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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8934(2014)03-0059-06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药物学、纳米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越来越具有操纵和变更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人不仅可以变得更美、跑得更快，更长寿，而且更聪明、更快乐。增强体能、智力等已经成为“生活现实”(a fact of life)[1]1127。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以提高自己的体能和成绩时有所闻。美国有7％-25％健康大学生服用莫达非尼、哌醋甲酯、安非他明等药物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精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2]702剑桥大学科学家萨哈基恩(Sahakian)和毛瑞茵扎玛(Morein-Zamir)提到“现在学术界，有好多同事在服用莫达非尼消除时差的影响，提高创作能力，应对学术上重要而又严峻的挑战”[3]1158。然而，最近哲学家、伦理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增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biomedical moral enhancement)。[4]228-245他们甚至认为有迫切必要在人们中间进行广泛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以应对地球将来可能被少数道德败坏的人毁灭的风险。[5]165-174什么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它的性质是什么?吃上一片“道德丸”(morality pill)，我们就能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吗?现在生物医学技术在道德增强方面取得什么样的进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将会遇到什么挑战?我们的传统道德培养是否真的已经落后于时代而只能依靠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内涵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牛津大学研究员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牛津大学教授赛沃莱思库(Julian Savulescu)以及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佩尔森(Ingmar Persson)在2008年《应用哲学期刊》同一期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他们是“道德增强之鼻祖”(grandfather of moral enhancement)，也是道德增强的积极倡导者。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还称为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生物道德增强(biological moral enhancement)[6]142、非传统道德增强(non-traditional moral enhancement)、非认知道德增强(noncognitive moral enhancement)[7]162等。为了讨论方便，下文将统一使用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传统道德培养方式——父母、老师从小教育我们对与错、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截然不同。道格拉斯将其描述为：“如果一个人通过某种(生物医学)方式改变了自己，使自己在未来有更好的道德动机，这个人就从道德上增强了自己”[4]229。而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将其简述为(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增强道德行为的动机”[5]167。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道德增强并不是直接增强一个人的美德或道德品质，也不是直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通过某种生物医学方式，使一个人具有更好的道德动机(morally better motives)。德格雷兹亚(DeGrazia)认为道德提高不仅仅是动机提高(motivational improvement)，还有道德认知提高(improved insight)和行为提高(behavioral improvement)，但总的来说，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一个人道德动机提高了，道德认识加深了，那么将会有助于道德行为的提高[8]2-3。同样的，一个人动机保持不变，但道德认识越多，这个人就更可能做道德的事情。一个人的道德认识不变，道德动机增强了，就更容易或更强烈地激发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因此，在道格拉斯、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看来，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使一个人具有更好的道德动机，就可能产生更好的道德行为。