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性与曲折性引致的教训和思考（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折论文,教训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理论指导上的失误评析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高层理论指导上的失误，有几种情况：
（一）口头上讲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某些重要方面背离了甚至践踏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面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过一些科学预见。首先是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各种私有制，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恩格斯以后又不断强调在未来社会中要掌握和发展生产力，以保证满足人们的需要。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写的《单行本导言》中又说：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列宁同样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列宁十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他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2 〕”。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3〕
上述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指导，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曾被“左”的祸水湮没了、扭曲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正确地强调过生产力标准。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他也曾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甚至急于求成，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当“大跃进”变成大跃退而造成严重损失，出现深刻矛盾和危机时，就转向大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去了，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置于次要地位，甚至置于脑后，支持大张旗鼓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了。
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需要，让大家过富裕生活。马、恩、列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例如，马克思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4〕。恩格斯说：“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列宁也讲， 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6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讲得十分清楚。然而，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20多年中，“左”的一套理论与政策越来越漠视人民群众生活福利的提高，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所强调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的科学思想——“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让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置诸脑后，竟反其道而行之，搞起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物质鼓励和关心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批之为“经济主义”、“修正主义”。1957年开始，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漠视人民生活福利的思想倾向越来越明显：先是讲职工的工资福利“不可不增”、“不可多增”；后来批判关心人民当前利益是搞“小仁政”，是“好行小惠”，提出人民的生活永远“不可多改善”、“不可多照顾”。甚至还提出这样的指示：“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这两条是最基本的。其他可有可无。”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四人帮”进一步把“富”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穷”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讲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
以上表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而代之以主观随意性和唯意志论，必然走向盲目性，必然会导致完全背离和践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正确理论。“左”的一套理论和路线在许多方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以上只是选择两个重要问题作为例证。这里之所以要突出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它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如果模糊和背离了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两条根本原则，那就会模糊和背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正因为要坚持和实现这两条基本原则，才要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均衡性，才可能消灭阶级剥削和两极分化，也才会进一步引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问题、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功能组合问题等。如果公有制不能保证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不能引向共同富裕，要公有制干什么？如果按劳分配的收入只能过贫穷的生活，劳动收入长期不能提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不少人二十几年没有提过工资），要按劳分配干什么？广而言之，如果社会主义不是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能使人民过美好幸福的生活，达到共同富裕，而是生产力停滞不前，人民共同贫穷，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其次，之所以在这两条基本原则问题上引证了“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不是从引证出发，而是想要由此阐明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读邓小平同志的《文选》，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反复地、突出地强调的两点，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达到共同富裕。他把这两条确定为“社会主义原则”。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7〕邓小平同志在1992 年的南方讲话中又把这两个原则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之中。我们对照一下邓小平同志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论述和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两者的思想观点是多么一致。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同志恢复了被“左”的错误湮没和践踏了的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指导思想，是在新的形势下继承、恢复、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
另外，也有必要指出，有的学者没有弄清楚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论述同马、恩、列有关论述的关系，或是将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说什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只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有的还为马、恩“开脱”，说他们之所以不强调这两条是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的。只要读读前面引述的马、恩、列的有关论述，就可以看出，这种见解与论断何等轻率，何等违反事实根据。或是有人进而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来否定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其实，邓小平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多次强调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等也是社会主义原则。没有公有制，何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中，不言而喻地是以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也可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
