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皖南国有茶场经济危困情况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论文,茶场论文,情况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皖南国有茶场有40年的种茶历史，茶区面积居全国第四，生产技术与茶叶质量均属全国同行业前列。近几年来，由于体制和市场等原因，茶叶生产步履艰难。为此，去年8月，安徽省农垦总公司邀请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对茶叶生产问题进行调查，回良玉省长在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责成有关领导和部门认真研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但时过8个多月，皖南国有茶场的问题和调查报告所提意见无人问津， 省长批示如石沉大海，茶场职工怨声载道，反映强烈。为了加快落实回良玉省长的批示，缓解皖南国有茶场的生产危机，使广大茶叶职工早日脱贫致富，最近，我们对安徽农垦所属7个茶场、1个茶叶公司的经济危困情况作了调查，现将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经济危困的表现
（一）生产连续滑坡，企业亏损严重。
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的30年中，安徽农垦茶场的经济效益一直很好，最辉煌的1988年，曾创产值8000多万元，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出口创汇320万美元。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主要由于外部的冲击和制约，皖南国有茶场生产开始滑坡。例如，宣郎广茶叶公司1990年精制茶产量4.3万担，利润126万元；1993年产量3.7万担，利润16万元； 1994年产量2.8万担，亏损101万元；1995年产量2.4万担，亏损350万元。其他茶场的茶叶产量及经济效益也在直线下降，除了仅有200 多职工的九连山茶林场外，皖南6个国有茶场近三年连续亏损， 而且规模不断加大。整个皖南国有茶场1994、1995两年共减产2500吨，共亏损2798万元。其中，1995年生产干毛茶4093吨，比上年减产882吨，名优茶减产116吨，经营性亏损1526万元，比1994年增亏291万元， 严重动摇了茶叶在安徽农垦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二）职工收入下降，生活苦不堪言。
国有茶场经济危困的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茶叶职工。1995年，皖南农垦茶叶工人的年均收入仅2000元左右，这不仅大大低于其他行业职工和周围农民的收入，而且与自身比较也有明显下降。拥有998 名职工的祠山岗茶场1995年职均收入仅1267元，而安徽垦区的职均收入为3700元，祠山岗乡的农民人均收入为1260元，1988年该场的职均收入为4500元；个别生产队的情况更为严重：二分场7队有61名职工， 去年职均收入仅500元；去年祠山岗茶场职工累计挂帐25万元，涉及30 %左右的职工。
今年，皖南各茶场普遍欠发1—2个月职工工资，退休工资均没有按套改政策足额发放。4 月份， 宣郎广茶叶公司宣布放长假， 每月只发100元生活费，去冬今春，职工两次聚众要工资，平时上访不断， 有的甚至以死相威胁；公司的治安状况由此而恶化。
（三）生产难以为继，企业后劲不足。
人员外流、队伍老化、素质下降。由于茶叶生产不景气，企业抵挡不住外部的冲击，职工人心思走，队伍极不稳定。十字铺茶场一分场在册职工864人，而实际在家的只有516人，三百多人都走了，占40 %，7队70%的职工都出走了， 1200 亩茶园基本租给了农民； 麻姑山茶场1990年创建，短短5年时间，建场时期的干部走了90%多。
茶树老化，部分茶园荒芜。由于各茶场经济效益锐减，对茶园的投入越来越少，祠山岗茶场已多年未向茶园施基肥，其他茶场也有类似问题。目前，垦区的5.2万亩茶园中有2.45万亩已衰老。 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失管茶园，草荒、虫害十分严重，但无力整治。另外，由于收入太少，职工没有种茶积极性，往往把领来的化肥卖掉或扔到一边，有的名义上承包了茶园，但从不管理，使大片茶园荒芜，有的甚至没人承包，直接撂荒，周王茶场有840名职工，但茶园一线只有205人，200 多人不愿承包。
二、经济危困的原因
