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社会学论文,常人论文,传统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新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不但极大地开拓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而且在方法论上完全超越了传统的默顿学派。其“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重视对科学活动社会属性的分析，并特别关注科学家是“如何”谈论科学和“建构”科学知识这个问题。这种建构主义的分析理路带来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系列新转向。[1]然而，这些新转向在带动了这一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科学社会学似乎变成了“没有社会学”的学科[2]，正在背离本学科的某些基本传统。这成为了当前科学社会学危机或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之一。如何使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建构主义与科学社会学方法论危机 由于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建构论的“革命性”解释，特别是爱丁堡学派提出关于科学知识形成和增长的“强纲领”，以及一些建构主义者，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提出科学成果是人为产物或人造事实等观点之后，在整个科学界和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诺尔-塞蒂纳把他们对科学活动的这一研究界定为建构主义纲领，或称“强建构主义”(strong constructivism)观点。即使其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甚至被指这类建构主义纲领是“多余的和倒退”[3]，但是建构主义观点已广泛蔓延，影响日盛。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之下，甚至越来越多的来自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加入到对科学知识的讨论之中。在如此广泛的影响下，建构主义观点的泛滥不但引发了新一轮的“科学大战”，同时也使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遭遇了重大危机，它似乎正在迷失其研究的某些传统。这一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科学社会学研究碎片化，研究纲领“支离破碎”。建构主义观点的兴起超越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使科学社会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其突出表现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其研究的跨学科性特征日益突出。关注对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的学者，并不限于社会学领域，来自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关注到与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研究。因此，这个研究领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科学技术论”(STS)。此领域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特征。“这一领域不再是狭义的纯学术研究：STS学者们跟实践行动者、科学家、博士、决策者、工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一起，关注公平、政策、政治、社会变迁、国家发展和经济转型等议题。”[4] 但这一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对那些赞赏‘多样声音’的实践者来说，所遇到的问题似乎是令人惋惜的不一致和缺乏严肃的目的性。‘科学的社会研究’相对于‘更专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了现代学术领域最具离心性、最有争议(有时粗鲁的)以及最有活力的方面之一。”[5]特别是从学科特征来看，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弱化，学科的专有属性被削弱，社会学家本身的参与程度明显不够。在社会学领域，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一直未得到社会学家的充分关注，这跟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日益凸显的地位及广泛影响的现实极不相称。社会学家缺乏对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这里既有学科研究传统自身的原因，也有人们认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现状。“各种各样的‘新’科学社会学构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领域，且强纲领对科学内容所给出的社会学解释议程，因对其每一个关键术语的争议而四分五裂了。”[6]11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分支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流派或观点。例如关于科学知识的“强纲领”、“利益模型”、“经验相对主义”、“实验室研究”、民族志研究、话语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实践冲撞理论”，等等。这些发展导致了科学社会学研究发生了一系列新转向，理论观点越来越多元化。以往曾占主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观点，逐渐被各种反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观点所取代。理论观点的多元化既反映了这个学科的新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此领域目前缺乏统一的主导性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瑟乔·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所评价的：“这些纲领不相调和，由于对建构主义隐喻有不同的应用和解释，从而导致和引发了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分歧。”[7]这是目前科学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2.