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民族霸权新趋势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新趋势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是人类步入21世纪后发生的第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悲剧。“9·11”事件对冷战后美国确立起来的“独超霸权”形成了强烈冲击，恐怖主义者以极端方式在瞬间摧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给美国人民和文明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悲痛。“9·11”事件彻底粉碎了美国“坚不可摧”的神话，它对美国和美利坚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这样说，它对美利坚民族带来的伤痛绝不亚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珍珠港偷袭给美国民族自尊带来的巨大伤害。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攻击以来，在美国人心中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美国人来说，自立国以来所形成的“胜利式”民族主义情绪在沉睡多年后，突然以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悲情”方式猛烈爆发出来，这种情绪达到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高点。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主自豪感最为强烈。在“9·11”事件之前，芝加哥大学研究者指出，有90％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有38％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会更加美好。”“9·11”事件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的比例分别上升至97％和49％。① 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是最完美的，是普世性的；而恐怖袭击是邪恶的，是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严重挑战。因此，美国为捍卫民族荣誉和美国理念，运用受害国所获得的国际道义优势，在爱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以铲除恐怖主义为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正义对邪恶的十字军征伐”运动。正如小布什总统为纪念“9·11”事件一周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自由的保证》所指出的：“‘9·11’事件迫使我们的国家进入战争；在巨大的灾难中，我们也看到了重大的机遇，我们必须以智慧和勇气抓住这些机遇。”② 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将美国带入了构建民族主义驱使下的国家安全和帝国霸权的新时期，按照美国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或者是实现“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③ 美国学者乔治·索罗斯评价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拙劣形式，认为他向恐怖主义宣战，并打着这个旗号推行一套蓄谋已久的激进的外交政策。这套外交政策的原则可以归纳如下：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强权而不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强权代表一切，法律不过是强权的注脚。同时，索罗斯还认为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宣传战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霸权像股市泡沫一样，最终会因膨胀而破裂。④
一、新时期美国民族主义的趋势⑤
（一）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巧妙地融为一体
在当代的美国，更多的时候民族主义是以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形式表达出来，民族主义似乎被淹没无闻，“9·11”事件使美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融合达到极致。在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已不再是动员公民大众的唯一力量，而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民族主义成为国家的潜在挑战者，即在很多情况下，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然而只要国家能够顺利地将民族主义融入爱国主义当中，就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⑥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充分运用国际舆论和道义优势，调动国内外一切资源，使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美国民族主义很自然地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因此美国官方主导下的民族主义便使得美国在全球开展“反恐战争”、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正义”、“爱国主义”的行为。在这种氛围下，爱国主义也就自然成为“9·11”事件后安抚美国人受伤心灵的一剂良药，在他们看来，“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国旗成了安抚受伤害民族的“保护毯”，星条旗几乎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所有同情“9·11”受害者的国家里，法国的《世界报》更是曾以《我们现在都成了美国人》作为头条标题。⑦ 美国政府甚至宣布每年的9月11日为全国爱国日，以缅怀在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人士，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就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具有很多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英国的政治家米纳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年）一书中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做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而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⑧ 然而在当代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已悄然地融为一体，民族主义成为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美国理念的重要内涵。