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脉博——论香港现代派小说的一种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香港论文,形态论文,精神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起步的香港现代派小说创作，尽管历经数十年和几代作家的参与，总的看来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把香港这座城市当作最基本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那些以批判现实主义方法来从事创作的作家，对这座城市也有各自的感受和思考。他们一般习惯于把它浓缩在个别的性格、家庭或生活事件中，以提供现实确证的方式来完成表意的任务。现代派的小说创作虽然林林总总，却更多地采用一种俯视的目光，在象征、变形和符号化的处理中去适应更有理念性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当个别的性格、家庭或者生活事件不再吸引作家的注意，反倒是整个城市成了共同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时，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便显示出了优势的一面。这种创作方法从作家这方面看则要求有更强的主观性，从生活这方面看则要求对现实世界有更大的超越性。就此而言，作家选择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来表现他们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整体感受，就不仅是对象适应着方法，方法也适应着对象。
当然，这也表现为一个寻找和探索的过程。较早由昆南创作的《地的门》、刘以鬯创作的《酒徒》，虽然借助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技巧，但对生活的提炼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把香港当作对立面的男人。他们对这座城市积怨甚深，却又无力自拔；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却又无奈地接受城市对命运的安排。昆南的《地的门》是一部带有神魔色彩的实验小说。作者借用后羿的神话，写香港青年叶文海在殖民地生活的种种困顿和痛苦。神话中的后羿经受十个烈日烤灼之苦，弯弓射下九个以造福人类。小说中六十年代的叶文海却感觉周围有十个四方的月亮，象国家、家庭、爱情、抱负、友情、社会、宗教、教育……等等外在的机制与力量压在他头上。他以“射月者”的形象自许，试图反抗这座城市加在他身上的压迫，却最终因摩托车失事而成了牺牲品。刘以鬯创作的意识流小说《酒徒》也同样把香港当作对立面。主人公“我”是位有很高艺术素养和进取心的作家，但商业化的社会风气迫使他不得不放弃理想、违背良心，在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徘徊和沉沦。“酒徒”的形象和“射月者”的形象无疑都有相当的概括力，是面对香港这座充满矛盾的城市，用来设定他们处身于困窘之中所摆出的一种人生姿态。这两部小说都把意旨的表达浓缩在一个主要人物之上，人物的性格还是作家所致力去刻划的方面，同时又被置于与环境相冲突的地位上，这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所惯常采用的方法。但人物面对城市所形成的基本姿态，表明性格的概括力已开始让位于“造型”的概括力，表明作家已更注重“酒徒”和“射月者”这两个形象的整体象征意义。而作为这种“造型”的背景，香港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便得以从中凸现出来，这才是两篇小说所要表现的真正的主角。从刘以鬯与昆南那里，不难看出现代派小说创作开始与文学传统相分离的轨迹。这个分离过程在日后的不断扩大，以至形成另一条发展的线索，正是得力于他们早期那还算不上十分圆熟的试验。
女作家西西的小说中有一个系列是关于“肥土镇”的。它包括《肥土镇的故事》、《镇咒》、《肥土镇灰阑记》、《宇宙奇趣补遗》等。最后，“肥土镇”系列演变成一部以肥土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飞毡》。《飞毡》中的肥土镇包括了香港历史发展的许多痕迹：它是个小岛，华洋杂处、商业发达、有印度籍的看门人、棚屋起火、洋人书院等。在小说中，作者经常有意地从人物活动的交代中跳出来，把表现的对象转移到整座城市上面。西西以城市作主角的小说还有两部，这便是《浮城志异》和《我城》。和《飞毡》相比较，《浮城志异》和《我城》的情节还要弱一些，而人物原本在表意中所应承担的重要作用也变成引出城市形象的一种手段而已。它们不象《飞毡》那样有一条城市兴衰的基本线索，而只有无数的活动片断来引出城市的各种景观。大量的切换和分割无形中产生了拼贴的效果，使得情节发展的时间线索被一再地打断。与此同时，内容的展开变成一种树形结构，不断地伸出新的枝桠，展示新的城市生活的横断面。在这几篇小说中，城市成了真正的唯一的主角。西西是个很关注香港这座城市的作家。她并不太直接和正面的去思考这座城市，而是更愿意采用神魔的、童话的、幻想的写法来把她心目中的生存环境理想化。即便是写到人物，在西西笔下也都是那么单纯和快乐，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是同样的纯净和透明。在香港作家中，西西可以说是最富有童心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小说中有许多带有童话色彩的构思，更有许多富有童趣的设计。那些似乎是随意的发挥和戏谑式的编排，让人觉得她是带着儿童一般的游戏感在写小说。这自然导致了一些对小说而言本不该有的垢病，却也从中提炼出了她看待香港这座城市独特的眼光和心态。它显得那样的单纯无邪，那样的不愿意成熟。那种善良、天真、耽于幻想，好象有意地不去看透这个世道，好象宁愿欺骗自己，去虚构生活中美好的方面。也因为这样，西西的小说才显得不深刻，也不沉重。从六十年代开始写小说以来，几十年的时间过去，西西似乎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经验水平上。她以这样的停留来保护自己的童心不受侵蚀。童心造就了她创作上的特质和风格，但也在无形中局限了她的发展。
