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社会存在--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辩证的社会存在--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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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114X(2000)06-0050-08

中共十五大报告重新强调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长期处在这个初级阶段”:指出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国情”,是“我党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只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现实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侧面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才能自觉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克服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报告着重指出:“这次大会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据党的十三大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特指”概念。它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例如我国那样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也不是一般地指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特指例如我国这样一些特定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这么一种情况。它更不是笼统地指“后”资本主义那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是特指若干例如我国这样一些“后”发展国家为进入未来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独特准备方式。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是属于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知道,自“三大改造”完成以来,我国的生产力确实有了史无前例的飞跃性巨大发展,生产总量已达世界前列,但国民收入至今却仍然尚未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并运转了近半个世纪,但这个制度至今仍未臻完善并且急需多方面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国已经占据了法定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要和理论全貌也并不见得那么真正了解熟悉。由于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客观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有不同方面的实质性发展以外,还多有不同程度的明显扭曲和粗暴附加。十分明显,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但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自身成长”的“成熟阶段”。

对于这个阶段,毛泽东年代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改革开放后则改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前者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行的领域和范围之不全面,表征这个制度有待于在若干新领域和新地区的进一步推广;而后者则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发展的状态和程度之不完善,表征这个制度有待于改革而进一步趋于完善。党的十三大文件指出,这个阶段的本质规定有这么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由此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继续发挥了十三大的这个说法,把十三大所说的生产力几个不同层面的“同时存在”和从传统到现代的四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为“处于转变过程”的九大“历史阶段”,同时还相应地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我党在这个阶段中关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基本纲领,说明和论证了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与实现我党最高纲领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报告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是个没有历史内容和自身规定性的意向性普泛化模糊概念。所谓“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原因之一便是人们还未能真正搞清其客观的历时定位和发展走向,因而在认识和操作上便失去其“分寸感”和“适合度”,形成操作实践那事实上的“进退失措”和“快慢不讨好”,并在思想理论上产生各种明显的理解混乱和扭曲附加。古人有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于这一系列客观存在的扭曲、混乱和矛盾、问题,恐怕很难用所谓“出力流汗”、“埋头苦干”以及干脆“不闻不问”、“不管不争”的回避方式来解决。我们以为,只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整个人类历史演化的坐标上,就全球发展、自身历史和理想追求的三维运动状态,去明确其当前格局的“形”和未来走向的“势”,才能弄清它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和“要到哪里去”,以及它的当下状态“到底怎么样”、“不得不怎么样”和发展走势“不应该怎么样”、“不可能怎么样”,由此才能进一步真正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找到和找准自己的出发点。

就目前所流行那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跟当代资本主义关系历史定位的方法论上看,我们大约可以归纳为这么两类四种:第一类是把这两个社会形态看作前后相继、互相替代的“历史性状态”,第二类则是把这两个社会形态看作同时共存、相济互补的“共时性状态”。第一类又可分两种:“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第二类也可分两种:资本主义方式和非资本主义方式。

把这个阶段解释为“前”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历史发展阶段那“一定之规”是循序渐进而绝不能逾越的。中国事实上并未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和充分发展的阶段,尚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现代化。作为跟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形态,就历史进程而言既可以是“前资本主义”,也可以是“后资本主义”的。我们社会存留的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状况确是有目共睹的,不能过高估计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来完全是搞早了、搞快了、搞急了、搞乱了、搞糟了,我们在事实上其实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假如当年不去搞什么“三大改造”而一切“按步就班”循序渐进慢慢地来,那发展的情况就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整体上不但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而且还低于当今世界的平均水平。没有原始积累就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一切,说白了就是要“退回去”重新搞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并在这个“退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工业化,走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通过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来为未来社会准备条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人们为什么不能老实和干脆一点呢?