建构主义使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遇到了主观相对主义的危险。根据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提出的“强纲领”中的“对称性”信条，哈里·柯林斯(H.M.Collins)在其《改变秩序》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得不赞同的唯一事情是，‘把(外部)世界看做似乎对人们如何认识它没有什么影响’这一设定，是研究科学行动的一个合理的出发点。这一‘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无需进一步辩护。”[8]因此，“什么算做真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真理不是这种结果的原因。”[8]这是其相对主义观点的突出体现。面对建构主义相对论观点所受到的极大怀疑和批评，巴恩斯和布鲁尔给予了反击，他们明确提出：“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的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们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那些认为某些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9]实际上，布鲁尔对科学知识持有意义有限论，认为科学的意义并不是先定的，而是来自于应用过程。布鲁尔把这一点看作是其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观点。所以他说：“的确，就知识社会学而言，有限论很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它表明了所有认识过程的最根本的东西——从运用概念的一个实例到另一个实例的步骤——所具有的社会特征。”[9] 对大多数建构主义者而言，其相对主义观点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识的标准因社会文化而存在差异。特别是那些关注文化问题的学者，认为人们认识或评价事物的标准一定是特定性的、相对的。“SSK使科学(活动)中的人类能动性角色主题化。因此它通过关注强调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运用受实际的人类能动者利益和约束的影响，而部分地取代了对科学的表征式说明。”[10]9他们特别强调“科学知识制造的偶发性、非正式性和情境性。”[5]这种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对传统的科学理性观提出了极大挑战。“首先，这自然意味着对把合理性作为根本的认识论标准形成了质疑。其次，这还意味着，对人类观念与现实之间相联系其合理性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结果，合理性变成了有待解释的东西，而不是解释的前提。”[11]这样来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客观的一致的评价标准呢?这种相对主义会不会导致认识的混乱或意识形态之争呢?这成为了建构主义备受争议的一个方面。例如，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指出：“建构的话题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范畴的权威性。它对那些我们原来自认为是必然的、甚至我们目前做事方式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战，它不是用拒绝或提出一种更好的方式，而是用‘揭露’的方式。”[12]所以，哈金认为，某些建构主义者很可能会滑向相对主义和极端的主观主义。尽管巴恩斯和布鲁尔坚称他们“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科学事业本身的一部分，看作用科学语言去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13]，但是其突出的相对主义倾向仍然深受质疑。 3.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研究取向分化。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论观点上，以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远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进：他们明确宣称“科学知识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产物”。结果，社会优位取代自然优位成为知识的致因，使经验研究主题最后变为了一种认识论的哲学论断，从而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方法论困境。为此，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科学知识成为了当前一个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方法论主张或策略，它们试图摆脱“强纲领”的社会认识论或社会决定论陷阱。 (1)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DA)优位策略。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等人为超越以往的研究范式，提出了研究科学知识的话语分析法，倡导话语分析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马尔凯在其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方法论问题他称之为“解释的扩展”。即如何去分析科学家的行动，是去明确表明科学行动和信念，还是关注科学家所用的话语?他们发现，科学家所使用的话语具有很大的可变性，他们用不同的陈述去表达不同的事情。话语分析不是关注研究对象的陈述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而是关注他们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陈述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因此，马尔凯等指出：“我们认为，对科学话语的社会生产做系统研究，在发展关于科学的行动和信念的令人满意的社会学分析方面，是极为根本的一步。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行动者如何对其行动的解释进行社会建构，了解了行动者如何主要通过语言的使用构成其行动的特征之后，我们才能对科学中的行动和信念的性质这类长久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话语分析所试图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科学家语言运用的分析。”[14] 在此基础上，马尔凯还进一步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式，从而能够对由SSK所提出的知识概念做出新的表达，这就是他所谓的“新文体形式”(new literary forms)。