而行为动机通常是被看作是情感的或与情感密切相关的。[8]5良好的情感会使一个人产生做善事和避免做恶事的动机[9]。因此道德增强从本质上讲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直接对某些情感进行削弱或增强调节，以使人们具有更好的行为动机，从而可能做出更道德的行为。为了更清楚地理解道德增强的性质，首先看一下道格拉斯举的两个例子[4]231：有些人对某些种族群体有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强烈的厌恶通常是反道德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好的行为动机，例如潜意识中对某种族成员持有偏见或缺少同情心会限制一个人良好的行为动机。如果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弱化一个人对某个种族群体的厌恶情感将会使人有更好的行为动机，从而实现道德增强。另一个例子是有些人有暴力侵犯他人的情感趋向，从道德上讲，这常被看作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动机，因为轻微的冒犯就可能招致这些人的拳打脚踢。如果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减少暴力冲动情感就会使一个人具有良好的行为动机。因此道格拉斯认为，通过弱化某些不良情感，就可以形成良好的行为动机，从而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同样从情感调节视角出发，但他们强调通过加强某些核心道德情感(the core of moral dispositions)以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他们提出了两种核心道德情感[5]168-169，一是利他情感。利他性情是道德的重要的内容。基督教的黄金规则以及儒家思想都体现出利他的思想。二是产生公平与正义的一系列情感。生物进化中最基本和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就是“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的公平感。假设一个人帮助了另一人，根据“一报还一报”，后者会做出感谢的反应。同样，一个人伤害了另一方，后者做出适当的反应就是生气或有报复的想法。人类的这些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适当的感激会激发别人给予更多帮助，恰当的怒气会抑制他人的行为侵犯。“一报还一报”还包含悔恨、内疚、羞愧、自豪、钦佩、鄙视和宽容等更为复杂的性情。道德增强就在于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增强利他情感，使我们的情感变得“公正、公平”，也就是说要有合适的情感反应。比如一个人轻微冒犯你，如果你勃然大怒，这种情感反应就不恰当，因为太多的怒气会导致暴力的升级而不是防止暴力的产生，如果你没有怒气，这种情感也不恰当，因为这样的表现不足以成为一个“震慑物”阻止未来的冒犯。因此，在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看来，道德增强就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对利他情感和这些“一报还一报”情感进行恰当的调节，以使这些情感达到最有用的状态[5]169。
三、运用生物医学技术调节道德情感的研究进展
人的道德情感是否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进行调节呢?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认为人的核心道德情感利他情感和“一报还一报”的公平感有其生物学基础，原则上可以通过生物学方法和基因疗法进行改变[5]172。他们使用了其他人的研究结果来论证这一点。一是用塞波(Sober)和威尔森(Wison)的著作《推及其它：无私行为的进化与心理》[10]中的例证证实：有些动物如猿类和海豚和人一样也有利他的情感，尽管这种利他情感和人类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大猩猩很可能自己从来没有体验到飞的需要或愿望，但大猩猩帮助鸟飞行就体现了利他的情感。二是用德沃尔(De Waal)的僧帽猴试验[11]47-48来论证动物群体中也存在“一报还一报”的公平感。当僧帽猴和实验者交换黄瓜时，如果看到另一个同伴用同样数额的代币却获得了更好的奖赏(比如葡萄)就会拒绝参加试验，而如果同伴没有任何付出就得到了奖赏，僧帽猴消极的反应就会更强烈。德沃尔指出，严格的说，虽然这个试验不能证明动物有与人一样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但至少可以反映动物也存在“一报还一报”的公正情感。
科学家研究发现催生素(oxytocin)对增强信任、大方、移情等道德情感有重要影响。催生素是一种荷尔蒙激素和神经递质，最初是因在妇女分娩中的作用和控制雌性哺乳动物乳汁分泌而为人所知。费尔德曼(Feldman)和他的同事研究表明：在早期妊娠中，母亲的催生素水平能预测母亲和婴儿的情感强度[12]。实验研究表明通过喷鼻剂提高催生素水平看起来能促进信任和大方的行为[13-14]。但当信任在不需要的条件下，催生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比如催生素可能在他人背叛后容易恢复对此人的信任[15]。关于催生素如何影响信任、移情和其它潜在道德情感的机制仍处于争论之中。目前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对道德情感控制的研究还包括：使用葡萄糖可能是一种抵抗做坏事诱惑的方法或提高自控力的方法；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s)可能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降低攻击性的情感；利他林本用于治疗儿童注意力缺失紊乱，但也有减弱攻击性的作用；心得安可以降低人们潜意识的种族偏见；深部脑刺激技术可能是一种减少挑衅的方法。[8]1-2就现有的生物医学技术而言，还只是从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变这些情感，而且有些试验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不一致性。例如一些试验研究认为催生素能提高社会认知和移情感[16]，而另一些研究却没有发现类似的结果[17]，而且有些研究还表明会产生负面的情感比如忌妒心[18]。
