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穆论文,关系论文,中心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5—0050—09
一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穆与傅斯年是两位富有鲜明学术个性和思想的著名学者。钱穆生于1895年，长傅斯年一岁，两人皆出身于书香之家，幼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所不同的是，钱穆高中尚未毕业便因家贫辍学，18岁时便在家乡无锡作了乡村小学教师，而傅斯年则在他父亲的学生资助下，不仅读完了高中、大学，还出国留学。
1919年底，傅斯年奔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读了七年书。1926年冬，傅氏学成归国。不久，被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和国文、史学两系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正式亮出“科学史学”的大旗，以提倡“史学本是史料学”而名著学界。1929年，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他为该所招揽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批著名学者聚集在他的麾下，傅斯年因此而成了史料学派的舵手、新考据派的领军人物。
钱穆与傅斯年初识于1931年秋，即钱穆任教北大史学系之后。没有大学文凭的钱穆之所以能进入傅斯年的视野，主要得益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钱穆因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的推荐，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在当年《燕京学报》第7期上，刊出了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晚清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几成定论。《年谱》刊出，一扫清末民初学术界流行的刘歆伪造群经之说，轰动了北平学术界。傅斯年得知钱穆的名字，当与此文有关。
20世纪末30年代初，正是傅斯年从“疑古”走向“重建”的关键时期。傅氏原本是主张疑古的，他的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924年1月到1926年9月间，在德国留学的傅斯年给顾颉刚写了一封长信（未寄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顾颉刚论古史”。在这封信中，他对顾“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大加称赞：“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的造成的中国古史’”；“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您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颉刚在史学上称王了”；“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1]第一卷,446—447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傅斯年的触动、刺激不小，他一方面对顾氏佩服得“五体投地”，称“颉刚在史学上称王了”，研究古史的人“终不能不臣于他”，另一方面对其疑古主张也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在回国前后，他对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的理论缺陷也在作思考。大约在1926年12月，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在文献不足无可确指时，只可阙疑，不能无据轻断。“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1]第一卷,474 从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戏论》一文讥讽疑古派的话语中也不难看出，他为了超越顾颉刚建构的“史学王国”，决意在古史辨派之外另辟蹊径。所以，当傅氏回国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正式跨入了史学这块领域之时，他对古史辨派治史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也在作进一步的思考，逐渐由“疑古”转向了“重建”。
傅斯年由顾颉刚的同道转为对手，由疑古转向重建，与二人争胜之心不无关系，同时更与傅氏不满古史辨派只破不立的学风有关。1924年，李玄伯（宗侗）撰文指出，“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掘地”（指考古学）。支持顾颉刚疑古的傅斯年当时的回答是，“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而你（顾颉刚）这一个题目，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1]第一卷,447 然而转向古史重建后的傅斯年一改过去对顾的支持，而转向对李氏观点的认同。1929年，傅斯年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称“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历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多得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中国最早出土的东西，要算是钟鼎彝器了。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1]第三卷,89 傅斯年在史语所专设考古一组，把田野考古定为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由李济等人负责实施，从1928年至1937年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这便是他重建古史的具体行动。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氏提倡的考古方法证史，但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扫晚清今文学家的刘歆伪造群经说，对疑古派疑古过头、辨别太甚有矫正之功，同样为重建古史作出了贡献。这也是傅斯年特别欣赏《年谱》的原因所在。
1931年夏，钱穆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南归。不久，在苏州家中得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钱穆此次之所以能进入北大执教，固然与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有关，但与傅斯年也有莫大关系。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去职后，系主任一职由傅斯年代理。当时傅氏为北大史学系招兵买马，广延人才，他首先想到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两人虽在中山大学共事时因闹矛盾而一时失和，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但并没有到彻底断交的地步。他向顾颉刚发出回北大史学系任教的邀请，但遭到了顾的拒绝。顾颉刚虽未加盟北大，但他却向傅斯年推荐了钱穆。此时的傅斯年因欣赏《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对钱穆刮目相看，很快便作出了聘请钱氏的决定。
