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全球化与就业：基于地区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化与论文,青年论文,地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变化中的全球化环境与青年劳动力市场
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全球化和跨国际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人们的焦点已经从对由于西方化或现代化所带来的同一化过程的担心，转移到对于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和地区之间关系转变的关注，以及在快速多样的全球化发展潮流中（包括技术、财富、人力和知识全球化），对上述关系重新整合的关注。（《世界青年报告》2003，麦尔斯，第11章）
据“世界银行报告(2002)”报道自上世纪70年代中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从25%上升到80%。此外，在90年代，这些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了5%，其中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1.25亿，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在一些推行全球化的国家，比如乌干达、印度、越南和中国，高工资和全球化国家的就业特征与贫困的减少密切相关。埃及、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证明了，健康和教育支出的增加对于降低婴儿死亡率是卓有成效的，90年代，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经平均降低了30%，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2%的死亡率。这些数据清楚的表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这些利益的产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社会代价。其中青年人，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群体更可能被迫的付出全球化的代价。（《世界青年报告》2003，迈尔斯Miles，11章）在这篇文章中，全球化的着眼点在于研究不同国家对于失业青年的不同的社会福利安排，此外，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是否和不同国家的政治倾向以及失业青年的社会政治参与程度有关。换言之，本文的目的是要分析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
青年的就业状况
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对于15～24岁青年和25岁以上成年人的失业率对比调查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埃及、哥伦比亚、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斯里兰卡），这一比率相当的高。同样的，在一些南欧国家（例如：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以及一些东欧国家（例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一比率也超过了2:1。（《青年就业报告2002》）对于男性和女性失业率的调查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15～24岁男性的失业率要低于同年龄段的女性失业率。这一方面特点在发达国家体现得更为复杂。（《跨地区研讨会关于解决青年失业和边缘化战略的报告》，2000,p16-17）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青年女性的就业率比青年男性低；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失业问题的性别区分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还有一些国家，女性的失业率要比男性低。然而，就受教育和就业机会而言，性别歧视确实存在。在许多国家，女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要优于男孩子，但这并不意味这种优势能够转化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优势。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由于许多女性仍然专注于传统的学科，而这些学科往往不能迅速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牙买加和日本），尽管女性有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她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歧视。而在加纳，印度和肯尼亚等一些国家，由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她们被迫从事一些非正规或者勉强维持生计的行业。然而，这些国家却把社会的停滞发展归咎于女性。（《青年就业报告2002》）
国际劳工局(ILO)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0年间，青年的失业人口迅速增加至8800万，创历史最高水平。15～24岁青年的失业人口所占比例接近总失业人口的一半。
