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科学技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的导入
世界上有许多人相信这样的观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拥有原子弹而宣告结束。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认识出发，那么，也有的论者宣称，时代被科学技术所改变，人类社会进入到了新的原子能时代，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新时代作为最先创造它的物理学家、科学家最先预测的产物，物理学家、科学家作为时代的预言家，在某一时期，他们变成了新闻界的宠儿。
但是，战争并不是因原子弹而结束的。它叫做“冷战”，是新的更持久的战争的序幕。战时开始实施的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不仅成为揭开原子能时代的序幕，而且，由于军事上的成功，因此，使得它能够继之连续存在下来，并作为战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发展模式，持久地君临于战后社会之上界了。这样，科学受到国家体制的支持，并与技术相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研究项目。支配战前科学院的“小科学”已经成为过去，如果超过以往科学最先进的水平，那么，首先，只有依靠实施战前所没有的设施和组织的巨大化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认识支配了科学界。
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产联合体，形成了自我增长的方式。以后，虽然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是，军、产联合体在研究开发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欧洲各国在制定科学政策中，也模仿这种方式，在国家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科技设施、组织的巨大化。这在自曼哈顿计划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科学界中的主导性认识。经过现在和自那时起的半个世纪，美苏的两种体制相互竞争，日益扩大化，并且，呈现出不停止地连续运行状态。这样的体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还是露出了破绽。现在，他们进入到对科技体制的再建构时期。此时，作为一个时代，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冷战时代进行概括和总结，并展望未来，这是可能的。另外，这也是科学史家的责任。
不过，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路线是相当独特的。日本近代科学技术史的发展是畸形的。明治维新以后，科学技术发展成为军事的中心。说起来，在受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而觉醒并实施近代化这一方面，日本也有过与其他受侵略各国相同的经验。不过，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从受害国转变为了加害国。
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界限，首先，占领军开始强制性地解除日本的军事武装，以此促使日本迅速从上述历史传统中脱离开来。但是，实际上，它还有很大的内发性的动机。不仅日本的科技界，即使日本的政治、经济界，他们也痛感政府允许军部不合理专制所存有的破绽以及军事的畸形发展最终所酿成的悲剧。战后，他们专心致志地寻找出一条军事、政治小国、经济大国的发展路线。
这种路线的方向是与以美苏为中心，军、产联合体体制主宰世界科技界的国际形势相反的方向。敢于和日本寻求同步发展的国家，只有原来的西德。可以说，日本所寻求的上述发展路线，是值得记录下来并传递给后世的独特的发展路线。
二、STS入门
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技术，它不是思想，而是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出现在过去的科学史时代，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17世纪，近代科学曾经作为知性革命而建立起来。以后，人们把科学史描述成为知识分子认识的演变历史。现在，人们主张，它是作为维持近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存在的。
对这种科学的社会史·制度史给予关注的，是从战前即1930年开始从事相关活动的左翼科学史家们。面对主张把科学史看成是纯粹天才头脑的产物的人们，他们则坚持主张科学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现在被自然接受的命题。在1931年召开的国际科学史会议上，原苏联的汉森（B.Hessen）做了关于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史基础的学术演讲。这篇论文成为模版，产生出了许多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他们把这篇论文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在战前，上述观点与主张科学被社会经济史所决定的这种所谓下层建筑决定论相接近。另外，当时的科学规模较小，对社会的影响也少。因此，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可以不考虑它对社会所具有的反作用。