马尔凯“新文体形式的提出不仅超越了简单的话语分析，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对SSK研究的理解，甚至改变了对知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理解。实际上，从根本上说，这就触及了知识的反思性问题。”[15]不过，马尔凯所倡导的这种分析取向虽然不同于常规的研究方式，但难以被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流所接受。 (2)实验室民族志策略。拉图尔和伍尔加等开创了对实验室科学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他们把实验室看作科学家“建构”或“制造”科学知识或科学事实的主要场所，对之开展了人类学研究。这些学者基于对诸如高能物理实验室、生物学实验室大量细致的人类学民族志观察，通过这些观察及其获得的细致的录音、录像、文本资料分析，考察了科学事实生产与科学事实的表述机制，在发生学意义上开启了人类知识生产的“黑箱”。这种研究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关注对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微观过程的描述，包括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细节及环境，侧重考察知识生产活动本身，强调所研究的科学是“制造中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这些研究者既是科学活动的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者。如拉图尔和伍尔加说：“我们研究的焦点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实验室的日常工作。供我们探讨的大多数资料来自于一个场景下，实地察看的科学家的活动。我们的观点是，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关于科学的诸多方面依赖于日常发生的科学活动的点点滴滴。”[16]于是，他们称其研究为“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此研究取向的特点，首先在于详细呈现所收集的经验材料，其次关注对发生在特定场景的科学活动的观察描述，此外搁置研究者既有的任何认识去研究看似完全陌生的对象。这一研究取向具有突出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色彩，较为重视对微观活动细节的“深描”，但相对缺乏宏观分析的维度。“实验室研究忽视了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更广泛的’现象。”[6]104 (3)行动者网络理论策略。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是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的主要贡献。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制造结论或产品的过程，并关注到了其中各种因素的作用。拉图尔在分析科学的制造过程时，引入了“行动者”(actors或actant)概念，它既包括行动者人，也包括非人(non-humans)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实践网络。但他所说的这种网络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网络，是各种人的和非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worknet而不是network。[17]在对科学的分析方面，拉图尔“提出了新的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用‘实践建构’来取代‘社会建构’，摆脱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的套路，而试图代之以具体的实践过程。”[18]拉图尔提出，科学家作为重要的转义者，把各种异质要素(人的和非人的)连接在一个相关的体系之中，通过转译过程，共同建构完成科学实践。所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被称为“异质建构论”。拉图尔的研究有其自己独到的一套概念解释框架，跟传统的其他学派形成了很大差别。这一研究取向创新之处明显，但如何跟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对话值得关注。 (4)“实践优位”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又有了新的重要发展，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实践转向”，从而进入了所谓“后SSK”时期。在后SSK学者看来，科学不再被看作仅仅是知识，而是看作一种实践。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ting)在1992年发表的“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这一重要转变。他主张，应关注作为实践建构的科学，而不是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19]皮克林后来又提出了“实践冲撞理论”，他以“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来描述作为实践的科学动态生成性和演化特性。他所谓的“实践的冲撞”是指“能动性之舞”(a dance of agency)，即人的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皮克林指出，他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去说明科学实践，“把科学看作‘被制造的事物’，其中包括技能和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还有科学事实和理论。由此，可以说我始终关注的是科学实践，把它理解为文化拓展工作。”[10]3皮克林认为，科学活动可以被看作是参与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瞬间突现而形成的一种耦合，且这种耦合具有一种“后人类主义”特征。按其“后人类主义”主张，科学实践中非人的因素跟人的因素是对称的，提出应把物质的能动作用跟人的能动作用同等看待。皮克林的“实践冲撞”观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为理解科学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之，建构主义将把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何方?这是当前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方法论议题。我们暂且不说激进的建构主义所倡导的所谓“反科学”之路，而是要从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思科学社会学的未来发展之路。