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商品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商品经济论文,司马迁论文,核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被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史记》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使之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很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索和借鉴。
商品经济思想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体系中处在核心的地位，是他经济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对此只要指出两点就能够证明。(1)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最详尽最集中的体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平准书》两篇中，而这两篇的基本内容是商业和市场。“货殖”从狭义讲就是商业和商人（独立的小手工业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故包括在商业之中）。(2)受司马迁《史记》之影响，《汉书》也单列《食货志》专篇讲经济问题，但其侧重点是土地、农业和赋税问题，与《货殖列传》有所不同。既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商品经济思想，那么由此出发，逻辑的结论便必然是，在理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如果没有突出他的商品经济思想，便是一个严重的缺憾，甚至可以说，便是没有弄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这个缺憾还没有能够弥补上，依然空缺着。
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比较完善的，具有“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性。司马迁：
最先从根本意义上论证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最先系统地总结和记述了商业上的治生之术；最先概述了统一市场，周流天下的市场思想；最先在分析商品经济时，表现出了数量规模的方法萌芽；最先从人性的基本出发，阐明了自己在商业问题上的宏观管理思想；最先较详细的说明商业致富与道德建设的统一关系。
从以上所列几点看，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不是零星的火花，它是完善的，也是系统的。下面我们将上列几点逐一展开论析。
一、司马迁最先从根本意义上论证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重农抑商”在思想和政策上都形成了气候，商业如同在石缝中生存，及至到了汉武帝颁行的“告循令”、“算循令”的出台，那简直是对商业的一次“霜杀”，中家以上“大率破”。就在这贬抑商业的空前严重的氛围中，司马迁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商业唱起了赞美歌，谱写了与“抑商”针锋相对的“兴商曲”。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并不把农业和商业绝对地对立起来。商代的商业已经有明显的发展，周代还为夏之遗民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提供条件。“《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①令“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各成其事。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点明“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②民以食为天，既然是衣食之原，那么商业同其它三业一样，都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同样是要命的事。四业并俱，人们“奉生送死”的生活资料才得以齐备，生活的需要才能够满足。司马迁把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延伸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具有更多的理性自觉。
司马迁在商业的作用上还进一步指出，农工商虞“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③他没有把商业在富国与富家二者上对立起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商业可以富家，但却不能富国，甚至是家富国穷，僧肥庙瘦。他以齐国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齐国封地多属盐碱地，土地贫瘠，不适宜于农作物的种植，人民原本穷困，但由于当政者提倡和支持手工业及商业，“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④，百姓们便得以富足起来，“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⑤齐国民富了，国也随之强盛起来，齐桓公因之而能成为“九合诸侯”的盟主。⑥
要确立商业应有的地位，还必须正确认识商人的逐利行为。首先司马迁认为物欲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⑦他在《货殖列传》中，一开始就从批判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倒退思想入手，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人人都是“耳目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这就不仅说明了物欲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要求，而且一个“极”字和一个“穷”字还点明了这种欲望是发展的，无止境的，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不可阻挡的“事势”，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商业的存在与发展，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要满足不断提高的物质需求，就要不断地逐利，积累财富，达到富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前者是目的，后者则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手段。