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思维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中国论文,产能过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等挑战。看清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确定新常态时期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影响。当前中国的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与未来方面都存在着认识误区。为此，我们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研究员，就当前存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经济新常态以及产能过剩等方面的认识误区进行辨析。 记者：中国经济正在深度调整，虽然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仍属翘楚，但2015年全年GDP增速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仅为6.9%。在您看来，这次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何在？ 陈平：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以内因为主，北京大学的林毅夫认为以外因为主。我们可以看看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从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的表现来看，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2008～2009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如果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也应该缓慢复苏，没有理由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下行，而且是2012年后经济增幅仍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这一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的中国经济下滑是内部原因主导的。 这几年还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是没有疑问的。奇怪的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上的表现相对偏弱。特别是，中国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四万亿刺激。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要改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的初步判断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媒体经济学的舆论误导、形势误判，才会造成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缚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中国政府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改革也越来越难。这个规律全世界都一样——经济下行，各家的日子都难过，谁还愿意为改革分担压力？只有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进改革才有可能。90年代中国在双轨制下稳定增长转型成功，东欧休克疗法经济萎缩、转型损失惨重的经验教训，似乎被中国媒体遗忘了。 记者：既然经济增速下行状况对中国的改革十分不利，那么在您看来，为何近年来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还是出现了许多要求经济减速的声音？ 陈平：关于过去几年出现的几乎一边倒的要求经济减速的现象，我看到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认为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花了3.5万亿美元，中国的4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 000亿美元，仅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实际上，美国没有什么成果，美国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也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看不到增长的起色，所以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哈佛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达到3%～4%的水平，但美国未来10年到20年的年增长率只会有2%，日本就更差了，1%都难维持。在中国不到6 000亿美元的投资中，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外加许多民生工程和攻关创新，而且整个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万亿，中国十年能不能建成这些高铁，这些攻关项目能不能上马都成问题。中国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在鼓吹全面恢复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叫“反凯恩斯主义，反大政府”，无视中国改革成功、西方自由化陷入困境的现实。 第二个理由认为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它说世界现代史上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过20年，韩国只持续过30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持续增长30年呢？这种说法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使得大家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比如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等，所以中国经济必须放缓。这种理由毫无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在增长过程中解决比在经济发展停滞中解决更容易。反驳这个理由是非常容易的事。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倍，国土面积是25倍。中国和韩国比较，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倍，国土面积是韩国的97倍。这样比较是什么含义呢？中国发展的空间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世界上哪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靠人均GDP来决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世界银行搞的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是忽悠人的。我提醒大家一点，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一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左右的国土没有开发，过去三十年只开发了沿海。难道沿海开发的奇迹就不能在内地重现吗？特别是习主席提出来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图大略。历来大家认为先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海洋国。为什么这些国家先发展起来？因为海上交通成本低，进出口贸易便宜。但是走到后来工业革命发展，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可以在成本或时间上和海洋运输竞争，包括德国、俄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战胜海洋国家的。重庆开放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可以和海运竞争，才有“一路”和“一带”并进的可能，否则哪有“一路”？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前三十年发展沿海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为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组织力，那么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中国开发内地，不仅可以平衡生态，利用内地资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且可以突破西方海上霸权对中国南海的威胁。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三十年也开发不完。 第三个理由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条理由对企业界、金融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要重点谈谈。这条理由说，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发展服务业。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的发达多了。这条理由鼓吹的服务业说白了就是虚拟金融，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是中国现在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我提醒你一个事实。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金融效率高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万亿到22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美国搞房地产泡沫，搞金融衍生品，泡沫破了，然后推脱金融自由化的罪责，反过来批评说美国过度消费是因为从中国借的钱利息太低。说是因为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真是荒唐！如果美国金融市场会最优配置资源，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而要搞房地产泡沫，搞次贷危机？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中，最有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2009年写的一篇叫《安静的政变》的文章。