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墨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2-0017-05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之一。其立功以发动戊戌变法闻名于世，其立言则以一部1400多万字的巨著《饮冰室合集》流芳百年。梁启超的著作就像一部百科全书，涉及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方面。本文仅就他的墨学研究学术成果加以述评。
一、梁启超墨学研究的两个阶段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入世的政治思想理论家、活动家，他不是一个书斋内的学者。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在时间上受其政治活动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作两个阶段：
1.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子墨子学说》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分作7个时期：(1)春秋以前的胚胎期；(2)春秋末至战国的全盛期；(3)两汉的儒学统一期；(4)魏晋的老学昌盛期；(5)南北朝和唐代的佛学一统期；(6)宋元朝的儒佛混合期；(7)清以后200多年的衰落期。
梁启超试图从宏观上考察中国学术的演变，探讨救国的道理。梁启超特别推崇战国时代。他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1](P11)
梁启超以南北区分学派，可谓慧眼独识。从地理上讲，以老学为代表的南派，后来演变为楚文化；而以孔学为代表的北派，后来演变为汉文化。南派以老子为正宗，庄子、列子、杨朱为门徒，许行、屈原为支流；北派以孔子为正宗，孟子、荀子为门徒，又有管子、邹衍等齐派，申不害、商鞅、李悝、韩非等秦晋派，墨翟、邓析、慧施等宋郑派。两派分化为三宗，即老学、孔学、墨学；三宗最后又演变为六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对于汉代的儒学一统，梁启超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1](P38-39)他把汉代的儒学一统看作是文化专制，“一尊定而进化滞”。梁启超在这部著作中，纵览中国古今学术演变之迹，卓见甚多，全书规模很大，可惜没有完成。
1903-1904年，梁启超著《子墨子学说》，标志着梁启超墨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篇著作受到黄公度的赏识。黄在致梁的信中说：“前读《管子传》，近见《墨子学说》，多有出人思想外者，益叹智愚之相去，何啻三十里哉。”[2](P341)
2.从《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18年以后，梁启超治学进入第二个高潮。同年11月20日，胡适在致梁的信中说：“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11月22日）将来天津南开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2](P872)
梁启超和胡适之成了忘年交。这对于二人的墨学研究有所促进。1920年，梁启超完成了《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两书。1921年，他又完成了《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书。此外，有关墨学的文章，还有《复胡适之论墨经》、《墨子讲义摘要》。前篇录入《墨经校释》，后篇载《改造》杂志第3卷第10号。
1922年，梁启超到各地开展讲学活动。同年10月10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成。书中收入《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学案》、《国学小史稿》等。12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出版。年底，《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由讲义整理而成。1923年，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多篇著作。1924年，整理出版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学术著作《先秦学术年表》、《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
在上述这些著作中，最能反映他的墨学研究成就的是《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两本书。这标志着其墨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他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启超幼而好墨，二十余年来，于兹经有所校释。随札记于卷端，得若干条，未及整理，辄复亡散。今冬方在清华园为诸生讲国学小史，值岁暮休暇辍讲，利用余晷，随检旧藁，比而此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其于毕张孙诸君子之说持异同者过半，然非诸君子勤之于前，则小子何述焉。故知学问之业，非一人一时代所能就，在善继而已矣。”[3]在《墨子学案》中，他说：“十余年前，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篇，刊于《新民丛报》。当时即欲将诸家学说，各为专篇，示其梗概，久而未成。”“本书既概述墨学之全体大用，而结论则太息于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4](P1)
二、梁启超对墨学精神的阐释
梁启超是一个爱国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墨学研究是为了阐发墨家精神，启蒙救中国。
梁启超十分推崇真墨精神。1904年，他在致蒋观云的信中赞扬“涣公坚苦刻厉，今之墨子也，钦佩无任！”[2](P346)他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中说：“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4](P3)梁启超认为，墨子精神在士大夫阶层鲜见，相反在民间人民大众中得以发扬光大。在他眼里，墨子精神主要有：