在原苏联，研究苏联革命以后的科学现代史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禁忌，另一方面，进入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体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把科学的社会史作为一种左翼思想敬而远之。直到1950年，研究科学内部发展过程的所谓内部科学思想史·学说史，作为主要的科技史观，在当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掀起改革世界性学术研究运动的1960年为分界，把科学放置于外部环境之中来研究的所谓外部科学史观再次取得了优势。科学史研究者的中心课题（的研究时代划分），曾经截止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如果把它延伸到以后的18、19世纪乃至20世纪，那么，其间的科学是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的，与其孤立地研究科学家个人，不如研究科学家集团、科学界中的科学活动，这种所谓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注：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山茂译，みすず书房1971年版。其中的“1969年后记”是指所谓的库恩派科学社会学之初。）作为自己的范例得到了推广。它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了主张一切科学活动都取决于科学家集团社会的所谓社会建构主义学派。
在这种变化中，自1970年以来，出现了一批自称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教育的研究者。所谓STS，它不是特定的方法、特定的训练，毋宁说，它是问题领域。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影响力的增大，在与社会的结合点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不是属于以往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范畴的，例如，关于“原子弹的社会容受的日德比较研究”这样的课题就属于此类。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不拘泥于学科的限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就是把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吸收到STS之中的原故。
由于日本不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因此，在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中，与欧美相比，日本的科学没有多大优势。与其如此，不如说，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是被“黑船”即西洋列强的军事威胁所唤醒出来的。并且，以后不久，日本人又对其背后的产业革命给予了关注。所以，从日本人的历史意识来看，自然形成了以下认识，即与其对作为继承西洋优良传统的、17世纪科学革命成果的近代科学进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不如对关于引进、转移19世纪西洋发达技术的制度史·社会史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因此，STS的问题意识似乎是自然地被认可、被接受的。在完成这个“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从关心现代问题出发，致力于探索、寻求新的研究领域的年轻的STS研究·教育者们的参加与协助，这对我们来说是有所裨益的。
三、民间领域的立场
我曾经批判过下层建筑决定论所具有的粗糙性弱点，倡导研究制度史·研究体制史的中间建筑（注：中山茂：《作为历史的学问》，中公丛书，1974年版。）。虽然基本上先赞成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被科学家社会所决定的，不是指停留在学院式研究的科学之中，也不是指战后日益巨大化而且强大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反作用。因此，在实施战后日本的科学和社会这个研究项目中，我决定采取后文所述的按照“官”、“产”、“学”、“民”这四个领域进行研究的方法。
如果从下层建筑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也许会说，按照上述四个领域来研究的方法过于表象化了。无论是下层建筑决定论，还是科学家集团决定论，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还原成某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这在理论的单纯性方面，虽然仍然具有持续的魅力，但是，在现实中所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却不是用某一种方法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用更一般的话来说，以往的下层结构决定论与下层结构还原主义有密切联系；如果从深感失望的一代人的认识来看，即使是表象化也可以，首先进行分析性研究，这是当务之急。这看起来也许是应付场合的认识，但是，对现在的科学技术现象及其问题，应该通过如下的四个领域来解决。
