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进步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性变革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适应了反映并且指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迫切理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在宏观经济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主张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作出了不负时代重望的理论贡献。
转型时期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以及其中呈现的问题，特别是奇异于传统计划经济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各种特殊形态，纷繁复杂，对此可以而且也应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我国经济理论界确实作了深入系统而各具特色的研究工作，或者侧重局部而专注于揭示宏观经济某一部门个别环节的内在机理，为理解总体经济运行规律积累中观微观知识基础；或者强调应用而积极参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设计的讨论，在现实问题或者政策操作的直接导向下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学派、观点、方法；或者努力综合而试图构造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以在初步总结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面向转型经济的全新宏观经济学体系；等等。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其演进速度之迅猛，其钻研层次之深刻，其实践作用之重大，其学术成果之丰硕，自然会给当代和后世留下生机勃勃、活力盎然而茁壮成长的新兴学科的印象，一反经济学习惯上的“沉闷的科学”的灰色形象，充分展示了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质和实践能力。
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设计与宏观经济政策定位
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和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结合问题，主要研究国家调控如何有效地引导和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第二是稳定与改革、发展与协调问题，主要研究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变过程中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且以此促进改革和发展。
关于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机制的认识，实际上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明确以及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在反思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就已经意识到传统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而陷入僵化低效率的弊端，主张国家计划管理应该有限度地利用价值规律而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1984年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总体运行模式，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因而应该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在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目标规定的前提下事前依据市场、事中通过市场、事后接受市场检验。党的十四大坚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因此有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划，即建立多种调节手段综合应用而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各种政策职能分工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统一协调的间接调控体制。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从1994年起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投资、价格等方面的配套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从制度上保证本次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软着陆”宏观调控的最终成功。
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以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根本性转变为主题的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管理因而相当于对结构不稳定系统的稳定控制过程，其知识上的复杂性和技术上的处理难度在经济学目前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上难以完全克服，在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需求管理的总体取向问题上存在不同甚而对立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某些经济学家强调我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强幅波动的体制源由，认为这些宏观经济失衡无法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以前得以解决，而任何控制需求、平滑经济波动的努力只能暂时缓和宏观经济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迟缓和市场萧条，所以，宏观经济管理不能偏执于价格稳定目标，应该在可承受通货膨胀的限度内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虽然承认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体制原因，但是认为宏观经济管理是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周期成分，尽可能减弱实际经济运行围绕其由特定体制结构所决定常态的波动或者不稳定性；况且，经济改革只能在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推行，经济结构优化也只能在需求相对过剩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完成，而以扩张总需求来加速经济增长不但会加剧经济波动，而且还将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因此，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而价格稳定的实现是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
上面的二分法概括只是出于事后描述的需要。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轨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而扬弃自身的理论观点的，在我国需求管理的政策选择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经济稳定，以经济稳定来保证改革和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稳定性能的提升依存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持续稳定而基本协调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果或者标志，比如，源于价格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紧缩性需求管理无法治理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支持，无论紧缩的宏观经济环境还是结构过度失调而速度高低起伏的经济增长都会阻碍甚至破坏体制和结构的必要调整。以往的经验表明，由经济过热向常态的回复过程常常伴随着不得已而重新启用传统行政手段的经济紧缩调整和劳动力结构逆工业化变动的产业结构退化。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协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9 %左右（特别是不能连续数年超过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温和的物价上涨率的经济目标配合，能够兼顾粗放方式下的经济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社会公众的通货膨胀承受能力、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优化、经济利益关系的整合、新经济体制的磨合等各方面的需要，可以给实施稳健的反周期微调操作留有较为充裕的回旋余地。
三、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证化趋向
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作用，充分利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丰富而特别的宏观经济运行经验和政策实践，在促进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和实证化、建立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方面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宏观经济学由于其实践本质而无法使自身局限于理性思维的纯粹科学殿堂，必然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现实理论需要的迫切性以及实践检验的客观性也从外部推动了宏观经济学思维模式的变革，使其研究纲领（SRP）从以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为主、 重视对策研究而忽略基础理论建设的传统做法，向与国际经济学接轨而以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为主、重视理论体系创新并以此支持政策研究的方式转变，更加客观科学地分析宏观经济过程、评价和设计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工作语言趋于形式化，普遍采用数理符号来描述经济现象、建立数量模型、模拟政策效应和开展学术讨论，在定性分析的指导下精确研究成果，从而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在与宏观经济学相关而获得空前繁荣的学科中，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尤为突出，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从介绍引进到研究应用的学科发育过程，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府和学术部门的长短期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