由国际劳工局(ILO)的就业战略部提出的分析报告指出，尽管青年就业人口占据了15～64岁总就业人口的25%，但有47%年轻人却从事非正规行业。全世界有5.5亿人口尽管有工作，但并不能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维持在每天相当于1美元的贫困线以上，这其中有大约1.3亿青年。这些年轻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常常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提高对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那些有职业的青年不得不面对长时间工作，短期或非正式合同，低工资以及低（或者没有）社会保障（例如：社会保险或其他社会福利）等情况。于是加重了青年对家庭的依赖并且加剧了青年犯罪的可能性。（《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004》）。
国际劳工局关于《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004》的报告指出，2003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14.4%，比过去10年的总数增长了26.8%。2003年青年失业率最高的是在中东和北非(25.6%)，其次是亚撒哈拉地区(21%)，过渡经济区(18.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6.6%)，东南亚(16.4%)，南亚(13.9%)，发达工业化经济区(13.4%)和东亚(7%)。发达工业化经济区是唯一的青年失业率有明显降低的区域（从1993年的15.4%降低到2003年的13.4%）。
报告还指出青年人口的增长正迅速超过所在经济区的承载能力。在过去10年内，青年人口增加了10.5%，2003年共11亿，然而青年就业率仅增加了0.2%，也就是仅有5.26亿个就业机会。尽管越来越多的青年因为接受长期的教育而延迟了就业时间，但这只能解释少部分原因。
欧洲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
2001年7月，全欧洲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为16.4%，而15个欧盟国家则为15.1%。在欧盟内部，尽管青年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5～24岁的青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5%，但这一年龄段的失业人口仍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他们大多从事临时性的或者非全职工作。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提供技术型就业机会的新技术行业却由于缺乏合格的员工而受到限制。尽管失业问题首先是政府的事情，但欧盟欧洲委员会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出于对青年的关心，1997年11月在卢森堡举行的“工作”峰会上，欧盟及其成员国达成优先协议，这一协议已经对欧洲的就业战略产生了影响。根据协议的规定，在失业的头6个月内，每个欧洲青年都将得到一个新的培训或工作；同时，鼓励青年人自己创业并发展他们快速适应就业市场变化的能力；各个成员国在实施相关措施的时候也会得到欧盟相关项目的资金支持。
欧盟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和项目，例如“欧洲就业战略”，“里斯本战略”（关于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化）和社会议程等。欧洲社会基金和达芬奇项目基金就是这些措施和项目得以发展的基础。
欧洲社会基金(ESF)是实施欧洲就业政策的首要财政支持。它为欧盟国家提供财政帮助，用于提高工人技术和创造更适合的就业空间。迄今为止，ESF已经为1100万25岁以下年轻人提供了就业培训。
达芬奇项目则为用于改进和发展培训的跨国实验以及交流研究提供资金帮助。它致力于促进国家就业体制质量的提高和创新，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此外，也用于发展欧洲青年的语言能力。
“欧洲晴雨表”(Euro barometer)是针对欧盟社会中政治和社会态度所设计的调查。欧盟欧洲委员会在对15～24岁人口所做的关于欧盟作用的观点调查中，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措施能够使年轻人增加对欧洲的认同感？欧盟大会最应该强调的问题是什么？“欧洲晴雨表”的调查表明：15～24岁年轻人认为，就业，团结，灵活性以及对民主的尊重是欧盟的核心问题。（《变化中欧洲的农村青年》，《对于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意大利和瑞典农村青年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最慷慨的社会福利：拥有工作经验的失业青年可以享受原来工作收入的60%-90%。而没有工作经验的失业青年则享有比前者低很多的社会救助。在所有北欧国家，过去10年内，领取社会救助的人呈上升趋势（爱德利Eard-1ey等，1996a）。在这部分人中，25岁以下青年占有最高的比例。就某种程度而言，单亲家庭的增加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领取社会救助的主要部分是单身男性和单亲母亲（爱德利Eardley等，1996b）。北欧国家的社会救助水平大体相当（卡尔&乔昆南Carle & Julkunen,1997），而且远远高于其他欧洲经合组织国家。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18岁以下女性低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同年龄的男性，这一情况在比利时、卢森堡和希腊有所例外。在英国和葡萄牙，整整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女性生活在贫困中，但在丹麦却只有5%。随着年龄的增长，欧盟的青年女性比男性更易面临贫困的威胁：18-24岁年龄段中，男性的贫困率是22%，而女性是26%。年轻女性贫困人口最少的是在奥地利(13%)、爱尔兰(16%)和葡萄牙(17%)。（《欧洲低收入报告》，主题3,2000年12月）。
就欧盟的总的失业形势来看，以2000年为例，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7.8%；青年失业率最高的是意大利(30.8%)、希腊(29.6%)和西班牙(26.2%)；青年失业率最低的(也是青年妇女就业机会最高的）是奥地利(5.3%)、荷兰(5.6%)、爱尔兰(6.5%)、丹麦和卢森堡(7.3%)。