以上研究策略虽然在超越“强纲领”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它们有的借鉴了语言学方法，有的借鉴了人类学方法或者其他学科的分析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社会学研究的某些传统。研究取向的多样化，却带来了学科取向的模糊化。然而，迈克尔·林奇所提出的独特的“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某些创新性启示。 二、常人方法论学派的研究策略及其方法论启示 常人方法论是由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所创立的一个关注研究微观行动秩序的理论流派。迈克尔·林奇受加芬克尔的直接影响，运用常人方法论系统研究了科学家的微观实践活动。林奇明确指出，他对科学实践的研究跟以往的建构主义有所不同，他更加重视研究的经验性，力求避免一些哲学性的争论。他说：“科学社会学要提供一种针对许多常人方法论研究和会话分析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科学主义倾向的批判性力量；与此同时，我相信，相比于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将对语言应用和实践行动提供一种更深邃的理解。”[6]xviii或者说，其研究纲领的目的在于：“与其说是为政策研究和政治批判补充经验证据，不如说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一定场景下‘实际的’科学活动这种努力，才可把我们带回正途，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思考对某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观察、描述和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我所见，这就是常人方法论研究的议程。”[6]113 具体而言，林奇提出了一种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纲领，主张在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这两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关联，建构一种“日常且有序的科学”，旨在提出并发展一种对科学实践研究的后分析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他说，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纲领既不同于培根式的科学分析的研究范式，又不同于布鲁尔式的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所谓“常人方法论，可以简要地描述为一种研究社会实践与说明这些实践之间系谱关系的方法。”[6]1他强调指出，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不仅仅要对认识论和社会理论的主题提供批判性认识，而且要提供一种对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所用解释模型与分析模型进行内在批判的力量。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加芬克尔就开辟了对工作研究(work study)的常人方法论纲领，并对科学研究活动做了独到的分析。加芬克尔的研究旨趣在于“考察科学的发现和数学证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从实验室项目或者数学课程的学科限定的生活世界中‘提取’出来的”。在迈克尔·林奇看来，加芬克尔对工作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与拉图尔、伍尔加、塞蒂纳以及其他建构主义者的“实验室生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对一组同源问题和争议之点的比较精细的刻画。 林奇本人曾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做过实地研究，开展了细致的民族志考察，收集了大量显微镜照片剪辑、书面文本、实验室研究人员工作与日常谈话的记录、录音带、录像带等研究素材，并基于对这些素材“深描”，包括对话的语调、装置的安排乃至实验室人员身体动作的细节等，尝试揭示实验室实践的秩序。他的博士论文《实验室科学中的技艺和人造事实》就是在这个科学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完成的。1993年，林奇教授完成了《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和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一书，明确提出一种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纲领，对科学哲学、科学史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流行的主题做了系统分析，并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分析策略。 林奇指出，常人方法论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分析”学科，尽管外行和专业的分析实践为常人方法论提供了研究主题，这些研究的起点往往是观察、描述、复制、测量、理性、表征等特定的“认识论话题”。林奇断言，尝试提出一种对认识论主题的接管不但没有新意，而且已有的尝试也早已被颠覆了。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尝试一种对认识论话题的经验性研究，主张通过经验性案例的比较展示案例的共同之点，从而尝试界定诸如表征、测量之类的认识论话题，主张研究要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事件发生的真实情景，发现的过程还可以回溯到经典文献当中去。显然，在林奇这里，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传统得到了坚持。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倡导一种对“实际的”科学活动的描述，反对“事后说明”。林奇通过强调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和常人方法论为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避免实在论与建构论争论的新颖路径：常人方法论研究“索引性表述与索引性行为的理性特征”。“实际的”科学活动是物质的、具体的、真实时间中的成就。 林奇在其著作最后勾勒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列出了后分析常人方法论的七条研究原则或称之为“七策略”，包括从某一认识性话题出发、探求原始例证、仔细研究实际案例、按照“方法的唯一适用性要求”去研究案例，等等。[6]300-306概括而言，林奇的研究纲领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的方法论启示： 1.