傅斯年接纳钱穆，在顾颉刚写给胡适的信中也得到了印证。顾在信中说：
北大与燕大之取舍，真成了难题目。此间许多人不放走，当局且许我奉养老亲，住入城内。为我自己学问计，确是燕大比北大为好。闻孟真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已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2]
此信写于1931年3月18日，当时钱穆尚在燕京大学任教。可见，钱穆受聘北大，早在他离开燕大回苏州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钱氏加盟北大，顾颉刚的推荐固然重要，傅斯年的作用恐怕更为重要，因为他是这一时期北大史学系实际的主事者和负责人，没有他的点头和接纳，钱穆要在人才济济、名师辈出的北大执教，恐怕是难以想像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说，是傅斯年推荐了钱穆。
二
在民国史学界，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毫无疑问是新考据派。新考据派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鹄的，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领袖和舵手便是傅斯年。
钱穆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时，中国学术界还荡漾在乾嘉考据学的余波之中。钱穆治学之初深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以弘扬宋学为主旨，但其精微处仍在考据上。换句话说，在抗战之前，钱穆主要是以考据家的面目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的，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考据上。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得到当时新考据派巨子的认同，得到胡适、傅斯年的欣赏，主要得益于他的考据之作，尤其是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这也是他受聘于北大的主要原因。钱穆早年是一位以求真为职志的考据史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宗旨，与新考据派确有许多相通之处。
抗战之前的北平，是中国考据学的中心和大本营，身处考据中心之地的钱穆，对主流学界的考据学风不乏称赞之辞。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口号的倡导和带动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汉学”运动，学术界的确形成了“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但批评考据学风的也大有人在。批评者指出，考据仅是整理旧知，无所新创；考据琐碎，无关学问大体；考据尚怀疑破坏，不能尊信守常；考据无用，缺乏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怀。钱穆对这些批评的言论一一加以反驳，声称这些批评的言辞均“不足为考据病”。他为考据辩护的言辞见于1933年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钱穆在序文中还指出，学者应“各就其性之所喜近，以自成其业”，[3] 不应无端启骂，互相攻击。这与他后来对考据学风的强烈批评，适成鲜明的对照。
新考据派也视钱穆为同道。钱穆到北大任教后，即与傅斯年相识。傅氏欣赏钱穆扎实的史学功底，对他考证精微深表佩服，多次邀请他到史语所做客。当时，西方著名汉学家到北平访问，史语所在北海静心斋宴客，傅斯年常常邀请钱穆参加，让他坐在贵客之旁，并郑重向客人介绍，这就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当然，傅斯年邀请钱穆作陪，并向客人郑重介绍他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自有其用意，据钱氏自道，“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4] 无论是出自何种用意，傅斯年曾一度把钱穆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则是有事实依据的。傅斯年视钱穆为同道，钱穆对傅斯年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了厚望。在民国学术界，傅斯年是以极富组织才干而闻名于世的“学林霸才”，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以史语所为主体的中国考古学家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宣告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而且也使甲骨学和殷商史成为时代的显学。随着中国田野考古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考古发掘的直接材料来研究历史，从而使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对傅斯年倡导和主持的地下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研究深表赞同，有“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的积极评价。
三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而言，傅斯年引钱穆为同道，但是在重建的过程中，两人所用的方法、所重视的问题、所依据的材料又存在着相当大的歧异。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说：
在我的必修课程当中有先秦史和秦汉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讲授的，他的讲授，虽也有精彩独到之处，然而他的材料来源，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开设的先秦史和秦汉史的专题讲授两门课程中，他的讲授，却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他所谈及的课题，既多是开创性的，在旧有的史学论著中不会有人谈及的，且多是具有纲领性的，其中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都可以分别展开作为个体研究的子目。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讲课头绪纷繁，忽此忽彼，有似脱缰野马，难以跟踪（无法记笔记），然而这却是其他教授不可企及之处，唯其是开创性的新意之多，通过傅先生的讲述，就不但使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是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战国，全都重塑在一个崭新的氛围和场景之上了。如他所号召的那样，他真正做到了“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合的方法，开辟了这些方面的新世界”。