1.牺牲精神。梁启超说：“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墨经》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释之曰：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之以言教以身教者，皆是道也。”[4]他认为，这种“损己而益所为”和“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的精神，正是墨道不同于其他学派之道的地方。墨道的牺牲精神包含利他精神，但墨家的利他不是利一二人之他，而是利亿万人之他。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质言之，这种利他是损己而利他。
2.互助精神。梁启超认为，墨学之根本观念在于兼爱。墨学中的“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等，都是从“兼爱”这个根本观念得来的。墨子常把“兼相爱，交相利”合在一起讲，“兼相爱”是他的理论纲领，“交相利”是实行这个理论纲领的方法。二者是利他主义与互利主义的统一。梁启超说：墨子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兼以易别”。他替当时的君主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君”，替当时士大夫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士”。他们的“墨者”，自己就号做“兼士”。兼和别的不同在哪里呢？老实说一句：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别”，不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兼”[4](P19)。梁启超认为，墨子把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原。由于“私”而导致“利己”，由于利己家、己国，而导致损他家、他国，最后彼此利害冲突，天下大乱。墨子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己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己国，谁攻？”所以，墨子要破除一切含有私有性质的团体，建立一个“共享共有”的团体，这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
3.和平精神。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信奉实力政策，实行强权政治。所谓“春秋无义战”，人民痛苦不堪。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当时的霸权政治。梁启超认为，墨子的“非攻主义，是由兼爱主义直接衍出。既已主张兼爱，则攻之当非，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特标出来做一种主义呢？因为当时军国主义，已日见发达；多数人以为国际上道德和个人道德不同，觉得为国家利益起见，无论出什么恶辣手段都可以。墨子反对此说。”[4](P23-24)墨子说：“天下之军皆知而非之”，“杀一人谓之不义”，可是，“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这不是咄咄怪事么？（参见《非攻》上）值得一提的是，墨子不仅倡导非攻主义，而且实践非攻主义。他的止楚攻宋的故事，千古传诵。墨子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4.崇利精神。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敢于言利的思想家。梁启超称墨子为“实利主义”者。他认为，离开了利，墨子学说不能成立。他在《子墨子学说》中，详细分析了墨子之实利主义包括：以利为目的、以利为手段两大方面。他十分赞赏墨子所说的“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说这是“墨子立言垂教之大宗旨”。在《墨子学案》一书中，他进一步考察了墨子的实利主义与经济学说。他说：“从经济新组织上建设兼爱的社会，这是墨学特色。”他认为，研究墨子经济学，须先从消费起点，墨子讲消费，定出第一个公式是“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须之最低限度为标准。讲到生产方面，墨子立出第二个公例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非乐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公例衍生出来的[4](P30)。对于墨子的实利主义和经济学说，梁启超批评说：“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4](P45)
5.宗教精神。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认为，墨子时代宗教和科学之间发生冲突，怀疑主义盛行，派别林立。墨子想把宗教与哲学统一起来，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哲学，“于是有天志明鬼非命诸义”。墨子的宗教精神是墨学的一大特色。墨子的宗教精神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墨子的宗教是尊天之教。“天为其学说最高之标准”，“故不知天无以学墨子”。中国古籍所用之“天”大概有四种含义：一为形体之天；二为主宰之天；三为命运之天；四为义理之天。墨子的天是第服种意思。墨子尊第二种之天，反对第三种之天，含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义。在墨子眼里，“天犹父，人犹子。父有十子，爱之苦一，利之若一。天之于人者亦然。”梁还认为，墨子的宗教是鬼神教。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说：“天志明鬼非命三义，组成墨子的宗教。墨子学说，件件都是和时代潮流反抗。宗教思想亦其一也。说天说鬼，原是古代祝史的遗教。春秋战国时，民智渐开，老子孔子出，大阐自然法，这类迷信，已经减去大半了。像墨子这样极端主张实际主义的人，倒反从这方面建设他学术的基础，不能不算奇怪。”“墨子的天和老孔的天不同，墨子的天是一个人格神，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墨子讲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罢了。”墨子明鬼，“他引证许多鬼的故事，讲的都是报仇作崇，叫人害怕，至于鬼神有无的问题，他并不在学理上求答案，乃在极粗浅的经验论求答案，实在没有什么价值。”[4](P51)