文章说，美国经济在70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作为实体的工业集团，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英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在家里曾经跟我和张维为对谈。当时我提出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就是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他实体经济产业，类似于大家熟知的荷兰病。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的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1850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了。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和社会学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说，每一波的霸权更迭，最后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的衰落。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正是我们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得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去年股市动荡、汇率动荡，半年不到，耗掉中国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钱拿来干实体经济，消化过剩产能，改善民生，能干很多事。现在中国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第四个恐吓中国经济的理由就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在当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在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在西方已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比如世界银行2012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一报告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支撑，只是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数字游戏。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们把历史上过去50年里101个国家，不管规模大小、产业高低和发展阶段的差别，放在一起做一个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跨入高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只有13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个指标做个回归，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这些计量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有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13个国家里，十个国家人口加起来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人口才仅相当于中国的五个省。别忘了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但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其中一半国家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又如陷入富国困境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现在失业率达到20%以上。金融危机之后还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的样本，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这个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忽视了发展经济学一个公认的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世纪初的时候，阿根廷的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但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属于依赖美国的经济，特别是大家羡慕的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的原因正是由于战后一直被美军占领，所以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因此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逼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才导致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先后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工业体系和独立的经济金融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例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现在情况怎么样？哪个能比得上中国？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头脑清楚地明白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不能被世界银行的平庸经济学家忽悠。世界银行长期以来执行的是美国财政部的意愿，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我们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假如沿线国家和地区，不能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建设独立自主的小康社会，而是利用自然资源、地缘优势，要搞暴富，在大国之间搞投机外交，就不可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在这点上，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盲目地去搭世界银行的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对这一点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记者：现在西方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之后的泥潭，中国经济面临着新常态。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发展战略呢？ 陈平：简单地说，要先探索新常态，才能实现新常态，前提是需要新思维。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客观地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比此前世界银行发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要高得多。事实上，目前西方的高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日子也更加难过。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提出经济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大体目标是维持增速在6.5%左右。这个目标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具体到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五花八门，从需求方到供给方再到降低交易成本，几乎可以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有的招数都列上了。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些招数的条件和利弊，更不明白不少招数是互相冲突而非互补的。你刺激需求，不一定会增加购买力，如果不能创造稳定就业的话；你削减产能会加剧债务危机，而提高融资成本，压低市场预期，可能增加而非减少销售额，又会造成新的过剩产能。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统筹全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缓急。 可如果回顾现代史，不难发现，即使把西方国家所有的这些招数都用上，也不足以实现中国提出的新常态目标。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一提到“大众创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创新很厉害，苹果公司依靠创新获取的利润很高。但是很少有人反思：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算美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领先，其经济平均增长率也就是4%左右，到了危机来临后也就是2%～3%，与6.5%的目标相距甚远。少数企业创新的高利润，不能掩盖多数创新失败的高风险和机器取代人力造成的失业压力有增无减。目前国内有很多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很羡慕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日本大概只维持了二十年，韩国是三十年左右。但他们忘了国际背景。日本的高增长时朝鲜战争的爆发避免了日本军事工业被肢解的命运，朝鲜战争和越南增长给战后日本萧条的经济带来了大量订单。冷战时期中国被封锁才造成东亚小龙的经济奇迹。一旦中国崛起，出口又受到美国保护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就不得不在市场扩张上止步不前。后来接连受到日本房地产泡沫、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3%左右，甚至日本曾一度只有1%。其经济自主的能力，远远低于我们。只是少数工业还有技术优势，但是问日韩企业家，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他们告诉我，如果日韩企业以前还能领先中国十年的话，现在也就三五年。后面除非搭中国的便车，否则单靠日韩自己的规模，在国际竞争中难以保持话语权。这也是台湾的竞争地位每况愈下的原因。