因此在美国，自殖民时代就已确立的民主与自由传统、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民族优越感、持久繁荣带来的民族唯我独尊情结，在冷战结束以后完成了新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以最大受害者的角色，乘势将美国人一向认为是“肮脏”的、“没有名号”的、通常只有那些历史上以“悲情诉求”为主的国家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字眼无限放大，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为民族主义的代名词，也成为民族利己主义的“遮羞布”。小布什政府借助“反恐战争”下的爱国主义旗帜为实现美国民族的扩张野心与霸权获得了内在动力，于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肆意践踏他国主权的霸权行径在爱国旗号下都变得“合法”又“合理”。小布什在2005年1月20日连任总统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大肆宣扬传播自由和民主是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政治战略核心。他在同年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继续阐述了这个主题：“在这个世界中，自由遭到了攻击，这使我们愈发坚信自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自由的价值观，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⑨
追寻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美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诉求是“胜利式”的，而非“悲情式”的。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美国民族国家创建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的胜利，这种胜利为民族主义注入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而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以“悲情”为诉求表达的，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历史屈辱和现实受迫中孕育和发展的。⑩ 美国在独立战争、第二次反英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最终的胜利者，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都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所有这些胜利既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助长和刺激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好战倾向。美国学者米德（Mead）是这样描述美国民族主义的好战倾向的：“人们常说美国人民比他们的西欧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样正确的是，他们也更加具有军事倾向。”而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美国民族好战倾向的评说或许更有启发：“我们总自以为是一个温和的、宽容的、仁慈的民族……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传统中唯一的气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第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中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11)
历史上，民族主义在其演变中逐渐发展成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带有攻击性的、霸权色彩的和视全世界为自己领地的“强势”民族主义，以及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带有防卫性的“弱势”民族主义。(12) 美国的民族主义在建国后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民族主义，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的持久繁荣，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所有这一切使美国人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自豪，这更使美国人在普世主义的指引下，以一种传教士精神为了美国理念而勇往直前。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一套符号、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同。在欧洲，人们的认同主要指向本民族的传统、土地、血缘和社群等；而在北美，民族意识则主要由普适性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所塑造。(14) 正如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7月4日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理念。”(14) 可见美国的政治理念是至高无上的。关于这一论断，正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副会长安纳托勒·列文（Anatol Lieven）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一直都是美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作为合众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是血缘的，美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在政治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法治规范就是美国信条的核心。(15)