在这个研究项目中，设置了一个谁都能够容易接受的公正的研究着眼点。在专家治国论者的公文一类的文章中，经常会看到以下的说法，即“把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放置于官产学密切协作之下……”。在现实中，通过这三者的相互协作，虽然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如果不在其中加上通常被上述三者隔离在外的另外一个“民”的研究着眼点，那么，就不能准确地弄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在现在技术万能主义的社会结构中，官、产界领域运用学界领域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情报，剩下的科技情报则作为垃圾被扔进民众居住的领域和一般社会中。”这种观点如果不关注民间领域的实际状况，是没有说服力的。
日本及其周边的亚洲各国所实施的工业化模式，被称为是技术万能主义的模式。少数官僚和产业政策制定者，他们依靠国家权力制定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完成该计划。也有人把这种模式称为亚洲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战后日本提供了这种模式（注：Chalmers Johnson，Capitalism，Asiatic style（in print）.）。
但是，有人做了这样的历史评价，即到1960年，在美国、原西德、日本等西方先进工业国，达到了上意下达的技术统治的顶峰（注：在Langdon Winner，Auonomous Techology，MIT Press，1977年版第135页上，作为技术统治的定义，最简单的形式是，“受科技专家所支配”，但是，在实际上，少数的科技专家不认为他们能够支配现在复杂的社会。此外，官僚、企业家、还有军队的领导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组成一个统治阶层，协助科技专家统治社会。在现实中，崇拜技术的科技工作者担任2级顾问吗？他们充其量只属于科技精英的预备人员。在这里，我把包括少数科技工作者在内的、技术统治权力结构上层部分的代表，称为专家治国论者。S.Nakayama，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Postwar Japa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1.pp 7-8.）。70年代以后，以市民直接讨论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为开端，掀起了反公害运动、反战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也进行了修正。对这样的历史性现象及其问题，如果不关注民间领域，将不能够进行解释和说明。例如，在60年代，当政府在设计成田机场建造方案的时候，遭到了专家治国者所未预料到的民间的抵抗。到了70年代，时代发生了变化，他们还不得不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
在这里，所谓技术统治，是指官产学领域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结构（注：J·梅诺：《技术统治》，钻石出版社1973年版，第30页。）。与之相反，民间却主张要实施民主政治。在历史上，国家政体对在体制以外所产生出的科学技术进行规范和保护。不过，近来，官产学各领域相互联合，决定创建“技术统治体制”（注：不仅是科技精英的专家治国论者，而且大学的下级研究者、学校、企业工会的职工，他们在被吸纳进产业领域，并作为其中一员的时候，这样形成的体制也叫做“技术统治体制”。因此，许多科技工作者分别属于两个领域，一个是作为市民的民间领域；另一个是各自所属于的专业领域。），以此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也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因此，该体制把民间领域限制在外。所谓“民”或者市民，意指没有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而直接受益的一个社会领域。
上述两种体制之间的对立，可以用图式把它们表示出来。此时，为了追求学术的客观性，尽可能地把价值的内容排除在外。技术统治是为了追求效率而实施的上意下达的体制；民主政治则是机械性地采取依据多数表决原理而实施的下意上达的方式，决定按照下面的决策实施。
于是，我尝试性地想在“科学与社会论坛会”上提出下面的观点（注：中山茂编：《日本的技术力》，朝日选书1986年版。），即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通过官、产、学、民这四个社会领域共同指出其利弊，根据各方的意见比例关系，来决定其发展的方向。关于这一点，研究项目中的任何人都不特别反对，并且，有的人积极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努力搜集资料。尤其是社会学家试图完全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另外，参加这个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也属于学、产、官领域的，他们与其说是作为科技工作者，不如说是作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站在民间立场上的。还有，这样的集团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如果所采用的方法理论不被任何人所接受，那么，它反而会束缚其中成员的手脚，成为导致他们脱离该团体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要局限在彼此相互协商，能够获得意见一致这种程度上。
