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军事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1946年2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 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
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
1946年2月25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 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该方案规定，全国军队保留108个师，国共军队之比为5 ：1，协定公布后12个月内，政府应将90个师、中共应将18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3到6个星期内，政府与中共应交出保留各师表册及复员部队次序，12个月完毕后之6个月，政府军应缩编为50个师， 中共军应缩编为10个师，编为20个军。方案还规定了国共军队的编成方法及配置地点（注：《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此后， 国共双方即依据此一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整编工作。
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军已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 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注：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据官方报告，从1945年初起， 国民党政府军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21旅，编制减少了约1／3，人数减少了约110万，到整军方案达成时，还有91个军253个师。 据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国民党政府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其中第一阶段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 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期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 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 1／3（注：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 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946年印本，第42—48页。）。
根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即将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整军方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较易操作。如果从实战角度出发，三三制较为合适，但当时军队高层考虑，“三三制在运用部署上虽较便利，但三旅九团过于庞大笨重，在我国道路不良，行军长径大，补给与指挥不便，易失机动力”，而“两旅六团兼有持续强韧战力与机动力，在运用上似较适宜。”（注：《陆军部队现行编制装备之检讨综合研究》、《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6年印本。但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国民党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凡整编部队一律裁减1／3，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因此在整编过程中，编制采用了二三制或三二制，其实质是一样的。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自1946年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 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 因全面内战爆发而停止（注：这种整编本身由于时间所限和计划的粗糙，很多时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如第三十八集团军电称：“整编之各师军，不论其是否改编完毕，统自五月一日起军改称为整编某某师，师改称为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第2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国民党政府裁减实数尚缺乏确切统计。如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人，则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490万的数量约减少了60万人， 但国民党军队缺额甚多，此减少数字完全可能是名义而非实数。现有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但很少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或许能说明问题。）。
对于复员计划所裁减的官兵，如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根据其计划， 预计第一期复员军官（佐）18万人，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 万人集团转业外，其余15万人将经3个月至1年的训练后，予以个别转业。转业计划为，警官4万人，交通管理5千人，工矿管理2千人，农村垦牧1千人，土地测量1千人，地方行政2万人，地方卫生2千人，金融财政1千人，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总预算2010亿元，如加上上述事业开办费和军官（佐）薪俸（每月人均 7 万元）， 共需3566亿元。（注：《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1946年印本。）至于复员士兵125万人， “除择优深造及资遣退役者约二十五万人外，尚余百万人，即行集团转业，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及垦殖畜牧等项”。（注：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载《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8页。）可是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很少真正付诸实施。唯一实行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注：根据国防部统计称，复员官佐人数总计约23万余人，其中编余16万余人，失业7 万余人，最后安排是，留用约7万人，转业5.6万人，退役10.6万余人（《国防部对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正是由于国民党对复员官兵的漫不经心，使得复员官兵流落社会，生活无着。如按国民党原规定，军官佐退役金数量，最高的将官不过发给一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1／3月俸， 后调整为按实职年资计算，以3个月薪水基数，每增加1年，加发1个月薪水，及 1／2月俸。然而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是可想而知的，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注：《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 ）这就难免使复员工作受到影响，复员官兵对国民党心怀怨恨，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到部队作战士气。至于被裁军官，更是利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四下串联，要求给以适当安排，以至最后酿成中山陵哭陵的一幕，轰动了社会各界。