改变青年对公民职责和权利的观念
特纳(Turner,1993,2)从社会学角度对公民职责和权利做了定义：“公民的职责和权利应该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包括司法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这些实践使普通人成为社会合格成员，并且从结果上保证了人类和社会组织的传承”。然而，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公民职责和权利有着不同的意义。例如，马歇尔(Marshal,1992)认为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他认为福利国家里公民的司法、社会和政治权利使每个人都同样参与到社会中，从而促进了社会上个体的融合；可是如果这些权利不能得到发展，将会导致社会边缘化以及人们参与的减少。以欧盟为例，青年作为社会的公民不应该仅仅拥有权利，而应该自食其力并履行政治参与的义务。
根据社会中边缘化和同一化的程度不同，公民职责和权利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劳动力市场边缘化，以政治影响和参与性降低为特征的政治边缘化，和以社会联系分散和孤立为特征的社会边缘化。那么，各个国家应如何运用各自不同的福利系统来确保青年的公民权利呢？此外，这些福利系统又是怎样影响公民的边缘化和同一化的呢？（参阅拜纳Bynner、奇泽姆L.Chisholm、弗隆A.Fudong,1997）
过渡中的现代青年
在工业化社会中，青年成功的道路是很艰难的。随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如何使年轻人顺利过渡到成年人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系列变化中，青年可能会得到新的机遇，同时也可能产生社会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等新问题。
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不仅仅发生在最发达国家。欧洲的政策鼓励青年人在家里、学校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更加忠诚、积极和有责任感。当前，迫切需要欧洲的青年更加积极地履行公民的职责，实施公民的权利，并参与到欧盟和国家事务中。在关于欧洲青年的讨论中，参与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欧洲青年的新动力，白皮书》，2001）。然而这一讨论却常常受限于过去对民主的定义，因为不同时代对民主有着不同的定义。在议会民主时代早期，人们的重点往往放在选举上；在现代社会早期，各种协会和组织则扮演了行使和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主要角色。于是，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具有时代性。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化民主是主要的议题；但到了80、90年代，重点在变成了工作生活中个人与集体的互为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投票选举、参加党派，还是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欧洲青年都表现得越来越不积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青年在工业化民主中（工会、雇员组织，等）没有了自己的代表（参阅：华莱士Wallace &科瓦切娃Kovatcheva,1998,185-208；斯潘林Spannring、华莱士&汉普非Haerpfer,2001,32-46）。这是否意味着青年们愿意让别人来主宰他们的生活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所有证据都表明青年们有着强烈的掌握自己生活的意愿。他们独立地、成双成对地、或者成群结队地改变着社会。过去的人通过联合斗争的方式建立了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和组织，现在的年轻人则更多地忙于经营自己的生活。（冈姆森Gudmundsson,2001；赫尔弗Helve &拜纳Bynner,1996）
关于芬兰青年的实证调查
芬兰于1995年加入欧盟。当年，男青年(60%)比女青年(50%)对于加入欧盟持更积极的态度。总的来说，欧洲15～25岁青年的社会参与程度都较低（“欧洲晴雨表”2001）。
在芬兰社会中，年轻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失业(55%)。“芬兰青年晴雨表”的调查表明，年轻人认为工作是有价值的，但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收入可以获得保障的话，失业是可以接受的。(Nuorisobarometri,1998)
这一表格说明大约一半的失业青年认为如果收入有保障的话，失业是可以接受的（完全同意和大部分同意）。这一数据在失业率较高的1995和1996年要高于1997和1998年；这表明稳定的收入对于失业青年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尽管“晴雨表”的解释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失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被接受的话，对工作的偏爱就应该消失了。由于新教伦理精神的影响，芬兰人一直以来都强调艰苦工作的重要性。在一次对英国和芬兰青年所在的比较研究中，24%的16～19岁芬兰年轻人认为“一个人必须拥有工作才能完全体会到社会成员的感受”，但只有8%的同年龄英国年轻人持相同的观点。
据1998年的“青年晴雨表”报道，60%的年轻人认为失业很糟糕，即使收入可以得到保证（57%为女性，62%为男性）。在这些人中，高学历的占多数。81%的拥有本科学历的调查对象认为失业是很糟糕的事情，然而只有60%的职业学校的学生持相同的观点。
