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转制引发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阶段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办学校转制作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探索模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转制的出发点是通过转变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学校运行机制，以扭转我国传统公办学校日益暴露出的投资渠道单一、经费不足、管理机械、特色暗淡等弊端，达到增强公办学校活力、改善基础教育阶段办学环境的目的。经过十几年的试点实践，公办学校转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转制学校的数量大幅上升，转制的形式类型逐步增多，由“转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问题一：公办学校转制能否进一步深化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优化基础教育环境？
公办学校转制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的一种运行模式，在改革之初，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先行试点学校在办学质量、办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逐步获得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同时也给公办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但是，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转制带来的弊病也逐步凸显出来。随着转制学校的增多，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收费不转制、产权不清晰、竞争不公平等背离初衷的不规范现象。其中某些“转制”的方式已经直接触及到国有教育资产性质的变更，变卖公办学校尤其是社会信誉很好的名校，直接造成了公办教育领域优质教育资源的缩小，间接加剧了“择校”压力和学生的课业负担。政府虽然对转制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对转制学校的性质界定、资产管理、转制范围、转制程序等缺乏配套的政策，致使有的学校盲目转制，阻碍了改革的健康发展。
同时，公办转制学校占据了公办与民办两方面的优势，一面顶着公办学校的名头吃着国家的“皇粮”，一面又披着“转制”的外衣攒着自己的“小金库”，成为学校系统中“特权”阶层。它们的办学起点高，使得零起步的民办学校生存岌岌可危；它们所拥有的收费权力又导致了其他经费短缺的公办学校发展举步维艰。不得不说，公办转制学校在一定程度阻碍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助长了择校风，违背了转制的初衷。
问题二：公办学校转制能否真正确立新型的政校关系，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
确立新型的政校关系有利于改变政府包揽过多、教育决策和管理行政化、长官意志化的弊病，同时也赋予学校承办者（一般是校长）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
公办学校转制后，是否真正确立了“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的新型政校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改革试点学校的实际运作来看，政校依然没有分离，转制学校成了政府办的公办学校利用“民办机制”进行“圈钱”的改革，政府职能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严重。政校关系中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一是以放权为借口对转制学校放任自流；二是政府除了收费政策放开外，其他一切学校事务照管。转制学校陷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委派的、作为学校法人的校长也有相应的表现。一是，校长权力泛滥，转制放权变成了校长专制。学校董事会徒有虚名，对校长的办学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尤其在人事任用和经费使用上，容易形成校长腐败的温床。二是，校长权力有限，校长未能摆脱政府“管家”的角色。
问题三：公办学校转制能否切实开辟多元化办学投资渠道，填补教育经费的缺口？
就教育投资体制而言，转制是为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走多元化办学的路子，特别是鼓励投资者投资办学。而现实是很多转制学校的教育经费，从依靠政府拨款转变为依靠学生交费，办学者的资金投入微乎其微，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依旧单一。据调查，1996年至1999年间，北京市学生交纳的学费和赞助费合计占四年学校总收入的73.5%，而举办者的投入仅占总收入的3%，并且学杂费提升幅度过大。不难看出，转制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原来由政府投资的责任转嫁到学生身上，转制的目的演变成了“高收费”，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只有花钱购买才能拥有的“商品”。那么这些打着教育市场化旗号，公然收费的公办转制学校是否能帮助填补国家教育经费的缺口呢？假如教育资源可以作为“商品”高价出售，并获得可观的收益，那么学校必然会为它的“高收费”向“购买者”提供与之对等的一流的教学环境、优秀的师资和高效的管理服务。高收费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高消费，刨去学校花在软硬件设施的经费，再除去学校用于自身发展的预留资金，这类学校究竟还能节省多少教育经费上缴国库，以填补教育经费的缺口？更何况，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又怎能单纯地作为“商品”出售呢？这违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益性原则，也违背了义务教育国家办的原则。国家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建立起有效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为学生提供一个免费的受教育环境。
问题四：公办学校转制能否真正满足全体公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实现义务教育的公正和公平？
