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曾经是经济学唯一的基础理论，是“原理”。虽然也有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讨论，但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学者是有共识的。对具体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这一共识下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院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都更名为“经济学”（我本人读书时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可能没有哪所大学还有这个专业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下降。目前，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规定学生必修的课程，在高校财经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很是尴尬，它几乎已不再是任何课程的基础。学生在学过这门课程后，开始接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洗礼，只是在研究生考试的准备过程中，才不得不再回到这门课程上。于是，便有学者呼吁改革，也有许多改革的实践。这些改革多半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加入两方面的因素：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央文件精神。这种改革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加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起到了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铺路搭桥的作用，而中央文件精神却又不是一门原理课的必需内容。
教学的尴尬是研究困境的镜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面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患上了“失语症”，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它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很弱，更无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许多研究都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表述上也使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政治经济学的阵地越来越萎缩。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卷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栏目，也有西方经济学的栏目，从这两个栏目下论文数量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学术界研究兴趣的变化。当然，大多数人不需要去查论文数也明了这一点。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和发展方向的讨论就多了起来。（注：我本人读过的几篇文章包括王振中：《关于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张伟：《以政治审视经济的交叉学科》，《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之基本》（上、下），《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3期；钱津：《论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汪丁丁：《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新旧相生，中外相形。谈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不能无视旧的、国外的政治经济学。创造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都需要正本清源。本文试图对“政治经济学”的本来含义、这一含义的发展变化以及种种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等问题作一些探讨，希望能补现有讨论之不足，也希望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本文可以视为一篇个人的读书笔记，是为了弄清“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而进行了一次书本中的旅行的结果。
一、政治经济学的本来含义
稍有经济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今的经济学本来是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在希腊文中，“经济”一词的含义是“家庭管理”。一般认为，色诺芬的《经济论》是最早的文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为了适应更广泛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研究每一事物应从最单纯的基本要素（部分）着手，就一个完全的家庭而论，这些就是：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于是，我们就应该研究这三者各自所内含的关系并考察它们的素质：（1）主奴关系，（2）配偶关系，（3）亲嗣关系……在这三项要素以外，还有另一项要素（部分），即所谓‘致富技术’，有些人认为整个‘家务’就在于致富，另一些人则认为致富只是家务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页，第5页。）似乎，经济学的另一重含义——“财富学”也源于古希腊（此说未必确切，不同译本说法不同。据Ellis英译本，后两句含义应为“有些人认为为家庭提供必需之物是与家务管理不同的事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前者就是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注：Aristotle，（trans.by William Ellis）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r a Treatise on Government.London：J.M.Dent & Sons，1912，p.5.）后来还出现过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论》（一般认为是一部伪书），试图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架设桥梁，因为伦理学是关于个人的，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而经济学则是关于介于二者之间的家庭的。“……在拉丁文中，经济一词也是指家庭事务管理，并引申为一般意义的管理……法文的经济一词沿用了拉丁文的广义管理含义，这一含义的经济与政治合起来，指公共行政或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注：Groenewegen，Peter，“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s”，in John Eatwell，et al.eds.，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87，p.905.）
按照比较流行的说法，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学者是法国的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在谈及“政治经济学”时曾指出：“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17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并且因此使他的著作谬蒙不朽之誉”。（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2页，第255页。）“此人似乎是第一个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出书的人。不过，这是他唯一的功绩。该书是平庸之作，毫无创见。”（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2页，第255页。）有趣的是，政治一词的词根（polis）是城市，我们不由得又回到了古希腊。其后，配第等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注：钱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基础学科，政治两个字的意义是基础性”。不知有何依据。参见钱津：《论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18世纪后期，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这一术语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人们仍然用它指管理、监管甚至指秩序井然的自然法，但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准确的界定——经济组织科学。魁奈在《经济表》中的用法便兼有这双重含义。1760年，米拉波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似乎是由关于农业、公共行政以及财富的性质和获得手段的论文组成的”。（注：Cannan，1929，p.40.转引自Groenewegen，Peter，同注④。）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也提到了重农学派用法的双重含义，他指出：“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而且讨论国家行政组织其他各部门”。（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5页，第1页。）显然，在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国民财富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斯密还有另外一段著名的话：“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5页，第1页。）对我们来说，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家或立法家的关系。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包括作为其前身的经济学，曾经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后来才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803年，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序言中指出：“严格地局限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在长久时间内，和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然而，财富本来不依存于政治组织。