（一）企业负担过重，不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1.债务负担滚动攀升。
1995年底，安徽农垦各茶场、公司累计负债6453万元，平均资产负债率94.3%，职均负债6002元，年支付利息967.95万元。祠山岗茶场负债总额1287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21%，年利息150 万元， 人均负担1500元，与该场的人均收入持平，职工积极性严重受挫；九连山茶场共890名职工，贷款1311万元，资产负债率121.5%，人均负债1.47万元，按现在的收入水平，要6年才能还清；十字铺茶场负债总额2375万元， 去年支付银行利息280万元，实际只支付10多万元，所欠260多万元利息变为1996年的新增贷款，今年需支付360万元利息， 企业的债务负担陷入了恶性循环。人们抱怨：“我们都在为银行打工，还谈何发展？”
2.社会负担有增无减。
1995年，安徽农垦各茶场、公司的教育费用为157.3万元， 其中上拨57.3万元，自贴100万元；公安政法经费105.6万元，上拨8万元， 自贴97.6万元；医疗卫生费用246 万元， 全部由企业自贴； 离退休职工2758人，占在册职工的26%，实发离退休金633万元， 也全部由企业负担，四项费用共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8%，占茶叶产值的三分之一，职均负担1016元。1995年，十字铺茶场的非生产性开支838万元， 职均负担1745.8元，占总收入的39.5%，大大超过了销售利润。沉重的社会负担，使企业需要以亏损为代价，维持简单再生产。
近年来，不断加码的离退休费用使企业难以招架。国有茶场大都建于五、六十年代，今后几年正值退休高峰期，退休人员每年将以15%的速度增加，目前，许多单位的离退休比例已很高，例如，十字铺茶场副业队有43人在岗，42人退休，如算上家属，一个干活的要养几个不干活的。同时离退休待遇还在不断提高，地方政府提出的社会统筹方案对于贫困企业只能是望梅止渴。在离退休问题上，企业面临着两难：一是企业无力按政策兑现离退休工资，离退休职工纠缠不休；二是即使离退休工资没有到位，但由于经济效益太差，岗位工资仍低于退休工资，如十字铺茶场去年的职均收入是2050元，而离退休的人均收入却是2800元，从而使本来就不愿承包岗位的职工纷纷要求提前退休。
3.税务负担重而不公。
1994年实施新税制后，安徽省对国有茶场分别征7 %（生产环节）和16%（收购环节）的农特税，销售茶叶时还要缴纳13%的增值税（外销为17%），此外还有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等十余种税费，税费累计达到35%以上。1994年，安徽农垦各茶场、公司实纳税985.5 万元，占产值的16%，职均负担930元；1995年，实纳税444.81万元， 占产值的9.8%，职均负担413.7元，这对于职均收入仅2000元的国有茶场来说仍然是比较高的税赋。另外，由于没有达到纳税标准，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下达了递增指标， 广德县规定， 今年的地税在去年基础上增加30%，于是十字铺茶场、祠山岗茶场、宣郎广茶叶公司一年要多缴纳税金70万元；同时把税收权下放给乡税务所，四面设卡，实行驻场收税、“一票一纳”制度，即售出的每一笔茶叶，都必须先交23%的农特税，才开准运证，否则不准茶叶出场，有时为一笔生意要跑几个乡税务所，致使一些客户望而却步，严重地影响了茶叶成交；另外，有时虽然茶叶售出了，但货款并没有到位，企业不得不用十分有限的流动资金垫缴税款，使企业雪上加霜，实难维持。
税赋不公的主要表现是：第一、茶叶的高税赋历来有之，但过去在实行高税赋的同时，国家除对茶叶生产有大量资金扶持外，在购销上还有诸多奖励政策，以山区的奖励粮和平价化肥等作为回报，如今这些都没有了，茶叶企业在自己承担各种风险的基础上继续承担高税赋已显得不尽公平；第二、征税标准不一。对国有茶场一律按税种计征，而对地方的集体或民营茶场则按田亩征“源头税”，有的包干上缴，莫明其妙地让税，而国有茶场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得减少，且大大高于地方。周王茶场有6100亩茶园，去年纳税66.6万元，而周围三个乡的情况是：泾坝乡4000亩茶园，纳税2万元；周王镇10000亩茶园，纳税15万元；杨柳镇8000亩茶园，纳税24万元。
债务负担，社会负担、税务负担最终都转嫁成职工负担。茶场收职工的1公斤鲜叶，只给12元，还打白条，而外面来收的给20—25元， 当场兑现。利益的严重扭曲，造成了资源浪费，职工外流，企业举步维艰。
