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初中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初，中国以自己的国家战略为依据，继续实行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灵活和注重实效地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使二者的相互关系表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本文将探讨这些变化和特点，以便更好地认识21世纪初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贯政策
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一贯政策。中国坚持这一外交政策不仅是由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前期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决定的。
21世纪头20年，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反对和阻止任何制造台湾分裂的图谋，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进；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4、47-48页。）为此，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改善、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而且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外交的一贯政策：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实现其战略目标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在政治方面，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托。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不少复杂因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和打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受制于国际经济旧秩序和许多对自己并非有利的国际规则；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面对着激烈的竞争，而且面临着霸权国家的遏制。因此，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要在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要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就必须在战略上有所依托。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群体，包括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于亚非拉广大区域，它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面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强国干涉本国内部事务，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中国与这个群体有着许多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是中国最好的战略依托。
尽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发展中国家赞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成为中国的可靠支持者。社会主义中国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声援。冷战时期，中国能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多数票。是它们在1971年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并恢复了中国在安理会的权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及时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反华提案，又是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支持，中国才一次次挫败西方国家的阴谋。进入新世纪，中国要成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更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只有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才能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经济方面，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促进经济发展的平等合作者。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中国三个方面的对外开放，其中之一就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必须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公平和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非常不利。尽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和水平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急需发达国家的资金、科技和管理经验，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以及它们在经济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附加一些不利条件，中国在与其合作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而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已形成三个不同的发展类型，或高于中国，或低于中国，或与中国相当。从总体上讲，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互补性，因而在进行经济合作方面，相互之间的确“有很多文章可做”。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迅速增强经济实力的强烈愿望，在相互经济合作中能遵循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相互间的信任度较高，各方在经济合作中均处于主动地位。而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都不满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致力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协调行动。总之，与发展中国家积极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积极倡议和筹备召开了“中国和非洲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2001年6月，中国政府积极努力，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新世纪之初，中国领导人频繁访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些都表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贯政策正在焕发新的光彩。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层次化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以便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其调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这一阶段，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搞制裁，中国外交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因此，中国外交的重点是打破发达国家的制裁，促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出现新的突破，实现了与亚非拉和东欧地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世纪之交。这一阶段，在双边关系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区域、区域和次区域等不同层次上的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和机制，推动了中国多边外交的进展。中国的多边外交与传统的双边外交相互补充、并行不悖。中国在与世界性大国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实践，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多边外交机制。截止1999年底，中国参加多边条约和重要国际组织230多个，涵盖了大部分政府间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在全球性多边外交方面，中国广泛参与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多边外交活动。在与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区域和跨区域外交活动中积极推动南北合作，如参加APEC、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等跨区域性南北合作，与拉美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等重要区域组织建立各种形式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创建了次区域性和跨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前身为“上海五国”）、东盟（ASEAN）“10+1”、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或组织。
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中国多边外交逐步走向制度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参与的各种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合作，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东盟（ASEAN）“10+3”会议与东盟“10+1”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调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层次性特点。这种层次性在理论上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具体政策上表现为三个圈型层次。所谓理论上的宏观层次是指中国外交的战略策略层次，其微观层次是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具体政策和做法。在宏观层次上，中国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出发，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使自己在战略上有所依托；在微观层次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政策开始有所侧重。这种侧重体现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表现为中国以其全球战略为中心，分三个圈建立了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圈型关系。在内圈，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努力建立睦邻互信的团结合作关系；在中圈，努力发展与发展中大国、资源重点国以及国家集团间的关系，与之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互利伙伴关系；在外圈，根据对方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外交既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也考虑了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以及新形势下不同区域、不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同时也考虑了中国国力的有限性。这是中国外交原则坚定性和外交实践务实性的具体体现。