芬兰青年通常对未来有着乐观的看法。比如，在1989年，87%的年轻人认为勤劳和接受培训可以让他们找到工作。这一信念在萧条的1992年有所削弱(74%)，但仍高于之后的3年（1995/96年71%）。最近的“青年晴雨表”(1998)指出：越来越多青年认为就业状况获得了改善，事实也是如此（1996年46%，1997年59%，1998年72%）。1994年，当失业率处于高峰的时候，年轻人仍然相信就业状况会得到改善(82%)，然而1996年，数字有所降低：当年是25～29岁年轻人中对就业恢复的信心最低的一年；41%的人不同意就业状况能获得改善的说法。
同时，“青年晴雨表”还指出年轻人对教育仍有信心，认为教育是改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处境的正确方式。实际上，近年来，尽管就业前景仍不乐观，他们的这种信心却在持续增加。
表1：失业青年对“如果收入可以获得保障的话，失业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反应(%)
年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弃权
1994 17 3029213
1995 17 3624221
1996 20 3126221
1997 25 2230213
1998 16 3129213
芬兰青年确实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根据OECD的统计，95%的16岁的芬兰青年和80%的18岁芬兰青年土都接受了中等教育和培训，这一数据只比德国略低。失业并未减少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愿望。自我就业作为一种就业选择已经开始向年轻人推广。然而，年轻人对创业并未表现出很大的兴趣：1995年只有3%，1997年只有2%，1998年只有1%的年轻人愿意成立他们自己的企业，但55%的年轻人表示坚决反对。1996年，当年轻人被问及他们不愿意成立自己企业的原因时，他们解释为：从业风险（55%的调查对象持此观点）、缺乏信息和培训(14%)、缺乏自我就业的要求(13%)以及缺乏经验(11%)。对于这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显得更为苛刻。三分之二的人确切表示他们不会在短期内成立自己的企业。(Nuorisobarometri,1998)
从学校到工作中的困难
如今在芬兰，青年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由于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有效的培训场所？培训结束后，是否有令人满意的个人实践机会？年轻人如何开始与社会，特别是薪酬工作的社会建立联系？
后来，青年的失业率有所降低，不难推断现在社会上有适合的培训场所和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工作机会。年轻人对工作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性。据“青年晴雨表”(1996)报道，当被问及以下问题时：“当两者的纯收入相等时，你是否更愿意接受一个临时工作而不是接受失业补贴？”83%的年轻人做出了肯定的答复。这意味着年轻人不愿意依靠社会保障。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受到良好培训的、没有较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同时也受困于社会诸多问题的话，他们不可避免的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这些使得他们的就业形势不得不受到就业条件的约束。这部分人迫切需要社会和劳动力机构为他们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措施。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由“欧盟社会基金”支持的多种职业项目。
我们不能仅仅用单一的方式来解释青年面临的社会放逐，而应该从多个角度加以调查。至少，是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健康的和教育等多方面问题才使得他们远离权力中心、社会、劳动力和购房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社会保障部(National Insuranee Institute)应该建立一套全面的包括地区社会和公共健康机构、地区青年就业机构、劳动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服务系统。该提议记录在新的《青年就业法案》中。如果社会中的服务机构都独立存在的话，就无法重视每个个体的特殊情况，也无法将所有年轻人的生活状况看成一个整体。该法案的目的在于帮助年轻人通过改变生活状况的方式来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公民意识。这就要求教育、劳动和社会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做出重大努力。
农村－城市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提案是城市社会政策，因为有70%的芬兰人居住在城市。20世纪90年代，年轻人仍然不断地从农村到城市来寻找工作。这必然使得农村青年遭到排斥。有现象表明遭到排斥与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
对于酒精消费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刺激而喝酒。特别在主要的大城市，无家可归和被排斥或放逐的年轻人，特别是从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增长迅速。犯罪和吸食毒品对于年轻的移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芬兰的问题在于缺乏针‘对城市的政策。
劳动力政策中的矛盾