中国没有理由仰望东亚小龙。我们的目标，只是和美国竞争世界科技和工业的制高点，不是什么短期超额利润，那是杀鸡取卵。 所以，如果要实现中国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经济想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一定要有新思维。这里所说的新思维，和“旧思维”，即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概括来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均衡、静态和内向的思维方法，而我所强调的则是一种复杂、演化和竞争的思维方法。在这种不同的新思维方法下，采用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和应付危机的手段与旧思维有很大不同。 记者：您说的新的复杂思维，较之传统的均衡思维，不同在哪里呢？ 陈平：两种思维主要有三个大的差别。 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第一大差别在于封闭系统的封闭思维和开放系统的开放思维之间的不同。物理学中有个能量守恒定律，但这条定律只能在封闭系统中成立，在开放系统中能量的吸收和释放导致总能量是不守恒的。这套理论在经济学中也异曲同工。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能在封闭系统里面成立，套到开放系统中就无法成立了。举个典型的例子，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一种常见说法叫做“刺激经济需要拉动消费”。拉动消费的常见方法是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收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工人涨工资，工人工资多了自然有能力消费。理论上看这似乎很合理，但来自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真实效果并非如此。对于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来说，比如华为，如果涨工资是奖励效益，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工人收入当然也增加了。但是对于那些给国外做订单生产的加工企业来说，企业本身就面临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在没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大幅涨工资不仅无法增加消费，反而会导致沿海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大规模倒闭，加工制造企业要么向海外转移，要么向内陆转移，事与愿违。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欧美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降低利率的经济政策。这几次降低后利率几近于零，但是仍旧没效果。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降低利率会使企业愿意贷款，因为贷款成本低，投资生产也会随之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国家封闭的情况下，没有国际竞争，降低利率可能会出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想的情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国际竞争时，银行对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很不乐观，即便降低了利率，钱也不贷出去，而上市公司看到贷款利率低，就选择将自己的股权买回来，并不增加投资。所以过去几年中西方国家普遍降低利率，但并没有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当资本看到有其他投资前景时就会出现外逃。一些银行一看经济形势不明朗，干脆选择将钱拿在手里不贷出去。所以封闭系统的思维是不考虑竞争者，只考虑成本、利润，但是在开放的竞争系统里，首先要考虑竞争者是谁。在国际竞争中如果竞争策略输了，那只会事与愿违。这就是第一个差别，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行为、政策、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第二大差别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复杂系统之间的差别。亚当·斯密有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叫《国富论》，他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事实上，这个著名的理论和现在西方国家教授的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思维还都停留在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在这些理论中，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所以其方法论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称原子论和还原论。我提出的新思维和他们不同的是，我讲的是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这是一种什么经济呢？我把它叫做复杂系统，或者叫做有机论、系统论。在复杂思维中，企业之间形成了产业链，是高度协作相关的，所以一家处于重要产业链位置的企业的生和死，会对整个产业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铁路和金融，这两个行业的机制就和一个独立的工坊完全不同。改革开放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一开始确实有提高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但是后来搞了“包”字进城，其效果就存在很大争议。举个英国的例子，英国实行的是铁路私有化，分段承包，而铁路中的一段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出现问题，效率大大降低。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不断发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其关键都在金融，金融相当于经济的大动脉。所以哈耶克和凯恩斯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根源就在金融系统。因为金融在顺周期时会放大泡沫，而在经济下行时又收缩太快，加速了衰退。在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学者都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常见方法就是提高准备金率，要求银行降低坏账的可能。如果在平时这么做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经济下行时就可能产生系统风险。这可以和战争中的部门协同进行类比。如果在战争时期，后勤人员不和前方战士协同作战，送粮食弹药的任务也要包风险和利润指标到后勤单位，后勤人员看到前方战事危急，就急着防范风险，不往前线送粮食弹药，那原本能够打胜的仗也会输掉。所以我们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很多从单个企业来看似乎是好的，但是没有注意到在经济下行时踩刹车太快会影响整个产业链，如果发生在金融行业，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这就说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思维和复杂系统的系统论、有机论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第三大差别是趋同优化与多样演化之间的差别。新古典经济学的旧思维的第三大特点是，在讲事物变化时，强调均衡优化，结果自然是趋同的。这就好比走路只有一条道，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条道说白了就是向英美模式靠拢，西方的制度就是最佳的。如果要采取经济政策，那么就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单向思维。就像上文中举的例子，“降低利率一定会增加投资”，“拉动消费一定会加快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单向思维的典型。新思维与其有很大不同，因为人都是有生命的，动物都是有选择的。每个生物都是一个非均衡的系统。非均衡的系统，包括人和经济，变化时的特点是多样的演化。国内在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时有误解，误以为进化是单方向的，实质上演化是双方向的，所以物种既可能是停滞不变的，也可能是退化的，很难得的时候才是进化的。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间有那么大的发展，发展速度比拉美、东欧、苏联还要快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向世界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的经验都学。中国很多的制造技术是学德国的，员工的管理方式是学日本的，开发基础设施、通过拍卖土地筹集资金的方法是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的操作则向美国学习。所以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包括大家熟悉的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北欧模式、以色列新加坡模式。所以学者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这对当前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化解过剩产能，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办法，西方的方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削减过剩产能，就是关闭企业和工厂，停止生产。而使用新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的方法不止一种，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同情形时，要考虑采取不同方法。中国人常讲上中下三策，搞得好，经济继续中高速发展；搞得不太好，就像日本那样长期停滞；搞得糟糕，就会像当年的东欧、苏联那样经济瓦解崩溃。所以在这点上，新思维和旧思维的差别就在于，如果相信事物发展就是均衡趋同的话，那就会选择以不变应万变，什么事情都一刀切；但是如果相信事物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话，那就要审时度势，一定要重视历史，重视起点，要考虑清楚未来几种可能的预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绝对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这就是无历史、无结构的短期静态均衡与重视历史、资源、层次结构的中长期动态均衡之间的差别。