上述层次性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点在中国的周边邻国。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此作了明确的总结：“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中国把周边外交作为重点是由其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邻国的国家，陆上邻国除了俄罗斯、海上邻国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中国实现21世纪前期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稳定的国内和周边环境；反对和阻止任何制造台湾分裂的图谋，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需要周边的稳定和支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首先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首先要推动本区域的多样化和促进本区域的共同繁荣；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首先应在周边建立公正合理的区域性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多样化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都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因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上的矛盾是正常的，发生冲突也是可能的。关键是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同时，正确而有效地处理相互间的矛盾甚或冲突，特别是要对那些直接影响相互关系的焦点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以正确方式处理和解决它们，以便最终维护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安全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安全观逐步向综合安全观转变。就中国而言，在冷战时期，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后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解体，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但其焦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的安全问题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军事安全、领土安全问题向综合安全问题转变。如果说冷战时期中国安全的威胁具有确定性和显性（主要来自美苏，并表现为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对中国的包围）特点的话，那么，后冷战时期中国安全威胁则具有不确定性和隐性（诸如朝核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的特点。这些特点将使中国安全面临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的局面。
中国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使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如果不予注意，一旦突发又处理不当，不仅将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和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而且将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和正常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如果某些国际反华势力乘乱插手，将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
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考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领土边界问题。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大难点：一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分歧；另一是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第二，台湾问题。此问题存在着两大隐患：一是台湾当局的“弹性务实外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美国对台政策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第三，经济问题。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与中国的竞争加剧的问题。二是在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与磨擦问题，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将加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目前，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并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加深而进一步加剧，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四，潜在问题。这包括，美国对中国周边邻国的渗透，“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将给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埋下隐患；境外民族分裂主义者利用中国周边国家的支持，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全球问题的扩散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
以上问题既有传统的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矛盾与冲突的问题上，近十多年来，中国外交充分显示了其魅力。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较好地处理了与一些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稳定。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苏联的边界问题转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四国的边界问题。1992年1月，中国政府分别与哈、塔、吉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成为第一批承认它们独立的国家。这为与这些新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同年9月，上述四邻国组成了与中国谈判的联合代表团，形成了“五国两方”的独特边界谈判模式，10月即在北京举行了边界问题谈判。1994年4月开始签署中哈间第一个《国界协定》，到1999年8月，中国同哈、吉、塔等国的边界问题全部解决。1999年12月，中国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目前，中国已与12个陆上邻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解决首要的主要问题——国界问题，是我们两国今后友好关系的基础。（注：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同样，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处理好南海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中印边境问题的解决也取得重大进展。两国政府1993年9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签署了《关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冷战结束后，朝美爆发了两次核危机。朝核危机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第二次朝美核危机陷入僵局时，中国抓住时机展开积极工作，终于促成了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朝美三方会谈。这次会谈使陷入僵局的朝鲜核问题出现了转机。随后，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又于2003年8月和2004年2月和6月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三轮六方会谈。虽然朝鲜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时日，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是各国公认的。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明确表示不惜任何代价保证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同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自信心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虽然承受了由此带来的损失，但却缓和了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进一步冲击。这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最大支持，也是对世界经济稳定做出的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向受灾国提供了援助。至1998年4月，中国政府共向东南亚受灾国家提供了约42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向印尼无偿提供了价值300万美元的药品、食品紧急援助，并表示愿意以出口信贷或易货贸易的方式同印尼加强经贸合作。（注：胡坚：《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再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称赞，也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2004年底、2005年初，中国政府在东南亚、南亚国家遭受海啸破坏后，及时向受灾国家提供了援助。
上述问题的处理及其成效表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出现了又一个突出特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政治经济关系交互作用。
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制度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在双边关系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启动了多边外交。到21世纪初，中国外交已经形成了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发展局面。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外交中，中国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多边外交机制逐步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在推动多边外交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这种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有机制框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有力推动机制的创新和发展。如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在尚无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适时推动合作机制的创设、运作和发展。如促成“上海合作组织”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