较早介入现代派小说创作的几个作家，对香港这座城市尽管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和着力点，但情感趋向都显得比较单一和极端化。这正表明了他们的创作意识还未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在现实经验的提炼上依然沿袭了那种力求纯净的办法。这之后，从整体的发展情况来看，作家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审美态度日渐显得复杂和多元。越是到近年来，那种生存的困窘越是强烈，对城市的反思也越是深入；无所适从、无所依归的情绪和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成了创作的一个整体趋势。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种成规和定见都变成了疑问，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与此同时，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态度也变得不那么单纯和清晰了。一些作家试图通过对城市更深入的反省来确定新的价值立场；一些作家却在超越原本狭窄的经验范围，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反观自己的生存环境。在这方面，也斯创作的小说《剪纸》就显得比他的前辈更有深度和文化意味。小说采用一种复调式的平行交叉叙述，通过一个男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和两个女姓（乔和瑶）之间的关系来展开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图景。乔和瑶所生活的是两个完全隔绝又完全不同的世界。乔是个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在一家出版机构画插图和搞摄影；瑶则生活在有中药店、藤器铺的小巷，以剪纸来打发时间。乔的世界是大众传媒，是西方艺术，充满当代都市生活的气息；瑶的世界则是民间艺术，是大陆的回忆，又带着传统留下来的种种痕迹。而“我”就穿梭于这两个互不干涉的世界和这两个互不关联的女子中间。其实《剪纸》的创新并不主要地表现在一些现代的小说技巧上（如无标点、夸张和变形等），而是对内容的符号化处理，以及通过符号化来实现象征性表达以扩大小说的审美内涵这个目的。在香港小说中，表现中西文化冲突是个常见的主题。也斯的《剪纸》有意地避开了冲突的为人所见的一面，也避开了把冲突当作悲剧根源来揭示的现实主义的简单化的表意策略。他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设定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虽然不免带着对现实的某种程度的改造和有意强化，但这正是为许多作家所忽视的香港社会不正常的生活本质之一。而“我”奔走于这两个社会层面和这两种文化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和内心纷扰，与两个在文本一再的互涉和转述所编织起来的文化之网中被摧残的爱情故事，一道完成了小说的表意。人在不同文化交织之中的不能两全，表现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心灵困顿。在《剪纸》中，也斯借助香港这座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现代都市，来提出对都市、文化、人的生存这些更抽象、更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思考。从这方面看，《剪纸》在香港的现代派小说中无疑达到了相当不错的精神高度。与也斯在不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两难处境相类似，属于新生代的陈宝珍在《找房子》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同一个精神问题。这篇小说记述了两个不同的女性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房子时相似的生存难题。这两个女性，一个是离婚的女人回到自己的娘家；一个虽然没有离婚，却不得不在丈夫离家时和公婆住在一起。两个女性都处在成年女子一种不算正常的生活状态里。她们似乎都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不约而同地成了一个“他者”。那个离了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她正常的角色地位；那个没有离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保有正常的角色地位，但却失去了自由。小说结束在这样的一段话上：“这时，城市平凡的街道上，半新旧楼宇之间，走过平凡的你我，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两个女性就这样消失在她们寻找自己房子的矛盾和焦虑之中。陈宝珍的这篇小说明显带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从找房子的象征意味中还是概括了香港人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感受，能引发人们对都市背景下的一般生存空间的诸多联想。
都市人的彷徨、无依，以至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最终使一些精神的先觉者把他们的视野投向另外的一些方面。也斯的夫人吴煦斌的小说集《牛》有了更主动的实际行动。小说集中的短篇大都存在两个基本的地理学意义的空间，这就是自然和社会。人物总是在这两个空间来回穿行，不断出现又消失，离开城市，走进大自然。在这些人物中，最常见的是一种沉默不语的男人。沉默是她的小说中最基本的意象。一方面是这些男人都不爱说话，另一方面是故意地不去表现他说话。也许正因为言语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所以非常少的交谈便使得小说不必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来展开，而个人的独处又总是与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学会了沉默，人也在沉默中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沉默很容易让人把它看作是被大自然塑造的结果。而在他们的身边，吴煦斌又总是设计各种对沉默的男人感到好奇和神秘，被感动和被吸引，甚至追随着他们而去的男女。这些更带有都市生活色彩的人在作品中相对被动的姿态，以及他们对那些沉默的男人迷醉一般的追随，无疑构成了吴煦斌小说中十分清晰和强烈的意识指向。而且几乎一无例外地指向了大自然。当然，人物的走进大自然并不一定有具体的目的。或者应该说，吴煦斌是故意地不涉及到具体的目的。但也正因为目的的不具体，前因后果有意地交代不清，反倒表明了大自然和人之间超越现实利益的种种本质关系，比如自然的秩序和法则、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的自然本性、自然对人的报复等等。所以吴煦斌笔下的大自然并不总是柔美的，而且显得格外的狂野、神秘和隔绝。她赋予大自然以超现实的生命，表现人物对山石草木的独特感觉，往往带给人神秘感和畏惧感。作者甚至会采用超现实的写法来更充分地表现大自然的意志和力量对人的精神征服。