对历史的方法论，与其用与该方法本身相一致的理论进行评价，不如通过运用该方法发现出什么——这种形式来进行评价。通过设立乍一看与科学技术活动相距较远的民间领域，希望能够获得新的研究视角。
不过，在现实中，运用民间领域的历史资料，较难发现出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东西。一般性的资料都是从日本国这样的“官”、企业这样的“产”以及科技工作者这样的“学”这些角度来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即使是属于客观性的、学术性的资料，它们也是研究者各自根据自己的某种意图，即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反映科学技术的利弊，来搜集、整理和发表出来（是广义的宣传文件）的资料。就连学术著作，也是研究者站在“学”的立场上撰写、出版的著作。站在与推进科学技术发展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活者、消费者和其他市民的立场上，来讨论科学技术，进而搜集、整理研究资料，这种现象在1960年以前（在本“通史”中的第3卷以前的时期）是没有的。
一旦根据现行的资料来讨论科学技术，那么，经常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企业的立场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立场上，来研究科学技术。例如，政府发行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之类的著作，是以国家为单位所搜集的数据和资料。只要过分地依赖并使用这些资料，那么，就完全不能脱离以国家为单位研究科学技术这个立场。
但是，撰写关于日美技术摩擦、企业的竞争力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而站在超越国家和企业立场的消费者、市民的立场上进行研究并发表论著者却较少。然而，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么，就应该具有与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与其说，确定国家间、企业间和研究者之间的竞争与我们没有关系，不如说，一旦从想丰富自己生活的生活者的角度出发研究科学技术，那么，就应该站在超越国家和企业的立场上。
这部“通史”的撰稿者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企业员工，而大多是大学教师。因此，他们所站在的立场与国家和企业的立场相独立，而与“学”的立场相接近。但是，这些撰稿者不是科技工作者，而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专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论述，也需要站在官和产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为此，研究者不能不感到有些困难。与其如此，还不如应该同时站在官、产以及不从科技发展中获得直接利益的生活者和市民这些立场上进行研究。明治初年，日本在实施近代化的过程中，在以士族阶级为中心所发起的科学技术的近代化·西洋化的过程中，武士精神、士族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语言表达方面，都采用带有竞争性的术语。以往曾经使用“富国强兵”这个术语，现在则用“科学技术立国”这样的术语取而代之。这样，就常常忽视了从追求和平与共存的市民、消费者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
另外，1970年以来，即使在国际上，即使在科学史中，进而，即使在技术史中，也从事着这样的尝试，即如果把研究的视角从以往的男性原理转移到女性原理，那么，可能会发现出什么来吧（注：K·马卡德：《自然之死》，工作社1985年版。该书是主张转变科学史研究视角的一部著作。）。我们在实施这项计划的初期，也试图从衣食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基础产业甚至是基础科学，邀请了家政学者和室内装修专家等人参加有关的教学研讨会和研究计划项目。但是，由于运作时期尚早的缘故，没有取得优良的效果。
不管怎样，从把我们这个计划项目的题目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角度看，应该在从官产学以外的角度进行研究方面做一些努力。要求项目参加者极力地认识到上述研究视角，希望他们发现出新的研究视角，这是我提出4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意图。
四、科学与技术的联系
正如在题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这个研究项目中也存在着（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这个问题一样，在本研究项目中，没有对科学与技术进行区别。
说起来，科学与技术的分离，是西洋式的出色的观点。在明治时期日本士族出身的官僚科技专家们中间，他们没有能够把二者清楚地区别开来。当时，理科和工科都是实现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手段。
在欧洲，存留着科学是高贵的传统。在19世纪，在学问研究上仍存在着以下阶级差异，即一方面，中产阶级以上的绅士在大学中研究科学，另一方面，在师徒制度中，或者在专业学校以下级别的学校中，向新兴的下层都市市民传授技术。即使在日本，在江户时代，政府颁布了士、农、工、商的阶级制度。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明治时期的前半期，工科在大学里获得了地位，至少在国立大学的层次上，人们不承认在研究科学与技术方面存在的阶级差异性，因此，当时，主要由士族阶层从事引进西洋科学技术的工作。这样，可以说与欧洲不同，在日本，技术的社会地位是较高的。