（注：据重庆警备总司令孙元良其后回忆，重庆一地的登记失业军官即多达4千余人， （《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第286页，高雄1972年版）这些被裁军官， 多数身无长技，一旦裁减，势必流落社会，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以至“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刘汝明回忆录》， 第143页，台北1966年版）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于中山陵谒陵时，因感生活无着，“多掩面痛泣”，并表示如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称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70册第107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对于军队复员整编，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据当时供职军政部的郭汝瑰回忆：“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注：《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实际上多数高级将领对整军态度消极。2月16日， 军事复员整编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出席致词谓：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军制之思想观念而整军建军，重质不重量。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加强革命武力，贯彻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必须分劳任怨；复兴民族，当从死里求生。（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 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6日。 ）会后陈诚即按蒋的旨意大力主张裁减军队人数及编制，实行精兵主义，但是在明面的理由而外，陈诚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目的，即排斥异己，照当时人的说法。“同样是国家的军官，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部队——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了”（注：《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第286 页。实际上不仅是陈诚系。整个中央系军队裁减都极其有限，被裁者主要是非作战人员或原已列入编余的人员。）。陈诚主张实行大编制、小编成。即基层连营编制大，而军师编制小，他认为美国仅“九十师，即能应付大战，我裁编为百师有何不可”，但实际上，军师编制小不利于实战配备，而部队连营干部素质并不适合大编制的指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便坚决反对陈诚的作法，认为“我人民教育及军官养成皆非美比，其结果不裁至最后则已，否则将见其徒损失器械与愤事也。”（注：《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30日，台北1991年版。）
国民党政府军复员期间的重大改革，是重组了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构迭经变动，至抗战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委员会为龙头，以军政、军令、军训三大部为主干的一整套迭床架屋而庞大繁杂的机构（直属单位17个，编制人数24000人，外有行营、战区、 绥署等机构），“组织庞大，系统复杂，指挥运用自难期其灵活”；各部会“事权不一，连系概同，所在不便，行政效率难于发挥”；最重要的是，军令与军政分立，陆海空军各有指挥系统，互不相属与联系，很难组织统一而有效的指挥，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注：《国防部政绩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抗战胜利后，各方均有改革呼声。何应钦呈蒋介石称：军事改制，势在必行，建议仿美体制，撤销军委会，改设国防部，以便号令一致，有始有终。同时魏德迈亦建议：为了今后贵我两国长期协作，军事体制必须紧密结合，达到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俾可达到共同对敌，共同繁荣之目标。（注：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载《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1页。）蒋介石遂决心在美国顾问团的帮助下， （注：1946年3月9日，魏德迈宣布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成立，前美驻华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任团长，“该团人员不超过七百五十人，该团任务乃助华训练军队，纯系顾问性质，而非受雇性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第770页。）对军事指挥机构进行彻底改组， 以收运用自如之效。1946年3月30日，蒋召见各军事机构负责人， 宣布改组中央军事机构，“以仿照美国制度为原则”，并以陈诚牵头组成起草委员会，限于5 月15日之前完成。（注：国防部史政局编：《国防部改组纪要》，第6 页，1946年印本。）美国各方面由白林克将军等参加改组筹备工作。4 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向陈诚提交了关于《中国国防部组织》的基本研究，其原则是：1、所有设计主要在中国国防，而非全球作战；2、应求适应自平时转入战时之预备扩充之基础；3、组织应简单；4、应能迅速有效执行参谋总长之命令，并提供适当之方法与权限，以监督及指导其命令之确实执行；5、研究与发明应注重至达高级水准；6、集权之指挥统御，与分权之实施管制，应在各级组织中贯彻之。（注：《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致军政部备忘录》，1946年4月19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根据这个方案，4月26日， 成立了以陈诚为主席的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进行改组准备工作。5月29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国防部组织法》，决议裁撤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和行政院之军政部，于行政院设国防部。
根据《国防部组织法》的规定，“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司令部。根据这个组织法，国防部以参谋总长为核心枢纽，其职责为“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国防之各种建议”；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处“均承参谋总长之命，分掌业务”；各总司令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参谋总长之指导，分掌军事实施”。国防部长的职责不过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计划，提交行政院决定，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注：《国防部改组纪要》，第12页。起草委员会事先拟订改组计划时，专门制定了《总统、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职权划分办法》，将参谋总长定位为“负全部军事指挥之责任”，而将国防部长定位为“负有国家政策与军事组织互相联系协调之任务。”当时，正值政协之后酝酿改组政府，成立多党联合政府之时，这种职权划分的规定实际也是国民党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企图将军事权力置于国民党而非多党联合政府的控制之下。林蔚在改制会议上曾说：“关于军政、军令范围问题，我们也慎重考虑过，如果军政职权过于扩大，今后有关重大军事决策，势必先经行政院，且有泄密之危险！因之，为了党国大计，军事还要第一，不能不将军政职权缩小些，军令范围扩大些，那么有关军事决策，就可由国民政府主席直接裁决，再不经过行政院了。”（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载《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8—139页）。）美方最初的建议纯仿美制，以文人担任国防部长，但碍于中国实情未能实现。改组后的国防部，形式上仿美制，但国防部的职掌明显偏于一般军政事务，军事实权全在参谋本部。正因为国防部长名大于实，蒋介石才将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虚名给了桂系白崇禧，以示拉拢，而将自己的亲信大将陈诚摆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注：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后，国府委员陈光甫曾在国务会议上向国防部长白崇禧询问军事问题。但白答以军事问题由陈诚负责，陈光甫因而留下了国防部长不过是个真正的傀儡，没有任何权力的印象。（《陈光甫国务会议记录》，1947年6月7日，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陈光甫档）。）
