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183;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里克论文,弗雷德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多部代表性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以及“后现代理论家”等诸如此类的称谓，连同他的数目众多的书籍，使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代名词。然而，细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詹姆逊的学术研究跨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本人一再申明，其学术生涯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他的大学法国文学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他最初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向。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开始，詹姆逊连续写作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语言的牢笼》(1972年)和《政治无意识》(1981年)。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是詹姆逊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尝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首要的是关于经济、历史、社会和革命的理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散见在论著中的关于文学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存在决定意识，文学的本质是建基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有把文学放在社会现实的大框架内才能真正地理解文学，由此，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要求从构成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结构中寻求文学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詹姆逊本人不仅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问题，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三是文学的表象问题，①而且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身体力行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应该说，作为一位美国学者，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出情有独钟，在当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当他向美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在美国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混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英美哲学”。②
对于这种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带有浓重实证主义色彩的标榜为“我们自己的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思维类型，詹姆逊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看来，像英美分析哲学这样排斥思辨重视经验的思维类型在思维上是存在明显缺失的，其导致的政治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传统的反思辨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③因此，对于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内的人们而言，引入迥异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着重思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学会辩证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因为“马克思对于个别艺术作品的强调，以及它们对他所具有的价值，远远不是个人的人格问题；从某个方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进行更加精确的鉴定。”④故此，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追溯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历经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文学史观，并特别强调尽管此书涉及了大量德、法辨证文献，“然而，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⑤该书的副题“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继《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之后，詹姆逊很快推出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部力作《语言的牢笼》(1972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上，对20世纪初新出现的以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判。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代表的文学语言学研究范式，有人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它在重蹈哲学史的老问题的覆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甚至是黑格尔之前那些我们今天已无须再操心的思想窘境和谬误之中”⑥，但詹姆逊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而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以语言的组织和状况为其内容，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使老问题以新的、未曾预见过的方式重新提出”，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否认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语言性质揭示给予文学研究带来的“启发性的见解”和“丰富的想象力”。⑦不过，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作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足封闭体、把文学研究单纯地归结于语言分析的做法，詹姆逊同样提出了批评，因为尽管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视角不是关注语言本身，而是探讨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必然生发出来的”。⑧从内容上来说，《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为共时性的理论分析，一为历时性的理论建构，这本是两种截然有别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但詹姆逊却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消化和吸收，实现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成为“能够涵盖所有相互对抗、差别甚大的批评方法的不可超越的视野”的理论雄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政治无意识》(1981年)的写作，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表象”理论。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詹姆逊指出在文化领域存在两种研究：一种是以美英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文本进行阐释性研究，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和利用文本，具体地说就是把文本视作政治性的寓言，而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揭示隐藏在文化文本背后的政治影像。詹姆逊坦言不管好坏，自己都坚定地选择第二条道路，并充满自信地为自己的研究思路辩护：“本书将论证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阈。”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詹姆逊本人在《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主张，但《政治无意识》的主体部分借助的依然是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文本的阐释，《政治无意识》并未脱离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过“文化研究”的提出，已经表明詹姆逊不甘囿于文学文本的藩篱将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的企图，所以《政治无意识》既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同时也预示了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
二、文化研究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詹姆逊转向了文化研究。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做了长达一学期的文化学术讲座。有意思的是，詹姆逊本人这次在向中国听众作自我介绍时，尽管提及了自己的文学学术背景，但刻意强调的却是自己的文化学者身份：“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并不是研究美国的专家，我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我讲的并不局限于文学理论。”同时他在给中国学生开列阅读材料再次说明：“我选择了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奇、弗洛伊德、阿尔都塞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作为文学批评来读，而是作为文化批评的材料，”⑩并引证了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话：“文学教师必须把他们研究的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认识作品的意义和本质。”(11)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詹姆逊就文化讲了这样几个话题：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文化——生产方式(第1章)；文化——宗教(第2章)；文化——意识形态(第3章)；文化研究——叙事分析(第4章)；后现代主义文化(第5章)。但即便如此，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并没有排斥他原先一以贯之的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比如他在北大的这次文化讲座尽管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维·施特劳斯的《野蛮人的心灵》等非文学的文化文本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他仍然在课堂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重点讨论了两部文学文本：康拉德的《吉姆爷》和艾略特的《荒原》。