在明治时代，士族从事公共部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与之相反，传统的工匠阶层从事促进私营部门中的为营利服务的生产技术的工作。前者在产业化方面，常常因缺乏经济上的考虑而遭到失败，与之相反，后者较早地认识到了引进技术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并将这些引进来的技术逐渐地确定下来，到了战后时期，就完成了对民间主导型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此期间（即从明治时期到战后时期）的大正时期，在日本，纯粹科学的传统也逐渐开始产生出来，在战前，出现了科学与技术相互分离的现象。对于这种科学与技术相互分离的观点，在大学理学部或者是在工学部出身的人们虽然能够理解，但是，在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科学界以外的一般社会中，人们对此却不能够给予充分地理解。以后，人们认为，只有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是反映战后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进而才是反映其中的日本科学技术的特征。
在国际上，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技术上成功地实施曼哈顿计划开始，也很难看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即使在日本，战后，按照当时所制定的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复兴的占领政策，在媾和以后，在民间主导型的研究开发结构中，学究式科学的地位也相对降低了。并且，与经济发展的能力相比不相适应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很少。就是说，日本承受着基础科学薄弱这种国际性的评价。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与重视基础科学的欧洲悠久的科学传统相对比，日本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高的水平，并因此而感到羞耻；或者认为，在基础科学方面，日本还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但是，如果从科学史上看，那么，就必须认识到，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当它从一个地区被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时候，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这种科学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就是说，在19世纪的德国所实施的以大学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就与20世纪美国所实施的巨大科学不同研究。科学研究者也从原来的学者变成了专家。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如果把日本的科学与欧美的科学进行深刻地比较可知，科学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着变化。
的确，战后日本发展的重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生产技术。换言之，这就是不同于欧美的日本的科学。就是说，日本建立了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没有区别的“科学技术”的传统类型。也就是说，科学和技术没有严格的分离，不是以“科学·技术”的形式，而是以“科学技术”的形式将这二者一体化。这种在战后世界所出现的显著趋势，日本自明治以来，就率先把握了。
五、科学社会学的分类
在科学（科学技术）的分类中，存在着若干个标准性的分类方法。在进行科学活动的时候，最初人们认为下面的标准，即由谁来评价科学，想要通过谁来评价科学，是科学社会学的分类标准。这就是通过下面的各种社会领域的评价来进行分类的标准。
1、学院派科学
在战后的现在，如果说，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么，这种区别就是，主要在大学进行研究，旨在公开发表的“学院派科学”（包括学术性的科学、在大学等学术领域中进行的研究以及工学、医学、农学的研究）和主要在企业研究所中进行研究，不以公开发表为宗旨的私立性质的科学（或者在“科学技术”、产业领域中进行研究的科学）。这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区别，它在战后日本的科学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学术领域中的学院派科学，在传统化术语的意义说，它不是“科学技术”，它可以说是科学。不仅是理学系中的纯粹科学，即使在工、医、农学系技术中，研究者拥有自由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通过17世纪以来所确立的程序，在学会杂志上公开发表，接受同行们的评价。人们之所以经常对日本的技术水平能否比外国高这一点很介意，是因为日本的技术是通过技术专家的学究式研究的产物，是与研究者炫耀个人荣誉相联系的。这种评价标准与科学相同，可以把它作为学院派科学来处理。
