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人物设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才子佳人小说虽然总体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却因人物的类型化、叙事的模式化，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人物设置的一个极好的样本。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才子佳人小说提出的批评，主要也与人物设置有关。他在第一回指出这些小说“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第五十四回，又借贾母之口，批评才子佳人小说描写失真：“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
曹雪芹的上述批评涉及才子佳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小人、奶母丫鬟等几类重要角色的设置，具体观点未必完全正确，比如他认为才子佳人的设置，主要是小说家为了传写自己的“情诗艳赋”，恐怕不符合、至少不符合部分此类作品的创作实际；而小人拨乱其间，对这些作品也有一定的意义，清代小说《五凤吟》“引场”中说：
就是佳人才子，两下相思。若没有一番平地风波，生出机缘，以成巧合，只不过是个纳聘成亲的平常夫妇，焉能传于后世哉？可见坏人亦是少不得的。如今且把一个略略颇坏的朋友说来做个引场，再说才子佳人的正文……(引自乾隆草闲堂刊本，凤吟楼刊本无“引场”)
至于奶母丫鬟等角色人数上的缺失，则可能与才子佳人小说受《西厢记》之类影响有关，其目的在于通过“减头绪”，简化人物关系，达到强化戏剧性冲突的目的。
尽管如此，曹雪芹的批评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表明曹雪芹已充分意识到了人物设置的重要性，而这应是他创作出《红楼梦》这部杰作的一个基础。事实上，即使在陪衬人物的设置方面，曹雪芹也是匠心独运的。对此，吴组缃先生《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一文早有精当分析。吴先生还在文中明确指出了人物设置对小说创作的意义：
写小说，在有了内容之后，下笔之前，得先布局。像画画，先勾个底子；像造房子，先打个蓝图。这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人物的安排问题。比如，把哪些人物摆在主要的、中心的地位；怎样裁度增减去留、调配先后重轻，使能鲜明而又深厚地显示内在的特征和意义；从而充分地、有力地并且引人入胜地表达出内容思想来。(《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遗憾的是，对于人物设置这一关乎小说全局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还多有欠缺。有位以色列学者曾说：“在当代诗学中，关于故事的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已相当发达，而关于人物(characters)的研究却很薄弱。”(施洛米丝·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34页)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形。这里所说的人物研究，并不是指人物性格及其典型意义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倒是一直颇为兴盛的，但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从角色角度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探讨。而如果我们相信“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138页)，那么，还有必要从小说本体意义上对人物进行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即是说，人物研究有必要追溯到超越具体人物的共性层面，从人物设置亦即小说中描写什么样的人物以及让他们在情节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等基本问题上，展开广泛深入的思考。
在我看来，所谓“人物设置”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1.确定作品的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古代小说家在这方面有着逐渐增强的自觉意识，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主人公的确立，已成为小说创作之初的第一要务。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就说明其写作动机乃是“使闺阁昭传”，而灵河畔神话则通过宝黛二人情感经历的预示，奠定了他们在众多人物中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主人公不是孤立的，主人公周边人物的设置是主人公形象的巩固、映衬，也是主人公形象的延伸。比如袭人、晴雯之设，就在某种程度上分别隐含了宝钗、黛玉的特点。
2.确定人物的品质与性格。主人公的道德品质与性格特征决定着一部小说的基本思想内涵，也影响着小说的结构布局。因此，这也是人物设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长篇如《水浒传》开篇描写洪太尉误走妖魔，以“妖魔”为梁山好汉定性，表明此书所描写的正是一批挑战社会秩序与主流观念的“叛乱者”。短篇如李渔《十二楼·合影楼》，也在一开始就揭示了管提举、屠观察“道学”与“风流”的形象特征，并以此作为情节赖以展开的基础。
3.确定人物的关系。仍以《红楼梦》为例，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在小说中被艺术化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这种对立的态势构成了三位主人公微妙的人生关系。由于古代小说存在着类型化的特点，人物设置也呈现出模式化倾向，如在战争类作品中，主将身边，多有一“智多星”式人物，《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皆属此类，他们的存在，有效地提升了战争描写的智慧风貌，并与勇武、鲁莽类形象相得益彰。
4.确定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西方小说理论把人物看成一个行动者(actor)，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物设置也是与情节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当取经题材的主人公转向了孙悟空，唐僧在情节中的地位就兼有领导者与被保护者的双重身份。如果没有他，取经队伍随时可能瓦解。同时，他又是妖怪与孙悟空冲突的一个诱因。这两种作用不但构成了他的性格基础，也成为情节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不但人物的存在对于情节有某种功能性，甚至人物的缺位，也有功能性。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往往父亲已亡故或父母双亡(如《定情人》、《两交婚》、《玉娇梨》、《驻春园》等)，这使得才子有可能超越宗法社会家庭伦理以及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从而按照个人的情感意志展开行动。