《吉姆爷》是英国作家康拉德作于1900年的一个“海上故事”，说的是主人公吉姆从一个懦夫成为一个英雄的人生过程。传统的文学批评通常将《吉姆爷》当作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小说，而在詹姆逊文化研究视野里，《吉姆爷》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内涵。首先，“小说中的存在主义色彩是相当浓厚的。”(12)其表现就是主人公吉姆在面临紧要关头时对自身行动的“选择”。特别是当他所在的商船漏水下沉，其他水手纷纷跳水逃命，吉姆站在船舷边犹豫不决，内心进行着逃还是不逃的激烈抉择，詹姆逊认为，《吉姆爷》“对‘选择’的分析很富有独特的色彩。在选择的时刻就必须做出决定，除此之外，什么也帮不了你的忙，因为犹豫不决也就是一种选择。这种时刻没有办法求助于任何外在力量，只有经过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才能达到自由。”(13)其次，《吉姆爷》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詹姆逊利用法国叙事学者格雷马斯的“符号的矩形”分析模式，从《吉姆爷》中归列出一个建基于行动与价值二元对立的“符号的矩形”，以此来分析小说背后寓含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意识形态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是一个两难推理，一种困境。在西方，我们提倡相信应该行动，……但我们同时又强调价值。这中间的困境就是这两样东西不能完美地结合：价值是超验的，而行动却又是属于这物质世界的，因此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力求解决这个世界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吉姆爷》就是努力要解决这个矛盾，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似乎解决了这个困难，找到了出路，但这只是在叙事中达到了这一境界，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从中我们得出结论：任何二元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要你有对立的两项，你就有了意识形态，原因在于二元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14)所以“《吉姆爷》被看成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货币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行动的社会，但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这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真实的，是事实，但同时又正是对自身的看法，因此属于意识形态，是一个神话，西方关于自己的神话。”(15)
《荒原》是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品，诗歌通过对水、火、风、雨、雷、电等意象的选择和营造，传达了现代人深陷现代文明危机中的一种干渴和绝望之情。关于《荒原》的传统解读，通常都是通过对构成诗歌诸元素的上述意象进行语义分析，析解其背后寓含的隐喻之义。而在强调文化研究的詹姆逊看来，此种批评方式绝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有效，他尝试用另外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解读《荒原》。这种文化研究是通过考察诗中代词的使用来展开的。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荒原》的首段在陈述表达荒地上生命之痛苦时，没有使用一个代词，如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的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而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开始大量出现“我们”、“我”、“他”和“你”等代词，如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为/枯干的树根提供少许生命。/夏天使我们惊讶，在下阵雨的时候/来到了斯丹卡基西；我们在柱廊下躲避，/等太阳出来又进了霍夫加登，/喝咖啡，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不是俄国人，我是立陶宛来的，是地道的德国人。/而且我们小时候住在大公那里/我表兄家，他带着我去滑雪橇，/我很害怕。他说，玛丽，/玛丽，牢牢揪住。我们就往下冲。/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大半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并且出现了明显的由集体性的代词向个体性的代词的变化。詹姆逊指出，正是从这些代词的有规律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读出诗中寓含的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代词的变化中，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而这首诗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扩展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溶进这个基本框架。首先诗里有一种‘深层意识’，这也许是一个种族的集体性深层意识，而这正是诗中神话的来源；然后是一个‘贬值了的集体’，这就是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而这种集体性中的个人也是没有生命的，正如但丁笔下那些既没有得到拯救也没有被贬入地狱的人们一样，因为他们是毫无价值的”。(16)
事实上，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对于文学文本的关注并不仅限于此，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文学作品之外，还涉及了对包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意大利作家卜加丘的《十日谈》、中国作家茅盾的《春蚕》、《子夜》、《林家铺子》等在内的众多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和分析。詹姆逊为什么要将文学批评扩展至文化研究？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已经表明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文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文学研究的根本不应在文学文本内部结构里打转转，而是透过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去揭示社会的本质。由于文学文本不是显现社会本质的唯一载体，所以越出文学文本进入更大的文化文本来全方位地揭示社会本质就成为詹姆逊探寻社会本质的逻辑必然。但詹姆逊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学意识形态性质的关注也表明，带有鲜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印记的文学研究是詹姆逊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詹姆逊文化研究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未缺失。另外，在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转向中有一个情况不能不提，这就是他对于电影这种非文学文本的关注。詹姆逊认为，电影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学在传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极其相似，电影集中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文本”，理应引起批评的重视，这实际上打开詹姆逊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大门。
三、后现代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看来，上述划分是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性认识，“而且，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相比，也似乎更具文化性，从根本上转向迄今人们所知的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等现象”，(17)并在此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文化分期，依次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中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所处的文化语境正是后现代主义。不过，尽管詹姆逊一再宣称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已经与以往时代的文化文本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他在解读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时看重的是电影、绘画和建筑这样的非文学文本，但文学文本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同样没有缺席，而且一如既往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