学院派科学是尊重科学家独创精神的产物，他虽然导致科学至上主义，但是，由于它对科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因此，它的影响不大。在科学家的自律性的集团内部，科学家们是否建立了上下阶层等级制度的团体，是否建立了民主的、平等主义的团体，这是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其实，战后民主主义科学所要做的。就是建立研究室的民主主义制度（laboratory democracy）。人们相信，这种制度的建立是和外部社会的民主主义相并行的。尤其是在战败不久的日本科学界，这种平等主义的民主倾向是很强烈的。
当时，在社会上，“民主的”这个术语，与其说是作为通过多数决定原理来实施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这种制度的用语来使用，不如说，它是作为“封建的”这一术语的反语，作为个人伦理的用语来使用。人们使用该术语是为了从家长制教授的封建统治中解脱出来。
2、产业化科学
按照科学社会学的分类可知，在学术领域内部的同行科学家团体中，学院派科学是相对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来接受评价的，但是，它在官方领域尤其是在产业领域中，却不是为了接受科学家集团的评价来进行研究开发的。这种科学是通过除此以外的特定的社会来接受评价的。这里，我们把这种科学叫做产业化科学（Industrialized science（注：J·拉维茈：《批判的科学》，中山茂、吉冈齐等译，秀润社1977年版。））。
现在，研究上述科学的场所分别是，前者主要在大学中进行，后者主要在企业中进行。为了让人们能够轻易地了解这些科学，就失去其所具有的严谨性，根据研究它们的场所，分别把它们称作“大学科学”、“企业科学”。
产业化科学重点接受科学界以外社会的评价。它的评价者通常是产业化科学的资助者。在官界、产业界的实践、目的志向型（mission-oriented）的社会中，人们重视上意下达的效率，通常不建立民主的组织机构。这里把它叫做技术统治的科学。
即使在现在，学院派科学还依靠它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保持着某种威信。但是，伴随着战后科学活动规模的巨大化、所花经费的高额化，重视科学资助者评价的产业化科学，至少在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方面，成为科学技术界的主流。
科学资助者的活动性质，依据科学活动是在官方领域中进行，还在产业领域中进行，而存在差异。战后，在美国模式——以原子能和宇宙为两个中心领域——中发展的科学技术，是通过官、产相互结合所组建的军、产联合体来推动的。其中的资助者由于是军方，因此，可以把这种科学叫做官营科学技术（publicly-sponsored science）、公立的科学（public-science）。另一方面，以日本的企业为中心，主要由资助者资助的科学技术，则是私立的科学（private science）。如前所述，如果把后者称为“企业科学”，那么，前者就应该被称作“官营科学”。在日本，像战后美国那样的军、产联合体没有发展起来。至少说，军、产联合体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如果概览一下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科学技术史，那么，就可以知道，这大概是从明治初年开始实施官营科学，以后，持续实施科学民营化过程的结果。
研究开发被民营化，并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实施研究开发的主体是与官方相反的民间企业，更严格地说，由于这种研究开发是代表企业家立场的，因此，应该把这种科学技术称作产业科学技术或产业化科学技术。当把这种科学技术叫做产业化科学技术的时候，这种研究开发包括由企业研究所以外的专家集团等资助者所实施的研究开发，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3、服务性科学
那么，能够研究那些与国家和产业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服务于民众、服务于一般市民、进而为人类谋幸福的科学技术吗？对于小到解决市民身边的福利问题，大到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都应该进行研究。
根据探讨民众科学观的民意调查结果可知，尽管像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的近代科学技术的杀伤能力以及破坏自然的能力有了飞跃的提高，但是，对发展市民科学技术所给予的希望仍然是很牢固的。从直接的意义上说，人们对医疗服务所给予的希望是最大的，但是，果真能够实现这个希望吗？
在科学技术的专家之间，上述希望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学中，把市民领域定义为，不从现实的科学技术发展中直接获得利益的社会领域。不管是以往论述的学院派科学，还是产业化科学和体制化科学，它们都拥有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推进机构和评价机构。可以分别沿着各自领域的利益实施推进和评价。这样，就必须通过市民来评价服务于市民、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科学技术，必须使之具有推进的机构。
我们把这样的活动叫做“服务性科学”。这里的服务，是指公共服务。为纳税者直接提供服务的科学被称为公共服务性科学（public service science），它是应该在国立、公立研究所中进行研究的科学。这种科学的代表性例子，除了医疗以外，还有天气预报、环境保护、营养研究、情报图书馆服务等研究领域。