（二）“左”的理论思想日益膨胀时，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针对某一问题而提出的带有抽象性和一定程度模糊性的有关论断，作了非科学的理解与宣传。例一，1958年开始，毛泽东不断提出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后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最初是在1958年8月19 日全国协作区主任会议上，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体收入差别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后来还把资产阶级法权解释为上下级间的“猫鼠关系”、“父子关系”、“等级关系”，把一切分配关系中的收入差别，把一切等级差别，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要予以限制、批判、破除。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权利”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只是针对《哥达纲领》中抽象地宣传社会主义要实现“公平的分配”、“平等权利”，予以批评时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马克思认为党的纲领，不应抽象地要求“公平分配”、“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最公平最平等的。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这是一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关系。这种等量劳动交换，是一种新的“公平分配”和“平等权利”。然而，这种“平等权利”同调节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同一的，即都是等量劳动相交换。而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在资产阶级社会也存在和广泛实行着，因此，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称作“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这里只是就按劳分配和商品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抽象和形式上的共同点讲的，为的是用以说明，即使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也不应不加分析地作为工人运动追求的抽象目标，因为还有将来要实行的按需分配的平等权利。
然而，如果具体地分析两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又有着内容上和性质上的区别。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是一种分配关系，它以公有制为基础，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劳动收入关系；而商品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交换，是一种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我国50年代末和60年代，宣传限制、批判和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如果指向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那就等于是要限制、批判和破除等价交换规律，既办不到，也不正确。如果指向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那就等于是要限制、批判和破除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必然导致搞平均主义。如果指向一切经济、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差别，那么，这显然是误解了和弄错了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涵义。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制度、等级特权，不是资产阶级权利，而是封建主阶级权利。资产阶级正是在反对封建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特权中提出自己与之相对立的平等与自由等权利的。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权利”，本来就是指等量劳动交换的“平等权利”。不能把按劳分配原则自身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并不要求和实行按劳分配，而是要求和实行按资分配，要求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平等权利。
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实际上是越来越趋于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在限制与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后又提出：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与旧社会差不多，“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四人帮”进而把按劳分配说成资本主义土壤，会产生资产阶级。整个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搞乱了我国的分配关系，出现了平均主义“大平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例二，把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不规范的论断绝对化和教条化，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8 〕列宁是在特定情况下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这并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规范论断。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不把粮食按规定廉价交给国家，而是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列宁称之为“做投机生意”的行为。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做粮食“投机生意”的个体农民。这个理解可以从列宁的另一段话中得到证明：“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9〕
事实上，对列宁的关于小生产的上述论断，不能从严格的经济学原理上来理解和把握。小生产（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只能分化出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来，不可能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来。否则，小生产的绝大多数会资本主义化和资产阶级化，这在理论上说不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这里不仅把列宁在1920年小生产汪洋大海似地存在时的论断，扩展到我国实行集体化后的广大农民，进而扩展到由农民出身的工人和干部队伍，于是，集体农民、工人和干部群众，都被视作“小生产”，都在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列宁的这样一段关于小生产的不规范的论断，被错误地理解与扩展，成为搞“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依据。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践中的试验性和摸索性及理论上的探索性，加上高层决策者的主观随意性，理论指导上的多变性势所难免。这种多变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必要的，趋向符合客观实际的改变；另一种是由正确变为错误或用正确纠正错误的改变，甚至是以错误纠正错误的改变。这里存在理论上的失误问题。第一种理论上和认识上的变移，是表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认识日益符合客观规律、理论趋向科学化和成熟化，是开拓前进中的变移。这种变移反映了也促进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曾预计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因而价值、价格、货币、市场等都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消灭商品货币经济。于是，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比较长期的和曲折的讨论、探索、实行与发展的过程，取得了日益符合社会主义实际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成效。从否定和力图消灭商品生产，到不得已保留商品货币关系；从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到承认两者都是商品；从认为商品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相对立与排斥，到两者的相互统一；从宣传商品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基础，到认识商品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必要；从承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排斥市场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到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和摸索过程。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过程，也有种种失误。在有些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反复与曲折，走了“之”字形的路。例如，在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论认识上就是如此。本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0〕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言而喻，是过渡到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讲得十分明确、清楚。我国五十年代前期也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1953年8 月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显然，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时期。在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过的1953年中宣部编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明确和正确地把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过渡时期”阐发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然而，当“左”的思潮泛滥时，“过渡时期”被宣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成了“过渡时期”。然后再把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论断加之于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列宁讲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11〕这本来讲的是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前的过渡时期的情况，却硬将其套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反而空前残酷与尖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竟被歪曲和糟踏到如此地步！而且，我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我国是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转向社会主义的。即使正确理解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论断，也不能教条主义地简单搬用到我国来。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过渡时期”的错误理解与宣传才逐渐抛弃。
