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基于收入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量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收入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人力资本易于定义却难以计量。一般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技能、能力和知识。这种能力的获得一般要付出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成本，但又可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福利的增加。从投资的观点看：人力资本体现为投资在教育、健康、在职培训和迁移上，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生产能力的所有投资之和；从收入的观点看：人力资本是劳动者凭借其以获取收入的能力，体现为所有未来预期收入流的现值。因此，人力资本是无形的和不可触摸的，其存量不能直接得到，所有的存量估计都是间接的和有偏的。
常用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指标法三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熟练工人的产生需要稀缺资源，如教育、学习的投入；而舒尔茨更明确地把教育置于核心地位，这种强调教育的作用，引出一些代表性研究：即将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注：比如Barro and Lee(1993,1996,2001),Oxley et al.1999,de la Fuente(2000),Cohen and Soto(2001),Wobmann(2003)等，Wobmann(2003)对基于教育方法有精彩评论，见参考文献[1]。）。我国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也仅限于这一方法。但是，正如Wobmann(2003)[1]所述，基于教育代表指标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而且这些指标大多并非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在衡量与评价人力资本作用时，难以与其它资本，比如物质资本进行比较。
Le等(2003)[2]等对成本法和收入法都有精彩的评述：成本法与收入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成本法可能低估，而收入法则可能高估人力资本，成本法核算以Shultz(1961)[3]的教育成本法最为突出（注：成本法核算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Engle(1883)、Machlup(1962)、Shultz(1961)、Kendrick(1976)和Eisner(1985)等，见参考文献[2]。），这导致我国学者周天勇(1994)[4]对我国1990年以前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虽然近来我国部分学者直接使用政府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比如，曹晋文(2004)[5]、徐映梅、叶峰(2005)[6]等等，而王德劲、向蓉美(2006)[7]则采用早期的基于收入方法，估算了我国各普查年份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并将估算结果与周天勇(1994)的估算、以及物质资本存量和产出进行比较。
笔者沿用参考文献[7]的方法，估算我国1952～2003年间以货币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序列数据，为我国有关人力资本的经济分析提供基础的数据资源。下文首先对收入法的代表性研究进行评述，然后给出本文估算的方法和数据，再给出估算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
一、基于收入测算方法的代表性研究
最早用收入法估算人力资本的Petty，他估算出1690年英国人力资本存量为5.2亿英镑，人均80英镑[8]。虽然其方法简单、粗糙，但引发了一系列估计人力资本货币价值的研究。基于收入法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注：由于未收集到前两类方法著作的原文，对其方法的介绍主要转引自参考文献[2]Le et al(2003)。）：Farr(1853)、Dublin和Lotka(DL,1930)、Weisbrod(1961)、Wickens(1924)、Graham和Webb(GW,1979)和Jorgenson和Fraumeni(JF,1989、1992)等的研究。
Farr将人力资本货币值视作其未来收入流的资本化与个人生活消费的净差额，并根据生命表进行死亡率调整。使用5%的贴现率，他估计的英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净人力资本为150英镑，等于平均工资349英镑和平均生活维护成本199英镑的差额；Dublin和Lotka按照Farr的方法，提出了一个估计个体在出生时的人力资本价值和个体在a岁时的总人力资本公式：
其中
为个体在年纪a的未来预期收入现值或人力资本存量值，
分别是年纪x的平均收入和就业率，
为个体从x到a岁的生存概率，r为贴现率，退休年纪为75岁。三者的方法基本一致，DL方法将Farr方法公式化并考虑了就业率，而Weisbrod则在DL方法的基础上，将年龄限定在0～74岁。
Wickens(1924)估计出总的居民未来获得的收入流贴现值，并将之作为人力资本。他将人口分为宽泛的三个组：成年人（男性18～64、女性18～59）、未成年人（18岁以下）、老年人，分别估算三个组中个人平均的人力资本存量，然后用各组总人口的中位数作为权重对各组收入（即人力资本）加权，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该方法采用加总的收入数据来估计人力资本存量，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简单适用，但它包括了退休人口和未成年人口的收入，可能高估了人力资本存量，因为退休金实际上包含在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之内。另外，考虑失业率而没有考虑收入增长都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Graham和Webb(1979)将经济增长率、教育纳入模型，得到人力资本计算公式：