四、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面临的挑战
尽管人类使用生物医学技术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某些道德情感，但要从根本上提高一个人的道德动机，做出更好的道德行为，获得明显的道德品质提升，道德增强还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是一些无法逾越的困难。
1.道德情感难以量化的特点使道德增强变得异常困难。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情，“千人千脾气”，有的人性格暴躁、有的人性格温和，有的人性情大方，有的人自私，这构成了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情的调节不像佩尔森和赛沃莱思库设想的那样，将利他情感和“一报还一报”的公正性情调节到一种“最佳的状态”。因为情感测量毕竟不像长度测量那样精准。例如道格拉斯提到人的“攻击本性”(aggression)，每个人“攻击本性”各不相同，有的人的确容易激怒，并且做出打架这样不理智的举动。如果通过生物医学技术降低人的“攻击本性”，多少是合适的“攻击本性”呢?如果调节过头了，当别人公然蔑视你的尊严、挑衅你时，你却表现出一种“温柔”、“软绵绵”状态，这还是我们需要的道德生活吗?生物医学技术不但没有改善人的道德行为，有可能还成为一些人剥削或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美德是人类生活必须的，同样，那些导致邪恶和不道德的性情也是道德生活所必须的。[19]105即使道格拉斯提到的强烈厌恶情感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值得拥有的道德情感。设想有人故意杀死或虐待我们所爱的人，合适的道德情感反应难道不是厌恶吗?
2.道德心理表现出的个体发育的复杂性以及神经心理的复杂性给道德增强准确的“目标干预”(targeted intervention)带来严峻的挑战。在道德心理发展中，基因遗传因素和环境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佳思比(Caspi)、莫菲特(Moffitt)和同事们做了一项试验，发现了MAOA(一种神经递质同化酶)活动、儿童时期受虐情况以及反社会的表现或暴力行为之间有着有趣的交互作用[20]。有低MAOA活动基因型(LMAG)的个体，如果在童年时期受虐待就更可能出现反社会行为，而有低MAOA活动基因型的个体，童年如没有遭受虐待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可能性较小。高MAOA活动基因型(HMAG)个体，如果童年遭受虐待，反而不容易出现反社会的风险。如童年没有遭受虐待，却相对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换句话说，高MAOA活动基因型能减弱童年时期受虐待导致的反社会行为，如果童年没有遭受虐待，高MAOA活动基因型就会比低MAOA活动基因型造成更大的反社会行为风险。因此，如果一个人有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增加MAOA的水平会减少他的反社会的风险吗?不一定。如果儿童时期遭受虐待了，会减少他的反社会行为风险。但如果儿童时期没有受虐待，反而会增加他的反社会行为风险。人类的情感学习机制同样也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通过研究血清素(血清素有抑制攻击行为的作用)表现出的功能复杂性可以看出道德心理机制功能的复杂性。最近一篇综述文章将大脑中血清素的功能比作是一个复写本，至少有17种不同的血清素受体(serotonin receptor)，具有不同的作用，现在的药物干预对不同的受体缺少针对性。[21]在不远的将来对其神经科学基础获得充分的理解以便进行准确的生物医学干预将是十分困难的。
3.道德多元化使我们对道德增强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哲学家们对什么是正当的道德原则意见不一，有些理论甚至相互冲突，其中包括道义论、后果论、美德论等理论。例如，医学中对癌症病人是否应该讲真话呢?道义论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和正当性，而不管行为后果的效用。“对人诚实”是绝对的义务，是无条件的。而后果论强调行为后果的效用——行为的价值如何。那么如果对医生进行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增强医生诚实讲真话好呢?还是增强医生的同情心好呢?而且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差异，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什么是正确的道德判断，人们的观点可能截然不同。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不一定这样认为。安乐死在有些国家已经合法化，而在一些国家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谋杀行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无法帮助我们确定正确的道德观，帮助我们选择合适的道德目标。这一点就连赞成道德增强的学者皮查尔科兹(Pacholczyk)也不得不承认，“非传统的道德增强不可能足够具体到改变对某些有争议问题的道德评价”[22]176。