而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相比在致富上是最快的，其累积财富的功能最强，它能够形成经常频繁地社会交往的繁荣景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从肯定的角度引用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概括商业逐利行为的民谚。司马迁把商业的存在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出来，使商业的地位植根在人性的这一最深层次的土壤中，使它具有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和牢靠的理性基础。这是不同凡响的，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论说，显现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光辉。
对商业地位和功能的肯定的逻辑必然，便是对商人应有的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认同和确立。在“重农抑商”仍然存在的汉初，商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一入“市籍”便被打入“另册”，汉高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⑧到了孝惠帝、吕后时虽有所松动，但仍有商人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歧视性规定。商人是商业资本的人格化，司马迁要把自己的肯定商业的观点贯彻到底，他为商人树碑立传，歌颂商人的经营活动，便是他的观点的自然延伸。他在《货殖列传》中为猗顿、乌氏倮、卓氏等十多位富商大贾立传，总结记述他们的治生之术。他通过白圭之口，高度赞扬了商人。“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商业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经营的，没有足够的智、仁、勇、谋的素质，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他以“素封论”概括商人的地位。当官的有权势，而商人有治生之术的技能和知识；当官的以官位而获得俸禄和采邑封地，商人则以自己的经营而赚得财货；当官的以官势可以威风凛凛，商人则以所有的财富与王者同乐；官吏是官府的任命，商人则是社会的“素封”。这种“素封论”是对商人的实际情况的总结。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商人们以自己经营的本事而迅速地富有起来，他们作为一个最具有开拓性的社会群体而开始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还是极为朦胧的。司马迁以“素封论”概括了这种无官而得“封”的情况。在这里还需要说到的是，“素封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从经济的论理上对“官本位”发动的冲击，它显示了商品经济平等观的曙光亮点，也是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又一耀斑。虽然它不会对“官本位”有根本性的动摇，但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值得为其在历史上定位的。
二、司马迁最先系统地总结和记述了商业上的治生之术。所谓治生之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营之道，即使财货增殖的策略和方法。司马迁在正史里面专辟篇章集中地记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秦汉及其以前时期的经济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已被公认为是开史学之先河，是一个卓越的独创。但是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他的记载突出了商品经济，围绕商品经济而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记述与分析，不仅有宏观方面的，如经济形势、经济制度的改变，财税、货币方面的改革，经济上的大政方针，宏观经济管理等，而且同时又记述了微观方面的商业经营之术，如经营策略、销售之术、货币运用等，总计约有20多条，简直是中国古代商业经营术的大荟萃。
在时机的掌握方面有：“乐观时度。”以此达到“知时”。即要时刻细心观察市场情况的变化，掌握机遇的到来，然后“与时俯仰”，抓住机遇，运筹经营，“逐时而居货”，以赚取利润。在抓住机遇方面他说得十分形象和生动，要如“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断即断，不可犹疑，否则就会坐失良机。
在市场价格方面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⑨这是说，商品价格很高时就要转为下跌，价格很便宜时，就要转为上升。这是市场价格规律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按价格规律来规范和设计自己的交易活动，那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⑩即价格上涨时，毫不惜售，像粪土那样抛出，价格下落时，则要像获得珠玉一样的购进。贵而不出，贱而不取，是要遭受损失和挫折的。
在购销活动方面有：“知物”而买卖。就是一要了解商品的供求状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1)即供不应求，就会要涨价，供过于求，就会要跌价。据此而行货物之吞吐。二要了解商品自身的特点，如属鲜嫩易腐之物，就勿敢“居贵”，而要“多易所鲜”，及时售出。
“知时”而购销。即要了解消费者什么时候有什么需求，准备什么时候购买，并据此来组织进货，这样才能做到供应及时，既不积压，也不脱销。
“欲长钱，取下谷。”(12)就是说，要赚利，就要着眼于大多数人所需要的质地一般的大路货，多进多出，以多取胜。
在资本周转方面有：
“务完物，无息币。”(13)即要购销质量好的商品，这样才能快进快出，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使货币行如流水，没有堵塞停滞，在不断运动中增殖。
还有“多财善贾”。(14)就是说，资本多了好做生意。故要多积累，多投入，大钱赚大利。
在投资选项方面有：“富无经业。”(15)即任何产业都能够致富。他列举当时的富商大贾赢利致富的事实予以说明。乌氏倮从事畜牧业而致富，蜀卓氏、寡妇清等从事开矿冶铁大产业而成为富翁贵妇。同时他也列举从事贩卖油脂、卖羊肚、水浆、磨刀、马医等小本生意和小手艺而使雍伯、张氏、郅氏等达到了列鼎而食、车马成行、击钟佐食的富裕程度的事实说明“富无经业”。利大固然要大干，利小也要大干，那种利小小干，或者不干都是不足取的。
在商业精神方面有：“诚一。”(16)即经营商业必须具有专心致志、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从业精神。商业，即使是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不变的一买一卖，如上所说，它有不少的经营之术，故无认真的从业精神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司马迁为说明这一点，还列举了许多心志专一而富的事实。