提出什么“僵尸企业”的说法，不分析企业的困难是市场波动、决策失误还是技术落后造成的，一刀切搞壮士断腕。腿部肿胀，不试试中医是否可以活血化瘀，不检查是否有癌症扩散，先就交给外科医生截肢？如果企业是你的孩子，不请专家会诊，不分析预后结果，就能把孩子的生死交由医疗费的成本会计测算决定？ 记者：中国现在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陈平：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为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任何一个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会记得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假如大萧条时期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非常简单地由政府以成本价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直接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这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总会在灾荒之年打击粮食囤积居奇，而非保护投机产权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就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科尔奈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他认为，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技术、设备、人才都比中国先进得多的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倒退。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中国经济得以持续高增长。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寡头企业的垄断地位，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目的手段不同，后果当然不同。 记者：您认为，西方经济学能否解释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现象的产能过剩？ 陈平：西方经济学是难以理解市场失稳和过剩产能的根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价格论、金融经济学的资产定价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成长决定论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均衡的标志是完全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为零，企业供给的弹性无需考虑市场竞争和现金流的压力。现实经济中没有企业可以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的融资可以脱离企业盈利的前景的情况。金融抵押担保嫌贫爱富，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能解决扶贫的融资问题？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的产权。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政府监管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一方面，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就会破产倒闭；另一方面，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结果成本加成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更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就强，就比其他企业的存活率高。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了。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服务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告诉我，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是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是为了实现获取市场份额的目标。在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打败竞争者，或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价格的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积累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最著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实际上，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用一定的过剩产能来保证垄断利润。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可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这两者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处理办法在于产业政策和营销战略。关停落后企业是为了产业升级，还是让出市场保护眼前利润？ 记者：您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吗？ 陈平：产能过剩是今年两会期间的焦点问题。就在两会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化解过剩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的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代表和部长们的讨论，虽然纷纷献计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的建议充满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宣传不懂得产能过剩正是中介市场的机制失灵的结果，不可能只靠需求或供给两端的市场机制去解决。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和系统网络，不是作坊时代的原子企业直接供需交易，中介市场的堵塞才是结构失调的主因。我们必须理清思路，看清现实，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会理论脱离实际，误国误民。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必须正本清源。 第一种“市场”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主要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只有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才能保证市场出清。问题是，国内媒体几乎完全不明白均衡市场存在的条件。那就是需求曲线倾斜向下，价高需少，以及供给曲线倾斜向上，价高供多。供求曲线只有唯一的稳定交点，才会有自动稳定的完美市场。假如市场价格不能唯一均衡和自动稳定，市场机制必然失灵。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的市场失灵，只包括外部性的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单均衡态的扭曲，不包括不稳定的多均衡态。行为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会暴涨暴落，包括出现衰退或危机。如此一来，教科书经济学讲的供求曲线，必须扩展为三类。第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供给曲线斜率为正。两者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条件是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第二类是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非线性需求曲线：同一价格下可能存在多个均衡态，导致需求量可能暴涨暴跌，原因是需求者的羊群跟风行为：大家买跟着买，大家抛跟着抛，造成市场泡沫或恐慌。第三类是非线性供给曲线。例如劳动力供给，下方段是收入低于生存线时，为了生存，工资越低越得加班；上方段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企业的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原因包括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寡头的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及“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人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不服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和不稳定价格信号趋势的误导。 生产过剩本身就是稳态市场价格失灵的病态或经济周期下行段的常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或平滑经济周期波动的阵痛，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市场”是不同发达国家分别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基本稳定，竞争健康有序，能够选优汰劣。但是这种市场的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人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的机制，扶持新生产业的政策，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大家称赞的德国工业品市场、法国巴黎的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的医疗市场、韩国扶持民族工业的产业政策，和美国研发的风险投资市场等等，都是典型的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上的自由放任市场。