Jorgenson and Fraumeni(1989、1992)扩展了GW的方法[9]，提出一种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基于收入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GW方法和JF方法有同样的假定：x岁的人在未来第n年的收入将等于目前同样性别、同样教育程度并调整实际收入增长和生存概率的x+n岁的人的收入。但JF方法简化了贴现未来收入的过程。笔者假定：既定年纪的人的未来毕生劳动收入的现值，刚好等于其目前的年度收入加上他在下一期收入现值。因而，如果有分年龄的截面数据，通过向后循环，就可以计算在任何年纪个体毕生收入的贴现值。JF方法由于包括非市场活动且退休年纪设得太高，被认为高估了人力资本价值。
总的来说，上述几种方法一脉相承。其基本思想都是将未来所有收入流的现值作为人力资本货币值，但JF方法更复杂，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常常需要大量有目的、有计划的抽样数据资料，因而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较差。其他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缺乏收入的可靠数据和对未来收入流的有偏假定是前期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结合Weisbrod(1961)和Wickens(1924)的估计方法，并根据中国实际，做出一些合理的假定。
二、本文估算方法
（一）基本假定
1.假定一国居民劳动年龄人口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不考虑维持成本，其毕生预期收入的贴现值，即为该国这一年的人力资本存量；该“整体”人的现时收入为该国居民现期总收入；现时年龄为现期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
2.假定人口分为三个年龄组。即未成年组、劳动组和退休组。其中0～14岁的未成年组和6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女性的退休组没有劳动收入，全部居民收入都由15～64岁男性和15～59岁女性获得，因而劳动年龄人口为男性15～64岁人口和女性15～59岁人口之和。
3.假定当年各年龄人口的死亡率为该“整体的人”在未来的死亡概率。例如，假设2003年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4岁，其多生存1年的死亡概率为2003年35岁人口死亡率，多生存2年的死亡概率为2003年36岁人口死亡率，如此等等。
4.假定贴现年数为62减去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如果分男、女计算，则男性贴现年数为65减去男性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女性贴现年数为60减去女性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又如，若2003年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4岁，则贴现年数为28年(62-34=28)。
根据上述假定，本文人力资本范围仅限于市场活动，不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非市场活动，且不考虑就业率，如Conrad所认为[10]：在充分就业与仅有一半就业时，人力资本存量是一样的。实际上，失业对本文使用的居民总收入数据有影响，而对人力资本存量没有影响。
（二）计算公式
根据收入流贴现公式，并适当调整生存概率和收入增长率，就得到该“整体”人毕生收入贴现值，也就是该国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以看出，本文是在我国实际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前述相关研究的假定条件、并基于收入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十分简化的总量计算方法，抽象掉了大部分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并建立在宏观数据基础之上，虽得到的数据信息量有限（只有总的或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值），但估算结果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等相关问题的分析需求。
（三）数据描述
根据人力资本存量计算公式(5)，需要估算的参数有实际总收入
、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
、死亡概率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
和贴现利率r，根据上述假定条件和累次人口普查资料，这些变量或参数均可估算。
1.居民实际总收入。由于没有各年龄人口的收入数据，JF方法在中国难以适用，这也是本文做第一条假定的主要原因。通过假定整个劳动人口为一个“整体”的人，则其收入为当期所有居民的实际总收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了城、乡居民人均名义收入和总人口数（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估算）。根据公式：
（式中
分别为城、乡人口数，
分别为城、乡人均收入，见表1（表略，参见原文）），计算居民总名义收入，并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注：理论上应当使用工资或收入指数，但未能收集到工资或收入指数的数据。）对名义总收入进行缩减，调整为实际总收入，并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
2.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和贴现年数。贴现年数为62减去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即劳动人口平均年龄是用15～64岁（60～64岁仅包括男性）人口数作为权重对年龄的加权平均。根据已有资料，可以计算出部分年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取整数后的贴现年数。从表2（略，见原文）中可以看出：男性劳动者的平均年龄较大，而女性劳动者平均年龄较小，且都在1982年达到最小值，然后上升。本文据此数据，采用曲线回归的方法，估计出其余各年的劳动者平均年龄，并推算出各年的贴现年限。
3.死亡率。死亡率是指各年龄死亡人数与该年龄人口总数之比。1982年前的数据主要来自《我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该书收集了建国以来最早至1957年的分年龄死亡率数据，1989、2000年数据分别来自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2仅给出1989年和1990年上半年分年龄的死亡率数据）。图1给出1957年、1963年、1981年、1989年、2000年等5个年份分年龄死亡率数据，从图1中可以看出：(1)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小。(2)相邻各年分年龄死亡率数据十分接近（相差不超过千分之三），因而使用相邻年份死亡率数据代替，误差不大（注：本文分别使用1957年、1963年、1981年、1989年、2000年的死亡率数据代替其相邻年份各年龄人口的死亡率，对应时期见表3。），各年对应使用的死亡率数据如表3所示（略，参见原文）。(3)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上升，因而有必要在计算人力资本存量时对死亡率进行调整。