……自亚当·斯密以来，著作家似乎都把这两个很不相同的研究截然分开。现在，一般都以政治经济学来称阐述财富的科学，而以政治学来称阐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各国相互关系的科学。”（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15—16页。）在与这段话相关的一个注释中，他谈到：“把本书所讨论的科学叫做政治经济学，那是我们能够使用的最好词语。这门科学并不是研究天然财富或大自然无代价地和无限制地供给我们的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基础是交换与财产权受到承认，而这两者产生自社会制度。”（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15—16页。）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本身是实际社会运动过程的反映。在1500～1800年间的西方思想史上，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心地位的概念。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决定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斯密著作的核心是一种自主的、自调节的经济观。德赛（Meghnad Desai）精辟地指出：“斯密的天才是看到了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领域（国家）的可能性，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不受阻碍时自我调节的能力，看到了在人们被允许自由追求自身利益时市民社会可以使所有参与者达到一种最大利益状态的潜力，从而证明了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哲学上的可欲性。”（注：Desai，Meghnad，“Political Economy”，in Bottomore，Tom 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2[nd] edn.）.Oxford：Blackwell.1991.）
二、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斯密之后，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是大卫·李嘉图。虽然李嘉图认为确立支配产品在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但他并没有也不想改变其前辈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只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对分配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页。）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他的研究方法。“李嘉图根据先验公理进行抽象推理的技术，他对逻辑—数学的而不是哲学—历史理论的偏爱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有重要意义。”（注：Deane，Phyllis，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83.）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鼓励理论家专注于逻辑检验而不是经验检验的理论，对理论经济学原理现实起了推动作用。但对本文的目的来说，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的影响：它使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更行更远。
受李嘉图的影响，经济学家开始有意识地缩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被分成了“科学”和“艺术”。较早地作出这种划分的学者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1831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穆勒指出：“科学是一组真理；艺术是一组规则，或对行为的规定。科学的语言是‘是’或‘不是’，‘发生’或‘没有发生’；艺术的语言是‘要’，‘不要’。科学关注现象，试图发现规律；艺术则以自身为目的，寻找实现的手段。”（注：Mill，J.S.，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IV）.London：Routledge，1967，p.312.）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不能是一组实用规则。在该文中，穆勒还提出了“经济人”思想，“它（政治经济学）不是考虑受社会状态限制的整个人性，也不是考虑社会中人的全部行为。它只是把人看成这样一种存在：意欲拥有财富并对实现这一目的各种手段的比较效能有判断能力……除了可视为对财富欲望的两种永恒的对抗原理——对劳动的厌恶和对眼下的有代价的享乐的欲望——以外，它不考虑人类的其他欲望或动机。”（注：Mill，J.S.，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IV）.London：Routledge，1967，p.312.）西尼尔在其183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也有对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划分。（注：科学和艺术的这种区分，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学术”二字拆开来说.前者是指文理两科，后者指应用各科。此外，在英文中，政治经济学的艺术是政府治理艺术或治国术（the art of government）的一部分。）
这种划分对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1890年，尼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又进一步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部分分成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注：Keynes，J.N.，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Kelly & Millman，1955.）迟至1936年，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三卷）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仍然使用了这一划分：“在通常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包括理论和实用两个部分……为了简洁，不妨分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注：Sidgwick，Henry，“Political Economy”，in Henry Higgs ed.，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Ⅲ）.1936，p.132.）在目前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用法中，有一种就是源于这种划分。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有两个方面的事件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一是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通过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其结果就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资本论》的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序言中，他声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页，第11页。）“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页，第11页。）这是比古典学派的财富学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115页；第三卷，第186页。）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则是：“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115页；第三卷，第186页。）可以认为，这一用法与古典学派学者还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的事件是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一词意义含糊，令人迷误，主张放弃这一说法。1870～1945年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到实证经济学”的时期，“在将政治经济学用作一门科学的名称时，越来越多的人偏爱用‘经济科学’和‘经济学’来代替。”（注：Sidgwick，Henry.“Economic Science and Economics”，in Henry Higgs ed.，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Ⅰ）.1893，p.678.）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是第一部使用“经济学”作为标题的主要著作。但早在1879年马歇尔夫妇的《产业经济学》已使用了“经济学”。他们认为最好放弃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因为“政治的”（political）令人迷误，因为“政治利益通常指国家各组成部分的某个部分的利益”。（注：Marshall，A.and Marshall，M.P.，Economics of Industry.London：Macmillan，1879，p.2.）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政治的”这一形容词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是指整个国家或社会，而它之所以被放弃则是因为它成了党派斗争的代名词。
另一些学者谈到了偏爱“经济学”（economics）而不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其他原因。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二版序中说，虽然改标题已为时过晚，但他为方便起见，已放弃了“我们这一科学的旧的、麻烦多多的两个字的名称”，毕竟，形容词是“经济的”（economic）而不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有其他学科如数学（mathematics）、伦理学（ethics）和美学（aesthetics）的类比。后来，罗伯逊（D.H.Robertson）也作了相同的类比，但他是与自然科学作类比。他指出：“词尾-ics表示我们的研究，像物理学（Physics）、动力学（Dynamics）等学科一样，是一门科学或希望成为科学。”（注：Arndt，H.W.，The Importance of Money：Essays in Domestic Macroeconomics 1949-1999，Aldershot：Ashgate，2001，p.155.）他还认为，“放弃‘政治的’强调了我们的终极关怀是单个的个人而不是‘国家’”。（注：Arndt，H.W.，The Importance of Money：Essays in Domestic Macroeconomics 1949-1999，Aldershot：Ashgate，2001，p.155.）