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应当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其次是工业产品的竞争标准和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当属规制空置或自相矛盾的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中国游客到西方抢购国内生产的马桶盖、化妆品和奢侈品，不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市场出了大问题。虚假广告、媒体的崇洋时尚以及被放大的骄奢文化，宣扬的是浮夸的炫耀消费和现代病的生活方式，打压的是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立法治理虚假广告，不改造国内大都市的崇洋氛围，干部和精英阶层不以身作则引领健康的消费潮流，盲目追求高收入、高消费，必然重蹈西方覆辙，未富先骄。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包括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都存在过发达的金融市场，但是最终都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金融市场学西方强调保持流动性，并未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所以，探索中国自主规范的金融市场，避免英美金融病的弯路，是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 第三种“市场”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垄断市场”，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这次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市场”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的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腐败、假冒伪劣产品等。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约占GDP的三分之一，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占比肯定比美国高。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则更是多轨制。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单轨制、无套利机会、完美市场等，只是“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实现。中国面对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要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要防范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必然有很长的试错过程。不是简单的“国际接轨”就能发展出健康市场的。 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异极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和缺乏区域之间的整合，而不可盲目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近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中国目前政策矛盾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试验阶段，制造业的市场规范相对成熟，但是与国际竞争需要的能力还有差距；金融市场、教育市场、医疗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还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互相冲突，却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思想混乱。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究竟是保护投机者，寻租者，还是保护农民工的安居乐业，还是促进青年学生的婚姻家庭？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无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记者：如您所说，产能过剩就是市场失灵的病态，那么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是否也存在产能过剩呢？ 陈平：不但存在，而且更严重。国内媒体经济学这几年宣传的一大错误，是他们盲目相信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对完美市场的宣传，完全不了解西方市场的现实。数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他们的设备利用率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动荡的幅度远超中国，过剩产能的问题也远胜中国，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和依赖西方的资源输出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表现远不如中国。 我们先来看看许多人以为理想的美国市场，其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例如，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至105%之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什么稳定的均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变动情况比钢铁业还要严重，设备利用率在36%至95%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一些，在64%至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全球的钢铁产能情况如何呢？国际钢铁协会2015年12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粗钢产量中，中国占比为49.5%；全球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为69.7%，中国2015年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为6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呼声出现过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业被认为出现产能过剩，但随后被迅速发展的经济消化。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的整个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来看，二十年间在65%～85%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并不大。其中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行业被列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而“一带一路”的落实，开始带动水泥行业发展，水泥产能过剩有所缓解。 回顾历史，过剩产能的产生，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更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不但可能很快消化，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落伍的植物人，还是虎落平阳的经济周期造成的寒冬，必须由行业老将鉴定，不能让没有实业经验的债主说了算。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化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陈平：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必须区别对待。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首先，要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措施的？应当有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其次，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以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但每家都形不成规模优势，难以与跨国公司竞争。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共同做大做强。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冀协作和长江流域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最后，要用收入分配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人均钢铁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有真实需求的产能过剩。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和市场景气的过快收缩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础建设方面。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中间传导途中流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以成本价加合理补贴的方法，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房企破产卖不出去的房产接收，以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从而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人口老化和社会维稳的难题。 总而言之，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能否比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占领核心制造业的制高点，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迷信教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调查中国国情，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危机风险，才能化解过剩产能之危，抓住中国建设市场规范之机，推进中国经济学界的新思维。标签：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产能过剩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