美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政治理念渗透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而不着痕迹，以致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当代变得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从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美国的民族主义“悄无声息、平淡无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所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就美国的民族主义强势外交说道：“不管美国觉得自己的目的多么无私，只要它明确坚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就可能促使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把美国逼入不利地位，最终孤立美国并使美国的国力耗尽枯竭。通往帝国的大道往往导致国家的衰败，因为对无限权力的追求必定削弱国内的约束力量。”(16) 可以说，这是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归途的最好诠释。
（二）民族主义膨胀下的强烈霸权色彩
在当代美国，民族主义日益成为左右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深刻变化。2001年9月17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对于任何美国认为是美国利益的威胁，或未来可能成为威胁的国家，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取行动。(17) 可以说，美国如此赤裸裸地宣称其对世界具有统治权，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美国民族主义在国家利益的追求中演变为现实中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极致写照。而这种民族主义扩张意识反映到外交中，必然使美国的现实外交充满着强烈的霸权色彩。以“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恐战争”，其真正目的在于重构世界秩序，建立“新罗马帝国”。美国兴盛论学者认为“9·11”事件不但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更加巩固。他们致力于追求“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甚至是“美利坚帝国”。然而有的学者却不这样看，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所有的帝国都将遭到报应，把美国称为新罗马，让人立即回忆起罗马的辉煌和最终落人野蛮人之手的命运。美国现在不得不面临永无止境的帝国主义命运，而且还有可能面临一个历史中所有帝国都有过的现象——傲慢自大，然后走向灭亡。”(18) 同时，他还指出：民族主义和自我陶醉是帝国的最大威胁，已经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重新树立全球霸权的行动造成了威胁。(19) 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与外交博弈中，美国坚持美国利益永远第一，坚持“国内民主，国际专制”这样的双重标准，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唯我独尊，肆意践踏国际法，置国际道义于不顾，大肆推行单边主义，追求所谓的美国绝对安全。如小布什政府以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小布什政府要求美国参议院“无限期推迟”审批1996年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美、俄两国在1993年达成的有关裁减核军备的协议，以美国为主导联合其盟国试图构建东南欧反导系统，全面包围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对抗升级。这些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单边主义做法，将其民族利己主义、霸权主义野心、帝国主义的行径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美国现实霸权与帝国体系，美国学界和舆论毫不隐讳，美国“软实力”或“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的创立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有这样的描述：“纵观历史，自罗马衰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强大，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现在，‘帝国’一词再次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受人尊敬的“左派”和右派分析家都开始将‘美帝国’作为21世纪的主导话语。”(20)
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民族国家的创建、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它又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很容易蜕变为纯粹的民族利己主义、对外侵略扩张、裂解国家以及谋取霸权利益的工具。而美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情人”，还是美国与文明世界和谐相处的“杀手”？安纳托勒·列文对美国的担忧似乎从“9·11”事件之后变得越发明显。这位卡内基基金会高级副会长在《美国正确还是错误：剖析美国民族主义》（America Right or Wrong: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一座美好的房子，但是在它的地窖里却藏着一个魔鬼，他的名字叫做民族主义。”(21)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曾经针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做出判断：“作为美国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会最终成为帝国外交政策的绊脚石。”(22) 回顾美国民族主义成长的历程，当外交政策深受膨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支配时，或许短期内会为美国带来某种利益，但是长远看最终只会给美国利益带来灾难。越南战争已经证明民族主义绝不是什么“情人”，而是美国自身国家利益与和谐世界的“杀手”。西方的一些学者早就指出，今日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与19世纪的民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当时民族主义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当今时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则主张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评价和行动准则强加于所有其他国家。(23) 美国民族主义中的世界主义与美国的“千年盛世”情结一脉相承，二者都不自觉地把美国看作世界的样板。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旗号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民族霸权得以最充分的张扬。民族主义给美国所带来的误区莫过于已经过去了5年的伊拉克战争，虽然这场战争以美国人的绝对优势而获胜，以“暴政”著称的萨达姆也最终走上了绞刑架，但是5年来，美国人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什么？