当所有的18岁及其以上的人等候了一段时间后，都将得到“劳动力市场援助”。该措施仅仅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如果等待对象是25岁或以上，没有接受过培训或没有工作，他必须申请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就业培训或劳动政策培训）；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就意味着他失去“劳动力市场援助”。确实，该规定只与很少部分(3%)的芬兰青年有关，但这却涉及到芬兰宪法和人权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最低抵抗策略”：一旦某部分人无法很好的保障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应得利益很容易被其他人获得。
“青年工资试验”和青年的“劳动力市场援助”表明针对青年的措施太苛刻。一些规定和职责的制定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年轻人。这是基于如下的传统观念：如果不对年轻人加以约束，他们就会变成小流氓或者过一种不同于常规的生活。权威机构的这种思想是不符合当今强调个性和多元化的思潮的。
最传统的劳动力政策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工作补贴。该办法自二次大战就开始实施，目的是为了减少过剩的劳动力以及把他们从劳动力市场转移出来。在早些年份，该办法显得卓有成效，因为20世纪70、80年代，失业率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失业后的选择”是20世纪9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项培训和就业措施，是由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实施的。从1994年到1996年，它提出增加提供33,000～34,000个接受初始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其中包括8,000个初始和学徒训练机会。此外，该项目预计为新的够资格的年轻人提供工作补贴。根据教育部的总结，到1995年底为止，有70%的提议已经执行；学徒训练和工作补贴的措施在1995年得以实施。
尽管永久性秘书处的提议并没有完全获得实现，但20～24岁青年的失业率降低了50%，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降低了25%。
尽管有着较高失业率，芬兰并不能算是一个大面积失业的社会，因为那里的长期失业率较低。“芬兰统计数据”的调查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现象：61%的20～64岁、曾在1989和1994年拥有工作的人并未失业，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过去的5年内都从事相同的工作。年轻人的失业率也相对比较稳定，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流动并不活跃。失业主要集中在很少或没有受培训的人员中。失业集中的结果可能会使青年的失业问题成为又一个社会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以是提出长期的、优先考虑青年失业问题的政策，并且积极地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设性办法。
近年来，芬兰国内就创办自己的企业展开大量的讨论，因为创办自己的企业已经成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补救办法之一。研究表明，年轻人并不把自我就业看作有吸引力的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年轻人大多缺乏工作经验和能力；其次，缺乏可信度：他们很难说服银行经理和其他的投资人相信他们计划的可行性；第三，芬兰的学校没有提供良好的关于创业的先期教育，因为学校的传统任务是使学生适应领薪水的工作并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但很少注意到创业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创办自己的企业和自我就业是重要的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手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企业家，而且建立在沙滩上的企业大厦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此外，许多研究表明创办自己的企业的最佳年龄是35岁左右。因为在这个时候，未来的企业家才能拥有足够的能力、工作经验、自信和“成熟的智力”来应付这一完全独立的工作。那么，由此看来，期待年轻人创办自己的企业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正处于成功率最低但失败率最高的年龄。
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芬兰青年从事非全职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年轻人很难规划他们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过渡时期有着很大的风险（赫尔弗Helvel993,12-14）。
因此，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途径存在于薪酬工作领域和失业状态间的缓冲区域。在芬兰有着很多的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休闲活动。如果活动和实际工作相联系，年轻人就可以从中获得经验和生活补偿，尽管不是以实际工资的形式发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可以发展成为解决失业、获取工作经验、得到培训甚至有偿工作的另一种途径。
对教育政策的批评
在芬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教育。这些福利和年轻人是没有足够联系的、各自独立的实体。而教育制度也没能有效地满足所有年轻人的要求。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批评瞄准了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不匹配的高成本的福利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机会均等”便具有了教育达尔文主义的特点：在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强调开放的竞争（并且不被任何平均主义条款约束）。