司马迁以多方位的视角，把商品经济的经营之术的方方面面都几乎说到了，宛如我们今天书店里的《致富××例》一类的书。司马迁记载这些是为了“贤者观择”，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宣传推广。而这些源生之术现在看来并未因时间的流逝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失去其有效性，它们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地借鉴。
三、司马迁最先详述了统一市场，周流天下，各得所欲的市场建设思想。这是司马迁商品经济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经济的灵魂是交换，有交换便有市场，所以谈商品经济是要谈市场的，司马迁不仅谈了市场，而且在封建社会里谈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开通水陆码头），驰山泽之禁（放松开采利用山林川泽自然物质资源的禁令），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7)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已经近似近代统一市场，取消关卡，实行贸易自由的观点。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非常卓越的。
司马迁这一经济思想既是对汉初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分析的结论，也是他潜心考察，全面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国社会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震荡，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但为时只有15年便又陷入秦末的战乱。刘邦灭项，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历史又走向统一，这是符合广大群众结束分裂和武力割据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和平环境的条件下，汉初的几代皇帝实行对商业的自由放任政策，加之秦代留下的便利的交通网络，于是形成了货物“周流天下”的交易局面。对此的记载有：［伍］被曰：“……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18)枚乘复说吴王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19)司马迁是古代的重商论者，自然是肯定这样的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品的交流。同时，司马迁是中国社会大一统的统一论者，他的统一市场的认识是他的统一论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这一经济思想的形成，还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考察分不开。司马迁20岁、35岁时两次壮游全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一方面考察民俗民情，网罗搜集历史资料，一方面以经济地理的视角，调查了解各地的物产情况，进而按各地物产情况把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山西区“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区“……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区“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北方区“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20)各地物产资源如此的多样，如此的差异，这就需要商品交换，“以所多易所鲜”，在全国范围内互通有无，使物尽所用，各得所欲，物质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全国性的商品交换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即使像巴蜀地区，四面环山，但由于秦始皇大力治道，修治“五尺道”的结果，也“栈道千里，无所不通。”(21)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开阔，便于形成商业交换的网络，所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22)洛阳的商人“转毂（车辆））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23)至于西汉京城长安更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不只国内贸易而且国际间的物资交流也很频繁，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这一切生动地说明了国内市场统一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实行统一市场的政策实在是个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司马迁是看到的。
四、司马迁最先在分析商品经济时表现出了数量分析、规模经营的方法之萌芽。经济学是一门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在社会科学中，它是最先引进数学方法的。这大约缘于经营商业是要算账的，而且要随着商业的发展而要求愈来愈复杂和精确，这就是为什么商品经济发达地方的人账算得精，“珠江三角洲的人连脚趾头都会打算盘”的缘由。因此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回避不了数量的分析。马克思认为“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位。”(24)司马迁那时还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科，还谈不到运用数学，但他的思想的火花开始触及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可贵的萌芽。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情况，约略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多财善贾。”即资本多了容易做生意。“财”是投入的资本，资本愈多，愈能大进大出，赢利便愈多。货币是第一推动力，财多的推动力就大，起势就好。同时，货币又是持续推动力，财多、资本大，能够经得起经济上的震荡，度过难关，走出萧条，再步入繁荣期。在这里的数量概念虽然还是一个模糊的“多”，但它已把商业上的成功大小和货币资本的多少联系了起来。其次是均等的合理利润率。司马迁认为，农、工、商都以百分之二十为合理的利润率；他并以享有千户的封君的户收入为标准，即每年有二十万的收入，说这种人家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在商业上保持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率，既不伤农工，也不损及自身。凡是达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率，都不是好的致富产业，“则非吾财也。”(25)