6.民主精神。梁启超把墨子的政治思想比作西方的民约主义。在《子墨子学说》中，他认为，墨子主张人民有权“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君权固然神圣，但人民有权对君权加以限制。至于地方官吏，不仅要上面任命，更要由人民选举。梁启超说：“要而论之，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社会主义也。”[5](P51)不过，在《墨子学案》中，梁对墨子的政治学说看法有所改变。他说，国家成立之后，墨子的主张有点令人失望。因为墨子的结论流于专制主义。墨子的“民约论”不彻底，它是霍布士的民约论，不是卢梭的新民约论。墨子的“尚同”，意思是“上同于天子”。老实说，就是让人民跟着皇帝走。当然，墨子的尚同主义，是主张“贤人政治”，也可以说是尚贤主义。总之，墨子的新社会是求平等而不是求自由的社会，墨子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难怪章太炎说，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了。
7.科学精神。在《墨经校释·自序》中，梁启超说，在中国古籍中，体现科学精神的是墨经。“经上下两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颂之，或述所闻，或参己意，以为经说，则教智之言也。经文不逾六千言，为条百七十有九，其于智识之本质，智识之渊源，智识之所以睿发运用，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堕谬，皆析之极精，而出之极显。于是持之以辨名实御事理，故每标一义训，其观念皆颖异而刻入，与两千年来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旁及数学形学光学力学。”[3](P1)梁启超认为，墨经还是最古的名学之一，比古希腊的逻辑学还早，可惜秦汉以后成为绝学。梁启超用三段论法对墨子的论理学加以研究，其《墨子之论理学》一文，对近现代中国逻辑学的创立影响很大。
8.实践精神。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说，墨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实行家。墨子不仅有理论，而且为实践其理论到处奔走。他还分析了尚贤、非命、明鬼说与实行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救世。他认为，墨子的实行，是以道德责任为前提，墨子本人就是道德责任的践履者。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还说：“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就坚苦实行这方面看来，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当时墨者的气象所以能如此其好，大半是受墨子人格的感化。他门下的人物，比孔门强多了，所以能成为一时的显学。直至秦汉之间，任侠之风还大盛，都是墨教的影响，可惜汉以后完全衰灭了。”[4](P78)
三、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学术地位
梁启超是中国学术由古代走向近现代的开拓者。他的墨学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墨学在汉以后成为绝学。《墨子》一书，长期蒙尘，无人问津。晋代鲁胜的《墨经注》，好比空谷足音。唐代的韩愈、清代的汪中，虽然对墨学表示理解和同情，但由于儒学长期正统的地位，这种见解被视为离经叛道。清代中叶，由于乾嘉学派对古籍的考订，墨学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念孙等对墨学加以整理、考证；毕沅集他人研究成果，写成《墨子注》，直到清末的孙诒让，旁采诸家而集大成《墨子间诂》，取得了墨学研究的新成就。梁启超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开拓了墨学研究的新局面：
1.确立了墨子学派的历史地位。梁启超具有把握历史大局的洞察力，他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学派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学术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儿。春秋战国之交，之所以能够学派林立，“原因是西周前后长期的文化积累为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提供了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言论自由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交往广泛促进了学术沟通；一批新型学者的涌现准备了众多人才；文字的发展保证了语言的畅通；讲学风之盛促进了百家争鸣。梁启超概括的这七条，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6](P207)。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把春秋战国学派分作南北两大重心，并以老学、孔学、墨学为三宗，由此演化出多家多派。他在未完成的著作《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说：“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大成。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则折衷也。夫言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折衷也。三圣以后，百家竞作，各有独到之处，观其一节，时或三圣所造为深，然思想渊源，盖罔不导自三圣。”[7](P1)梁启超把老孔墨三圣并列，在先秦诸子中确立墨子学派的历史地位，对于开拓近现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