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还是伊拉克的稳定与繁荣？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人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所看到的是，5年来伊拉克仍旧是一个充满着暴力、袭击、仇恨的国家。在小布什总统即将离任、美国新总统大选之际，美国政府在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对外宣布驻伊美军自伊战结束以来的首次撤军计划。美国在伊拉克又获得了什么？是数千美国士兵的年轻生命还是数千亿美元的战争费用？这一场在民族主义喧嚣下发动的战争，无疑没有一方是最终的赢家。美国新的总统选举已拉开序幕，民主党、共和党角逐激烈，有权决定将选票投给谁的美国民众要求政府撤军的呼声在进一步高涨。根据美联社2007年9月10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在1000名受访的美国人中，有59％的人认为历史会证明伊拉克战争是一次失败，其中28％的人认为是“彻底失败”；《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有62％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错误”，有59％的人认为伊拉克战争不值得这么多美军士兵付出生命，接近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立刻开始削减驻伊拉克部队或者撤军。(24) 美籍华裔学者裴敏欣博士认为，“美国人在高比例支持对伊战争中表露出来目光短浅和偏听偏信”，(25) 美国最大的失误在于让民族主义主宰了外交政策，他相信“美国人民最终是务实和公正的”。(26)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虐俘事件”被披露是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所遭遇的最大尴尬与挫折，为美国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民主”和“博爱”抹了黑，美国公然践踏国际法、侵犯人权的丑态将永久定格在历史上。美军虐俘丑闻的曝光进一步擦亮了世人的眼睛，人们从那些扒光俘虏衣服并施以种种侮辱与暴行的画面上，看清了美国“人权卫士”的真正面目。意大利《共和国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虐俘丑闻标志着道德的沦丧，不仅使美国的声誉在全世界严重受挫，也使整个西方文明和民主制度大大蒙羞。该社论呼吁欧洲同美国彻底划清界限，以拯救西方民主。(27)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已逐渐拥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并非无懈可击。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否真正进行反思，学习尊重他国，并接受国际法的约束，改变霸权政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就永远无法改变玷污他国尊严的恶习，就将失道寡助，彻底陷于孤立，其“超强帝国”也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行为，也遭到了来自大西洋对岸盟国的批评。如法国国防部长米歇尔·阿利奥一玛丽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指出，美国不仅想要获得经济上的霸主地位，还在推行文化、政治霸权主义。她批评美国国内存在“某种极端新保守主义倾向”，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过她仍然强调法国将在维护世界安全上继续与美国合作，因为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安全，但她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不公平和贫穷引发的挫败感”。(28)
二、美国民族霸权逻辑的历史渊源
（一）中世纪新教伦理对民族霸权思维的孕育
欧洲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普世主义，这种思想认为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种普世主义移植到北美大陆，便演变为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天赋使命观”。清教徒移民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北美大陆是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新世界”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使命感鞭策他们在拓荒中创业，在创业中谋求成功，从而独立、自由、民主的品德会在新大陆成为现实。特别是到了殖民地后期，伴随着祖籍国对殖民地压榨与束缚的加强，英国国王在殖民地子民心中的合法地位开始动摇。这一时期在移民眼里，美洲有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种对“新世界”的道德责任感，他们相信在全能上帝的应允之地，应该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与腐败、专制的英国彻底断绝联系。(29) 新大陆成为清教徒们实现“希望之乡”的理想场所。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建者、教友派领袖威廉·佩恩在踏上新大陆后致力于“一种神圣实验，试图在荒野之地建立上帝的城邦。他要把殖民地变成宗教自由的乐土，他相信伟大、智慧的上帝创造了世界，在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灵中，选中了人类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统治世界”。(30) 在新教徒看来，北美新世界的创建将成为照亮尘世的灯塔。1630年到达北美的一批移民的领袖之一温斯特·罗普曾感慨地对同伴们预言：“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们的眼睛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伟业的过程中欺骗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31)
“上帝选民观”把移民中的新教徒各派凝聚在一起，成为他们肩负尘世使命的合理化理念。当他们在新大陆的拓荒初见成效、来到“新世界”的夙愿与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时，这伙“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伟大使命。清教所宣扬的“上帝选民”、“希望之乡”、“山巅之城”虽是新教徒特别是清教徒理想化了的想象，但是在艰苦的拓荒时代却给“新世界”的移民们极大的精神鼓舞，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清教伦理和“天赋使命观”深深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加快了民族认同与归属的过程，也逐渐演变为美国民族文化的灵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走势，这在美国建国后西进运动和边疆的扩张中得以证明，并且“天赋使命”与后来的“天定命运”、“例外论”一起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中的扩张意识和霸权思维。对于清教的重要性，美国人曾如此表达：“如果我们不理解清教，就不能理解美国。”(32) 甚至仅从美国国会把过去的“合众唯一”的座右铭改为“我们相信上帝”再到美国总统总不离口的“上帝保佑你”的话语里，就可以看出美国文明、美国精神和美利坚民族性格中都深深印烙着宗教那无孔不入的力量和影响。(33)