要达到均等的合理利润率、利润量，司马迁指出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经营。对此他讲得具体，他说在陆地如要达到，要养牛多少头或羊多少只、或猪多少口。搞水产养鱼，要有能养多少尾的鱼塘。在不同的地区搞经济林木，分别要达到多少棵。他还讲到城市工商业所要有的经营规模。他从实物形式上列举了手工业的规模生产量和商业上的交易量。(26)
最后是区分贪商和廉贾的利润数量界限。司马迁是这样区分他们的，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赢利的是廉贾，低于这个数量，赢利在百分之二十的为贪商。因为贪商只想贵卖，不想低价出售，反而利润较少。
五、最先从人性的基础出发，阐明了他在商业上的宏观管理思想。如何管理商业？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宏观管理思想。儒家学派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法家学派则主张实行国家对商业的控制。商鞅从“利出一孔”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许多限制商业的措施，何炼成教授指出：“他（商鞅）推行的那一套‘变法’措施，就是国家统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对商业的宏观管理也不例外。”(27)这两种宏观管理思想观点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司马迁坚持主张自由放任的思想观点，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善因论”。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8)从“善者因之”开始，以国家控制的轻重程度为上下之序而逐次排列。他在国家对商品经济干预和控制的问题上虽然讲得绝对了些，但他的合理的内核也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最反对国家与民争利的“与之争”的管理思想和政策，把它视为最下策，这是有道理的。国家的控制达到垄断的程度，这无论怎样讲，都是不好的。垄断，不管什么性质的垄断，都会无例外的引起经济上的停滞，拖慢生产上的发展速度，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政性垄断一旦形成，就具有波及全国的极大普遍性，对经济的阻滞更大。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由国家专利，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管理政策是对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了府库竭虚的困难，遏制了富商大贾的暴富的势头。但是评断政策的标准只能是生产力标准，如果以此权衡，则是弊大于利，关键是它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助长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寄生性，对生产力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中家以上大率破”，那不就是一片的经济萧条吗！司马迁的“善因论”管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人的追求“物欲”的本能要求。富者人之情性，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必去干预和控制，甚至也无须“利道（导）之”、“ 教诲之”，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才是顶好的政策导向。
六、最先较详细地说明商业致富与道德建设的统一关系。综观司马迁的思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统一观表现在三点上，一是从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本能出发，他认为贫穷并不是一种美德，从事商业致富并不就是“缺德”的小人所为。二是商业致富活动的本身并不直接就是一种奸诈的不道德行为。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29)三是人富而仁义附。仁义道德总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的，司马迁十分肯定地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30)他引用《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强调，他还进一步申论，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比喻有理，形象具体。义、利相分离；德为本，利为末等观念，在司马迁那时也是颇有市场的，对人们的行为是有相当大的约束力量的。它淡化了经济的刺激力量，以追求抽象道德的目标为导向，把人们引入到不食人间烟火而求羽化登仙的虚幻境界。司马迁对这种所谓的教诲言论嗤之以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31)。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要说的是司马迁商品经济思想的特点和它在其经济思想体系中核心地位的成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商品经济思想是绚丽多彩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全面性。商品经济从它诞生之日起到现代，比起其它的经济形式和产业来，可以说是命运多乖，磨难要多。这主要缘于古代封建社会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如(1)认为商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把商业和农业绝对地对立起来。其代表性的说法是：“夫富国多粟，生于农，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32)这就是说“农为邦本”、“唯农是务”，农为国之基，是万万影响不得的，而商不利于农，所以抑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2)认为商业能够富家，却不能富国，把富家和富国绝对地对立起来。其代表性的说法是：“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也。”