国民党中央这种机构的改组，“系参照美方建议原案，及斟酌国情，顾虑今后新军事建设开展容易为原则”，但在改组过程中，就制度而言，一方面“因彼此国情未能尽合，此次改组偏重采用美制，未能兼顾到本国固有之国情与环境”，另一方面又“未能采用美国分层负责之制度，工作程序繁重”，就改组本身而言，时间紧迫，“旧有积习，仍多未除”“最大缺点为忽视业务，迁就人事”。（注：《国防部改组纪要》，第23页。）在国防部运作过程中，各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相互掣肘，人事纠纷不断。国防部两巨头陈诚和白崇禧更是互不相容，白无实权但名义上是国防主管，陈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白放在眼里，在部务会议（部长主持）和参谋会议（总长主持）上，两人各执一词，下属无所适从，后来矛盾一直发展到互不出席对方主持的会议。（注：《郭汝瑰回忆录》，第226页。）在这样的关系下， 很难保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效率。
总体而言，国民党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过于庞大的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和运转不灵的实情，对其军队进行了一定的精简整编，同时其整编的过程也是裁弱留强、军事动员备战的过程，其一系列的军事计划都是这一时期制定并决定实施的。（注：关于国民党在军队整编名义下进行的扩军备战活动，请参阅有关著作。）
二、中共的军事整编
中共方面对复员整编也作出了若干规定。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提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该指示要求兵员最多的华东（山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处，“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整军复员（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注：《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6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6、93～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据郑维山回忆，中共在2 月曾在一个关于整编的指示，要求“为将来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藏起来，不去请求政府加委，以便在一旦受到袭击时，他们能自由行动。”（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17—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山东报告共有部队29万人，拟保存15万精锐武装，其余逐步复员；华中报告第一期复员5万人， 区乡脱离生产部队全部复员，但实际未能实行（《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晋冀鲁豫则未见计划。）可见中共是从积极的意义理解整军复员之举，既可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又可精兵简政，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且对政治形势可能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为了避免被精简人员的不满，中共特别要求“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各地应组织复员委员会等机关，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具体办法是：
1、复员人员，按照军龄长短， 发给胜利生产补助金（标准由各地自定（注：晋察冀规定，入伍1年以内者，发给小米250斤， 然后每多1年，增加100斤，以8年为限，8年以上者酌增。）；2、复员人员，不论军龄长短，一律发给衣服、鞋子；3、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 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4、复员人员回到各地后， 应设法拨给土地及帮助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5、 家庭非在解放区的干部战士暂时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注：《中央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1946年4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2—144页。 ）。这样就避免了复员中可能出现的生计无着问题，有利于安定人心。（注：中共复员工作也有各区所发复员费多少不一，“致伤情绪”的情况出现，不过中共部队的正规化程度不高，官兵本无固定薪饷，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前后，中共各大区都召开了复员整编工作会议，颁发复员条例，组织复员委员会，进行复员工作。不过中共内部对复员的看法也不一致。据当时人回忆：“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此刻，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确切地说，是有些混乱，各种论议纷纷不一。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缩编我军为二十个师的问题；……对此简直有点想不通，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情形颇为近似。”（注：《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1946年6月19日，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军事文选》，第2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从华北到西北》，第15页。郑维山认为：“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从华北到西北》，第19页）。）为此，中共强调了思想动员工作的重要。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态度的反复，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中共部队的复员工作未能按计划进行，已裁减者主要是地方部队和老弱病残人员，全军人数由138万人减少为127万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据中共内部统计，1946年1月， 中共部队共有46个纵队，138个旅，519个团，正规军95万人，地方军37万人，共132万人。（《关于整编复员实施及计划的报告附表》， 军事图书馆藏档）据郑维山回忆：“据知，中原只撤销了第二纵队第十四旅的番号，主力部队由原来的七个旅编为六个旅；西北将教导一旅与二旅合并为教导旅，第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即合并了两个旅部，裁减了十个团、十二个营、六十七个连；其他战略区也不见有大量复员的。这大概与四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整军会议要点的通告有关。在该通告中，关于复员的要求已经由第一期的三分之一改为依本身具体情况作适当复员。凡在此之前尚未着手复员的，自然不必按照三分之一的要求执行了。”（《从华北到西北》，第19页）。）