邓广铭，1932年进入北大史学系读书，4年后毕业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每天利用一半时间替钱穆整理校点为讲授中国通史而搜集的资料，即后来钱氏撰写《国史大纲》所唯一依凭的“资料长编”，曾为钱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写过书评，他本人也是因为拜读《刘向歆父子年谱》增加了对钱氏的崇敬之心而由辅仁大学转考北大史学系的。他与钱穆的关系不可谓不深，然而在治史方法和路径上，邓广铭受傅斯年、胡适的熏陶、栽培更多，所受的影响也更大。邓氏文中所言的那位讲授先秦史、秦汉史的先生，一看便知是钱穆，只是他在比较钱、傅二人治史的高下时隐去了钱的姓名而已。在邓广铭的笔下，钱穆治史虽然也重视史料，穷极史料，但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仅仅是文献材料，比较单一。而傅斯年则不同，既有文献材料，又有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材料。由于重视新资料和新方法，所谈的课题多具开创性，三代的历史，“全都重塑在一个崭新的氛围和场景之上”，两人治学的高下深浅，不说自明。
邓广铭的评论虽有片面之处，但也并非没有道理。钱穆治古史的确有过分依重文献材料之病。他虽然也不反对以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就钱氏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而言，主要仍是走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就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他考证古史的一些结论也容易被出土的新材料否定。比如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否定孙武实有其人，《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就被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考古材料否定了。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北平学者聚集在北平图书馆开会，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当时大家讨论的结果，是编一部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以激励国人。在傅氏的倡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高校开设中国通史课，北大遵令。讲授中国通史课，这是钱穆、傅斯年都赞同的事情，但在如何讲授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傅斯年重视断代史研究，主张北大的通史课应分聘北平史学界治断代史、专门史有成就的名家分讲，“不专限北大一校”。北大最初一年讲授通史，即分聘15名学有所成的专家授课，钱穆也分讲一段，这种讲法体现了傅斯年的意见。钱穆认为，通史由众人分讲，不能一线贯通而下，实失通史的会通之旨。所以他在课堂上公开声称，“我们的通史一课实不大通”。后来在他的建议下，北大的通史课由众人分授改由他一人独任，后来钱的名著《国史大纲》就是以当时的讲义为基础而写成的。
钱穆与傅斯年在治学上的分歧并不限于以上几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古都北平成为“危城”。日本飞机在北平低空盘旋的事实时时萦绕在钱氏的脑问，诚如他在1935年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所言，“华北之风云骤紧，日处危城，震荡摇撼，奇诼蜂起，所见所闻，疑非人境”，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北平城的上空，令钱穆“一室徘徊，胸沸脉竭”。[5]284 民族危机的刺激促使钱氏的治学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其一，由疑古到信古的转变。钱穆原本是疑古史学的赞同者，30年代中期以来，他由该派的赞同者转为诤友，再变为劲敌，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了古史辨派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会危及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历史文化传统在他看来是民族的生命之所在，若民族文化丧尽，则民族本身亦无前途，故转向了对古史辨派的批评。[6] 其二，由做汉学到讲宋学的转变。钱穆在30年代前期本是一个以求真为职志的考据史家。民族危机的刺激，促使了他由求真转向致用，提倡宋学“经世致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7] 其三，由历史研究开始转向文化研究。钱穆称自己真正研究历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并不是说他研究历史始于“九·一八”事变，而是指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把治史的目光主要投注在民族的文化精神上。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一个个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从而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的责任。自此，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开始登台亮相。其四，由考据转向义理的探寻。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对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认为考据仅仅是做学问的手段，不是目的，考据“仍当以义理为归宿”，以考据成名的钱穆开始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其五，重视“会通”思想，日渐强调通识，提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以“考史”起家的钱穆开始转向宏观层面的通史研究。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钱穆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彻底完成了治学方向的转变，其标志便是《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
《引论》是钱穆播迁西南后的“最用力之作”，在《国史大纲》出版前先发表在昆明版《中央日报》上，文中的主要观点曾在西南联大师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文中，钱穆首次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弄清历史事实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的学问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即关心历史文化的传承，肩负起民族文化托命的神圣责任，标志着他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在30年代中期以前，钱穆治史游离于顾颉刚“疑古派”和傅斯年“重建派”之间；现在随着他自己治史理论的成熟，逐渐超越两派而自树旗帜，成为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
钱穆在《引论》中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和宣传革新派三派，并对三派的治史理论——作了审视和批评。在三派中，他对居于主流的新考据派，即《引论》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批评尤力。他称科学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批评该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