(33)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到，此处不再重复地详说。(3)认为要加强政治统治，就不能发展商业，把政治稳定和繁荣商业绝对地对立起来。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竭力要让社会的各个方面保持闭塞的停滞式的稳定。商业具有比其它产业更大的活力，哪里有商业哪里便熙熙攘攘，社会交往频繁，信息交流多，快，社会关系呈现出比自然经济的大得多的广泛性和生动性，人们、地区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从而形成对原有秩序的冲击。从事商业的商人当然的是最具开拓性的社会群体，“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是对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34)商人们形成为有势力的社会阶层，在统治者看来，就是一种可怕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商业和商人是他们的“眼中钉”，自然不能见容于社会。(3)认为要提倡仁义道德，就不能发展商业去逐利致富，把精神文明上的要求和商业上的趋利绝对地对立起来。在秦汉及其以前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家们存在着“义”、“利”对立的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孟子劝梁惠王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36)在这里“义”、“利”成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唯一标准，“义”和“利”相悖对立，要追求君子的名分，只要舍弃对“利”的追求。“德者本也”，自然是首位考虑的需要。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是取得利润，在舍“利”而得“义”的价值取向的社会环境里，商人只能成为“后娘养的”遗弃儿。
以上矛盾，从思想上来讲，归根结底是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的，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结果。商业的功能在有些地方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如它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又会加剧“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以及土地兼并的两级分化，但正确地看，又有可以统一起来的一面。对以上矛盾和问题，司马迁的分析不自觉地表现了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全面性。商业和农业就是鱼和熊掌的对立吗？否！司马迁并不认为商业的发展注定要带来农业的萎缩。他以“文景之治”的农业、商业的繁荣景象和汉武帝抑商而导致的萧条景象作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证明。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社会地位上“本富”为上，但在经济上，“末业”致富最快。于是他提出“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主张。这既包含“求田问舍”、“置土归田”的意思，也包含着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商支农”的意思。可见他的农、商并存不悖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迁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却能够突出商品经济到如此的程度，实在是了不起的。从主观条件上讲，这是他的超凡的认识能力的结果，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提出来。
一是司马迁是位讲求实际、尊重事实的人。他治史的实录精神已为人们所普遍称道。他广游祖国各地，接触百姓，博闻广收，他既看到西汉初期从“文景之治”的“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36)到汉武帝时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37)的变化情况，也了解群众生活的实际状况。这开阔了他的视野，启迪了他的思路，使他在商品经济上的分析不仅能“入乎其内”，而且能达到较深的层次。例如他看到全国各地区物产和资源秉赋的不同，认识到没有“商而通之”的调节有无，这些东西就难以转化为商品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口欲穷刍豢之味”的需求就难以实现，人们守着资源但收入也难以较快的增加，这对他认识商业的作用是有相当大的意义的。
二是司马迁的思想方法对头。他任朝廷史官，有条件博览群书，且能学而思之，不唯书，不唯上，批判地吸收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长，兼收并蓄，“集腋成裘”，因而培育了他广阔的思维领域，全面观察思考的能力，在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上能够高人一等。重农而不抑商。对于这一点，在《太史公自序》中有着自述性的说明。
以上是从主观条件来讲，从客观上来看，汉初的统一局面，自由放任政策所带来的繁荣，思想文化领域较为宽松的环境，都是造就他商品经济思想的重要条件。这里不再详细论析。
（本文是为《史记·系列大辞典》（经贸卷）所写的“代前言”，在本刊发表时略有修改和删节。李映青为该卷主编，李瑞娥为该卷副主编。）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⑨⑩(11)(12)(13)(14)(15)(16)(17)(20)(21)(22)(23)(25)(26)(28)(30)(31) 《货殖列传》
⑥ 固然在司马迁以前如荀子等就认识到富国与富民可以统一，也讲得很是清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但这或是就抽象意义上讲的一般原则，或是从财税上阐述轻徭薄赋的主张，还没有像司马迁那样联系商业的作用讲这一点。
⑧ 《平淮书》
(18) 《淮南衡山列传》
(19) 《汉书·枚乘传》
(24) 保·法拉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6页。
(27) 何炼成、王一成：《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第298页。
(29) 《太史公自序》
(32) 《管子·治国》
(33) 《管子·治国》
(34)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页。
(35) 《孟子·梁惠王上》
(36) 《平淮书》
(37)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