表2：1999和2000年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年轻人的比例
年龄15～19岁20～24岁25～29岁15～74岁
1999 55%26% 12% 12%
2000 55%27% 12% 12%
为了修缮和改进教育立法也提出了许多议案，这些议案有的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着问题。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够有更自由的选择，同时也开设了许多“才艺班”（音乐、语言等），尽管这样的举措很受学生欢迎，但从长远来看，也可能导致综合教育（中、小学）中的不平衡。幸运的学生能够就读更好的学校，但没有特长的学生就会滞留在当地的“普通”学校。由于芬兰的城市、城镇有着很明显的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这样的教育制度可能会加深这一划分并使整个国家公民划分为一等和二等。尽管满足有天分的孩子的要求很重要，但教育制度决不能使社会产生这样的分化。
在适宜的情况下，教育领域的新选择会丰富学校的类别并且使学校变得富有，但如果地方当局使用该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尽可能地减少教育开支，问题将会应运而生。既然教育的决定权已经下放到地方当局和学校，人们只有希望他们知道并拥有智慧，能够使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并实现持续发展。
就年限而言，芬兰的学校教育比欧洲其他国家要长。芬兰人通常很注重教育。然而，如果学校教育没有和就业挂钩的话，就会失去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然而，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学习结果而言，教育和培训都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如何克服教育内容和智力浪费已经让许多学生大费周折。
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建立在薪酬工作上的，它把教育系统看成是某种托儿所或者劳动力潜在储备。当劳动力市场饱和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无法找到适合的工作，就像孩子无处寄放一样，于是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储器”。教育投入的增加和学习时间的增长都可以降低表面失业率。当失业人口较多的时候，从综合学校（中、小学）到大学，学校的设施就变成了的等候室。这将最终使学校远离它的实际任务：建立并升级人们的知识和技术储备。
芬兰的培训和学校教育非常相似，人们认为这样的培训脱离实际，而且无法提供有效的、与工作相关技术和能力训练。近年来，为了弥补培训和工作间的巨大缺口做了很多努力。20世纪90年代，最显著、最广泛的教育改革就是职业培训。
芬兰正在建立一套德国—荷兰式的非大学教育板块，该板块与大学教育并存，并且正在逐步地把专门学院程度的职业培训提升到高等教育的程度。这将明显延长职业教育。由此得到的实质性的改进将是学校和产业（实践）的挂钩。然而，特别是高等院校对此存有疑虑，他们认为这一改革仅仅是一种旨在提升学校地位的“名称转换”。
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的非典型的雇佣关系（例如：非全职工作／兼职、临时工作、不规则工作等）如今几乎已经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了。在干变万化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的素质被高度重视，包括：生活经验、未来发展前景和行动能力以及各种正式的资格等。即使是良好的教育也不能确保一份工作或事业；教育已经成为风险投资。
结论
有批评家认为福利社会创造了孕育被动的公民态度和互相依赖的文化，但并不为“社会底层”提供机会（默雷Murray）。一个有效的福利国家应该拥有承担共同责任的公民。社会福利依赖性会导致“故意的无能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众生活的漠视。用赫尔姆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边缘化意味着“公民角色的专门客户化”。（赫尔姆斯Habermas 1992,11）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看到全球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危机。我认为“人权”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权意味着择业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危机就是童工现象，对此我们需要制定全球的雇工最低年龄标准。同时，我们还需要立法规定全球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标准——不能要求工人每天超时工作。全球化的经济不应该允许基于种族、肤色、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现、民族、宗教、残疾、社团身份或者政治关系的歧视，无论是辱骂、虐待或者威胁都不允许。
即使许多研究青年的社会学家（例如：弗隆 & 卡特梅尔，1997）把年轻人描绘成社会经济变化中最前沿和最活跃的部分，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控制变化。我认为这就是年轻人不应该被迫为全球化付出代价的原因。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发展，包括文化、商业、政治领域的国际化；同样我们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