（二）民族扩张意识和霸权理念的定型
美国建国后，民族主义开始与扩张纠缠在一起。在殖民地时期崇尚“天赋使命观”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忘记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早期移民在大西洋沿岸的拓殖过程中潜意识下的扩张意识就自然地融入了殖民地文化，之后逐渐演变成美利坚民族的特色。美国建立后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肇始于杰弗逊时期“路易斯安那的购买”，(34) 此后美国人在“天赋使命观”的指引下，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大陆扩张时期。“天赋使命”这个词就是在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1846年初，美国国会在辩论俄勒冈问题时，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温罗普首次正式使用了“天赋使命观”这个词。就在那一年，美国以战争相威胁，从英国手里夺取了俄勒冈地区的部分土地。美国的这些扩张行为不仅是为了开拓生存空间，更是在践行“天赋使命观”。(35) 爆发式的领土扩张不仅带来了令美国人自豪的“地理革命”，而且使“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大军”建立了民族统一主义的若干飞地，打破了外国殖民势力的控制，从而加快了美国领土的扩张。(36) 在西进洪流中，自由、扩张和使命纠缠在一起，从而衍生出在19世纪40年代盛行的“天定命运”论。这种理论很显然是将使命观和天命观融合在了一起，使民族主义扩张得以合法化。领土的急剧扩张使美国“活动的边疆”不断向西延伸，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终于走出了大西洋，跨越西部荒原，走向太平洋，成为面临两大洋的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大陆扩张中，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了接受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利益的诱惑。当美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扩张中渐渐强大起来之后，为了追求自由与更强大，于是民族主义的躁动情绪又开始支配那些民族扩张主义者，面对19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浪潮，民族主义扩张分子将目光转向海外。著名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就曾竭力提醒国人注意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带着“一个19世纪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征服、殖民化、领土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不再犹豫，应当合力参与角逐“地球上仍然荒芜的地方”。(37)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可以看作美国走向海外扩张的重要标志；美国在远东抛出“门户开放”政策，则进一步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满足于地方性大国地位了，而是要冲击西方老牌帝国，朝着海外帝国迈进。
然而，美国的民族扩张意识巧妙地掩盖在“天赋使命观”之中。1899年2月，麦金莱总统在波士顿发表演讲，他把美国对菲律宾、古巴与波多黎各的控制形容为美国的“一项重任”，“是按上帝意旨，以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名义承担下来的”。他要怀疑者放心，“我们那些宝贵的原则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也不会改变。他们将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进”。(38) 进入20世纪，在“天赋使命”的理想主义的引导下，美国对大国地位的执著追求集中体现为威尔逊理想主义，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代表了世界政治的新潮，世界将追随美国的领导。正如英国外交家尼克尔森评论的那样，威尔逊不仅将自己视为全世界的政治家，而且把自己看作是给黑暗世界带来光明的预言家。(39) “天赋使命”和“天定命运”使得美国人认为美国天生就是“例外”的，为此美国人要专心为建立一个“公正世界秩序”而努力，要成为世界的“指路星辰”，这种思想源于白人文化中“上帝使命观”下的“例外论”。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则是这样评介“例外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国家都是独特的。但是例外论的思想……不仅设想美国始终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设想在模范（山巅之城）或众国之灯塔的意义上来说是例外的。”(40) 正是凭着这股自诩的“天赋使命”和“天定命运”所带来的“神气”和“例外论”，美国以人类民主和自由的化身、正义和文明的象征、世界的“领袖”以及人类的“救星”自居，始终力图抓住和平、公理等“道义制高点”，动辄干预别国事务，要把美式制度和观念传播到全世界。美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扩张意识、霸权意念终于在理想主义的遮掩下走出了美洲，走向世界。
三、结语
自近代以来，对民族国家来说，在执行外交政策时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像美国那样具有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而且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还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和霸权性。美国民族主义的尴尬与困惑，集中体现在普世性光环下的美国理念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显得无力和“笨拙”，最为惨痛的记忆就是越南战争。正如《帝国的价值》一书中对美国的“千年盛世”情结所给予的批评那样：“越战是一场悲剧，我们国家应该从中学到点什么，应该摆脱过去那种大国傲慢态度的影响，人们最大的虚荣心莫过于相信自己的价值具有普遍的效力，最大的蠢事莫过于将一种社会的偏爱强加于一个不愿领教的世界。”(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世界已不再那么轻信，美国人依旧一再声明自己对中美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仁慈关怀毫无利己之心，完全不同于那种扩张势力的传统做法，并辩称：别人是为了剥削与压制，美国人只是去保护和指导。