三、几种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并没有随着“经济学”的流行而消失。在20世纪60年代，种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出现。对不同的学者来说，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含义。但万变不离其宗，几乎所有用法都可以在我们前面叙述的发展过程中找到渊源。概括地说，目前，政治经济学的用法主要有下述几种。
对某些学者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政策的研究。这种用法实际上来自前面谈到的“科学”和“艺术”的划分。罗宾斯曾指出：“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没有作为伦理的或政治的处方的地位……在我的词汇中，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不是关于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价值无涉的概括的集合。”（注：Robbins，L.，Political Economy：Past and Present.London：Macmillan，1976.p.2.）按熊彼特的说法，这种用法是从1918年开始的。“经济学家跟随着时代前进，他们对于实际问题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观点的总和，连同作为这些观点的基础的社会价值纲领，我们将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因此，我们说，1918年后兴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他进而指出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科学的或分析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不同，它是指经济学旨在用以解释经济生活现象的那些事实资料与方法的整体。分析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可以用医院所讲授的各种学科之间的区别来加以类比证明。在一所医学院，由外科教授、内科教授等等来讲授医治患者的实际技术，但是也有一些教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的教授，他们所教的是那些实际技术的科学基础，而不是那些技术本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57页。）按照这种用法，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各经济学流派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一部《政治经济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注：O’Hara，Phillip A.ed.，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把政治经济学的流派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熊彼特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政治经济学、斯拉法学派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令人奇怪了。
对另一些学者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这种用法强调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或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较早出现的有影响的著作是达尔（Robert Dahl）和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blom）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福利》（1953）和林德布罗姆的《政治与市场》（1977），虽然他们根本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这是由政治学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其1977年著作中，林德布罗姆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种视角中的世界：“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中，许多政治学是经济学，而大部分经济学也是政治学。”（注：Lindblom，Charles E.，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New York：Basic Books，1977，p.8.）
克拉克（Barry Clark）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比较方法》也许是这种用法的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他从主要目标、制度域和主要行动主体三个方面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了区分。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繁荣，制度域是市场，主要行动主体是个人；政治学的主要目标是正义，制度域是政府，主要行动主体是共同体（社区）。但对社会来说，繁荣和正义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社会既要实现个人目标也要实现社会目标，政治和经济是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综合将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市场是密不可分的。（注：Clark，Barry，Political Economy：A Comparative Approach.New York：Praeger，1991，p.1-20.）
目前，在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学科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不清楚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来自国际政治学还是国际经济学，换句话说，它究竟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还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这一学科在1970年以前几乎不存在，但目前已是一个十分流行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按照弗里顿和雷克的说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世界领域内的互相作用，（注：Frieden，Jeffery A.and David A.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现在流行的分类是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视角，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种意识形态”。（注：Gilpin，Rober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有学者干脆用“全球政治经济学”了。（注：Cohn，Theodore H.，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Longman，2003.Gilpin，Robert，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Thompson，William R.，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等等。）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甚至可以超出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学科的范围。近期读到的一本书《作为社会科学的伦理学》（Ethics as Social Science，Leland B.Yeager著），是由英国爱德华·爱尔加（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思维”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的主编波伊特克（Peter J.Boettke）在丛书的序中声称：“政治经济学新思维以鼓励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科的交叉研究为目标，以复兴作为理解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一种进步力量的政治经济学为使命。”（注：Yeager，Leland B.，Ethics as Social Scienc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1.）
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另有一种用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当马歇尔后的主流经济学将其学科名称改为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保留给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时，激进经济学则努力拯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新左派的贡献。“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有三方面的含义：强调分配，而不是生产率或增长；强调社会阶级间的权力关系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拒绝将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实证的社会科学，与政策倡导分离。”（注：Arndt，H.W.，The Importance of Money：Essays in Domestic Macroeconomics 1949-1999，Aldershot：Ashgate，2001，p.156.）新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看法，这种看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在这些学者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
