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出版格局演变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格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现代概念意义上出版社的出现和编、校、印、发出版体制的建立，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时，大致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广州等几大城市为次中心的出版格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战区的推移，原来作为出版中心与次中心的城市先后沦陷，我国出版格局亦随之发生了全国性中心西移和区域性中心陆续出现等重大演变历程。这一演变的发生是我国出版界应对抗战现实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以及之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在我国出版史上留下了风雷激荡的历史篇章。 一、抗战时期我国全国性和区域性出版中心迁移演变的基本描绘 抗战初期，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先后成为沦陷区，原有的出版格局被彻底改变。由于八年抗战期间战场形势变化多端，战区范围不断扩展，出版机构为躲避战火重整旗鼓，不得不在中国的大地上频繁地辗转迁移，这一游移性的迁移过程几乎贯穿抗战始终。从宏观层面上考察，我国的出版格局在抗战期间形成了全国性中心的西迁与区域性中心次第出现的动态性演变过程。 1.全国性出版中心的迁移与演变 (1)昙花一现的全国出版中心——武汉(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抗战初期上海出版中心解体之后，新中心的建立并未形成共识，各出版机构向外迁徙各行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搬迁去处与交通枢纽所在之地，成为出版机构迁移时的基本考量因素。因此，上海沦陷后，广州、长沙、武汉等地都曾被列为重要的转移去所。 从抗战初期政治中心的走势来看，南京陷落之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一部分机构西迁入渝，但军事统帅部和相当数量的政府机关却驻留在武汉，这样武汉实际上成为抗战初期全国军事、政治的中心；加之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享有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便利，于是武汉自然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出版的中心城市。 依托长江航运的便利交通，上海和南京的各大出版社陆续迁移至武汉，使武汉以出版书刊为主的出版社由抗战初期的15家迅猛增至63家，当时我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申报》和《大公报》先后在武汉开设分版，其余民营的和政府机构的报刊也或在武汉创刊、或搬迁至武汉出版。“这样一来，武汉的报纸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大报，成为抗战初期的舆论中心。”[1] 同时，由于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和12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先后在此成立；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发行，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刊。这些状况的出现相较于抗战之前国统区的出版格局而言是一种丰富和改变。 1938年5月之后，随着战火向华中地区逼近，许多出版机构又开始陆续离开武汉内迁。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武汉作为抗战初期我国出版中心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武汉出版中心存在前后约一年时间，虽然时间短暂，但对于稳定甫遭战火惊魂未定的中国出版业界，盘整抗战初期的中国出版格局，动员民众宣传抗战，以及促进华中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相对恒定的全国出版中心——重庆(1937年-1945年) 1937年11月，重庆被定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以陪都身份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为重庆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历史契机。 由于抗战之前重庆的出版业在全国影响微弱，因此，虽然有全国性政治中心的背景，但重庆作为全国性出版中心地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上海、南京沦陷后，已有部分出版机构西迁入渝，但当时因为武汉成为上海沦陷后事实上的全国出版中心，重庆的这一地位未能显现。武汉失守后更多的新闻出版机构陆续迁入，重庆的出版事业酝酿着质的飞跃。但在抗战前期，动荡的战争形势和艰难的西迁过程，使中国的出版格局尚显混沌。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当时上海租界“孤岛”和殖民地香港的出版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沪港两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为内地大后方出版业界印刷造货的工作，这在无形之中也遮蔽了重庆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孤岛”和香港沦入敌手，两地的出版工作者陆续来到重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中国出版业巨无霸也搬迁到重庆，重庆集中了全国最多数量和最高质量的出版机构。1942年，重庆图书出版数量一跃成为1941年的两倍多。到1943年，重庆一地拥有的印刷厂数量为全国的31.7%，书店数量为全国的23.7%，图书出版数量为全国的37.3%，[2]“随着重庆图书业在战时的迅速壮大，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依托沟通全国各地的发行网络”。[3]直到此时，重庆才真正成为抗战时期的全国出版中心。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在抗战八年中，“出版书刊的单位共有644家，出书8000余种，出期刊近2000种。”[4] 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新闻出版机构继续构成了这一格局演变的重要内容。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新华日报》搬迁至重庆复刊；同时，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图书课、中国出版社等中共领导下的出版机构亦云集山城，使武汉时期形成的多元化出版格局得以延续并光大。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陪都重庆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各出版机构陆续迁回原地，重庆作为全国性出版中心的地位亦随之结束。 (3)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出版重镇——桂林(1938年-1944年10月) 桂林地处边远，抗战之前出版事业并不十分发达。但是由于特殊的机缘，桂林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出版的重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和出版社共200余家……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了200多种杂志……发行的网线，也遍及全国。”[5] 考察桂林成为中国出版重镇的原因，大致为：第一，在抗战的初期阶段，桂林因为远离战区，被一些重要的文教单位与新闻出版机构选为避难之所；第二，广西是桂系的地盘，“桂系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6]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批文化人抗战期间集结于桂林，“桂林是全国两大文化城之一，它拥有广大的出版机构，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7] 由于桂林抗战期间在我国出版格局中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有人认为：“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8]不过，尽管一些出版史的资料和著述中把桂林视为抗战时期全国性的出版中心，但从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所产生的全国性影响等方面来看，桂林与重庆相比，两者的地位还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学者将这一格局称为“以重庆为中心、以桂林为重点”[9]，笔者认为对于桂林而言应该是比较合适准确的出版地位描述。 1944年11月，桂林陷落，桂林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出版重镇的地位亦随之消失。 2.区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 除了上述武汉、重庆、桂林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出版中心和出版重镇之外，还有一些城市和城镇，抗战期间出版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它们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影响，所以本文将这些城市或城镇称为区域性出版中心。 这些区域性出版中心的分布十分广泛，其影响几乎覆盖了当时中国未被日军侵占的所有地区，其形成原因与演变发展亦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下述几类。 第一，有些城市原本就是省会所在地或是该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城市的出版行业具有较好的基础或一定的规模。抗战期间因为上海出版中心的消失和新的全国性出版中心的游移，加之战争对于交通的阻隔，使得这些城市在一定的时间段或整个抗战期间成为当地的出版中心。属于这种类型的有：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南地区的长沙，华南地区的广州，西南地区的昆明、贵阳等城市。 第二，有些城市本是中小城市或是县城，出版事业不甚发达。由于省会城市陷落后省府机构、文教单位迁入该地，促成了该地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成为统领全省甚至影响数省的文化和出版中心。属于这种类型的有：浙江的金华—丽水，湖北的恩施，福建的永安，江西的泰和，湖南的衡阳—耒阳，广东的韶关等。 第三，有些乡野集镇，抗战期间因为学校等文教单位大量迁入，使原来几乎为零的出版业异军突起。例如湖南邵阳地区安化县的蓝田镇(今涟源县城)，本来只是一个乡间的小镇，抗战期间来自湖南各地大量的文教单位迁移至此，“国立师范学院设在这里，长沙许多著名的公私立中学搬迁在这里。为适应大中学师生对图书的需要，出版发行业应运而发展起来。”[10]蓝田镇连同周边紧邻的城镇，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35家书局书店。 除了以上三种类型之外，抗战期间还有两种类型的区域性出版体系或中心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 其一，以延安为核心的边区——抗日根据地出版体系。抗战时期延安物质资源相当匮乏，如果以出版机构的设施条件和出版物的数量质量等比较，延安并无突出之处。但是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了完善的出版领导机构，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出版政策，建立了报刊社、书局书店、通讯社等较为完备的新闻出版机构，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图书报刊。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报刊，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11]，从而形成了以延安为核心，领导并联网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华南各根据地的出版发行工作，影响力覆盖敌后广大区域的独立出版发行体系。 其二，上海的“孤岛”出版中心。上海被日军侵占后，由于国际关系的缘由，从1937年到1941年4年期间，上海的租界区域仍然由西方国家治理，即所谓的政治飞地——“孤岛”。抗日力量借助上海原有的雄厚出版实力，将“孤岛”发展成为一块出版飞地，宣传抗日的书刊得以继续在“孤岛”出版。 “孤岛”出版中心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出版的贡献还在于——上海原有的出版机构总部虽然内迁，但是印刷设备保留在“孤岛”，大量抗日书刊在内地编纂之后，通过“孤岛”的印刷设备制作为成品，再运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这即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印刷造货”。用这些特殊的方式，“孤岛”依然使自己在抗战时期占有了重要的出版地位。 二、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中心迁移和出版格局演变的特点 八年抗战的烽火遍及中华大地，同时也极大地冲击和改造了中国的传统出版格局。在这一改造与演变过程中显现出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动态游移 频繁变迁 抗战之前，以上海为中心辅以若干城市为次中心的我国出版格局，自近代形成后历经发展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而八年的抗战却使这一格局经历了快速的动态演变。 就全国性的出版中心而言，经历了从上海、武汉、重庆的几次转换。武汉中心的时间只有约一年时光，重庆中心地位的完全确立大致在1942年之后，但这一地位也仅仅保持到1945年，随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和各大出版机构陆续迁回原地而宣告结束。另一个具有全国性出版重镇地位的城市桂林，在历经了数年快速发展之后，在1944年也因为沦陷而失去了这一地位。 区域性出版中心由于靠近战区受战事影响更大，动态游移也就更为频繁随性，存在的时间和发展规模亦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一旦战事迫近或城市沦入敌手，其区域性中心地位迅即消失，为其他城市取而代之。