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陷阱论文,机遇论文,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31-0005-06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及形成原因
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400美元,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国家收入分组标准,即人均国民收入小于10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1006~397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3976~1227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已经跨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进入这个时期,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1]。“中等收入陷阱”指原有的经济政策只能保证一些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继续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GDP增长非常迅速,到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忽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从而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和地区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失去的十年”的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且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从1999年开始,拉美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次出现负增长年份[2]。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形势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暂时的好转会促成某种根本性的改善。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的时间为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阿根廷长达49年[3]。此外,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等国家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经济增长模式落后。拉美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替代,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维持“举债增长”模式。他们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模式,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实现进口替代和加强出口等,使这些国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不可自拔。事实上,过度依赖资源的开发、单一的出口、现存的农业和国外的援助等高投资率和高能耗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法维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其二,技术创新瓶颈制约。拉美等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其他低收入劳动密集型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上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制约,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在这种上挤下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其三,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6:平等与发展》指出,经济发展中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确实可以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然而还有一些形式的不平等却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有着致命的阻碍作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已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60年代的基尼系数达到0.53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70年代,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有所好转,80年代形势再度恶化,90年代前半期稍有起色,但贫困程度仍没有降至80年代金融危机前的水平,90年代末,随着金融危机在主要国家的爆发和蔓延,拉美等国家的贫困率再次上升,近些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4]。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大减弱。不仅如此,一些国家由于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四,体制变革严重滞后。拉美等国家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功能严重扭曲,这些均严重影响到这些国家经济的自由发展。
二、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
我国当前的人均GDP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处于相同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衰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经济增长粗放型规模扩张表现更为明显。以能源为例,能源生产、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1.5倍以上的能源消耗才能支撑。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5]。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将持续加剧,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衰减。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这一特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还有所强化。据统计,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6%,2011年仍达48.8%。2011年,消费率有所提高,达到55.5%,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67%左右的平均水平[6]。其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导致我国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逐步显现。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随后,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成为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所缓和,但2009年金融危机再次卷土重来。此后,劳动力短缺现象,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都没有再中断过。劳动力短缺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普遍上涨,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20%,对那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的20%~65%不等[7]。其三,科技创新难度加大。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引进外来技术难度越来越大,自主创新能力又受到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据估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降至2005~2009年间的31.8%,并将进一步降至2010~2015年间的28.0%[8]。可见,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导致科技创新难度加大。其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来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来看,2009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来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家庭是20%低收入家庭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9]。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职业教育面临重要机遇
(一)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力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兴产业部门,使我国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效应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我国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向新兴产业领域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产业转型升级就是通过个别企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改造,使生产要素不断更新和形成新的组合,并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引起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带动产业整体升级。产业转型升级首先要消除结构的不协调和低度化,促进产业良好发育,增强产业的整体素质,加速产业结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就是社会生产技术更新所引发的结构性改进,即由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应用、扩散,引起的高新产业不断发展,提高其资金、产值和劳动力比重;传统产业不断进行高新技术改造,提高其技术含量。职业教育可以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大量应用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在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就需要大批复合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来支撑;当传统产业得到改造时,也需要职业教育提供大批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其二,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产业转移的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同时也是大规模产业转移的过程,产业转移往往源于其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一个区域内经济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资本积累比较充足,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升级,并推动要素价格上涨,因此往往迫使某些产业从生产要素比较昂贵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比较廉价的经济落后地区,从而实现转出区和转入区产业结构同时转型升级。职业教育的发展,使转出区拥有较多的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从而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壮大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迫使产出区某些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就转入区而言,这些地区往往会利用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机会,其职业教育往往会适度超前发展,为顺利迎接相对先进的产业转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由此可见,无论是转入区还是转出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均有利于产业转移,从而顺利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职业教育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引导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城市化是指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生活方式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研究发现,城市化与中等收入国家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处理好城市化问题是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10]。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提高到20万亿元。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元出口[11]。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教育是推动这个过程的重要动力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就会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12]。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一项有效措施。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每年1%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我国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些剩余劳动力要在城市生活、谋业,就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城市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促使他们具有进城务工所需要的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以促进转移农民再社会化,促使他们养成适应城市社会需要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社会情感;可以促进转移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他们适应城市社会的居住环境、城市生态和城市生活条件。
