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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哲学舞台上，科学哲学位置显赫。面对现代科学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庞大辉煌的学科网络体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数学者从各自的世界观和人生体验出发进行哲学的反思、诠释和总结，对于科学的起源、本质、特点、运作规范、发展规律、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多视角的、深刻的哲学说明，建立起不同的理论体系。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达到了它的顶峰，学派林立，观点纷呈，著述丰繁，不但对科学本身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而且丰富了科学文化，促进了人文文化的发展，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写下浓重一笔。
但今天来看，传统的科学哲学正在走向它的尽头，除了对现有理论作些补充完善的工作外，难有新的理论和学派出现。究其根源，首先在于作为其反思对象的科学是所谓经典科学。科学系统的这种历史形态在过去的四百年中虽然取得极大成就，但辉煌正在过去，它所固有的弊病却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目前，科学系统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历史形态转变，即从经典科学转向未来的“新型科学”。这一变革不仅是科学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实际上，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又一次大转型时期，即从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的转变。新的文明要求有新的科学支撑。科学的转型不过是文明的转型的一个方面罢了。
为新文明服务的新科学必定具有新的本质特点，我们现在还远不能准确地把握它。但给以大略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在自然观上，新型科学要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处于自组织不断演化中的物质。在科学观上，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剔除其中的神学成分），经典科学是“祛魅”的科学，把价值观、伦理观等排除于科学之外，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智力工具；新型科学是“返魅”的科学，它要把被经典科学排除了的某些东西重新吸纳进来，使科学成为人类与大自然对话的智力工具。在方法论上，经典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还原论的、分析的方法取得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世界万物运行的微观机制；新型科学需要的是系统论的方法论，强调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主要目标是把握系统的整体突现性，整体地处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新型科学将全面而彻底地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概而言之，与现有科学相比，新型科学将是一种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一系列新质特点的科学。
对于科学的这一新历史形态，现代的各种科学哲学都失去了以往那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力，有的甚至格格不入。近二十年来，西方科学哲学基本陷入停顿，学术界深感困惑，不知所措。霍甘风靡一时的论著《科学的终结》就是这种情绪的极端表现。他们把经典科学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即将到来的终结当作科学本身的终结，看不到正在孕育中的新型科学是更具生命力，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科学形态，发出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等奇谈怪论。他们没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的演化观点和哲学洞察力，从而失去了他们的前辈在上一次文明转型时期站在历史前头进行正面指导的勇气和智慧。
新形态的科学需要并呼唤新形态的科学哲学为它张扬，为它论证，为它指路。科学哲学适逢新的大发展的历史良机。新时代的科学哲学家应当站在文明转型的历史高度，考察科学转型的动因、阻力、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可能发生的分叉和对称破缺选择、什么是优化的选择等等，剖析经典科学自身特性和规范中哪些是工业—机械文明这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哪些是新型科学可以继承的，如何在符合科学规范的前提下把被经典科学排除了的东西重新接纳进来，克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帮助科学界逐步确立新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其中包括重新审视科学哲学的现有成果，作为建立新科学哲学的重要借鉴。
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面临的这种革命性变革，西方许多具有先进哲学思想的科学家（如卡普拉、普利高津、圣塔菲学派的代表人物等）已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后现代主义也不乏创见。但对于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科学哲学，总的来说，各国学者尚处于摸索状态。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科学哲学，尚未建立自己的学派，理论上的独创成果也不多，但文明的转型、科学的转型为我们改变这种落后局面提供了极佳的历史契机。在建立新型科学哲学上，东方与西方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西方学界有一百多年学术探索的历史积淀，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在面临系统结构形态根本转变的时期，这种优势形成难以克服的思维定势，反而又可能成为他们的包袱。而没有这种思维定势、没有这种包袱正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善于学习，勤奋工作，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完全有可能在新型科学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