钱穆对新考据派的批评，标志着他与新考据派分道扬镳，同时也把他与新考据派领袖傅斯年在治学上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从此以后，两人在30年代前半期那种引为同道、讨论问学的局面画上了句号。从钱穆对新考据派的批评中不难看出，他与傅斯年在治史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其一，对历史、历史材料和历史知识的不同理解。在傅斯年的治史理论中，历史、史料、史学这三个概念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中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著名命题，这实际上把历史材料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把历史学看成史料考订学。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历史、历史材料、历史知识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所需历史的知识。”在钱氏看来，历史既然是人类过去发生的活动，它一经发生，就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既定存在，具有不以人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故“一往而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历史材料，或称历史记载，它是史家认识客观历史的依据和中介，由于历史记载是经过记载者主观选择、组织而成的，它已渗入了记载者的主观痕迹，所以历史记载与客观历史本身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它仅仅是客观历史的部分反映，“绝不能做到所谓纯客观的记载”。而历史知识则不同，它是史家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诠释。由于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现时代中的人，他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活动既要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制约，同时也会受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和重构，实际上是他们根据现实的感受、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进行的。由于时代不同，人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各异，因而史家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需求对积存下来的历史材料重新进行选择和解释。而历史材料也唯有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解释和加工，才能转化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知识。所以钱穆又主张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别，强调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能“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
其二，探求史料的真实与追寻史料的意义。史料学派主张通过客观地处理材料以获取历史事实的真实，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中声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钱穆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应依据材料弄清历史实情（“史情”），更应探求历史实情背后所具有的一番意义（“史意”）；治史不仅应注重材料和方法，更应透过材料而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唯有从材料的搜集深入到意义的研究，才能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实情有一个真正透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史家除搜集史料、考订史实外，更应以自己主观性的见解穿透客观性的史实，唯有主客交融、情理合一，才能形成一幅具有意义、可以说明的历史图像。这就是说，在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有所把握的前提之下，才谈得上研究方法的讲求以及史料批判的工作。[8] 所以他说：“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取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
其三，纯客观的实证研究与史家的主观推想。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主张追求一种排除史家主观的绝对客观的实证研究。钱穆认为历史研究固应从历史材料入手作客观的实证研究，但他并不排斥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因为史家面对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片段记载，所以他们凭借的是零碎不全的材料，而追寻和希望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这就有必要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断，以补充史料的缺漏和不足，因而钱穆也比较重视史家的主观想象和推测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象为又一事。当知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象，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5]286
其四，对博通与专精的理解。傅斯年强调治史贵专，追求“窄而深”的专家之学。钱穆重视传统史学的“会通”思想，把融会贯通的通识视为史家治史关乎全局的观点和方法，由此提出了先“通”后“专”，以“通”驭“专”的治史方法。他说“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故治史要端当“先从通史入门”，“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9]