倡导“非科学的”或“后分析的”方法论。林奇的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尝试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的方法论策略，不是去对传统的认识论中核心术语的重构，而是大胆地跳出认识论循环，主张一种对认识论话题的经验性研究。林奇呼吁：“停止谈论科学!到实验室去——去任何一个实验室都行——逛一下，听听谈话，观察技术人员的工作，让他们解释在做什么，阅读他们的笔记，看一下当他们分析数据时说些什么，也观察一下他们如何移动仪器设备。”[6]315因此，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纲领不同于以往认识框架的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框架。林奇的研究纲领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本质主义，但也不去简单地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他试图跳出“自然”与“社会”二元分化的传统思维框架与路径分析模式，走出“科学主义”与“主观主义”二元对立的解释范式。林奇提出对科学之内与科学之外都要坚持无差异应用和一种“常规科学”的分析策略，从而符合“方法的唯一适用性要求”。 例如，林奇结合相关的具体研究，主要用索引性表述(indexical expression)与地方性生产解释了“社会事实”是地方性知识。“索引性”与“索引性表述”是常人方法论的重要概念，林奇重新审视并赋予“索引性”常人方法论研究标志性的意义。索引性表述，其本意是指语言当中大量出现的诸如代词(he、she、it)以及引导性表述(there、here、this、that)等在不同的语句及位置中表达不同含义的术语。林奇指出，索引性表述的建构主义特征足够明显：地方性生产很好地表明了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的偶然性特征。即知识的生产或事件的发生不是基于理性规则运用的事实，它仅仅只是一个结果，一个偶然的结果。在林奇看来，常人方法论对观察、解释或证明等术语，都是结合一定语境或情境下的行动去加以说明。因此，这种分析是常人方法论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特征。 2.实用主义的经验分析取向。不同于传统的建构主义观点，林奇主张一种更具经验性的分析路径。“我所提议的是一种关于认识论话题的经验性研究，它与其说是引导对认识论中核心术语的更精确界定，不如说是对认识论框架的一种取代。与其说通过比较经验案例和说明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去界定诸如‘表征’或‘测量’这些术语，不如说我所列出的这一纲领更可能颠覆所有想建立基本模式和发展跨域情境的规范性标准的努力。”[6]306林奇还指出，他倡导一种后分析的对科学的研究并不是否认分析，而是建议一种对已经完成的分析的回顾式的关联。林奇强调，常人方法论者“把自然科学界定为关于实际活动的发现性科学”，因此他们关注对科学日常活动细节的分析。他提出的原始例证探求策略、认识论话题的实际案例研究策略、经典案例回溯策略都是具有经验研究意涵的，唯一适用性要求策略、无差别应用策略以及使用日常科学的方法论则是常人方法论策略在这个经验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 3.关注微观行动的描述，但忽视对宏观结构因素的分析。常人方法论关注对日常生活世界情境性实践活动的研究，强调对微观互动行为的“描述”分析。因此，常人方法论者通常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录像分析、会话分析等方法，以求真实地呈现日常生活的“自然”秩序。例如，以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等人为代表倡导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已成为常人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他们把会话看作一种基本的社会互动现象，由此发展了分析微观互动现象的一种基本方法。即“会话分析是对被记录下的、自然发生的互动中谈话的研究。”[20]会话分析的基本假定是谈话互动具有一定的秩序性或组织性，通过这种分析可以说明不同语境下社会互动的特征及意义。对于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对象这些事物，他们认为也是人们以相互认可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自然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自然观察的科学”。于是，萨克斯和林奇等运用会话分析开展了大量关于科学日常活动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基于对“实际的事件细节”观察的科学的社会学。林奇称之为“分子社会学”研究。 这种强调对日常互动和日常语言秩序的自然观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真实案例性的分析结果，深入认识到了科学家日常活动的某些“奥秘”。但是，科学实践活动既受微观情境的限定，也受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像会话分析等常人方法论研究没有充分关注到宏观因素的作用，因此具有明显的还原主义倾向。“会话分析者试图刻画结构要素的简单秩序和使它们相结合的规则，因此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跟分子生物学一样的还原主义纲领。”[6]259 三、结语 总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应回归经验，关注对科学实践活动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纠缠于认识论问题。在这一方面，林奇的后常人方法论纲领是坚持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实现创新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之间跨学科的关联不仅发扬了科学实践建构、案例深描的经验研究传统，更以“按照唯一适用性要求研究每一个案例”原则和使用一种“常规科学”的案例消解了先验判断难题。同时，其后分析常人方法论提供的对其自身所使用的解释模型与分析模型进行内在批判的力量，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林奇的研究纲领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弱点，其重视微观案例细节描述的方法，也使其在方法论扩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从社会学经验分析的视角去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在借鉴常人方法论研究纲领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从而更全面地运用适当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