（二）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茶叶价格长期徘徊，企业无力走出困境。
茶叶销量萎缩、市场疲软同时伴随各项成本的升高，是国有茶场经济危困的致命原因。近年来，除各种负担增多，非生产性成本加大以外，直接生产成本的增加是惊人的。一是采茶成本上升。为把春茶制成高档茶，须全部人工采摘，八十年代是从附近的县、乡农村招收采工，报酬较低，采摘费用是鲜叶价格的1/4。而现在90%的采工要到湖南、 山东等地去招，除报酬翻番外，每人还需多付130元交通费和中介费， 采摘费用上升到鲜叶价格的1/3，而且采工越来越难请； 二是制茶成本上升。八十年代末到1995年，电价由0.35元/度涨到0.65元/ 度， 煤炭由75元/吨涨到310元/吨，制茶日工资由5元涨到15元；三是生产资料涨价。尿素由八十年代末的670元/吨涨到现在的2300元/吨， 同期农药由10元/公斤涨到48元/公斤。
与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相反，茶叶价格却是十几年一贯制，致使国有茶场长期低效益或亏损运行。以十字铺茶场为例，1988年，水稻亩产值340元，茶叶亩产值1000元；现在，粮食几经调价， 水稻亩产值升到了1100元，茶叶却掉到了950元，过去1斤茶叶可以买10斤大米，现在只能买1斤。
（三）资金严重短缺，企业无法控制生产经营的主动权。
计划经济时期核定的国拨流动资金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产规模，而且后建的茶场没有国拨流动资金，加之经营亏损的大量挤占，致使流动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企业所需流动资金大都靠银行贷款，为此也伤透了脑筋：一是借不到钱。由于欠款多、资信差，银行非但不肯向茶场贷款，而且连茶场的进款也往往被银行卡扣。去年，安徽省农垦总公司注入祠山岗茶场的90万元生产起动资金被银行卡扣，经派人做工作后，还是扣了40万元，茶场只用到50万元；就连总公司送的5 万元“送温暖”钱也被卡扣，几经周折后才退到合肥；二是借到钱也还不起，反而债台高筑，陷入恶性循环。由于资金短缺，企业无法用现金收购职工的鲜叶，这又导致鲜叶外流，据反映，浙江一些茶厂直接用现金把安徽大量的鲜叶买走了，如果皖南国有茶场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鲜叶款，就完全可以保住这块市场。此外，由于资金短缺，企业对茶园的更新改造，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都力不从心。
（四）外贸体制不顺，捆住了企业进军市场的手脚。
皖南国有茶场是茶叶出口大户，约70%的产品外销，60%的产值靠外销实现，外销如何，关系茶场的兴衰与存亡。
近年来，国际茶叶市场的贸易总量一直稳定在110万吨左右， 但我国的茶叶出口量却逐年下降，我国有1500万亩茶园，茶叶出口量却不如只有334万亩茶园的斯里兰卡，其原因是体制不顺。 现行茶叶出口体制有三大弊端：一是政企不分。中央和省茶叶公司是企业，以自负盈亏为目的，但同时又享有茶叶出口配额许可证的管理和统一组织成交权，从而既可以垄断各种大合同，提高自身效益，又可以在发放配额许可证上得到“好处”，不利于发挥茶叶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二是产销脱节。现行茶叶外贸体制是政府级大合同贸易，把茶叶生产者与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分割开了，由于红茶占国际茶叶市场的80%，中茶公司及省茶叶公司对大宗红茶生意感兴趣，无暇顾及品味虽高但批量很小的绿茶外销，因而对以生产绿茶为主的皖南国有茶场影响很大。1988年， 农垦皖南7场1公司出口品种7个，共2100吨，1994年减到5个品种，只出口800吨，1995年的出口品种及数量到9月份仍无计划，致使1995 年库存春茶1500吨，只好削价处理，加大了亏损。同时，由于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使一些传统的绿茶客商与我们疏远了；三是权责利分离。在现行茶叶外贸体制下，中央和省茶叶公司的权力很大、责任很小、利益很大、风险很小，而茶叶生产企业则完全相反。出口茶叶无利时，前者压级压价收购，向企业转嫁危机，或转而经营其他项目，把茶叶当成副业，自己旱涝保收。后者则长期以茶为主，转产不易，出口无权，只得苦苦地在困境中挣扎。
（五）社区环境差，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