5.确定人物对作者思想表达中的作用。虽然所有的人物都与此有关，但这里所说的思想表达主要是指小说家在作品中有意通过某些人物强化特定观念的安排。对此，旧评点家特别重视，金圣叹《水浒传》第十八回回前总批即称：“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一回回末总评也说：“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第二十一回回末总评则强调小说对牛、卜二老的描写，“作者于此等处所，加意描写，其寄托良深矣”。不过，这里的“寄慨”、“寄托”，有时只是作者的借题发挥。更明显的例子是《红楼梦》中冷子兴、《儒林外史》中“市井四奇人”那样的设置，他们或是充当了叙述者的作用，或者昭示着作品的主题。
由此可见，人物设置是一个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与小说演变、小说文体、小说叙事特点与功能等密切相关的复杂的艺术思维问题。
具体来说，从小说演变的角度看，人物设置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相当多的魏晋志怪小说对怪异事物或事件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对人物的兴趣，在情节中起关键作用、与众多人物相关联的主人公还没有在众多作品中得到自觉的、有效的描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幽明录》中有一篇题为《刘隽》的，其中写道：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俊家在丹阳郡，后尝闲居，而天大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狯，而并不沾濡。俊疑非人，俄见共争一瓠壶子，俊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俊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俊问之，对曰：“此是小儿物，不知何由在此？”俊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俊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页)
篇中叙述了三个(组)人物即刘隽、三小儿、妇人，他们都有理由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但刘俊在这里只是一个叙述角度；三小儿虽居叙述中心，但由于处于内视点下，难以有更充分的描写；至于妇人，也属过场人物。问题不在于它的简略和片断性叙事，而在于作者的目的只在于通过小儿活灵活现的情态，彰显“幽冥”世界的实际存在，人物本身还不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小说中心向人物的自觉聚焦在唐代。唐传奇的代表作品往往独立成篇，一些作品以人物名篇，如《任氏传》《李娃传》等，显示出以主人公为中心的叙述策略。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物性别、身份的变化，这构成了小说自身演进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形象的突出，意味着日常生活成为小说描写的重点。而宋元话本中市民形象的涌现，更与小说质的飞跃联系在一起。市民形象涌现的叙事意义还不止于这些形象本身，由于他们跃居中心，相应的人物设置及其关系与描写也必然变化。比如在《水浒传》中，由于描写了李师师，徽宗皇帝竟也潜入妓院，并与梁山草寇发生了在现实中不可思议的联系。
与此同时，人物品质也在人物设置中呈现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变。当小说家的创作意识不强时，道德感还没有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英雄豪杰、侠客义士、才子佳人等正面人物的出现，意味着小说家有意提炼生活理想，弥补现实缺陷。而为了彰显正面人物的高贵品质，许多作品往往极力贬低或丑化反面人物，这又直接导致了一些明清通俗小说主要人物设置与描写出现了一种俗化、浊化的倾向。正如利昂·塞米利安在《现代小说美学》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行动者，“坏人常常比好人更要主动”，而“一个漂亮的行为不检的女主人常常使一部小说成为畅销书”(同上，第153、155页)。我们在《金瓶梅》等小说中看到的，正是如此。可以说，反面形象的突出，对矛盾冲突有所弱化的世情小说尤其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西方文学中，novel即今之所谓“小说”是18世纪后期才确定的一种文体，此前的虚构性的散文故事称之为fiction。而小说之所以在18世纪出现，与个人主义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物设置与描写开始发生变化。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就指出：“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2页)从人物设置与描写来看，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与欧洲小说兴趣相似的社会条件与文学反映，这也理应成为我们把握这一时期小说史阶段性特点的一个前提。
从文体的角度看，人物设置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差别。我们不妨看一篇文言小说，宋施德操《北窗炙
录》中有一条《魏公应》：
魏公应为徽州司理，有二人约以五更乙会甲家，如期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鸣尚未至。何也？”其妻惊曰：“去已久矣。”复回甲家，乙不至。至晓遍寻踪迹，于一竹丛中获一尸，乃乙也。随身有轻赍物，皆不见。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遂以甲诉于官，狱久不成。有一吏问曰：“乙与汝期，乙不至，汝过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杀其夫也。”其人遂无语，一言之间，狱遂成。(《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5页)
在这篇小说中，除了魏应是作者的叙述中心外，其他人物都以甲、乙等代号出现，因为他们不是作者所着意描写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次要人物个性的被忽视或同化。
而话本小说在改编文言小说时，通常在情节主干上并无多大改动，但在人物描写上却多有发挥，或增添一些陪衬性人物，或使原有次要人物更为清晰、作用更为重要。例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据明人江进之《沈小霞妾传》改编而来，后者虽然也描写了沈小霞妾周旋于役人而使沈小霞摆脱危险的果敢行为，但它甚至连此妾的姓名都未写出，有关她从行一节，也仅叙其大略。《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在原作的基础上，就大大强化了此妾即闻淑女的形象，原作中一笔带过的沈小霞“年伯”，也得到了正面描写。这些描写不但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而且也构成了一个与奸邪势力相抗衡的正义群体，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思想水平。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基本因袭了宋懋澄《负情侬传》的情节，但增设了贯串始终的义士柳遇春，有力地衬托出杜十娘“真有心人”、“女中豪杰”的形象特征以及李甲的薄幸和孙富的鄙俗。