4.收入增长率和贴现利率。收入增长率和贴现利率r的选择对人力资本存量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未来实际收入增长是未知的，一般通过假定一定的收入增长率和相应的贴现利率。王德劲、向蓉美(2006)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收入和利率组合对人力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影响不大，通过适当构造利率和收入增长率的组合，可以得到较为稳健的估算结果。因此，笔者根据我国居民实际总收入计算的平均增长率=2.75%，并取r =0.05。
图1 分年龄死亡率序列图
三、估算结果及分析
（一）估算结果与分析
笔者利用我国历次普查数据资料，采用上述简化的预期收入现值方法，估算出各年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图2，表4（表略，参见原文）给出部分年份的结果），有如下结果：
图2 人力资本存量、GDP和物质资本存量图（1990年价格，亿元）
1.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从总量水平看：1952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为24825.59亿元人民币，人均4318.85元，这一结果较周天勇的估计值335.3亿元（1990年不变价）高出许多，也高于大多对我国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同时，人力资本存量呈不断增长趋势，至2003年，人力资本存量达到615121.40亿元，人均47600.07元；从增长速度看：前期增长较慢而后期增长较快，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81～1990年和2000～2003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88%和9.85%。相应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28%和9.24%，在整个考察时期的1952～2003年，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50%和4.82%，远低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8%和6.48%），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57%和5.88%）。
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产出(GDP)比较。本文列出估算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何枫等(2003)[11]估算的我国物质资本存量、GDP及其年增长率（图2为总量、图3为增长率）。
图3 人力资本存量、GDP和物质资本存量年增长率图(%)
从图2的总量水平看：第一，人力资本存量在各个年份都大于物质资本存量，是其2～5倍，历年平均为4.411倍（表5略，参见原文），其中1954年最大，人力资本存量是物质资本存量的5.072倍，但物质资本存量在以后各期都以高于人力资本的速度增长，从而使得其比率不断下降。虽然如此，在2003年人力资本存量仍然是物质资本存量的2.093倍；第二，人力资本产出比在8～19倍之间，平均为13.189倍，且1953～1962年期间起伏较大，之后不断下降。1962年最高，达到了18.767倍，1994年降到了最低值，为8.838倍；第三，总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和）产出比在12～25倍之间，且变动趋势与人力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几乎一致；第四，人力资本和产出增长速度的波动较物质资本剧烈，人力资本与产出的增长速度更具相关性（见图3）。因此，笔者对GDP、k、h三个序列再作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6略，参见原文）。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人力资本增长既不是GDP增长，也不是物质资本增长的原因，而两者都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原因，物质资本和GDP则互为因果；在长期内，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GDP均互为因果关系。
（二）对估算方法和结果的评价
笔者基于收入现值方法，估计出我国1952～2003人力资本存量数据，从假定条件来看，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偏误：
1.本文采用总体居民收入概念而非个体居民的总收入，使得整个贴现过程更为简化，这是与前述几类方法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假定是合理的，其原因在于：本文计算的是人力资本存量而非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存量被定义为一国劳动者现期和未来所有收入的贴现值，体现为劳动者在某时点的收入能力，劳动者之后的退出和进入对该时点的收入能力并不产生影响。比如从1990年变到1991年，有新的劳动者进入（原来14岁，现在变为15岁）和原有劳动者退出（退休者），但此时的“整体”人已经变为1991年这一时点的存量，并不能改变1990年这一时点的劳动者收入能力。
2.本文假定一致的收入增长率计算各个年份的人力资本存量，可能产生偏误。表6给出我国几个时间段收入增长率，从中可以发现：在1982年之前平均收入增长率不到1%，而1982年之后，则高达5%以上。采用整个时期的收入增长率，可能高估前期而低估后期人力资本存量。
3.本文没有考虑维持成本。由于维持成本也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这实际相当于低估前期而高估后期人力资本存量（如前所述，对是否该考虑维持成本还存有争议），这与前述刚好相反，可以部分抵消。
四、简要结论
笔者对收入法进行修正和简化，估算出我国1952～2003年间以货币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其结果表明：基于本文收入法估计的各年人力资本存量远远超出物质资本存量和产出，是物质资本存量的2～5倍，是GDP的8～19倍；人力资本增K率长期低于物质资本和产出增长率，人力资本增长与产出增长似乎更具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