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社会。它的“前”，是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因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它的“后”，是人类即将进入的21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面前，中国人民既面临无法逃避的挑战，又有可供民族腾飞的大好机遇。正是这一“承前启后”的时空座标使得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思维成为十分重要和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知道，从本世纪20年代末开始，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在不到20年的时间把旧中国拖到了濒临溃灭的绝境，而中国共产党则领导中国人民从绝境中拯救了国家与民族，并经过曲折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兴旺发达的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从绝境到复兴的转变，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阐述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史，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
（一）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
解放以来的五十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五十年，同时又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十年。
这两句话都可以涵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五十年”之内，但其参照系是有区别的。就前一句话说，参照系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践的理论工具、认识工具。人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过两次飞跃吗。这五十年主要就涵盖了第二个飞跃。在这个时段里，党的领导层力求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治理我们的新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由此得到发展。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那么在这半个世纪中，同样的结合又产生出邓小平理论。
就后一句话说，参照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的主流学术来看待、考察。在五十年的光辉历程中，哲学工作者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一起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汲取营养，研究和发展理论。靠着哲学工作者们的辛勤耕耘，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学术思想的主体、主旋律存在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园地中。
必须看到，上述两种参照系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又是互动的。在党的领导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哲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成果必然被汲取并融入到党的决策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普通哲学工作者能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贯彻起到理论支持和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创新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本身也就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学术成果。
尽管如此，这样两种观察问题参照系的区分仍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客观存在。
（二）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运用客观上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就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发展中特有的一些现象：
1.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产生的那些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的理论创新，许多都来自党的领导核心。
这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57页。）以实现“改造世界”为自己根本功能和目标的哲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核心层人物具有一切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这一改造社会的功能。从而产生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效应的理论创新。这一点，无论在夺取政权时期，还是在治理国家时期，都是如此。在本世纪30年代，旧中国不乏在书斋里讨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但只有亲自领导一支红军纵横在湘赣边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才能总结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具有创造性的革命战略。而正是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在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从广泛游击战和运动战中总结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辩证法思想。同样道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使中国人从生产到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理论创新，也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莫属。
2.事情总是有两重性的，优点与缺点也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着的。执政党的核心人物掌握着影响十几亿人命运的巨大权力，他们一旦在哲学思维上有了偏颇，思维方式陷入了极端而又不能及时被纠正，由此导致的或“左”、或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会给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一场涉及几千万人牺牲的灾难。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发展一度出现曲折，从思想路线看无疑与此有关。
在现行体制下，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如果不幸出现严重偏颇，会通过路线、政策的中介对社会生活带来很大负效应——如何避免这一点，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的领袖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自身兼具革命家与学者的身份，有其一系列哲学著作。但也有一些党的核心领导人虽然也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然而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专业哲学家惯有的那种由专业哲学术语、范畴所构成的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是说，不通过专门的哲学著作表达出来。这一类不以专业哲学词句表达出来的哲学思维通常是凝结在（体现在）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战略与策略之中。也可以说，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一体化在他们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认识逻辑之中。如果按照通常所谓的“哲学形态”（哲学理论内容与形式结构的有机统一）去衡量，有人会得出结论说，这些领导人似乎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哲学，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是爱智的学问。衡量哲学有无生命力，这是标准之一。人们用来表达哲学智慧的形式有各种各样。不可以用一种表达形式来衡量、判断另一种。比如说，不可以用西方古典哲学的表达形式来套中国古代哲学，否则就会把后者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就有哲学智慧的个人来说，有专业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哲学智慧表达形式；也有专门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的哲学智慧表达形式。后者通常不是用“本体”、“知识论”、“范畴”、“偶性”……等专业词句来表达，而是蕴涵在他们解决现实问题之中，在他们对战略、策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之中。如果以是否有专业哲学家的“哲学形态”之有无来判定哲学智慧之有无，从而否定领袖人物有自己的哲学，那是肤浅之见。同一种堆满了佶屈聱牙的高深词句，却不能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的哲学著作相比，有丰富现实斗争经验和广阔知识的革命领袖的理论概括，即使是三言两语，却往往蕴涵着更多深邃的哲理。后者才是“智慧之学”。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表达共产党的党性和思想路线，这不是比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长篇大论的文章包含着更深刻的哲理吗？我认为，应当用这样的尺度来判断“有没有哲学思想”的争论问题。
（三）前面说过，最近的半个世纪是作为学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十年。对这一学术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党的领导核心人物外，更多的是普通的哲学工作者（教师、专业研究人员等）。
在今天，从已经达到的新的价值观高度来看，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贡献”中某些内容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氛围和认识水平下，一般的理论工作者是很难超越于它们的。因此这里仍然使用“贡献”的字句，并不表明作者完全肯定它们。在作了这样的“但书”之后，我认为可以把这些贡献粗略地归纳（不是纯粹从学术视角做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思想的宣传、普及和群众化。