一个小说人物，既是对现实的模仿(他可能是有原型的)，又具有程度不同的虚构，无论是模仿还是虚构，都是为了满足小说家建构艺术世界、安排情节流程的需要，因此，人物不但具有思想的意义(性格化)，还有功能性的意义(情节主体)。从叙事的角度看，如果说性别、身份的变化还是外在的、社会学意义的，功能上的变化则是内在的，更具文学意义的。实际上，即使是一些作品中一笔带过的人物，可能也是作者有意设置以丰富小说内涵的，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叙恶霸张委摧残灌园叟的花园后，众邻里劝慰了一番：
内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便道：“这老官儿真个忒煞古怪，所以有这样事，也得他经一遭儿，警戒下次。”内中又有直道的道：“莫说这没天理的话！自古道：种花一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觉好看，赞声好花罢了，怎得知种花的烦难。只这几朵花，正不知费了许多辛苦，才培植得恁般茂盛，如何怪得他爱惜！”
这些过场人物的议论，虽属背景性描写，但在辩白之间，更鲜明地确立了灌园叟的性格。
至于作者予以正面描写的人物，对于小说的叙事意义更大。在《金瓶梅》中，作者以较多笔墨描写了帮闲篾片应伯爵。如果说西门庆、潘金莲、武松等人物的品性、关系皆承袭《水浒传》而来，其贡献更多在描写的丰富而不在设置上，那么，应伯爵之设，就更多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的用意，张竹坡在第三十五回总批说：“伯爵者，乃作者点睛之笔也。”可谓一语中的。通过这一人物，小说的一些重要情节得以展开，小说的结构也更加完整并具有开放性(如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即投身张二官，而张二官俨然西门庆第二)。
与此相关，人物设置还可以引导小说人物塑造手法的改变，如反面人物的设置，促使了讽刺手法的产生与发展。又如李渔将戏曲的角色意识引入小说的人物设置，也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无声戏”艺术风貌。
最具深度的人物描写当然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从古代小说的实际来看，人物心理描写的逐渐自觉与展开，意味着人物描写的不断成熟。其实，对一部特定的小说而言，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角色都需要心理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心理描写的程度，取决于人物的重要程度。据拙见，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人物言行＜人物心理
2.人物言行=人物心理
3.人物言行＞人物心理
第一种情况往往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他们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言行只是其心理的部分的反映；第二种是相对次要的人物，作者对他们的心理没有超出其言行的更多描写；第三种则基本上属于过场人物(如《红楼梦》中的焦大，小说突出地描写了他的破口大骂，而对大骂的个人动机并没有具体的揭示)。
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考虑这一层因素，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小说中人物设置的功能性意义，尤其是在特定情境下，这一意义有时是决定性的。如《红楼梦》中有一回写宝黛争吵后：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的这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一块手帕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又见林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凑，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证，这会子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的滴下泪来了。
在这里，袭人、紫鹃的作用，就是为了揭示宝、黛二人难以言表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小说还有一些独有的人物设置，可以成为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特点的一个角度。例如在明清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一些僧、道、术士的形象，常常超越于基本情节之上，以简约的形式、近乎雷同地出现于不同的小说中。由于他们有着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背景，其角色的设定与形象的特点，对创作而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面貌、架构及精神内涵。而作为超情节人物形象，他们又是小说家的一种叙事手段，这种手段能以显豁的方式揭示出小说的基本命意和作者的态度；同时，也能以简捷的方式增强情节的张力、突出人物的品性(参见拙作《一僧一道一术士》，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进而言之，由于中国古代小说采用非现实形象构成的方式相当普遍，“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是许多小说人物描写的特点，对此类小说来说，人物设置可能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因素需要考虑，即超现实虚拟人物所处的艺术世界与写实的真实世界、小说家的主观世界以及可能相关的宗教信仰世界的关系。不过，这一类人物设置另有特殊性，容当另文讨论。
前面我们提到《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人物设置方面的批评，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红楼梦》中的人物设置也并非是不可挑剔的，比如《红楼梦》第十七回有一段“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描写：
忽闻水声潺湲，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众人都道：“好景，好景！”贾政道：“诸公题以何名？”众人道：“再不必拟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贾政笑道：“又落实了，而且陈旧。”众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发过露了。‘秦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贾政听了，更批胡说。
除了试与被试的贾政与宝玉外，其他众清客都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类似的“众人道”，全书不下几十处，在其他古代小说中也相当普遍。虽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众口一词的情况，对小说而言，这有时甚至也不失为一种表现众多人物共同感受的简便方式，有利于突出重点人物，然而从人物设置的角度看，却不能逃粗略之讥。《杜骗新书》中有一篇《诈学道书报好梦》叙诸举子同为一骗子所骗，后知上当，“各抚掌大笑曰：‘真是好一场春梦也。’”虽然骗子的骗术相同，但受骗者性格、经历的差别各不相同，不大可能都如此洒脱。这种“众人道”的现象在现代小说家中就没有了，我抽检了老舍、鲁迅、茅盾、钱锺书、张爱玲等人的部分小说，竟未发现一例。由此可见，即使是人物设置的枝节问题，也折射着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