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城镇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教授近20年辛勤开拓的领域，是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费孝通教授的成名作是“江村经济”，对中国农村有深入的调查与细致的记载。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追踪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加快。费孝通教授坚持实地调查的传统，走遍了全国各地，对小城镇的穿梭访问考察从未间断。他的小城镇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1](P36)。他“跑一趟，写一篇”，笔耕不辍，著述丰硕。他思维敏捷，善于小中见大、由此及彼，注重应用与服务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这种求实精神与工作热忱，十分令人感动与敬佩。
一、小城镇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从事小城镇研究的基本方法。关于小城镇的研究方法，他曾作以下介绍：“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2](P2)他的家乡是江苏省吴江县，他30年代调查的村子是这个县里庙港乡的开弦弓村，即“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研究基础。
“从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起”的研究方法，首先反映了费孝通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坚实的基础就建不了高楼大厦，从熟悉的领域与地方入手，容易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这一点，我多少从他那里有所师承。同时，从已有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研究也反映了费孝通教授不断进取的精神。那时，我曾随他访问“江村”。从吴江县城松陵镇去“江村”是坐船的，在“扑扑”的水声中航行数小时。“江村”要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需要外面力量的拉动。费孝通教授一定想到，这个力量首先是同它有种种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周边小城镇。1981年他“三访江村”时想到要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而且决定从吴江县开始。
费孝通教授的“已有的研究基础”是通过实地调查奠定的，因而他的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经院式研究方法，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形成与深化认识。崇尚实地调查，是费孝通教授治学方法的鲜明特征。他最初在燕大提出以实地研究来替代仅仅靠地方志资料、历史考据来研究风俗和文化的方法[3]，1937年他提出以实地研究开拓中国学术的“求学之道”。[4]
选择典型，是费孝通教授最擅长的方法。三四十年代他曾选择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调查，起名“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其中“江村”是靠近都市，深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农村，相对而言是先进农村典型。“江村”具有三种类型学上的意义：(1)开弦弓“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实地调查的场所”；(3)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5]禄村则是一个农业之外副业很少、根本没有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典型[6]。费孝通指导张之毅进行调查的“易村”，是一个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内地农村的典型；“玉树”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的典型。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也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2](P4)这样看问题是有道理的。吴江邻县张家港的小城镇建设后来蜚声中外，他们碰到与解决的问题，当年费孝通教授在吴江小城镇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与论述。
多点实地考察，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1984年他走出江苏省，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边区，一路是走沿海各省。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2](P3)从小城镇研究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作为一个学者，他不畏辛苦“行万里路”，是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认识。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踏遍祖国山山水水，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
定性分析是费孝通教授进行小城镇研究的主要方法。他一开始就提出了“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研究提纲。他开展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是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小城镇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吴江县有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第一种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呆滞。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松陵镇，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富有水乡景色的游览区。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是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小城镇具有共同的性质，[7](PP9-15)这种定性分析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小城镇的状况。
类型比较法是费孝通从个别认识整体的基本方法。费孝通试图在分析各个类型的基础上，“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8]他始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8]他指出，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使用类型比较法上表现得最为清楚。[9]费孝通教授在昆明从事内地农村调查的一段时间里，使用的调查方法就是类型比较法。“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1](P3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1](P35)费孝通教授近20年来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有意识地为克服这种不足之处作了努力。从他纵横交叉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敏锐与远大的眼光，而不拘泥于个别微观社区的观察。
真实地描述对象，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中的又一个方法特点。他指出，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我们的文章就成为现实小城镇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2](P3)先打腹稿口述，然后整理成稿，是费孝通教授多年来常用的一种方法。他说：“按照我过去的习惯，每访问一个地方，总是把在当地各种场合讲的话，尽可能地存放在录音机里，请人代为整理后，凭稿动笔改写成准备发表的文章。”[10](P1)这种方法提高了他的研究效率，并且保证了他在繁忙的公务中仍能持续不断发表闪烁着智慧光彩的见解。
二、小城镇理论
1.小城镇道路
“小城镇”应当归在城、乡的哪一边？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可以考虑称“集镇”。群众语言中有传统的分层模式，那就是“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有人看到现在所谓“小城镇”里还存在着和群众语言相适应的层次，所以主张用“城镇”、“乡镇”、“村镇”来区别。[2](P43)费孝通教授把小城镇界定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中心，那么他倡导小城镇建设就意味着强调农村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是走大城市模式，还是走小城镇模式？费孝通教授主张后者。他指出，他当时提出小城镇问题，主要是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去想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集中程度超出城市负荷后，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称“大城市病”。事实证明大城市模式不利于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况且这种模式与我国国情也很难接得拢。能不能改变这种模式，在人口分布上走分散的路子呢？当时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已经起来了，办工业不同于搞农业，工业生产需要能源、运输、市场、仓储等条件，要寻求农村里交通便利、易于集散的中心地带，很自然地就向小城镇集中，人流、物流增加，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这样的事实给费孝通教授很大启发。历史上，集镇是农村的流通和行政中心，现在加上生产，加上为生产服务的其他行业，是有条件吸纳相当一批人口的。[11]
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是费孝通教授主张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对此，学术界有些不同意见。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目前已有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住、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中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则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目前我国城乡还存在二元分割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会逐步好转。[7]近20年来，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思路与模式不断调整与优化，各地小城镇纷纷崛起，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农村小城镇如何从衰落走向繁荣？这是费孝通教授十分关注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过去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化消费城为生产城”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生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没有搞清楚，以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产，靠着人家吃吃花花，实际就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表现出来的是逐步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这就大大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见萧条冷落。[2](PP19-21)小城镇衰落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必须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为此，费孝通教授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呼吁发展小城镇，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小城镇发展动力论
小城镇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农村工业化，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部分村、乡（镇）企业建到了小城镇，从而给小城镇带来了人气与活力。费孝通教授曾经写道：“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2](P26)
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于是乡镇企业就遍地开花，在农村里生长了起来。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2](P51)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从县、镇到公社、大队，普遍经费不足。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
发展乡镇工业是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道路。费孝通教授1957年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费孝通教授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7]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2](P49)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2](P29)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为依托形成了一些专业市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
费孝通教授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发展系统的思想。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2](P54)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P126)
3.人口流动论
改革开放前，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总量较小与速率较低，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方向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动；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动。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膨胀而小城镇衰落、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从而形成了人口的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增大。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两种人口流向：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进城工作而家庭仍留在农村，被称为“离乡不背井”。费孝通教授指出，“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2](PP58-60)我认为，“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势，是目前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2](P82)他还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2](P169)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三、区域经济发展观
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论
费孝通教授在1983年《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2](P539)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第一个经济模式。他把位于江北的南通划到了苏南经济区，让它和苏州、无锡、常州并称，道理就在于南通有和苏、锡、常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2](P55)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7]“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队所有制”。[2](P541)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格局的特点。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1](PP93-95)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河南民权县发展庭院经济，有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权模式”。[1](P296)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联，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他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费孝通教授研究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2](P538)
2.经济区域论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费孝通教授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域研究方面的对策性建议，不仅在学术界有影响，而且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其中，关于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思路，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他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光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经济区域发展设想。
近年来，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熔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南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开发设想中有关经济区域内容的延伸。沿欧亚大陆桥由东向西进入中部地区，建立经济走廊。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近20年来，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与经济区域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实地调查提出发展思路。这种不尚空谈的优良学风，这种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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