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业论文,背景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家庭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诸因素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1]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剧增，探讨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提高大学生的在校学业表现进而增强其在就业中的胜任力(competency)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学生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最早出现于199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中，该报告通过对美国地区3000多所学校、约65万1-12年级的中小学生与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2]科尔曼的报告极大地冲击了学校与教育的传统理念，在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随后国内外学者加入到了家庭社会经济环境与学生学业表现的讨论中。1972年，Jencks等人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比学校因素更能说明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家庭背景解释了一半以上的学习成绩变异量。[3]1986年，Hanushek的调查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的学业表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学业表现就越好。[4]1989年，Lockheed与Fuller等人在泰国和马拉维共和国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更好。[5]1997年，Astin的研究发现，SES对学生的GPA有着积极的影响。[6]1999年，Portes与MacLeod关于美国第二代教育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基础教育阶段，父母的学历对其子女在学校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7]Kamhon Kan（1999）对中国台湾地区年龄为36-45岁的人的调查和2000年对年龄为47-66岁的人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8]2001年，Lee与Barro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更好。[9]2003年，Wossmann采用TIMMS数据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以新加坡最为显著。[10]Patrick J.McEwan (2003)使用智利1997年八年级学生学业表现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受母亲的教育影响程度更大。[11]2007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研究显示，PISA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PISA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简称ESCS指数）影响学生个人的学业表现，也影响不同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学生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其学业表现也较好。[12]
另外，一些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的背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家庭背景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如Albert Park与Emily Hannum(2001)采用中国甘肃农村基础教育调查的数据对该地小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师特征和班级规模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的数学成绩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语文成绩没有显著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支出对语文和数学成绩的影响均不显著。[13]Matthijs Kalmijn(1994)采用全国大范围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对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比较父亲与母亲影响程度的差别，其结果显示，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线性无关。[14]Leibowitz(1974)[15]、Murname(1981)[16]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比父亲大。Heyneman与Loxley(1983)分析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学会（IEA）和其他2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分析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方面，在发达国家中家庭因素的作用要远远优于学校因素的影响；恰恰相反，在欠发达国家中学校因素优于家庭因素。[17]同时，虽然学界广泛接受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之间只呈中度或低度的相关。如PISA在指出ESCS与学生学业表现具有较高正相关性的同时指出，较低阶层社会背景下的学生获得较低平均学业表现水平不是必然的。[18]Toomey(1976)的分析报告指出，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学业表现的一半可以用家庭变量来解释，并同时指出SES的解释力很小。[19]White(1982)对101篇文献的元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职业对学业表现只能解释约4％，家庭收入的解释率不足10％，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表现呈现低度相关性。[20]
在中国教育科学领域，有关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2]1985年，丁瑜对南京市第五十二中学十二个班级的45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呈显著的正相关性。[22]1989年，厉以贤等对海淀区的1055名中小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的职业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密切的关系。[23]1992年，上海市教科所“学习困难学生特点、成因与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对上海市十个区的1480名中学生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4]1997年，叶明志等对广州市一所普通中学初一至高三14个班的736名学生的研究表明，学业表现与父亲文化程度、父母曾是“知青”等因素有关，与父母职业、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无关。[25]2000年，卢智泉对全国各地的2432名初、高中及大学的学生家庭因素与学业表现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学业表现与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及家庭经济收入有密切联系。