(42) 这种情结在“9·11”事件之后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以集中体现：“在21世纪，美国握有把自由对所有仇敌的胜利发扬光大的机会，美国愿意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责任”，“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和自由市场的希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43) 对于美国的全球扩张行为，在绝大多数世人的眼中无疑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在美国自己看来，它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神圣责任”，别国也理应支持。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也使普通美国人对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不断遭到袭击和旨在给中东送去“民主、自由和繁荣”的“大中东计划”受到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冷遇而感到不解。
不可否认的是，越南战争是美国民族主义支配下外交政策走向狂热、狭隘、短视和非理性的顶点，是美利坚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是美国政治理念和道义权威的重大失败。尼克松曾经哀叹：“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中、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44) 而发生在新世纪的伊拉克战争无疑是越南战争的翻版。美国民族主义霸权的困惑和国际处境的孤立，已经引起一些战略家（如基辛格和约瑟夫·奈等）的关注，并展开不同程度的战略反思。“如果美国不学会如何去区分自己必须做什么，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那就会耗尽自己的心理和物质资源”，“现实主义过了头就会造成停滞，而理想主义过了头则会导致发动类似宗教圣战那样的运动，最后以理想破灭而告终”。(45) 然而，美国民族似乎已经忘记了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在更加突显地表明民族主义情绪在其中的分量日益增大，伊拉克战争已经使美国人所谓的理想主义幻想破灭，事实表明美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比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更加糟糕，这对小布什政府是一个绝好的讽刺。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泛政治化倾向日益强化，凸显其霸权主义的本质。如在经贸领域，从中国联想收购IBM风波，到美国国务院以国家安全为名限用联想电脑事件，再到中国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流产案、阿拉伯迪拜港口集团收购美国港口失败案等，这一系列本属于正常国际贸易中的商业行为都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封杀，严重破坏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实际上，这是美国狭隘民族主义及霸权心理在作怪，是对中国和平发展和阿拉伯人文化的一种潜在心理恐惧。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进一步提高，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的提高，中国道路和经验受到绝大多国家的好评。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蓬勃发展的中国更加引来世人的羡慕。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霸权野心，借奥运之机对中国批评之声四起，将奥运“政治化”，先是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接下来是达赖集团策动的西藏拉萨骚乱。特别是奥运圣火境外传递过程中遭遇“藏独”势力和反华势力的干扰与破坏，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的CNN与英国的BBC借机对中国西藏问题和所谓“人权”问题进行歪曲报道和恶意攻击，混淆视听，颠倒是非。这些事例无不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狭隘民族主义作怪下的傲慢与偏见，是对中国强大的恐惧，是强权政治思维、冷战思维、殖民思维的结果。(46) 它们的目的就是极力通过“妖魔化”中国来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总之，笔者认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文明世界体系中，倘若美国不去学习宽容，不去与别国和平相处，不能理智地控制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它必将在国际事务中自食民族主义膨胀所带来的恶果。
注释：
① 参见［美］裴敏欣著、门洪华译：《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51页。
② 转引自倪峰：《从制度霸权到“新罗马帝国”》，载《改革内参》，2003年第14期，第9页。
③ 参见倪峰：《从制度霸权到“新罗马帝国”》，载《改革内参》，2003年第14期，第11页。
④ 参见［美］乔治·索罗斯著、于夫译：《美国霸权像股市泡沫四处出击必将惹火烧身》，载http://army.news.tom.com/Archive/1020/3003/12/24。
⑤ 关于新时期美国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与霸权特点，笔者曾有文章进行了论述（《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
⑥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⑦ 参见《9·11刺激美国民族主义，爱国已经成为迷信》，载http://news.sina.com.cn/w/2003－09－11/10491720404.shtm。
⑧ 参见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69页。
⑨ 转引自［美］安纳托勒．列文著、章启晔译：《布什的抉择：信念至上还是现实主义？》，载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Research/ForeignPolicySecurity/BushChoice.cfm。
⑩ 参见［美］裴敏欣著、门洪华译：《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53页。
⑾以上引转自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http://www.pku.org.cn/data/data.jsp?id=lecwjs。
⑿ 参见陈晓律：《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7页。
⒀ 参见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⒁ 转引自［美］裴敏欣著、门洪华译：《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52—53页。