2.初步阐发了墨子学说的精华。前面所说的牺牲精神、互助精神、和平精神、实利精神、科学精神、实践精神等，都是梁启超对墨子学说精华的阐释。值得说明的是，梁对墨学精神的阐发乃在于救世。梁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活动家。他对墨学精神的阐发，目的是弘扬墨学精神，培养“新民”，救中国。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他推崇“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8](P115)他自号“任公”，大概就是从“任士”转化而来的。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说》一文中，他还说：“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9](P49)他认为应当把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尽管梁的思想一生多变，但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救国主义者。梁启超是一个忠于自己理想的人。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变动面前，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学以致用。他看到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差距，他一方面主张变法维新，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积极因素，作为精神支柱。
3.初步考证了墨家学派的历史演变。在梁启超之前，对墨家学派历史演变考证成绩最大的首推清末的孙诒让。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他说：孙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兴，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复辑《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合为附录一卷；复撰《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子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各一篇，合为《墨子后语》二卷。俞荫甫序之，谓其“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诚哉然也！……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10](P359)在孙诒让之后，康有为、章太炎对墨学也有一定研究。康有为是在对孔学研究之中涉及墨学问题的，他本人没有专门的墨学著作，但对墨家学派演变也有一定的研究。梁启超师承康有为，受康的影响较大。梁对墨子年代的考证、对墨学的演变用功甚勤，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4.开拓了墨学研究中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近代，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哲学观念大量涌入，梁启超在接受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自觉地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尽管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毕竟开拓了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加以比较。他认为，二者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他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这是推动希腊学术进步的思想武器。而中国先秦的逻辑思想不太发达，“其间惟墨子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1](P34)在《子墨子学说》中，他还把墨子的政治、国家思想与霍布士、洛克、卢梭、康德等加以比较。认为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墨子思想与他们很接近。他甚至说：“今世所谓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为精神，面不得不以法制干涉为手段。墨子之民约建国说与君权神圣说所以并容不悖者，亦明此而已。”[5](P41)在《墨子学案》中，他除了发挥这个思想之外，还把墨子的人口思想与玛尔梭士（按：即马尔萨斯）联系起来。他说：“墨子的人口论，和玛尔梭士的人口论，正相反，玛尔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是人少，人少确是当时的通患。”[1](P17)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旁征博引，比较研究，与他渊博的知识有关，这种治学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5.推动了墨学研究的复兴。在梁启超之后，墨学研究一度出现热潮。胡适在为梁启超《墨经校释后序》中说：“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现在梁先生这部新书，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广的新兴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读墨子的人欢迎”。[3](P99)胡适还对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他自己治墨也有所创建。王桐龄治墨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他在《儒墨之异同》一书中说：“今人新会梁启超复汇集历来学说，参以近代新知识，作墨子学案。用科学的眼光，以解释墨子。凡墨子学说，与西洋古代学说有何种联系，与西洋现代学说有何种联系，墨子理想，影响于现代思潮者何若，影响将来思潮者何若，一一加以解析。于是墨学遗骸，遂如神女再世，灵光普照大地矣。”[12](231)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系统地阐发了梁启超提出的墨学精神，进一步提出：“今欲重振华夏，再建禹域，非恢大禹之精神不为功。读墨子者，当时时有大禹之人格与社会在。心大禹之心，行大禹之行，学大禹之学，志大禹之志。”[13](P196)这些思想的提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