(三)职业教育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有两个根本途径或方式: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依靠技术进步。前者为粗放型或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后者则为集约型或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力。而职业教育在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进步和应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职业教育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包括科学和技术,科学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而技术则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知识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技术进步则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职业教育可以将潜在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技术,也可以将大量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二,再生产科学技术。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传递和积累科学技术,使原来由极少数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变为更多的人掌握,实现科学技术的再生产。其三,直接生产科学技术,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利用自身的人才、设备、专业、技术等优势,开展技术创造和发明,可以发挥直接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13]。
(四)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中下人群的收入,从而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中等收入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器。然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调整既有利益格局,促进居民收入公平分配。而职业教育是提高中下人群收入、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中高职毕业生的收入。中高职毕业生一般来自中下收入阶层。研究表明,接受高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11821.9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19~70岁)提高4517.73元;初中生接受中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6634.53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性收入提高2477.16元[14]。可见,职业教育让学生学习实用知识和技能,就可增加其预期收益。其二,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研究表明,贫困农户通过劳动力外出途径,可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的8.5%~13.1%[15]。另据研究,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收入分别增加21%和5%左右,说明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均能有效提高转移农民的收入[16]。其三,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城市失业人员的收入。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如美国劳工部专门制定了失业工人培训计划,使70%的培训对象找到了工作。我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再就业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市场就业意识,对促进其再就业很有帮助[17]。职业教育能促使失业人员再就业,自然也就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从而缩小了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面临重大挑战
(一)人口红利消失对职业教育的重大挑战
迄今为止,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赢得了人口红利。但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将我国推进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劳动力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从人口抚养比这个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来看,其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在减速,并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18]。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成为历史,非熟练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与普通劳动者之间以及普通劳动者内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大幅缩小现象。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家庭可能不愿意孩子继续上学,特别是就读机会成本和直接费用昂贵的高中及大学的意愿可能下降。就职业教育而言,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生源可能受到致命威胁,职业教育如何进一步发展面临重大抉择。
(二)工业化进程加速对职业教育的巨大冲击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该时期正是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其技术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一方面,制造业增速进一步加剧,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而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工业化本身从一般加工业为主逐步向重工和重化工以及服务业等转化。工业化进程加速的直接后果是,传统产业不断萎缩,新兴产业日益兴起,科学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最终出现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工业化进程加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方面,职业教育结构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后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可能会产生供需结构性失调的局面;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机器“排挤”人的过程中日益落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资格认证制度,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进入21世纪以后,各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普通教育,也需要职业教育,以掌握知识为主的普通教育与以掌握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在价值上是等值的[19]。前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杆,后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秘密武器。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资格制度,目的是“为中等教育及大学教育阶段的所有教育和培训成果提供一个大致的认可框架”,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我国尽管也实行了国家资格认证制度,但目前证出多门,条块分割,标准多元,相互之间难以融通,导致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我国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资格认证制度,并建立科学的学分换算系统,融入学分积累晋级的理念,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值,打破传统成才的独木桥制度,彰显多元人才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观。
(二)重视职业生涯教育,适应经济转型期岗位需求多样化
职业生涯教育并不是特殊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而是试图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并贯穿于个体一生的教育。对于中职生而言,在掌握职业技术技能的同时,要强化文化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专业技能、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及社会知识,形成较高的职业技能及较强的应变能力。对于大学生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后,社会更看重的是其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这客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加上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产业结构急剧升级,要实现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和就业岗位的匹配难上加难。因此,特别要在普通高校实行职业生涯教育,让大学生就学期间接受一些通用型的知识和技能,适当降低专业知识内容的比重。同时,培养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未来职业生涯的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预测市场与职业变动的能力,培养他们独立生存与终身学习能力,将他们变成能够适应经济转型期多种类型岗位需要的通用型人才。
(三)构建相对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日愈缩短,社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职业岗位频繁转换,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已不再局限于实用操作人才,更多要求劳动者在掌握熟练操作技能的同时,还要具备精深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因此,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从规格还是层次上都将趋向高级化、复合化。从国际经验来看,构建开放、灵活、多元化且相对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瑞士已建立涵盖学士甚至硕士层次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20],俄罗斯将九年义务教育后的职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和大学后四个层次[21],我国台湾地区已建成一个由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研究所五个层次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22]。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将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应用型技术本科从普通高等教育中分离出来,与中等职业教育一起构成上下衔接、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遴选部分优质本科院校在涉及一些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始硕士乃至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
收稿日期:2013-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