⒂ 参见周庆安：《美国民族主义揭示美国困境》，载http://news.sina.com.cn/w/2005－01－17/12195574233.shtml。
⒃ 转引自袁鹏：《从伊战看美国霸权前景——下一步何去何从？》，载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0304/t20030414_33.1633.htm。
⒄ 参见［澳］尼克·比姆斯著、刘元琪摘译：《对21世纪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第1期，第19页。
⒅ ［美］迈克尔·伊格蒂纳夫：《“新帝国”不能承载的负担》，载《改革内参》，2003年第14期，第3页。
⒆ 参见［美］迈克尔·伊格蒂纳夫：《“新帝国”不能承载的负担》，载《改革内参》，2003年第14期，第7页。
⒇ 参见［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1) 转引自周庆安：《美国民族主义揭示美国困境》，载http://news.sina.com.cn/w/2005－01－17/12195574233.shtml。该文作者认为美国学者安纳托勒·列文所著《美国正确还是错误：剖析美国民族主义》一书深刻剖析了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信条正在成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官方民族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混淆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野，进而侵占了国际规范的空间；美国民族主义对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美国信条会把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推向与世界不和谐的方向，最终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伤害。
(22) 转引自周庆安：《美国民族主义：情人还是杀手？》，载http://news.sina.com.cn/o/2005－01－17/13374859892s.shtml。
(23)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宏等译：《国际纵横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24) 参见黄放：《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布什讲话宣布撤军计划》，载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9/14/content_8879499.htm。
(25) ［美］裴敏欣：《自相矛盾的美国民族主义》，载http://tieba.baidu.com/f?kz=19348078。
(26) 转引自陈雅莉：《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载http://tieba.baidu.com/f?kz=19348078。
(27) 参见方川：《美军虐俘行为缘于美国霸权政策》，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5/14/content_1469655.htm。
(28) 参见《法国防部长批评美国霸权主义——但仍强调法美合作》，载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world/200401/17/。
(29) 参见David M.Kennedy & Thmoas A.Bailey,The American Pageant,D.C.Health,1986,pp.45－46。
(30) Samuel Eliot Morrison,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vol.I,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0,p.53.
(31) 转引自［美］布尔斯廷·丹尼尔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开拓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第3页。
(32) Perry Miller & Thomas H.Johnson,The Puritans,A Sourcebook of their Writings,vol.I,New York,1963,p.1.
(33) 参见王恩铭：《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34) 1803年美国与法国签订条约，美国最终出价8000万法郎（折合美元1500万），法国让出了整个路易斯安那给美国。它的总面积达260万平方公里，包括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西达落基山脉、东至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土地，由此美国领土增加一倍，成为地理大国。参见张友伦：《美国通史》（卷2），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35) 参见高祖贵：《是什么让美国选择霸权》，载http://www.ls11.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96。
(36) 参见［美］迈克尔·H·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
(37) 同上，第42页。
(38) 同上，第43页。
(39) 参见洪兵：《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40) Byron Shafer(ed.) Is America Different?,A New Look 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Oxford,1991,pp.50－51.
(41) ［美］詹姆斯·威廉·福布赖特、塞思·蒂尔曼著，熊昌义译：《帝国的价值》，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42) 参见［美］迈克尔·H·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87页。
(43) 转引自倪峰：《评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载http://iaps.cass.cn/Bak/ddyt/0303－2.htm。
(44) 转引自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http://www.pku.org.cn/data/data.jsP?id=leowjs。
(45) 袁鹏：《从伊战看美国霸权前景——下一步何去何从？》，载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0304/t20030414_331633.htm。
(46) 参见刘建飞：《西方“抹黑中国”不仅仅是“误读”》，载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2/7/4/100627455.html?coluid=6&kindid=26&docid=100627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