[26]2001年，孙越等分析了家庭环境与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27]2002年，王芳芳等人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对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28]2007年，薛海平利用“甘肃基础教育调查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甘肃农村初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习成绩有着重要影响。[29]陶红等（2007）利用2003年对10个城市40所高中在校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普通高中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学生学业成就与父亲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均无显著性差异。[30]2009年，占盛丽以PISA2006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影响。[3]2010年，柳敏峰等对浙江省温州市的631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学业表现优秀生和后进生在家庭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环境的客观因素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家长期望等家庭环境的主观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32]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儿童、中小学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不多。基于此，本研究将对15700个研究样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变量界定与描述
1.家庭背景变量的界定与描述。家庭背景是一个含糊而且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经济收入等，而且包括家庭所在地、种族、户籍等，内容非常广泛，学界使用比较广泛的方法是用SES指标来衡量。鉴于研究的可行性和研究的深度，本研究不探讨家庭背景涵盖的所有内容，主要用家庭人口结构（本文主要指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三个指标来刻画和衡量家庭背景。
2.学业表现变量的界定与描述。经济合作组织（OECD）组织的大型国际学生学习质量比较研究项目PISA，从2000年正式开始实施，每三年一轮，目前已经完成了四轮（PISA2000,2003,2006,2009）。PISA主要测试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三个领域，实质上是评价学生现实生活和终生学习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等素养，是基于“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动态模型进行设计的。[33]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主要用学生挂科门次、学生课程出勤率两个指标来刻画和衡量学生学业表现。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大学生学业表现作为因变量，以家庭背景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其中，家庭背景包括家庭人口结构、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学业表现包括学生挂科门次、学生课程出勤率。据此，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
图1 理论模型
根据理论模型和基于国内外学界关于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
H1：家庭背景对学生挂科门次无显著影响
H1a：独生子女与否对学生挂科门次无显著影响
H1b：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挂科门次无显著影响
H1c：家庭经济收入对学生挂科门次无显著影响
H2：家庭背景对学生课程出勤率无显著影响
H2a：独生子女与否对学生课程出勤率无显著影响
H2b：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课程出勤率无显著影响
H2c：家庭经济收入对学生课程出勤率无显著影响
四、数据分析与探讨
（一）独生子女与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早、执行最严格的是城镇地区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单位的从业人员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因而总体而言，独生子女的父母文化程度与非独生子女的文化程度有显著差异。
根据表1、2、3可知，拒绝原假设，说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父母文化程度有显著差异。根据现实情况假设，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状况就越好，社会资本相对较丰富，子女经济压力相对也较小。因此对家庭收入进行检验，关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月收入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详见表4、表5。
表4中Sig为0.000，均值不等。表5中T检验中的Sig为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间的家庭月收入有显著差异，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
根据表6、7可知，独生子女的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中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双亲，而在无学历、小学等较低层次的文化程度中，非独生子女的父母比独生子女的父母比例更高。
因此，无论是从父母双亲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大学生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该优势是不是也积极地影响了其求学的过程？基于上述思考，首先通过频数分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业表现上是否有显著差异。
通过表8可知，学生在填写成绩排名时，所填的并非都是真实信息，处于前30%竟然达到了40%左右，而处于后30%的只有10%左右，因此，通过在班级的排名来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是否有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说明问题。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学生的挂科门次进行衡量。
1.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挂科门次上的比较
通过表9、10、11可知Sig为0.000，拒绝原假设，方差不相等，T检验中Sig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挂科门次上有显著差异，同时非独生子女的挂科门次比独生子女的挂科门次少。
2.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在课程出勤率的比较
通过表12、13、14可知Sig为0.000，拒绝原假设，方差不相等，T检验中Sig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课程出勤率上有显著差异，同时非独生子女的课程出勤率比独生子女高。
