陆的强国这样的战略目标的传统争论此时又死灰复燃起来。1904年法国地理学家奥内西姆·何克律斯在其发表的论著中就曾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应该放弃亚洲,抓住非洲!”因此法兰西帝国便重新集结在地中海和非洲一带,而这一地带可以看成是法国国土的自然延伸。虽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爆发,然而这回轮到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而言必不可少了。1954年法国内政部长佛朗索瓦·密特朗就曾重申:“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可是用不了多久,他就得改调了。

对欧洲建设而言,世界大战留下的心理创伤和数百万人在战争中的死亡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欧洲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和平。自此以后人们反复强调:“欧洲就是和平”。第一个建设欧洲联盟的提议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在1914年至1918年间所经历的闻所未闻的持续四年的杀戮使1300万人死于非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联合机构欧洲煤钢联营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中人们看到了昔日的对手,今日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携手合作。欧洲建设的指导思想便是消除昔日相互敌对的强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战争风险。欧洲煤钢联营因此在统一的管理架构下,将作为主要能源而且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的煤炭和用以制造武器的钢铁两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统一了起来。

三、法国案例:从殖民帝国通过印度支那走向欧洲联合

印度支那联盟在法兰西殖民帝国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并赋予法国殖民帝国以全球化的地位。然而印度支那联盟也是法国殖民帝国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块骨牌。越南宣布独立的举动开启了为时八年的抵抗法国重新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正是由于法属印度支那战争这一背景,法国从殖民帝国后撤的设想才得以成形并逐渐具有了说服力。主要的理由是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了法国经济不堪负担的无底洞:它总共耗费了三万亿法郎,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预算开支或支持十次军事冲突的预算。①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所涉及的不同行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济界和商界人士虽然意见纷纭,然而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法国在殖民帝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从殖民地撤出并更多地向欧洲开放。为保留住殖民地而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来自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赞成抱住印度支那不放的人士自然是从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出发,因为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统一对其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法国东部的纺织业业主就是如此,因为其成衣出口数量巨大,尤其是战争期间对远征军的被服供应供不应求,更何况纺织业还是法国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法国的航海和航空运输业在此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利益考量。

然而法国资本主义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那些最现代的产业巨头,还有银行界,最接近第四共和国政府的想法,他们对殖民地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天际出现了新的前景,因为欧洲煤钢联营的诞生和西欧钢铁冶金生产链的建立,因为马歇尔计划带来的金融活动空间的拓展,今后欧洲市场的潜力和带来的利益将比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更有诱惑力。甚至连在印度支那投入最多的法国企业也在1945至1954年期间持续地撤出其资本。例如印度支那银行就是如此,虽然它仍旧是对议会影响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但是它已经逐渐地将其从印度支那的财产转换为欧洲货币和非洲货币。

50年代初期,作为领头羊的印度支那银行的想法,和以法国财政督察,1954年出任法国海外省部长办公厅主任,最后出任巴黎荷兰银行行长的彼爱尔·穆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公务员的想法,渐渐成了人们认识法国与殖民帝国关系的新视角。穆飒提出了一个叫做“荷兰情结”的概念,用以说明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某种局面。例如荷兰在从印度尼西亚脱身后不久即出现经济起飞并率先进入“光荣的三十年”增长期,看上去荷兰一下子便从不堪肩负的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昂贵成本中解脱了出来。法国面临的局面与荷兰颇为类似,尤其是印度支那战争的成本严重拖累了法国经济,阻碍了它的起飞。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来殖民帝国也会有朝一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

军界人士也开始加入了经济界人士的行列。例如茹安元帅就倡议调整法国国家战略,将其重心部署在欧洲。50年代初,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举迫使法国在欧洲部署并维持一些整编师,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使得局面错综复杂起来。驻扎在印度支那以德·喇特将军为代表的几位法国军队指挥官就常常抱怨法国政府拒绝往战争硝烟正浓的印度支那战场上增派援军以免在欧洲战线上撤军,而此时欧洲战线上的战争还停留在假象的水平上。最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乃是将法国的重心转向欧洲以保持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并将印度支那战争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给美国,这当然就意味着最终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力拱手让给美国。法国已经无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也不复有能力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

政界人物的意见也出现了分野。人民共和运动党的领袖们,特别是当时担任协约国部长让·乐杜诺,对外交部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死死抱住殖民帝国不放。而以彼爱尔·孟岱斯·法朗士和让·莫内为代表的对财政部拥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士,他们更为“现实”,主张法国迅速从殖民地脱身以便将重心转向欧洲。自1952年起,为解决比维持印度支那战争费用更为昂贵的军队重新装备计划的费用问题,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郝瑞·戈慈在一份内部通告中警告说,鉴于法国财政不堪重负的状况,当时他唯一可能节省开支的地方就是印度支那地区。他强烈要求政府首脑迅速就此问题作出果断的决策,快刀斩乱麻,放弃印度支那。然而法国印度支那远征军固执己见,绝不言放弃,直至在奠边府战役中被打得一败涂地。此后的戴高乐将军也是主张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当机立断的政治家。他的名言是“非殖民化乃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就是我们应奉行的政策”。