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是在东盟现有机制中进行的。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联盟为应对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在东盟区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创设和扩展东盟对话国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机制，加强了与区外国家的合作。1996年中国成为了东盟对话国外长会议的成员之后，通过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就国际和区域性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及贸易问题与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东盟的对话国进行沟通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是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亚太各国讨论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场所，为维护亚太安全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注：马
：《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中国积极参与该论坛的活动，并就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核不扩散问题、裁军问题、南海争端、朝鲜半岛问题、建立信任措施和开展预防性外交、开展军事交流，以及缉毒、打击海盗等其他安全问题与各国协商对话。
东盟国家在反思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和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认识到加强与东亚国家合作，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在1997—1999年间举行了3次非正式首脑会晤，进而从2000年起形成了每年举行一次的“10+3”对话机制，以及在“10+3”框架下的“10+1”（东盟与中国）对话机制。在“10+3”框架下，建立了以首脑会议为核心、以部长会议为重要组成、官方和非官方合作齐头并进的合作机制，同时通过“10+1”机制落实具体工作。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就是通过“10+1”机制进行的。“东盟+中国”机制包括年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工作层有外交高官磋商、联合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科技联委会，中国和东盟商会等。1997年，双方设立了70万美元的合作基金，用于资助有关合作项目的开展。为促进“10+1”机制的有效运作，2000年中国又向合作基金增资500万美元（注：胡兆明：“东亚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第23页。）。
在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政府积极建议并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在中国即将入世之前，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国际投资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东南亚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针对东盟国家的这种担忧，2000年11月在第四次“10+1”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响应。（注：欧阳欢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第43页。）在2001年11月的“10+1”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宣布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注：李占卫：“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投资效应”，《亚太经济》，2004年第6期，第41页。）与此同时，中国发表了《中国参与湄公河区域合作》的国家报告，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湄公河流域的全面合作；中国与东盟还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又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按照协议，到2010年，有关各方将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届时，一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正式形成。
为增强双方的互信关系，全面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它的签署为中国与东盟妥善解决南海问题，避免南海问题复杂化，维护中国的领土安全打下了基础，也为双方建立政治互信，深化经济合作打下了基础。2003年10月，中国作为东盟区外大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主动加入该约表明中国对东盟的重视，是中国“睦邻、富邻、安邻”政策的具体实施，有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化，有利于双方间各种争端的解决和信任建设，也有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曹云华：“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义”，《中国外交》，2004年第1期。）中国“与东盟与日俱增的政治互信和经济融合的良性互动态势，正在把双边关系推向最好的历史时期”。（注：邱丹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思考”，《当代亚太》，2005年第1期。）
中国与拉美的多边合作是在拉美现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中进行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与拉美区域组织的友好合作，并视之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拉美最有影响力的地区政治协调和磋商机构——里约集团的外长级对话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机制。1997年10月，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首次就促进双边经贸、企业和科技合作问题举行对话，后形成了定期交流与磋商机制。1999年，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就建立磋商机制达成了共识（注：李明德：《拉丁美洲与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在此机制下双方进行了定期的交流与磋商。此外，中国作为观察员，参与了美洲开发银行、拉美一体化协会、拉美经委会、亚马逊地区会议等拉美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活动。
中国与中亚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中进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适时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起始于1989年中国与苏联关于裁减边界地区军事力量和保持边界安宁的谈判。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形成了一年一度的首脑会晤机制——“上海五国机制”，培育起互利、互信、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推动“上海五国”合作机制的发展，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宣告成立了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在中国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中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边境安全问题是中国与周边的前苏联共和国之间建立这种机制的原始动机”（注：华玉洁：“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安全与经济进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但是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包括反对三股恶势力的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已经成为该组织在21世纪初的重要任务。因此，它在安全先行的基础上采用了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合作模式。目前该组织的经济合作刚刚起步，但业已形成和正在发展的合作机制以及各国间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为未来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多边合作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10月在北京建立，随后确立了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机制，会议轮流在中国和非洲举行。目前已召开了两次论坛会议。作为首届论坛东道主的中国在论坛的创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届论坛确立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如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中非在经贸等实质性领域的合作”，宣告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历史使命。此次论坛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为中非共同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谋求共同发展构筑了框架。（注：汪勤梅：“‘中非合作重在行动’的盛会”，《西亚非洲》，2004年第1期。）中国随即采取积极的后续行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提前兑现减债承诺，减免31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共105亿人民币的对华债务，为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中非贸易额逐年增长，2002年已达123.89亿美元。从首届论坛会议到2003年9月，中国到49个非洲国家投资企业826家，承包和劳务合同3272份。中国还承担了72个成套项目，58个技术合作项目，另外为非洲培养和培训了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7000多人。（注：同上。）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进一步规划了未来三年中非在政治、经贸、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对中非合作机制的重视，并努力推动中非合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立足于周边、扩展到非洲、拉美等地区。已经建立的中国与拉美各区域组织的对话磋商、中国与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正在制度化。
21世纪初，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注重实效地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因此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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