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大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实以《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为标志。他的史学理论主张实际上是在评述中国近现代三大史学流派，特别是主流史学派——新考据派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以考据成名的钱穆自1930年进入北平学术界便跻身于中国史坛的主流之列，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立场与当时的主流派史学的治史观点又不尽相合，尽管那时他们在个人关系上还一度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30、4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崇尚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史坛上的主流派——“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主要是取出乎其外的纯客观研究。而钱穆则认为历史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亦应被史家“主观所考察而认取”。所以，他治史不仅重视客观的实证研究，而且也重视史家内在的主观理解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追求的主客统一、情理合一的史学路向，与新考据派主客两分的治史主张自然是相背的，不会为他们所认同，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此派的批评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
据钱穆晚年回忆，《国史大纲》出版后，张其昀在重庆向傅斯年询问对此书的看法，傅氏当时的反应是“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又问及书中对中西史学比较、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傅斯年嘲笑道：“钱某何得妄谈世事，彼之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而来。”[10]142 30年代初，傅斯年把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留学背景的钱穆请进北大，对钱氏的学问推崇有加，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和雅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书写了一段佳话。40年代初，他因钱穆不留情面的批评而愤怒不已，公开宣称“钱某著作，我不曾寓目一字”。而钱穆对傅斯年情绪化的批评也有强烈反应，“彼之深斥于我，特以我《国史大纲》，于我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多说了几句公平话。彼之意气激昂，锋铓峻锐有如此，亦使我警悚之至”。[10]142 情绪上的愤激必然导致观点上的偏激，傅斯年与钱穆的互相攻击与意气之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四
1949年，国民党溃败大陆已成定局。在傅斯年的主持下，“抢救”大陆学人去台湾的计划也在紧张地进行着。照理说，像钱穆这样的著名学者应列入被“抢救”的名单。然而与钱穆积怨已深的傅斯年自然不会把他列入“抢救”之列，而钱穆也不会把被“抢救”的希望寄托在傅氏的身上。随着史语所迁台和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钱穆去台湾已无发展的空间。既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愿浮海入台的钱穆，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前夜，南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初创之时，为筹措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于香港与台湾之间。1950年冬，钱穆去台北。一天晚上，“行政院”院长陈诚在官邸设宴招待他，据钱回忆，同座的仅有台大校长傅斯年一人。这可能是抗战胜利后钱、傅二人仅有的一次会面。由于钱穆与陈诚系初识，“是夕所谈多由孟真与余畅论有关前清乾嘉学术方面事”。此时的钱穆以弘扬宋学精神为己任，他与傅斯年对乾嘉汉学的理解已有本质的不同，两人的所谓“畅论”，恐怕也是所同不胜其异。
1950年12月20日，一代“学林霸才”傅斯年倒在了台湾省议会厅的质询会上。在后傅斯年时代，新考据派对钱穆的排拒并没有因傅的去世而稍减。1958年，胡适从美返台，出任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该派对钱穆的排斥更胜于前。钱穆在致余协中的信中说：“台湾方面学术门户之见太狭，总把弟当作化外人看待，而且还存有敌意。”在致徐复观的信中也说“胡氏（胡适）之害在意见，傅氏（傅斯年）之害则在途辙”，[11]第53册，204.331 对胡适、傅斯年一派的不满溢于言表。这也是他在傅斯年、胡适有生之年，长期客居香江，不愿作迁台之想的主要原因。钱穆辞新亚书院院长之职后，打算回台定居，但仍然担心台湾主流学界对他的排拒。1964年7月31日，他在致萧政之的信中说：“穆流亡在此（指香港），衷心何尝不一日关心国家民族之前途，苟无此心，亦何苦在此艰难奋斗。至于在台久居，在穆岂无此心，然台湾学术界情形，吾弟宁岂不知？门户深固，投身匪易，而晚近学风尤堪痛心。穆纵远避，而谩骂轻讥之辞尚时时流布，穆惟有置之不问不闻而止。若果来台，岂能长此装聋作哑，然试问又将如何作对付乎！”[11]第53册，296
50、60年代，台湾史学界的治史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处在史料学派观点的笼罩之下。杜维运说当时“考据仍然是史学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完全笼罩在考据风气之下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与考据有极深的渊源，学术著作的审察以及奖励，也以其是否有考据分量作最重要的标准之一”。[12] 有人曾问长期在史语所任职的李方桂，钱穆为什么没有被吸收为史语所的成员，李的回答是：“他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在谈到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时他说：“我想钱穆和傅斯年之间有些误会，肯定有误会。因为傅斯年的历史观更重史实，而钱穆的历史观则是某种哲学化的历史，所以他们彼此观点各异。这就是傅斯年为什么不特别赏识钱宾四之故。”[13] 李方桂（1902—1987），著名语言学家，长期在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语言组任职，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与傅斯年的关系并不太融洽，与钱穆的交往却相对较密。抗战时，两人曾同居华西坝。1960年钱穆赴耶鲁大学讲学，两人见过面，钱穆夫妇还专程到西雅图李方桂家中拜访，在其家住了两周，关系非常亲近。对钱穆治史并不存在着什么偏见的李方桂对他的评价尚且如此，那些门户之见甚深的新考据派巨子对他的排拒便可想而知。
以新考据派巨子、考古派的领袖李济为例。当年傅斯年创建史语所时，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由李氏出任考古组主任。傅斯年、胡适去世后，李做过史语所所长、台湾省“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派的领袖恪守“以事实决事实，不以后世理论决事实”的治学门径，反对谈思想、谈价值，凡是从事实去导出思想、价值，或以思想、价值去评判事实，都在他的排斥之列。据徐复观回忆，有一次，许多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大家正在谈笑风生的时候，李济突然以轻蔑的口吻对他说：“徐先生研究中国的伦理道德，这在学问上算哪一门呢？”当时就引起了徐氏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李济对钱穆的治学方法更不认同。1960年，钱穆在耶鲁大学讲学，其间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在哈佛东方研究院作“人与学”的学术讲演，由著名华裔学者杨联隍担任翻译。钱穆在讲演中以欧阳修为例，说明中国学术传统以“人”为中心。欧阳修一人兼通经、史、子、集，为通人之学，与西方重专门学术不同。进而论及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贵通人而不尚专家。演讲时，李济也恰好在座。这位“平时喜作青白眼”的考古派巨子对钱穆的讲法深不以为然，当时的反应是“白眼时多，青眼时少”。第二天，他见到杨联陛时，盛赞其翻译口才，把钱穆演讲辞中原有的“语病”都掩盖过去了。多年以后，钱门弟子余英时记下了这段往事，说“我记下这一段趣事并不是要算什么旧帐，我是想以此说明当时台北学术界主流对钱先生和新亚书院确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李济之先生不过表现得更露骨而已”。[14]