公共舆论也在逐渐地往同情非殖民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时间上稍稍落后一拍。历史学家雅客·马和赛在1984年于巴黎出版的《法兰西殖民帝国与法国资本主义:一段离异的历史》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当法国公众舆论仍旧沉浸在殖民帝国的旧梦里的时候,法国政界和经济界的最具现代意识的精英们却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始终反对殖民冒险,尤其是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的“肮脏的战争”的人士来自于极左派,他们全都集结在继承了法国左派和基督教左派一向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的法国共产党旗下。他们认为,成千上百亿投入在战争中的法郎意味着国家无法拨出同样数目的巨款来用在为战后重建所迫切需要建设的学校。而法共的《人道报》也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有一股民粹主义思潮,以海梦·伽帝哀为代表,被称为“伽帝哀主义”。自1945年起他就一直是《巴黎竞赛画报》周刊的主编,而他则通过其杂志将上述思想传播至非洲。他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为刊物的立场定下了调门:“宁要罗泽,也不要藏拜泽!”罗泽是法国中部的一个贫穷的省份,而藏拜泽则是黑非洲同样贫穷的一个国家。其主要的观点在于,最好是将钱花在我们需要之处而不是扔到天涯海角去。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民粹主义的思潮,虽然它们愈来愈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事业,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赞同欧洲统一。恰恰相反,它们将自己的视野和思考局限在法国六边形国土的疆界以内。

然而,历史的转折已然不可逆转。

四、欧洲建设的方案为殖民帝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欧洲建设的最初方案和后殖民化的最初方案的制订与实施都先于非殖民化的进程。然而唯有欧洲建设的方案最后充满了希望的前景,逐渐为欧洲殖民帝国提供了替代性的选择方案。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第一项欧洲建设的方案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在法国。它由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阿里斯蒂德·布里昂于1929年9月5日向国联提出。应该说当时的方案颇似小脚女人的步伐,谨慎有余。第二年,他进一步将欧洲联盟的方案具体化,并再度向国联提交了有关这一议案的备忘录。然而当时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赞同他提出的想法,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欧洲诸国都在忙于巩固自己已有的边界,对欧洲联邦的方案兴趣索然。而方案的始作俑者布里昂本人也很快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35年5月他出面竞选共和国总统职位未果, 不久便抑郁而终。

在法国和欧洲,欧洲建设的计划在1945年以后重见天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历史条件使人们对欧洲建设的兴趣陡增。此时的关键人物乃是1945年任法国计划署高级专员的让·莫内,他成了推进欧洲统一的领军人物。1940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他在法国国土已经遭德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曾经提出建立法英联盟的方案。这一设想大胆的方案乃是他急中生智的杰作,惜乎为时太晚。尽管如此,它对后来在40年代末由于法英友好合作协议的签署而得以实行的欧洲建设的一系列方案不无启迪。虽然德国已经被战败并被分治,但巴黎和伦敦对局势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49年欧洲理事会建立时,它在欧洲统一方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不符合两国为其设定的初始计划,因而它在此后的岁月里仅成了一具空壳。

既然英国人开始后退,法国只好转向德国,至少是转向当时正在西部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50年代初期,法国的倡议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方面,在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方面得到了有力的响应。让·莫内在其中起了中坚的作用。他在幕后设计出了巴黎在当时推出的两大建议,一是成立欧洲煤钢联营,二是创立欧洲防务共同体。众所周知,欧洲煤钢联营后来大获成功,而欧洲防务共同体则铩羽而归。在1950年5月8日由郝拜尔·舒曼提出草案,1951年4 月签署的巴黎协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煤钢联营具有多重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一,如前所述,法德两国通过将当时的主要能源资源和作为重工业标志性产品的钢铁的生产加以整合来消除法国和德国之间潜在的战争风险;其二,同样如前所述,建立一个以法国和德国为龙头的欧洲冶金工业生产轴心;其三,通过交由让·莫内领导的法德煤钢联营高级专署来为日后欧洲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超民族国家的上层建筑奠定基础。