在种种新政治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潮可细分为以下几个分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许多著作中的“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这一分支；寻租理论，也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注：Colander，David ed.，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The Analysis of Rent-seeking and DUP Activities.Cambridge，MA：Ballinger，1984.）、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部分新制度经济学者的理论也属于这一思潮。这一思潮各分支的共同点首先在于它们都接受了经济学的“形式”定义。波兰尼把经济学的定义区分为“实质性”定义和“形式”定义。“经济学的实质性意义来自人的生存对自然界和同类的依赖，指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交换，只要这种交换供给他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经济的形式意义来自手段一目的关系的逻辑特性……指一种确定的选择状况，即由工具的不足所导致的在各种工具的不同用途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称支配手段选择的规则为理性行动逻辑，我们可以将这一逻辑变种……称为形式经济学。”（注：Polanyi，Karl，“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in Karl Polanyi，et al.eds.，Trade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The Free Press，1957.）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大都沿用了罗宾斯1933年的定义）是形式定义。从古典学派到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实质性的定义演变成了形式定义。定义当然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定义一个学科就是划定一个学科的界限。经济学定义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变化。有趣的是，也正是这种变化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这并不是说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也是形式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实质性的，经济学只是手段，政治才是对象。这是这一思潮各分支的另一特点。公共选择理论的准确定义应该是关于政治过程的经济学研究，其他分支也都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政府行为和政策、党派政治、选举和各种规则（制度）的努力。旧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都是将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讨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将经济学引入政治，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换句话说，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在旧的政治经济学中是外生的，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是内生的。这一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分明的表现：在旧的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市场失灵；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失灵。波松（Torsten Persson）和泰贝利尼（Guido Tabellini）用Political Economics而不是Political Economy作为其理论标识，堪称独到。他们的著作也可以看成是对该思潮各分支进行综合的尝试。（注：Persson，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Political Economics：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0.）
最后，政治经济学目前还有一种经济现实主义的、含义难以确定的用法。之所以说是经济现实主义的，是因为这些著作或文章是讨论实际经济问题的；之所以说含义难以确定，是因为这类作者虽然用政治经济学作标题，却对这一术语不加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能采取体认的方式来揣摩作者所赋予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我试图比较科利尔（注：Culyer，A.J.，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Policy，Aldershot：Ashgate，1991.）的《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和罗斯纳尔（注：Rosner，Peter G.，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3.）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来找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区别，结果只是徒劳。而且，科利尔著作以前各版的题目也是《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对这类用法，我们只能理解为作者对政治经济学一词心存偏爱或有其隐微的解释。
四、结论
陈寅恪先生曾有言：“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如此说来，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本文没有如此高的期许，只是在手边能找到的书本中作了一次走马观花的旅行。我在这一旅行中所得到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经济学曾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后来才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种分离本身是实际社会运动的反映。（2）自其产生以来，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种矛盾的运动。一方面，它本是经济学的全部，但在演变中却成了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中的“艺术”部分，即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学科进入了另一个学科。影响最大的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政治的经济学。（3）除去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用法以外，政治经济学已不再是经济学的同义语。（注：国内有学者强调说：“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参见注释①王振中）这种说法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为依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是权威的经济学大全，但自1987年出版以来，该辞书因其异端倾向屡受批评，而撰写“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条目的经济学家彼得·格罗尼维根（Peter Groenewegan）通常也被认为是一个异端经济学家，阿雷斯提斯和索耶主编的《异端经济学传记词典》（Arestis，Philip and Malcolm Sawyer，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0），就将格罗尼维根作为传主收入。更有趣的是，在新帕尔格雷夫的三位主编中，位于第一位的约翰·伊特维尔（John Eatwell）本身也被收入了这部传记辞典。实际上，他还是《现代经济学导论》的作者之——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是琼·罗宾逊。关于格罗尼维根，还有一件与本文有关的事值得一提。20世纪70年代，几所澳大利亚大学试图建立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导致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词含义的争论，争论双方的主要代表就是安特（H.W.Arndt）和格罗尼维根。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不同理解的争论。前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概念，而后者认为二者是同义语。）它经常表示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和研究方式。（4）政治经济学已不再适合用作经济学基础理论或原理的名称。
以上四点，并没有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的含义。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对权力关系、阶级关系的研究，跨学科的视角，都是十分必要的且大有可为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上——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中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马克思语，本来是在说德国）。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面前，在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政治经济学思潮面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从研究的角度看，汪丁丁先生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也许是最为适当的：“拼命学习经济理论，然后忘掉一切理论，全身心投入现象当中去。”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学要直面的现象就是“发生在中国的大范围的制度变迁”。（读汪丁丁先生的著述，总是震撼于他浩瀚的知识、激荡的思想。这篇“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论据”也是如此。顺便说一句，radical不论是在“radical unknown”，还是在激烈主观主义中，译成“彻底”更好。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彻底”，英文就是radical。）
从教学的角度看，我认为政治经济学这一传统课程可以用两门课来代替，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是中国经济。让理论的归理论，让实践的归实践。这并不是说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但在当前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情况下，把无法强拉到一起的两个东西明确分离开来，更有利于对各部分的全面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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