特别是在香港这个狭小而又现代的大都市中，吴煦斌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她对这座城市的态度。与吴煦斌相类似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新生代的作家董启章的小说《安卓珍尼》。这篇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它叙述女主人公离开丈夫给她安排好的安逸生活，而跑到森林中去寻找一种只靠雌性即可单性繁殖的动物斑尾毛晰。整部小说的情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大量的有关斑尾毛晰的生物学知识介绍；一是女主人公在寻找斑尾毛晰的过程中和她的丈夫、小姑和森林中一个沉默的守林人之间展开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安卓珍尼》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权主义的小说文本。围绕着女主人公的这两个男人，一个是成功的商人，举止文明却以语言的暴力来统治她；一个是粗野的守林人，基本上不说话，却用肉体的暴力来统治她。她只和丈夫的妹妹建立深厚的感情，并一块去寻找一个没有男人，却可以拥有她们共同的孩子，可以让她们生存下去的地方。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地方恰如“不存在的物种”斑尾毛晰那样，也是不存在的。而更富有象征意味的则是，就在守林人强暴她的那个瞬间，女主人公看见了斑尾毛蜥正在向她注视。“在安卓珍尼身上，我看见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哪里，她都没有办法逃脱男权社会的统治。小说的深刻之处，就表现在作者不是一味地简单地为女权主义唱颂歌，而是在为女性的生存辨护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前卫意识的局限，由此使读者更进一步去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生存难题。董启章在抒写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态度之同时，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超越了香港狭小的经验范围，这是《安卓珍尼》在艺术上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而当着在香港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时，也是属于新生代的女作家黄碧云对香港的逃避却表现为另一种方式。第一部小说集《其后》收入了黄碧云的八篇小说。《其后》中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一些远离香港去飘泊的故事。这其中，《爱在纽约》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中四处弥漫着的那种飘泊感在情节的不同维度和层次中展开。主人公宋克明交往的三个女性始终给人的印象都是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在克明的生活中不断地介入和逸出。而作为叙述者的宋怀明也从德勒斯·德萨斯飞到纽约投奔哥哥宋克明，又在经受了一番内心的创痛之后由纽约飞往洛杉机。当然小说写得最有力度的还是主人公宋克明内心无所依傍的那种飘泊感。宋克明的内心飘泊是一个香港人在美国的基本感觉。这种飘泊隐含着黄碧云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态度。飘泊不是旅游，不是捞世界，而是主动地割舍和生养的城市那种物质和精神的联系。然而香港的过去又活在人物的内心深处，以母亲的半绺发之类的形式维系着。既避之又趋之，逃到远远的地方去作无尽的思念，这就是黄碧云式的独一无二的生存经验。冥冥之中，黄碧云心中似乎一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怕意和恨意，这在第二本小说集《温柔与暴烈》中表现得更强烈。对于恨，在黄碧云的笔下也照样写得十分平和。恨也象爱那样，不是什么情感的需要和流露，作者更多地是把它归之于因为逃离城市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其后》的精神状态是茫然和漠然，是漂泊感和分离意识；《温柔与暴烈》中的精神状态则是长期的飘泊无依给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各种精神病状，是破坏性和毁灭感。两部小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便在这里了。
从西西对香港那种童心般单纯的爱和刘以鬯、昆南对现实的不满，到黄碧云、董其章在逃离香港之同时所积累下来的复杂情感，不管呈现在作品中的内容多么色彩纷繁、形态各异，这些现代派作家都把香港这座城市作为他们最基本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人物不再以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去承担过份沉重的表意任务，而大都成了抽象的符号，分别代表着有关城市生活的诸多本质或者作家对城市的种种感觉。不同的作家有他们自己的“香港情意结”。这个“情意结”概括了他们的身世和经历，容纳了他们最基本的心情意绪。而当他们试图从现实的生存中超越出来，去提炼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基本感觉时，不难发现一个趋势：这就是随着城市本身的发展以及与之而来的在香港人心灵中的投射，他们的态度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努力地在感性和理性的不同层面上超越香港狭小的地理范围和经验范围。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这些现代派作家都不愿意采用困在围城中去看香港的创作视角，也不愿意停留在对香港的满腹牢骚和愤愤不平上。由生存的困窘所引伸出来的那种内心无所依傍的感觉，反过来使他们从香港之外的其他地理空间去寻求新的精神归宿。于是小说中共同的寻找和飘泊的主题，便既包含着被作家提炼出来的一种内心感觉，又成了他们为争取更踏实的生存所采取的实际步骤。与此相联系，越出香港也便不仅是主题表达的需要，更是他们自觉地克服创作的局限，在题材范围的扩大中去改变原本过于狭小的视野和经验结构。当大自然和世界的其他都市被包容到他们的作品中时，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努力：这就是把目光投向香港之外，把目光拉高，以便用一种超拔的姿态来俯视，看出一些对香港人的生存而言是更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