五
对于傅斯年一派的长期排挤，钱穆并非沉默寡言，无动于衷。居港台时期，他对新考据派的批评有增无减。这些批评性文章以《（新亚学报）发刊辞》最为激烈。钱穆在文中尖锐地批评道：“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最先旨义，亦将对中国已有传统历史文化，作彻底之解剖与检查，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悬对象，较之晚明清初，若更博大高深。而惟学无本源，识不周至。盘根错节，置而不问。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问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塗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锋芒所向，直指新考据派的治学宗旨。
新考据派以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为已任，此点亦深为钱穆所赞同。但钱氏认为，历史研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此一层面上，还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所以他强调治史不能与时代分疆划立，应从现时代找问题，从过去时代中找答案，使研究能合之于当世。强调史学求真，这是钱穆与新考据派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钱穆更强调史家要体认时代社会的脉动，把握时代精神。由此他批评新考据派治史与时代脱节，“于身无益，于世无用”，“与当前现实无预”。就此而言，钱穆在求真的基础上更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较之新考据派真用两分的主张，其识见似乎更胜一筹。
新考据派虽以求真为职志，但其治史旨趣也并非全然凝固不变。以傅斯年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前，傅氏恪守“薄致用而重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求真、致用两分，竭力强调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严重，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他邀集学界同人编写《东北史纲》，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并主张通过修史和编写历史教科书来启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这表明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傅氏的治学立场也在发生转变。30、40年代，傅斯年以不谈仁义礼智而自豪，他在史语所《工作旨趣》中宣称，“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当他出任台大校长后，规定以《孟子》及《史记》为大一国文教材，这也意味着过去无思想性的史料学派在学风上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向。可惜的是，这种转向因傅氏中年猝死而中断，50、60年台湾史学界承袭了大陆时期史料学派的观点和方法而持续发展。钱穆在评价傅斯年的治史理论时，似乎只注重了他“不变”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在不同时期的治史旨趣也有“变”的一面，所以在钱氏严厉的批评话语中，他对新考据派似乎缺乏一种“同情的理解”。
其实，钱穆与傅斯年的治史理论和方法并非处于截然对立的两极，两种学风是可以长短互补的。以钱门弟子严耕望的治学为例。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随钱穆在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学习，在赖家园接受了其师三年的通识性的训练和熏陶。1945年，严耕望进入当时历史考证学的中心史语所，受到了傅斯年的提携和关照。在史语所二十年的潜心锤炼下，他又以精于问题的考证而名著学界。严氏认为，在治史意趣和方法上，史语所虽与乃师所揭橥的治学路径异趣，但两者正可长短互济，先前随其师所受的通识性训练正可大派用场。严氏自言他进入史语所所写的论著是先前的通识性训练和史语所的传统两种不同的风格糅合融铸而成，“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15] 严耕望的话不无道理，因为“对于任何一位专业研究者而言，深密的专题唯有建立在作者宽广的架构上，方才容易显示其意义。讲究断代、专题等细密研究的史语所，其实更需要具有通达的背景，点的细密才能显现通盘的意义”。[16]
钱穆自《国史大纲》开始，公开对傅斯年为首的主流史学阵营进行批评。然而，钱氏的批评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1941年，即《国史大纲》出版的第二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钱氏（穆）站在“通史致用”的观点，要求治史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出发点是情感的、公民的；考古派站在“考史明变”的观点，希望治史者抱一种“无征不信”的客观的态度，其出发点是理智的、学究的。钱氏斥责他们为“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其实考古派也可以说自己是“将死的材料返为活的人事的记载，以便治史者引起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依个人的私见，这两种见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考古派的研究方法虽比较琐碎，研究的范围虽比较狭窄，但这种为史学基础打桩的苦工是值得赞颂的。钱氏说“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所谓“于客观中求实证”，考古派学者不是很好的伙伴吗？[17]
显然，钱穆与傅斯年提倡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治史方法并非冰炭之不相容，两者是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然而钱穆并没有如周予同所希望的那样，与新考据派结成“很好的伙伴”，而傅斯年最终也没有把钱穆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自1940年代以来，两人互相攻击，关系形同水火，有若仇雠，其中夹杂着不少意气之争和门户之见。这种现象的确可引发现代学术界的深刻省思。
收稿日期：2007—01—25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1BL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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