造成上述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在挂科门次更少、课程出勤率更高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非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寄希望于子女实现其自身在学习上的缺憾，因此对子女有更多的期望；非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虽有较高的期望，但并没有时间对孩子严加管教，间接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性和自控能力；非独生子女为了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学习上表现得更为勤奋；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产生良性的效果；另外，多数高校重修一门课程需交纳一定的重修费用，因此非独生子女的学习更加努力，出勤率较高，挂科门次更少。而独生子女在进入大学前家庭教育虽较为严格，进入大学后父母的约束较少，而自己的自控能力相对较差，生活学习较懒散；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在学业上有所倦怠，出勤率较低，出现较多门次挂科现象。
（二）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1.父亲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根据表15可知，Sig值为0.332，接受原假设，说明父亲的文化程度对学生在挂科门次方面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根据表16、17可知，Sig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在出勤率方面有显著差异。父亲的文化程度与学生课程出勤率的选项值呈正相关，即表示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学生课程出勤率越低。
2.母亲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根据表18可知，Sig值为0.567，接受原假设，说明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学生在挂科门次方面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表19、20旨在探究母亲文化程度与孩子的课程出勤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性如何。根据表19可知，Sig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在出勤率方面有显著差异。表20显示，母亲的文化程度与学生课程出勤率的选项值呈正相关，即表示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学生课程出勤率越低。这与上一个结论“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学生课程出勤率越低”出奇地一致。表21显示Sig值为0.567，接受原假设，说明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在挂科门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即母亲文化程度对学生挂科门次没有影响。这与之前结论“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在挂科门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一致。
综上所述，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父母文化程度只会影响到学生上课出勤情况，却不会影响孩子挂科门数。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出勤率越低。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出勤率越低，必然导致孩子挂科率高。但事实却是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并没导致孩子挂科率越高。这从侧面表明，学生出勤率与学生挂科率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种现象启示我们应该反思当今的大学课堂教育成效。当前高校学生类型以被动顺应型学生为主，这类学生出勤率远远高于独立型学生，按照他们出勤表现来看，应该取得比独立型学生更加优异的成绩才算合理。但事实却是被动顺应型学生与独立型学生学业表现几乎相差无几。为何高出勤率却不能换来优异的学习成绩，为何低出勤率并不会导致低学习成绩和高挂科数量，为何课堂教学与成绩测评几乎脱节？这一系列问题直指大学教育现状，大学教学与考核之间的背离难题亟待解决。
之前曾假设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课业完成情况越好。这种假设是基于前人大量的研究而得出的。正如前文中提到，近30年来，诸多专家如，Hanushek、Lee、Barro以及Patrick J.McEwan等在研究中都得出父母文化程度与孩子学业表现呈正相关的结论。本研究呈现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及成果，需要今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三）家庭经济收入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表22显示Sig值为0.000，表明家庭月收入对学生的挂科门次有显著影响。表23显示Sig值亦为0.000，表明家庭月收入对学生的课程出勤率有显著影响。
在得出“家庭月收入对学生挂科门次、出勤率均有显著影响”结论之后，笔者进一步验证家庭月收入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相关是否如假设中所设定的正相关。笔者设定：学生的不及格门次越少，出勤率越高，对应的赋值越低。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的家庭月收入与学生的学业表现指标呈负相关。即家庭月收入越高，学生的学业表现越差。
一般情况下，月收入高的家庭比月收入低的家庭更容易享受高质量、大范围的教育资源。然而，家庭为孩子提供的优质、足量的教育资源不仅没有大幅度改善孩子学业表现，反而导致学业表现不尽人意。其启示我们应该反思家庭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是否知行相悖，善意的初衷反而造成孩子事与愿违的实际表现，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教育理念更能够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家庭教育未来的方向在哪儿？这一系列问题今后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五、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均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均高于非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家庭月收入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家庭月收入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月收入。
第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业表现即挂科门次、出勤率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交叉表显示非独生子女的挂科门次比独生子女的挂科门次少，非独生子女的出勤率比独生子女高，即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在学业表现方面表现得更好。
第三，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在挂科门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学生的出勤率方面有显著差异。
第四，家庭经济收入与学生的学业表现即挂科门次、出勤率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其相关性表现为家庭月收入越高，学生的学业表现越差。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不仅影响着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而且影响着大学生学业规划与生涯设计。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国家、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关注，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和关注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通过E-mail、访谈等多元途径加强与大学生家庭的交流沟通，合作指导大学生科学规划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