首先，詹姆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阶段文化分期借助的是文学批评用语，划分的依据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经典分析。具体地讲，就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期，此时的资本主义采用的是国家范围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对应的文化形式是现实主义，不仅在时间段上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相吻合，而且其用来说明市场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就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力作《嘉莉妹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大约20-30年时间里，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资本主义由竞争的企业向垄断集团过渡，其标志是1885年西欧国家召开的讨论瓜分非洲的殖民会议，詹姆逊把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指称为“现代主义”，并特别强调了其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我所称的现代主义，虽然可以说是开始于1857年，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的那一年，但总的说来，应该说是开始于市场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出现的象征主义运动，即19世纪80年代。而且八十年代出现的工业化、现代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有的。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国家市场向世界市场的扩张，出现了垄断企业，出现了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同时出现了新型的文化。”(18)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有好几个名称，如“晚期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多国资本主义”等，詹姆逊倾向于使用“后现代主义”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其思路是与他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的前两个阶段一脉相承的，如他本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中出现的，正如垄断资本主义曾经带来了现代主义一样”，(19)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一定只是描写文学作品中的风格，而应该将这些名称看成是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20)
其次，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所做的经典概述同样得益于他对文学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解读。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詹姆逊曾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做了如下的概括：(1)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缺乏深度、给人以平面感的新型文化形式；(2)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历史感愈趋浅薄微弱的文化；(3)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呈现出新的语法结构及句形关系的文化；(4)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情感消逝了的文化。(21)
为了具体说明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文化特征，詹姆逊在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绘画、雕塑、电影和音乐等非文学文本进行举例说明的同时，还直接借助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来说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比如，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外在空间深度和内在意义深度的双重缺失，詹姆逊举证了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都是讲求作品深度的，而且作品深度是与解释密不可分的，而“后现代主义作品恰恰是不可以解释的，例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虽然也是很广阔的画面，也像《尤利西斯》一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但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毋宁说是一种经验，你并不需要解释它，而应该去体验。这里没有必要去建筑什么意义，因为品钦已将他要表达的全部意义都明确地写进作品中了。”(22)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历史感的淡薄，詹姆逊分析了美国作家多托罗的小说《爵士乐时代》。他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爵士乐时代》这部小说颇似一部追述美国早期时代风貌的“历史小说”，但它实质上是一部彰显出“历史性”这个观念本身正面临危机的症状，因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实在无法接触到其内容所蕴藏的正式的‘主体’，更难以掌握到什么作品的‘主题’。因为，一切皆漂浮于文本的组织之上，无法凝结在我们读到的字里行间之中。由此可见，小说不但极力抵制任何阐释的企图，它更以其独有的结构形式，全面地把作品的意义范畴封锁起来。结果，旧有的、以社会历史的现实为出发点的阐释方法站不住脚了，因为任何的解释一旦提出、立即又被撤回。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文本的一字一句皆充满了后现代的基本矛盾。”(23)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语言结构上所展现出来的崭新特征，詹姆逊提到了美国新诗派中一个名为“语言诗派”的诗歌创作。所谓“语言诗派”，“也称‘新句子’诗派，他们不是写诗，而是写一些句子。”(24)詹姆逊举出其中的一首名为《中国》的诗作，指出类似这样的一些诗作“都是些很简单的句子，你可以随时阅读，你可以有一种直接的反应，只要你不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去追问到底有什么意思。……这种结构，没有试图把所有的句子串起来，而是让所有的句子都各自存在着”(25)，并特别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语言结构上的这种创新是与后现代主义对于时间概念和时代体验息息相关的。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情感的消逝，詹姆逊比较了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在相关主题上的不同对待，做出这样的判断：“在狭义的文学批评领域里，‘情感的消逝’可以解释为现代主义文艺观念中‘时间’、‘时间性’以至于记忆等主题的消逝。……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盛行于昔日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典范性批评概念，能否继续沿用于今天的社会，确是值得怀疑的事。”(26)
这些事实表明，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没有缺场，同样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詹姆逊在论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时，一再提醒大家关注这样一点：在注意了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绘画乃至音乐等非文学文本领域的表现的同时，同样需要注意后现代主义“在文学和美学观念中，都有相应的影响和后果”。(27)
毋庸讳言，詹姆逊本人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由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但他对文学文本的关注以及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关注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两个启示。
(1)文学研究固然不能在文本内部形式里故步自封，文学研究要达至对于文学本质的探寻需要越出文本之外寻求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上的关联才可奏效，但寻求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决不能是以舍弃文学研究本身作为代价的，这对中国当代“文化热”中漠视文学研究边界的做法，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2)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和互动。理论的建构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世界，所以一味地在理论里转圈圈而不去关注现实是没有多少益处的，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后现代研究尤为切要。
注释：
①《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128页。
②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5.
③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5.
④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6.
⑤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11.
⑥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J.1972,P7.
⑦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J.1972,P8.
⑧《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7.
⑩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11)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12)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3)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4)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15)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6)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17)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陈永国译，《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18)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19)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20)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21)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33页。
(22)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2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64页。
(24)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
(25)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26)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465页。
(27)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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