在日本的现实中，国立、公立研究乃至以税金为财源的公立科学、受国际机密机构支配的军事研究，不引人注意，因此，面向市民·纳税者的服务性科学是国立、公立研究机构固有的工作。但是，在这种研究工作中，没有在产业化科学的企业之间所展开竞争的手段，以及像冷战时的军事科学技术那样，在国家·体制之间展开竞争的手段。另外，由于市民的评价没有直接对科学家起作用的渠道，因此，他缺乏生机活力，也不太被人注意。并且，国、公立研究所的研究者容易把发表论文作为学院派科学的评价标准。
这里所定义的服务性科学中的服务，虽然指的是公共服务，但是，即使是相同的服务，它也主要是指像通产省那样的面向产业领域的服务。有时，它是指表现出获得与产业化科学相同专利的成果。其他的官方研究所也是面向各个官厅所管辖的事业单位提供服务。
另外，公共服务性的科学，本来应该是生产公开发表的公共知识的事业。不过，军事自不必说，像原子能那样，发生源是军事研究，这种研究实施保持机密的体制，他们不愿意把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因此，常常成为导致官方领域和民间领域相互摩擦的导火索（注：日本的原子能发电机构与原西德等国家相比较，存在着这样的机密体制。这种现象通过美国的STS研究者的直接调查被指了出来。[Margarita B.Crocker，"The'Practice'of Nuclear Safety：Approaches in Japan and Germany in the 1970s 1980s"（Revised Draft，Jan 1993）]。）。
近来，由于官、产、学领域相互协作，形成了具有从内部发挥科学技术发展机能的技术体制结构，因此，就常常使得服务性科学缺乏规则和批判的机能。在这方面，日本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在民间领域的社会运动以外，不存在服务性科学的规范和批判机能。这种市民对科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的功能，是超越直接利害的批判能力乃至监督规范能力的。与其他三个领域相比，市民没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获得利益，或者说，他们相对来说，是一个不获得利益的阶层。有时，他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只有拉贝滋所说的“批判的科学”，才是依靠市民、服务于市民的服务性科学的本质。在平常，这种市民的呼声是通过舆论调查来表现出来的，但作为他的前提，可以通过环境运动体、NGO运动体等直接表现出来。另外，有的人直接向市民阶层发表意见，他们在宣传中有代理辩护人。
六、时代的划分
在编写历史著作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并使历史学家烦恼的，是如何协调以下2个问题：是高水平地鸟瞰整个历史情况，按照年表的顺序，把断代史“共时性”地撰写出来呢？还是从某种问题意识出发，对每一个垂直性的论题或者领域进行“通时性”地追溯呢？如果重视特定的问题意识和各个领域的特点，那么，就可以按照“通时性”的写法来编写，但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目标，与其是分析各个领域的发展史，还不如在与各个领域相接触并与之相对立中发现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契机。
因此，为了对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进行“共时性”的总揽，我们把这部《通史》的时代做出了如下划分：第1卷：占领期：1945-1952；第2卷：媾和后的50年代以前：1952-1959；第3卷：60年代：1960-1969；第4卷：70年代：1970-1979。由于我们着手编撰通史的时代，还是80年代，所以，我们暂时把本书所涉及到的内容截止到70年代。关于80年代的内容，等到出版完这四卷通史以后，再把它作为“续卷”来处理。
我想尝试性地把战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与汉诗的起、承、转、结相类比，并对其发展的历史进行时代划分。即是说，如果把从战败到50年代这一时期作为战后各个对策的实施起点，那么，承接这个起点，就有了1960年的经济高度增长，接着，发生了转变，在70年代，由于受到反公害的斗争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使得日本从以往的重、厚、长、大的经济发展路线转变为轻、薄、短、小的经济发展路线，最后，上述发展结果即80年代，使得日本的技术达到了国际水平。
另外，在从战败到50年代的这一时期，与占领期和在此以后的时期相同，都把它们分别看成是“起”的时期，即看成是通过实施占领政策发展经济的起点、独立以后的日本沿着自主路线发展的起点。接着，占领期的第2期、从1952年到50年代末的这一时期，是承受第1期的发展成果，对依靠日本人的首创精神获得发展的第1期的遗产进行修正、废弃，进而通过日本确定自主性的发展路线，来决定第3期高度增长路线的时期。即使对于与之相同的战后改革的原点来说，即使在向以后的时代发展的意义上，这一时期与第1期也完全不同。在处于“承”的状态的60年代，从日、法、美等国际性的视野来看，可以说，技术统治主义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其间，60年代末掀起的越南反战运动、大学纷争以及袭击其他发达国家等一系列事件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分水岭，在处于“转”的状态的70年代，日本对以后的高度增长的路线进行了修正。我们想把80年代作为“结”，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技术达到了国家水平，冷战结构出现了崩溃。