再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本来，1956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已经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管决议中所概括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提法上不够科学和准确（会造成社会主义制度超前产生的看法），但决议表明了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生产力落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还讲：“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必然逻辑是应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正确的。但1957年“反右”以后，毛泽东把八大的正确决议否定了，修改了，重提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才重新肯定八大路线的正确，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然而，这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走了20多年，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位问题上，也出现过理论认识上的失误与曲折。按照毛泽东的原来设想，先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条件成熟时，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原来的设想和提法，服从于急于求成的思想随意改变着。1952年12月，毛泽东最初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始点，提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来，毛泽东又改变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或者说改变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的提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将其改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2〕这样一来，我国的过渡时期同苏联经历的过渡时期也就不存在什么区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再说，我国原来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能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原来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一个较长的时期。然而1958年在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宣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刚宣布进入（还未建成）社会主义，事隔两年就要搞共产主义了，把社会主义社会变成转瞬即逝的阶段了。“左”的一套碰壁后，毛泽东又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这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不是针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要论证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直到后来特别是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正确的定位。
社会主义实践的试验性与摸索性，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性与多变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仅仅经历了几十个春秋，还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运行与变化的规律，尽管知识越来越多，认识也日益深化，但还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在实践的摸索与理论的探索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应重视社会主义自觉性的提高，减少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特别不要把自觉性扭曲为人为性，用长官意志取代客观规律，用“一言堂”、“家长制”代替集体领导。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些理论与实践中的失误并非不可避免。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搞所有制的不断升级、“穷过渡”；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总之，理论上与实践中的“左”的一套，根源于高层指导与决策的错误。而且，这类错误的东西，在盛行的当时，往往被鼓吹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把歪曲与亵读了的马克思主义，强加给人民群众。
四、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在探索与摸索中前进的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抛弃了“左”的错误，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质上是要发挥市场调节经济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回顾改革历程近20年来，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在探索与摸索中前进的，也有曲折与反复。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可能是自发的过程，而是自觉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行的。改革的思路也有正确与否之分。由于社会主义改革是史无前例无前轨可循的全新的事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在某些方面的不成功或失误，也会出现。甚至今天强调和坚持，认为是正确的某种理论和实践，明天变成错误的东西被抛弃，而昨天被看作是错误的，加以批评的某种理论与实践，今天被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赞扬和推行。就拿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来讲，改革以来的有关理论指导与探索也经历了曲折的和反复的过程。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到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在摸索与探索中寻求解决的途径。改革的理论指导，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上并不一致，其确定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的理论指导，总的来说，反映了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改革理论在认识上的深化与前进。但是，也存在反复和大转弯。例如，“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思想，一段时间内成为禁区。然而，如果否定“市场引导企业”，就等于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如果否定“国家调节市场”，就等于否定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离不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
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上，存在理论指导上的大转弯。邓小平同志予以高度评价和完全肯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并说：“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紧接着在十四大以后，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出现180度大转弯。 这同样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试验性与摸索性和改革理论的探索性与变移性。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解决好后者，才便于解决好前者。而研究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需要把握社会主义实践（包括改革实践）的试验性和摸索性及理论的探索性的特点，而且要吸取过去理论变移中的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力求以科学态度进行独立研究，得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和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来。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9页。
〔2〕《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490页。
〔3〕同上书，第4卷，第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5〕同上，第20卷，第307
〔6〕《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546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8〕《列宁选集》第4卷，第3版，第135页。
〔9〕《列宁选集》第30卷，第20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版，第314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140页。
〔12〕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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