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实证水平的跃迁，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对西方经济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原理、技术和研究方法，依据实践标准而采取现实主义的科学态度，逐步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倾向和对前人研究成果不求甚解却盲目创新的否定知识继承性倾向，在深入细致的理解分析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地消化、吸收和借鉴，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也因此在绝大部分领域内迅速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基本能够跟踪国外最新进展，并且已经将部分前沿成果有效地应用于我国宏观经济分析。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和发扬了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传统优势，及时总结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稳定经济的成功经验，在所谓转型经济学这一全新的经济学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主流宏观经济学。
四、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新古典重新综合的启示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始于本世纪70年代，当时新古典综合派由于无法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滞胀现象并且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从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上坠落下来。之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进入混乱而富有创造性的理论革命时期。然而，无论是作为凯恩斯革命“反革命”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应学派，还是作为对凯恩斯革命再认识的新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成为继新古典综合派起支配作用的公认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的混乱分裂状况表明理论危机至今尚未结束。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本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是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相似的。正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失败并且触发了凯恩斯革命，最终在二战后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而形成后凯恩斯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如果进行单纯的历史类比，也许可以推测：在经历约20年的理论危机后，90年代应该是总结理论革命的建设性成果而实现宏观经济学重新综合的历史时期。
在西方重新综合的经典性工作中，新古典主义的努力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新古典主义的重新综合不只是从问题外观上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统一起来，而且逐步发展了在不确定情形下对不完全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研究的宏观经济学现代方法。新古典主义从新古典基准出发考察对其偏离的现实影响以及理论映象的研究路线，给出了一个能够有效地重新综合宏观经济学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并且向经验开放的理论框架。一方面，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构造模块而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的新古典基准模型，如拉姆齐模型和交叠世代（OLG）模型， 提供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参照系，可以用来对建立在不同于新古典假设上的其他经济体系开展比较研究。同时，各理论学派在模型结构上能够化归为在现实假设下修正新古典基准模型的派生情形，有关竞争性市场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的长期增长途径与经济波动研究的各种均衡／非均衡模型，都能够通过新古典基准模型的扩展得到清晰的表述。因此，新古典主义的重新综合是成立的。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充分吸收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的建设性成果，较好地解决了从微观变量到宏观变量的加总问题，特别是运用动态优化技术，以基于代表个体的前瞻性计划来描述宏观经济变量的形成过程。即使其中的凯恩斯性质的非均衡模型，在继续强调工资和价格调整迟缓的潜在宏观经济影响的同时，也使用均衡分析方法解释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不再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当作无须进一步说明的既成事实。这样，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对立就主要表现在对市场不完全性短期非均衡影响的量度的不同评价，二者的研究方法是相似的。均衡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各种基本理论模型转化为约束最优化问题，从结构形式上初步统一了宏观经济学的实证内容，进而通过描述问题解决对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的依赖性质，揭示了宏观经济理论分裂的经验原因和规范原因。因此，新古典主义对宏观经济学的重新综合是在高于新古典综合的层次上实现的。
当然，新古典主义的重新综合还是不成熟的，各种理论学派的分歧和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宏观经济学也许尚未发展到能够借助最优化推导从基本原理出发构造出完全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还必须包含某些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学理论革命在纯学术范围以外的扩散是很有限的。就是在卢卡斯批评给传统计量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造成了所谓颠覆性破坏以后的今天，以MPS模型和DRI模型为代表的大规模应用计量经济模式虽然在预期和结构方程的处理上作了新古典主义性质的改进，但是其基本结构仍然保留了“IS—LM模型+菲利浦斯曲线”核心。面对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发展，宏观经济学不可能满足于理论革命的片面成就，以理论总是超前实践这样的习惯说法自慰，而是重视来自实践的应用检验和可操作性要求，继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可以取代新古典综合派来支持应用研究的全新理论框架。危机与革命以后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其理论研究取向从批评到建设、从创新到综合的转变是必然和适时的。
五、21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学
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发展前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必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沿着实证化道路趋于成熟，继续保持学术思想的开放性，从转型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经验和国内外经济学以及各相关学科的进步中不断汲取新的理论素养，在明确的实践导向下形成一个面向我国经济而逻辑一致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作为一种理论平台，这一新型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将能够通过扩展和精细其基本模型来支持针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开展的具体研究。
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将继续倚重形式化的研究技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将在从测度现象到概括经验、从构造假说到组织理论、从评价政策效应到设计对策措施等领域内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这种形式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宏观经济学实证化演进的内在要求，即只有形式化的理论研究才能够与业已实证化的现代经济学接轨从而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够建立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操作的现实联系，才能够提供吸取实践经验而形成新理论体系的抽象能力。此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将进入自主开发的新阶段，其结构设计将放弃从经验出发修正国外同类模型假设条件和行为参数这样的原始做法，在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整体运行与部门动态、教学演示与政策设计的研究关系上，也将摆脱当前集中于前者而对后一方面缺乏解释和预测能力的不平衡状态，逐步实现二者同时兼顾并且在后一方面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将在学科分化的基础上达到高层次的综合，更加突出其宏观性和总体性的学科特点。宏观经济学与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在我国的分化尚未完成，还没有形成分工合理而知识互补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宏观经济学今后将继续利用各部门学科在专业研究上的比较优势，不应该以涵盖一切的完全学科自居而否定部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应该自觉克服这些学科局部研究可能的认识片面性，必须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加以重新阐述而统一在反映总体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内。与经济学宏观、中观、微观学科的分离相比照的是宏观经济学服务对象的扩大趋势，主要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府政策研究和教学学术研究而同时面向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将重视对政府经济政策走向以及相应微观对策的研究，为私人部门理解宏观经济环境而作出正确决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服务。
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将更加强调我国经济的开放性质，特别是开放经济的潜在不稳定性和国内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正向高层次纵深化方向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蔚然风行，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而本质上是市场化的国际经济运行，构成了国内经济政策的硬性外部约束。因此，必须重视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对国内国际经济交互作用日益敏感的回应机制，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非均衡国内经济政策可能的冲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和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应提高，国内经济变动将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越来越显著地作用于国际经济。作为重要而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必然顾及国内经济政策的外溢效果。与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积极合作，协调彼此的经济政策，以共同创造和维持繁荣稳定而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将自然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