七、“辉格党”（注：译者注：辉格党（Whig Party），英国的政党之一。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政党名为“托利党”。“辉格”一词是苏格尔誓约派“辉格摩尔”（原意为“盗马贼”）的变称；“托利”一词是爱尔兰“不法之徒”的名字。这两个政党是分别由“宫廷党”（Court Party，主要由信奉国教会的土地贵族组成，拥护国王）和“地方党”（Country Party，主要由商人、金融家、新贵族和信奉清教的城市中下阶层组成，不否认王权但主张议会可以限制王权）于1679年（在名称上被）演变而成。也就是说，辉格党和托利党分别是宫廷党和地方党的别称。这两个政党对于发展英国的议会政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830年起，辉格党被改称为自由党，蜕变为英国近代的政党。）的历史观
对身处于某种改革、革命运动中的人来说，其中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能够作为值得记录的重大事件而保留在人们的心中。但是，以后，经过岁月的流逝，其中的有些东西被否定，有些东西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剩下的东西也受到了某种改变。并且，从现代的高度对这些东西重新进行解释，只依据剩下的东西来修改以往的评价，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这种历史观叫做“辉格党的历史观”，它在历史学家们中间是被禁止的。如果用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且只评价那些适合于现在评价标准的历史资料，那么，在评价明显反映历史发展方向的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就会容易陷入上述历史观的泥潭。
例如，在战后民主主义时代，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在现在已经被人们所忘记，对日本学术会议所起到的作用，从现在的立场上也容易进行过低的评价。在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的社会转型期中所出现的各种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全体共同奋斗运动等历史事件，人们似乎还尚未对其进行充分地整理和评价，就把它们葬送到历史的彼岸之中了。把这些被遗忘了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并把它们保留给后代，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另外，把研究的视角转移到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当时的时代，以此来研究和预测现在和未来，这在透视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如此，可是，对已经逝去了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评价，向现在的年轻人指出该事件在当时所具有的转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可能性，这虽然有意义，但是，它却不能恢复当时所具有的感到只有该事件才是发展历史的革命道路的热情。
然而，用现在的问题意识来接触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历史学家的权利，是他们的一种要求。如果要问，在10年、20年前撰写现代史和在今天撰写现代史是必须相同吗？对此，令人不能不感到诧异。我本人也不能不意识到，曾经撰写《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史》（岩波书店，1981年）时的观点和现在的观点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曾经作为相同时代的历史而撰写的著作，它所记录的仍然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即如果不是发生在当时就不能撰写出来这样的在表面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现在，多少在超越这一表面层次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来撰写历史著作。在考察曾经处于发展状态的正直的事件的同时，对现在已经得出答案的历史事件，免不了要加入现在的评价。反过来，如果无视现在的评价，那么，免不了要遭到对时代的变化失去敏锐感的责难。
正如B·库劳伽（Benedetto Croce）所说的那样，从现在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追溯、叙述过去所发生的历史，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是可能的。结果，在置身于过去时空中来透视将来的视角和从现在出发来追溯、评价过去的视角之间相互交叉的地方，就形成了现代史。人们一边选择历史发展路线，另一边推动历史前进。在选择之前和选择之后，人们的观点当然应该是不同的。因此，要在明确区别、区分使用这2个视角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过去和现在的对话。
（本文译自中山茂等编著《日本的科学技术通史》第一卷，学阳书房1995年6月版。初稿完成于2000年10月。2004年9月——2005年3月，译者在被公派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遇到了友人日本东洋大学菅原国香教授，他把这套五卷本的学术巨著赠送给了译者。回国后，译者又对照原版进行了校对，并对原文的内容略作删改，以成此文。）
张明国，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北京 100029）
注释：
（11）见《附录GHQ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