4.如果科学家将来可以做到安全有效地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精确地调节人的情感，道德增强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表面上看，道德增强是使人具有良好的行为动机，往往对他人和社会做出有利的行为，所以增强道德并没什么不妥。但是，事实上，道德增强和其它生物技术增强一样，引起大量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比如改变人性、身份、限制自由、手段不自然、诱导投机取巧行为、安全性等问题。下面简要讨论对人性和自由的影响。道德性情是体现个人身份更为基本的特征[23]505。人的道德性情变了，人性就变了，一个人的身份就变了。假设未来科学家可以精确地调节一个人的性情，将情感调节到你想要的最佳状态，那么所有的人就可能变成同一习性的人，人性多样性便荡然无存，这并不是人类所盼望的理想道德王国。而且研究表明：在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改变人的社会、情感和认知的19个特点中，调查对象最不愿意改变的是最有道德意义的两个特征：同情心与善性[23]499。如果人们不愿意进行道德增强，皮查尔科兹认为可以由政府部门对那些少数可能对社会和他人产生危害的“不良道德分子”进行强制实施，如同国家对可能产生危害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一样[22]177。但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道德增强，有可能造成大量的正常人“被道德增强”，违背了个人的意愿，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这也是我国为什么修改《精神卫生法》，实行精神病人住院治疗自愿原则。更为困难的是，如何确定“不良道德分子”，难道就是那些性情粗暴、自私、缺乏同情心的人吗?什么样的人算作性情粗暴?什么样的人看作是自私的?这些人从哪里划清一个界限呢?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一个清楚的回答。即使某些个人同意进行生物医学方式干预进行道德增强，这种干预同样看作是减少了当事人道德选择的能力，限制了人做坏事的自由。正如哈里斯(Harris)认为：道德增强限制人的自由，剥夺我们有不良动机或不道德行为的选择。尽管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本身几乎没有价值，但是拥有这样动机的自由或是能参与这样的行为却是十分有价值的[7]165。
五、结语
随着神经伦理学的进展，道德增强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为道德提升提供一条新进路。但是目前，甚至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增强道德还是很初级的，它只不过是对某些情感的简单调控，道德增强不可能取代传统的道德培养模式。道德增强是基于情感主义伦理理论[24]，过分夸大了情感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中的作用，它忽视了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决定作用。的确，情感机制在道德律规范人类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总是需要道德理性来引导我们的情感，检验我们在适当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人和物，是否有恰当的情感[25]171。康德也认为：成熟的道德判断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们应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理性能力。实际上，道格拉斯提到的对某个种族群体有厌恶的情感并不是一种粗鲁的反应或出于本能的反应，这种厌恶含有认知的因素，是无知或是错误的信念造成的。比如对黑人有偏见或厌恶的情感，这种厌恶感通常以错误的信念为基础，比如黑人贫穷、地位低下、黑人喜欢吸毒、相貌丑陋等。消除错误信念和偏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教育和理性相结合[19]105。在过去的百年中，通过教育、学习、立法等方式，人们的认识得以改变，持种族主义观点的人已极大的减少。因此人们足以用传统的手段减少甚至根除种族主义，而不必诉诸会产生大量副作用的生物医学方式。道德教育(言传身教、奖惩、榜样等方法)、广泛的阅读、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都是强有力的传统的道德提升和增强的工具。传统的道德教育让我们明白是与非、不能伤害别人、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这些形式包含了利他、为别人着想、将心比心的情感以及理性思维能力。即使我们有容易“侵略的本性”，也能在冲动的时候克制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动机，从而做出理智的行为。要想通过服用“道德丸”，就可以成为做善事，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尽管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但是从实践中，这可能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应充分发挥教育等传统道德培养的优势，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反省自己的行为，立志做一个好人，最终达到一种“慎独”的境界。相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人类的道德文明会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