但是，“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在中共各大区中，晋察冀部队复员的人数最多，时间也最快。还在整军方案最后达成前，1946年2月16日， 晋察冀中央局即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因此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减（如果迟了一方面开支浩大，另一方面回乡人员将误农时）”。（注：《关于整编复员问题摘报》，军事图书馆藏档抄本。）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复员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复员人员费用发给办法》，按参军时期的不同，发给数量不等的小米、衣服和鞋子。（注：《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第27—33页，1946年印本。）此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抗战胜利时，晋察冀部队编为第一野战军（4 个纵队）和第二野战军（5个纵队），共有9个纵队（26个旅）20万人。还有5个地方军区，部队11万人，连同机关学校等共32万人。到1946年6月，虽然地方部队增加为15万人（主要由编余主力部队转入），但野战部队撤销了3个纵队，其表面整编为4个纵队（9个旅），人数锐减为5万余人，全区总兵力减少20余万人。（注：北京军区《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编写组编：《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附件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军区实力统计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其间原因，郑维山认为：“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注：《从华北到西北》，第20页。）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晋察冀离北平最近。但是这也与晋察冀负责人聂荣臻对形势的估计有关，他曾对人说：大势所趋，非要和平。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注：《聂荣臻传》编写组编《聂荣臻传》，第401页，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其后，他坦承“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地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注：《总结经验，继续前进》，1947年9月30日，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58—259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版。）
三、简短的结论
在整编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减少了军队人数，由于国民党军队原有人数较多，减员数量也大一些。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战争气氛上升，整编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订方案进行，及至内战爆发后，更是基本陷于停顿。（注：由于国共双方的长期对立和彼此不信任，即使是部队真正复员了，对方也未必相信。国民党陆军总部曾经下发指示，认为中共“似运用复员方式，以久经训练干部，化装老弱士兵，以遣散证为掩护，乘机潜入我辖区，刺探军情”，因此要求各地对中共退役遣散士兵，“予以收容，集中管训”，“倘有不轨情形，应由保甲密报各党政机关，逮捕严办。”（《陆军总部代电》，1946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军队整编对国共双方的战争作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整编不久，国民党政府军在作战实践中很快发现了新编制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二三编制或三二编制不适应实战。在战斗中不易形成稳固的支撑，无法控置有力的预备队。久经战阵的整编第十一师十一旅旅长杨伯涛认为，两团制“在战术上部署极为困难。如我旅只辖两个团，等于两根木联在一起，不能直立起来，必须要三根木才能稳固直立，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注：《杨伯涛回忆录》，第124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蒋介石总结为：“在作战时，师长旅长留置必要之预备队后，其第一线兵力极为薄弱，未能尽量发挥其战斗力。譬如三旅制之师，师长旅长各控制一个团，则该师六个团之部队，其在前线作战之兵力，只有二个团。如二旅制之师，在前线作战兵力，仅有一个团。此种缺点，影响作战甚大”。（注：蒋介石：《机密（甲）10080号手令》，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页。）因此从1947年起，国民党政府军在实践中又陆续恢复了三三制。白崇禧认为，国民党军事失利“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徐永昌甚至认为，“当此战事吃紧，部队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注：《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6月14日。）至于国民党军事整编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战斗力下降，则已经不是军事上的问题，而要从国民党军队复杂的派系及其多年积累的矛盾中找原因了。
中共方面对精简整编也有不同看法。在精简整编较多较快的晋察冀区，不少人当时和以后都认为，该区在全面内战初期作战不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简整编“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伤了部队的元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注：《耿飚回忆录》，第4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从华北到西北》，第21—22页。）最权威的意见当然是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注：《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献》，第4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叙述了1946年的军事复员整编过程，但此一复员整编的进行和停顿，更多的是中国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与政治形势以及国共关系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复员整编的开始进行，是政协会议之后国内政治环境一度缓和的产物，而它的停顿则是政治环境与国共关系恶化，全面内战爆发的必然结果。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坚持武力解决方针，当然不愿也不能大规模裁减军队。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中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保存与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样不能轻易削弱军事力量。总而言之，在缺少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军队是民国时期决定中国政治命运和党派存亡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复员整编都是很难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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