在“高收费”政策备受批评的同时，一部分家长却愿意缴纳昂贵的入学费，去购买他们想要的优质教育，择校蔚然成风；而另一部分并不富裕的家庭无法承受高额的择校费，只能望“风”兴叹。同样拥有受教育（包括优质教育）的权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能享受这种权利呢？如何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如何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如何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平与公正？一系列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是什么导致择校风愈演愈烈？是什么导致一个地区仅有5%的学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究其根本，同一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了学校间差距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强化了家长的择校心态。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性也造成了择校费的年年攀升，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缺乏优质资源的公办学校由于优秀生源的大量流失，失去了战斗力，导致恶性循环；真正能提供择校选择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了极大冲击，出现生存危机。人、财、物等教育资源都流向了好的学校，教育资源分配的两极化倾向日益明显，教育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受到了挑战。
问题五：公办学校转制能否完全减轻政府办学压力，实现国有教育资源的增值？
这种办学模式通过扩大办学经费的筹措路径，极大地缓解了政府和地方教育财政的办学压力，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在看到政府减轻财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其对义务教育应负的责任像甩“包袱”一样甩掉了。由于政府关于转制配套的政策不健全，法律约束力不强，以至于一个地方出台一个相关政策，甚至一所学校一种做法，管理上形成了比较随意、松散甚至失控的局面，造成了大部分改制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尤其体现在收费标准的确立、转制前后资产的评估和审计、经费的投向和使用等方面。改制学校办学行为的不规范，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国有资产的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流失。另外，以依靠民办收费政策扩大学校增量的做法是一种短期行为，在“一费制”和规范收费的前提下，特别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教育消费能力有限、公办学校大力发展和生源下降的趋势中，这种升值上升的空间不大。
问题六：公办学校转制能否有效实行教职工聘任制，建立多劳多得、优质优酬的激励机制？
实行教职工聘任制是深化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优化师资队伍，实现双向选择、择优上岗。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实现多劳多得、优质优酬。要考察教师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否有成果，就得从改革作用的对象——教师入手。
转制学校的教师主要由本校教师和外聘教师构成。由于转制学校的大部分管理者和教师还是原学校的，所以学校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只是在原先学校的基础上进行了人员的重组。一方面，本校留下的教师仍然拿着教育局的编制，用着优质的教育资源，教着选拔而来的优秀学生，自然更是如鱼得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师流动机制没有形成，教师流动不畅，突破重重阻力的外聘教师在进入转制校后，常常会有因教育观念和处事风格的差异，或人事编制、医保、住房补贴等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工作效率下降、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客观上影响了学校的常规教学，使学校对聘任工作产生了顾虑。
一方面是聘任制难以完全实现，另一方面分配制度陷入怪圈。随着改革的深入，各试点学校均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分配制度改革，基本上打破了国拨工资体制，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工资分配方案。改革的意图是好的，但不知不觉又掉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有的学校将办学经费过度用于办学人员和教师福利上，损害了学生的部分利益；有的学校高薪聘请高、特级教师，有的教师的课甚至被炒到50-70元／节，严重挫伤了学校内中、低职称教师的积极性。相比较而言，这些在学校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中、低职称教师实际处于同工不同酬、优质不优酬的境地。同时，在工资分配上，工作的量好考、质难评。目前普遍实行的结构工资构成，是建立在基本课时量的基础上的分配制度，其最大的弊端是滋长教师斤斤计较的思想和雇佣观念，教师的职业道德受到了挑战。
问题七：公办学校转制能否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成就精品化、特色化教育？
不可否认，一部分学校在转制后，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显著提高。但事实也告诉我们，依靠改造薄弱学校而获得成功的转制学校微乎其微；而依托名校、重点校转制而成的学校却是名利双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有多少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和重点校呢？这种用政策倾斜制造出来的“重点学校”提供的豪华、昂贵的教育又能为多少孩子所享有呢？回答分别是“少”和“更少”。义务教育阶段是国民教育，非精英教育，更非高价教育！学校教育的精品化、特色化不仅仅是建立在用高额择校费堆砌起来的气派的教学大楼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上，更体现在凝聚于学校每个成员身上的一种精神品质和文化内涵上。用“钱权标准”来衡量的优质教育仅仅是一种“特权”教育，这种学校教育怎么能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平等公正、互相关心的教育场所呢？没有这样的场所又怎么能培养出尊重、信任、团结和有爱心的学生呢？更何况精品化、特色化的教育是需要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期积累和优化而成的。 “特权”文化和10多年的转制时间都决定了目前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