与此相反,在1950年10月24日由朴列文提出计划,1952年巴黎协定批准的欧洲防务共同体则未能获得成功。由于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人们普遍担心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处于对东方阵营的“第一线”,法国因而担心在实施对西欧重新进行军事装备和部署的庞大计划的同时,德国也趁机搭车重新武装起来。超民族国家的设想在防务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欧洲共同防务迄今仍然举步维艰,仍属于各国自己管辖的范围。欧洲防务的设想源于法国并在法国掀起了激烈的争论,使法国舆论一分为二,结果是在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草案,使之不幸夭折。欧洲建设的工程师们并未因此而气馁,他们于1957年重新发起了欧洲建设的第二波攻势,使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再度携手签署了建立欧洲原子能署的罗马协定。此后,欧洲建设的方案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尽管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总统曾经一度修改过欧洲建设的远景蓝图。

由于欧洲建设的方案稳步推进,由于同时进行的非殖民化尽管有时不无痛苦但是终于大功告成,所以欧洲基本上没有出现后殖民化的方案。如果可以将其视为后殖民化的方案的话,那么第一个后殖民化的方案则非1922年签署的伦敦协定莫属。这一协定规定独立的爱尔兰为“英联邦”的自治领,而首度出现的概念“英联邦国家共同体”则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一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洲联盟的第一个方案那样。在30年代普遍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英联邦殖民帝国内部出现了要求独立解放的趋势。1931 年签署的威斯特敏斯特章程为英联邦国家共同体界定了轮廓,1932年签署的渥太华宣言则明确了英联邦帝国具有优先权的体制。英联邦国家共同体此后一直是英国非殖民化进程赖以进行的框架,最后终于在事过境迁之后成了昨日黄花。而法国则不如英国对非殖民化有先见之明,每每在事件发生时临时抱佛脚地穷于应付,结果总是落后于形势,被动异常。

法国也曾试图在其前殖民地保持影响,然而为此所实施的任何一个方案均未能够做到善始善终。作为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替代方案,第四共和国曾经提出了一项建立法兰西联盟的计划,规定成员国与宗主国一律平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它还为印度支那联盟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规定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计划在1954年向其地方当局转移一部分权力。第二阶段是1958年起执政的戴高乐总统的时代,他向殖民地各国提出了建立由法国主导的法兰西国家联邦共同体的建议。此项建议尤其针对黑非洲而发,因为摩洛哥与突尼斯已经获得独立而阿尔及利亚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戴高乐建议由各国自主决定是否加入此共同体。当时只有塞古·杜尔的几内亚拒绝加入,该国因此而失去了法国的经济援助。在戴高乐的头脑里,当他使用与建立于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同的名称时,是否有以此来象征性地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竞争的想法?这不无可能,然而戴高乐向非洲国家提出的法兰西国家共同体的计划终究未能抵御这些国家要求独立的愿望。1960年,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后,该计划也宣告无疾而终。

最终还是由当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亦即今日的欧洲联盟,来提出一项后殖民化计划。该计划旨在将欧盟与欧洲前殖民地所有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相互支援与同舟共济的传统联系进一步加以制度化。该计划涉及所有非洲国家,目前已经签署了一系列有关的协议,其它的协议也将陆续签署。不仅非洲,还有加勒比海诸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欧盟该计划基础的地缘政治战略亦主要来自法德轴心。第一批奠定这一地缘政治战略的协议签署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其后的诸项协议则签署于多哥首都洛美。须知喀麦隆和多哥都曾经是德国前殖民地,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这两国均被划给了法国。

自1963年起在雅温德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和自1975年起在洛美签署的协议文件构成了欧盟诸国与其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轴。虽然双边关系远未达到平等的水平,然而这九项协议规定了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尤其是在双边贸易的优惠待遇方面最为重要。这些协议大约每五年都要重新谈判一次,每一次都会与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地区的新成员国进行会谈。这些谈判起始时只有十八个国家,如今已经是七十七国了。这些协议有两份冠名为雅温德协议,五份冠名为洛美协定。最近签署的一份“合作伙伴协议”用贝宁首都科托努的名字命名,名称为“2000年科托努协议”,因为该协议在贝宁首都签署,一方为七十七国集团,另一方则为欧洲联盟。

这种关系与以往的关系相比也许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欧洲经济实现了彻底的转变。以往联合了欧洲列强及其殖民帝国殖民统治的广大地域如今已经被欧洲统一的而且主要依赖自身而运行的强大经济区域所取代。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法国殖民帝国的两个主要国家的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出口成品的主要目的地国家,英国和德国仅仅为法国的第五位和第六位贸易伙伴,如今对英德两国而言,情形恰好相反。法国和德国如今已经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法德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内的密切程度已经接近完全融合的地步了,这一发展趋势在1945年是无法想象的。欧盟作为纯粹的经济空间已经完全取代了往昔的殖民经济空间。尽管北南之间尚存不平等现象,甚至此一现象正在扩大,然而北南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复是北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了。

注释:

① 参见于格·戴和特《钱与枪—1945—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的成本》, 巴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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