于是，搬迁移入-形成建立-快速发展迁移消失，区域性出版中心这一游移过程，抗战期间在许多地区不断地重复出现。以浙江为例，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迁移至金华地区永康县的方岩，浙江省的文化和出版机构则大部迁移到金华城区，形成了金华中心；1942年5月，金华沦陷，浙江省政府继续南迁，在浙江南部丽水地区山林深处的各县之间不断搬迁，政治中心的转移带来了文化中心的同步转移，原先在金华的出版机构也随之南迁至丽水地区，形成新的区域性出版中心。 这种频繁的动态游移，造成了疏散搬迁过程中的人员流失、物资损耗、成本剧增，对于出版业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例如桂林在沦陷之前的转移疏散过程中，只能带走纸型，笨重的书籍无法运走，几乎都毁于战火，安全到达重庆的估计不到百分之一二，可谓损失殆尽。[12] 2.扩展辐射 遍地结果 虽然动态游移对于出版业的正常发展不利，但这种出版中心在城市、城镇间的快速转换为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带来了另一种变化——它将出版业的触角扩展探伸到我国的广大地区，带动和扶持了出版落后地区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抗战之前中国的出版格局可谓是上海一家独大，其余数城辅之。上海作为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机构，就占了1936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71%。[13]再辅之以南京、北平、天津、广州等几个次中心城市，例如，“抗战前夕我国全国共有一千二百余种杂志，比较重要的也有五六百种。其中十分之五是在上海出版，而有十分之二是在南京出版，十分之一是在北平出版”。[14]这一格局偏于沿海和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寥寥数城几乎构成了中国出版格局的全部，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布局。 全国性出版中心的内迁虽然是战时的应急无奈之举，但却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出版面貌。重庆作为出版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名流荟萃，文人云集，外国通讯社的驻华机构也汇集于此，城市的文化品位得到极大提升，成为出版事业大发展的软件基础。上海老牌出版机构的迁入则构成了硬件保障，高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施迅速提升了重庆的出版水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老字号大型现代出版社迁渝，在编辑工作社会化、印刷技术现代化、发行方式商品化三方面做出表率，对于重庆出版事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且成为重庆出版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15] 如果说全国性出版中心迁渝为重庆带来了出版事业质的飞跃，那么，区域性中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出版事业的扩展这一方面。区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是一个由省城等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和乡野集镇漫溢辐射的过程，这一过程受战局演变的影响相当大。由于战事往往围绕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争夺展开，省府机构和文教单位只能尽可能地向中小城市或县城迁移，迁移的去向带有随意性和偶然性，事先并无周密计划。随着战火的蔓延，有时这种迁移在某些省区一再发生，乡野集镇亦成为疏散之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迁移过程中，出版业的疆域逐渐拓展，原本在中国出版格局中无足轻重的地区乃至出版事业的荒漠地带，成为我国出版格局中的区域性中心，就连“荒乡僻地都可发现各种各色的报纸”。[16]上文所阐述的区域性出版中心的第二和第三种类型，即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体现。以湖南为例，在长沙沦陷之后，伴随着省府机构和其他文教机构的疏散转移，渐次形成了衡阳—耒阳、邵阳—蓝田、常德—沅陵三个区域性出版中心，蓝田书报社出版的教学用书和学生课外读物，抗战时期在湘中、湘西南一带颇为畅销。[17] 因此，抗战期间全国性出版中心的内迁和区域性出版中心的扩展探伸，填补了原先中国出版格局中的空白地区。中国出版界以其非常时期的薪火相传，在广大的城乡地区燃起了出版事业生生不息的火炬。 3.中心互补 格局多元 抗战时期的中国出版格局并不规整，一些地区由于敌我犬牙交错，战区之间形成隔绝，作为全国出版中心和重镇的重庆与桂林偏于一隅，发行能力根本无法覆盖全国，其全国性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全国性出版中心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不足使两种情况成为可能。 首先，凸显了区域性出版中心的地位。区域性中心本身出版能力有限，出版物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较多地局限在一定区域之内，但这恰好填补了因路途不畅、物流受限、全国性中心力所不逮而出现的空白，造成了区域性中心从时间和空间上成为某一地区、某省乃至数省的核心出版力量。以浙江的金华—丽水中心为例，金华在抗战期间被定为全国五大文化驿站之一(另外四个是重庆、桂林、西安、兰州)，金华—丽水出版中心其辐射影响力覆盖了安徽、江西、福建的部分区域，使之不仅成为浙江本省出版事业的中心，还成为东南地区的书刊集散中心。这种全国性出版中心与区域性出版中心的互补大大抬升了区域性中心的地位，区域性中心的作用比起战前的出版次中心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我国出版格局的控制力量呈现多元化的状况，各派政治力量风云际会，各展其能。从武汉到重庆，全国性出版中心的控制力量是国民政府；桂系则控制了出版重镇桂林和由桂系人士主政的浙江金华—丽水出版中心；迪化区域中心则由当地的政治力量所控制。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出版力量构成了多元化出版格局中的非常重要的板块。其中，主体力量是以延安为核心的边区——抗日根据地出版体系，同时在国民政府控制的重庆出版中心和地方势力控制的其他地区，也拓展了很好的发展空间。例如，“桂林文化城与武汉、重庆等新闻出版中心相比，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共的宣传力量超过了当时驻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的力量。”[18]抗战期间出版格局的多元化对于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高效有力地宣传抗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抗战期间我国出版格局的重大演变，见证了我国出版业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高扬抗战大旗、鼓舞民心士气、凝结文士菁华、延续文化脉络的奋斗过程。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日，这种精神依然值得出版业界后人追思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