除通常的乱集资、乱收费以及各种行业不正之风的困扰外，国有茶场作为社区企业，还遇到两个干扰：一是场群矛盾十分普遍。茶场周围的农民有的侵占耕地，有的偷砍茶树烧柴，有的聚众闹事，打伤职工，砸毁办公室。祠山岗茶场17队一位女工反映：经常发生农民哄抢茶叶事件，把职工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大白天也不敢只身去边远茶园干活。最近，茶场在实行租凭承包时，因没有职工承包边远茶园，便因势利导，以低价把这些茶园租给周围农民，以求太平。二是农民靠场吃场，与场争利。十字铺茶场周围共有25个民办小茶厂，仅16队周围就有5个， 有的就建在茶场的地边上，这些小茶厂自己没有茶园，主要靠收购茶场职工的鲜叶维持生产，从而助长了职工偷卖鲜叶，有时茶场没有鲜叶加工，而小茶厂的烟囱却浓烟滚滚，生意红火。
（六）茶场自身改革力度不大，结构调整滞后。
农垦自1984年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来，始终坚持“两费自理”的方针，即生产资料费和职工生活费由农场垫支改为家庭农场自理，这样既可以减轻大农场的资金压力，又可以明确责权利关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已有80%农场实行了“两费自理”。但是皖南农垦7个茶场中有6个还没有“两费自理”，只有1个从今年才开始实行，因此，抗风险能力不如别人， 显得负担畸重，由于错过了机遇，加之企业经济效益今不如昔，现在推行“两费自理”的难度更大了，顾虑更多了。
皖南农垦各茶场的经济结构十分单一，在7个茶场中， 我们只在敬亭山茶场11队发现茶果间作，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而恰恰是11队的经济效益最好，其他茶场都是青一色的茶叶生产，路子越走越窄。
三、克服经济危困的思路和意见
国有茶场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目前，要以推行“两费自理”为重点，完善家庭农场承包责任制，加大转换经营机制的力度，积极试行土地租赁、茶园转让、股份合作经营等，努力把资产变成资金，盘活存量资本，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适应市场变化和茶场实际，加大生产结构调整的力度，积极引进新品种，扩大名优茶比重，发展林、果、菜、鱼以及二三产业等多种经营；要强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皖南国有茶场在主要依靠自身努力走出困境的同时，还面临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向中央、安徽省政府及有关方面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重视茶叶生产，加强对茶叶产销的宏观指导。
茶叶是国际性的传统饮料，有关方面预计，到2000年国际茶叶需求量将增长30%；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园面积占世界的44%，绿茶出口占世界的80%，茶叶历来是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近年来，内销增加，发展有望；茶叶是安徽的特色经济，是皖南山区的支柱产业，也是安徽农垦的经济支柱之一，因此，茶叶生产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好的问题，中央及地方都应进一步重视茶叶生产。
茶叶放开以后，宏观调控机制没有真正建立，有关部门表面在管，实际又不管，形成无政府状态。建议中央以及产茶省建立统一的茶叶专门管理机构，负责研究茶叶工作，制定发展茶叶生产的宏观计划、产业政策，并调控和管理茶叶外销，定期召开必要的茶叶专业会议，指导茶叶生产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加快茶叶外贸体制改革步伐，放开茶叶出口经营。
1984年，中央提出放开茶叶经营以后，内销市场放开了，而外销市场始终没有放开。建议首先改革出口配额管理办法，把茶叶出口计划和配额许可证的管理权从中央和省茶叶公司收回，由政府的外贸、内贸和农业行政部门共同掌管，解决政企不分，利益扭曲的问题；其次，把外贸出口权赋予有实力的茶叶生产企业，为了发挥规模优势和农垦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可以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把茶叶出口权交给将来的安徽农垦企业集团公司，或者通过成立皖南茶叶企业集团公司取得出口权，在未实施这些改革之前，可先把出口权放给宣郎广茶叶公司，以它为龙头，带动系统内的外销，放开搞活茶叶出口经营。
（三）研定新的茶叶税收征管政策，适当减轻国有茶场的税赋。