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解放初，据说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五百万知识分子。在几百万知识分子中普及对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认识，其政治目的是促使这些社会精英实现思想转变，让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并通过他们的影响、教育而在几亿人口中形成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向心力。哲学理论在历史上就具有促进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但它从来就没有像解放初期那样发挥过如此巨大的直接作用。50年代，新中国社会风气较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2.普通哲学工作者的活动和工作的另一贡献是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阐释、论证。这一点在50年代至70年代末最为明显。那时候，几乎每个时期的哲学争论问题都是同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甚至是直接从中引发出来的。比如说，书中关于“综合经济基础”与“单一经济基础”之争（对这个争论，当时的人还难以一下子把握到其深层内蕴。在经历了40多年后，今天再来体验，就不难明白：这个争论其实反映了一种急于过渡的急躁情绪与较为冷静的反对意见，前者是单一经济基础论，后者是综合基础论）。
3.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所起的社会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作用。但哲学的作用不能仅仅归结于此。因为哲学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哲学世界观与哲学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式的哲学应当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一般文明成果的积淀，反映着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思维水平。中国当代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也做出过一些成绩。
准确地说，作为学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近20年来才有了比较显著的进步。而在此之前头20年是哲学的宣传、普及和群众化功能以及为政治路线做理论保证、论证和阐释占了压倒地位。相比之下，近20年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繁荣时期——尽管在市场经济重视功利的压力下，纯哲学学术活动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这里所说的“学术繁荣”并不是单指哲学出版物的繁多，哲学研究队伍的庞大等外在的东西，而是首先指哲学思想的活跃，新问题和新观念的不断提出，新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的大量涌现。以历史唯物主义这门学科来说，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论问题都是中国哲学界以前未曾触及过的。人学的提出更是给哲学研究开拓出一个广阔的领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禁区的打开。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权、人的共同本性与人的个性等等这些在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被封闭起来的研究课题被解禁了。人们在承认阶级与民族差别继续存在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世界一体化趋势带来的对全人类共同利益、人类意识、全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等问题的哲学思考。
而这一切又是同哲学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舞下，勇敢地意识到哲学主题的转变直接相关。在改革开放以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主题支配下，人们不会感到有观念转变的需要，不需要有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的主题和世界日益一体化的时候，哲学工作者就迫切感到有这些需要了。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新事物、新观念就都一下子涌现出来。总而言之，最近的二十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哲学发展最有成果的年代，也是普通哲学工作者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真正做出巨大贡献的年代。当然，普通哲学工作者能够做出贡献还有赖于客观环境的改善。这就是：（1）20年来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2）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3）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四）在评判一个特定时期的哲学时，如果忽视了哲学的批判功能的发挥，那是绝对不成的。哲学是反思，是批判。失掉这些，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在这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表现得怎样？我认为，应当一分为二来看。由于长达20年的“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哲学的批判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似乎意味着连续不断的“批判”，然而那是失去辩证理性的非批判的“打倒”、“斗争”，是对事物的简单的绝对否定。
可喜的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表明了辩证理性批判的复归。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法并不是把两个矛盾方面僵死地对立起来。“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实践正是这样做的。比如说，同过去把计划与市场视为不可并存的对立物的观念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些例子里，辩证批判是通过矛盾的结合而达到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这一切表明，邓小平理论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否定了极左思潮的绝对主义、否定一切，而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批判功能。
以上是就党的高层领导的哲学运用说的。就普通哲学工作者来说，近50年的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戒律下进行的。其结果是过分突出了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论证和理论支持的功能。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说，如果不使哲学变为世俗的东西，就应该做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之所以不能丧失批判功能，不能变为“世俗的东西”，因为哲学是改造世界的，不坚持哲学批判立场，何以改造世界？人们要问，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哲学还有必要保留批判一切的功能吗？有些人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哲学怎么可以把批判的锋芒对着自己？但是，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或思维方式陷入非批判的僵化模式时，它就变得停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丧失其批判功能，只剩下抽象的无生命的词句，那么它就成了没有真正灵魂的哲学。
有的同志害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说法。其实，真正把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到底，就必须如此。
我们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这还是初级阶段。如果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完全适合”的，那么你否定“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是可以的。但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在社会主义的种种矛盾面前，能否对之进行无情批判，是对哲学工作者的考验。20年前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因为它同现实中国农村的状况（生产力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处于尖锐的矛盾，因而导致中国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然而我们的哲学却用各种浮夸、华丽辞藻和虚假描述来粉饰矛盾。中国农业之所以能走出这绝境，靠的不是哲学工作者的批判，而是农民自己起来用实践（“包产到户”即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批判那被“上面”树立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的人民公社体制。安徽小岗村农民是在生存的压力下这样做的。他们的批判确实做到“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的“无情批判”的地步。同这些勇敢的农民相比，那时候，我们这些哲学家都只能提供没有真正哲学批判功能的文章。当然，责任不在哲学工作者。
值得高兴的是，近20年来，哲学的批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场哲学批判。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永远存在，所以哲学的批判功能永远不能消失。在总结中国现代哲学时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
（五）总结中国当代哲学史50年，目的是走向未来。
未来的50年，甚至整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么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今天认识的影响。所以目前哲学界一些同志在从文化思想角度研讨未来世纪的中国哲学，主张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和汲取外国（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的哲学。这个构建的思路是可取的。但我们也还需要从另一个视角——从最新科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来审视哲学的价值与哲学的未来。
不要忘记，哲学（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而发生形态变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上有长足进步，但总的说来，她在这方面依然是相对落后。这就要求我们特别警惕这样一种错误：不是适应新的科技革命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提出新观念，研究新问题，反而是用抽象的、僵死的哲学教条去否定最新科技进步引发的新思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苏联哲学界曾经对刚刚出现的遗传因子、相对论和控制论都分别持过反对或怀疑的态度。那些以傲慢的哲学来卑视最新科学成就的人，最终还是承认自己错了。有人说，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挫败，固然原因十分复杂，但未能对20世纪几次伟大科学发现及时做出反应和在实践上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从而大大影响其综合国力，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能否（或是否）真正坚持，还要看我们是否在事实上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以科学的、大无畏的态度尊重事实，修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