茶叶的税赋历来比较高，但过去这一问题不突出，今天的情况却有了很大变化，企业难以继续承受，皖南茶区广大职工要求降低税赋的呼声极高。首先，由于粮食的市场需求是刚性的，又有政策保护，所以能够在各种生产资料涨价的同时，价格一涨再涨，而茶叶不可能与粮食攀比，经济效益已经从高位降到了低位，其亩产值不如水稻高，亩收入也不如水稻多，而税赋却比水稻高几倍，对茶叶征收农“特”税，广大茶工想不通，意见很大；其次，茶叶与烟酒也不同，从健康意义看，应当在政策上对烟酒的发展加以限制，课以必要的高税赋，而茶叶作为有益健康的饮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当在政策上给予保护，要“放水养鱼”，降低税赋，大力鼓励其发展。
建议：（1）比照农业税的水平和征收办法， 对茶叶实行源头（田亩）定税，按年征收，适度返还，扶持其发展；（2 ）把国有茶场作为生产加工一体化单位，免征收购环节税；（3）茶场上缴的城市建设、 教育附加、工商管理等税费，应根据企业办社会的实际情况，按比例返还。
（四）加大投入，缓解资金压力，扶持国有茶场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希望安徽省各级政府以及农垦总公司增加对皖南国有茶场的投入，以加快衰老茶园的更新改造，建立一定数量的良种茶园，发展新工艺、新技术，有计划地调整种植业结构，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
建议：（1）将国有茶场纳入地方区域经济范畴， 享受与地方农业发展同等的优惠政策，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2 ）比照粮棉预购定金的办法，建立茶叶收购预定金制度，以弥补流动资金不足所造成的影响；（3）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对国有茶场的陈欠贷款实行挂帐停息， 或在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里冲减；（4 ）恢复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平价供应；（5）安排一部分贴息或低息贷款， 解决部分特困职工的生活问题，保持茶区的社会稳定。
（五）在国有茶场建立行政管理区，彻底解决社区性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国有农场（茶场）不同于其他院墙企业，它是占地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的社区，办社会是正常的、现实的、必然的，但是农场作为企业又不应有办社会的义务和职能，因此，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农场办不办社会？而是怎么办社会？湖南省屈原农场建立行政区的经验比较成功。屈原农场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建立屈原行政（管理）区和屈原农工商公司，前者行使部分政府职能，主要是把原来企业办社会的一套工作承担起来；后者只承担经营和纳税任务。在不影响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行政区（农场）设立一级财政，享受县级财政待遇，这样既解决了企业办社会的额外负担问题，也解决了政企职能分开的问题，地方接受，企业拥护。1994年，湖南省政府文件规定：国有农场可行使部分政府职能，建立一级财政。目前，湖南许多农场和广东省华侨系统农场都实施了这一做法，建议安徽省研究和借鉴湖南及广东华侨的经验，先在皖南茶区国有农场试验，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农垦体制建设的新路，彻底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六）加强茶场社区环境治理，确保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不受侵害。
目前，皖南国有茶场外部环境很不好，乱摊派、乱收费以及各种行业不正之风严重困扰着企业，国有企业的土地资源不断被蚕食，茶权被毁，鲜叶被抢的事件时有发生，职工反映十分强烈。建议安徽省各级政府切实加强国有农场外部环境治理的力度，整顿“月亮茶厂”和乱摊派、乱收费等行业不正之风，为企业发展和广大职工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执笔：丁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