把这个阶段解释为“后”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历史演化不是胚胎发育或逻辑推演,而是千百万人的革命性创造;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因而并非不能跳跃,而且中国近代以来陷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本身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变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可以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状态。生产力发展不能逾越,不等于社会制度发展不能逾越;世界历史总体不能逾越,也不等于某些局部发展不能逾越。未来社会条件不成熟,完全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为它作准备并加速其发展。而且我们社会体制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说也一直很高,有着自身的明显优越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和替代,因而应是“后”资本主义的;而且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事实上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总不能因某些人的好恶而硬要把它的“出生证”收回去吧?就算把“出生证”收了回去,但它仍然留在世界上当个“黑人黑户”,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是个“客观存在”,无法混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客观实际,把自己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过去“搞早了”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根据,而且也不等于完全“搞糟了”;我们的“三大改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也并非坏事,而且历史发展也无法倒退和无法重复,世界历史已经极大地前进了,为什么一定还要迷恋几百年前那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呢?

把这个阶段解释为资本主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说的“初级阶段”,虽然不能说是绝对“前”资本主义,但一定意义上则完全是“前”社会主义的。它愿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有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要为社会主义作准备,也并非等于就是进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并不是由领导意愿、政治暴力或意识形态决定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任务,就是为未来社会作好物质和技术上的准备。我们现在所需完成的历史任务,同样也是为未来社会作好物质和技术上的准备。目前人们所作的很多东西,其实质内容都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技术依托、国际惯例等等,都是全世界一样的,跟国际惯例接轨不外就是跟国际资本接轨,我们无法把生产关系从社会形态中“剥离”出来,改换名字也并不等于改变实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作用不外是“不要转轨太猛”,以保护某些既得利益不致于迅速走向瓦解,并且防止人们“感情上受不了”和避免社会“发生激烈动荡”。资本主义其实基于“人类自私的本性”,人们只能顺应这个本性而不能违反这个本性。而且目前资本主义也看不到有什么边界和极限,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可能真正灭亡。我们操作上还是实际一点,不要拿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口号”来“自己骗自己”吧。

把这个阶段解释为非资本主义的认为,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状态和各国雷同的发展方式。跟“前”资本主义各国“简单集合”和“后”资本主义各地“多元互补”的世界整体格局不同,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两极对抗、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的世界有机整体格局。单一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道路绝对论”现在已经失去了解释能力,基于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都很不一样,模仿西方道路绝对不可能成功。正如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整体格局两极结构中的另一极一样,现实社会主义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整体格局两极结构中的另一极。这是经济落后国家反抗国际资本压迫和寻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努力和尝试,是当今走向现代化的另外一条“强国之路”。历史已经证明,脱离自己国情摹仿别人搞“全盘西化”,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中国哲学不是讲“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相济、对待互根”吗?为什么一到讨论具体问题时,又来个“阴阳混淆、一律对待、抹杀差别、简单模仿”呢?当下两大主义在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还必须要看到事实上仍然有着极不相同的发展方式。不能搞“未来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不能搞“现实社会主义”。基于自己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绝不能把“资本的特权”混同于“劳动的解放”。把“现实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当下资本主义”,很难说是什么实事求是。

笔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理解,倾向于最后种,亦即“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探索”。这个探索的出发点背景,是当代“信息革命”后“全球一体化”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维持“自然经济”、“自我独立”形态的“前”资本主义;这个探索的最后落脚点,则是扬弃了异化劳动的“后”资本主义,而不是仍然保留有异化劳动的当代资本主义;而整个探索过程,则是在当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背景中展开,亦即在当代世界经济信息化、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展开,同时又是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的实践中展开。

按笔者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格局和社会内容,当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探索”。就其大的社会历史内容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规定,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事实上又有着颇为独特并溶多种因素于一身的“现实社会主义”操作原则;它有着明显的“非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已经出现若干“超越”现行资本主义的运行因素,然而又无法彻底摆脱现实资本运行逻辑以及其相应的某些弊端,并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独特磨擦和潜在冲突。其价值选择和历史走向,则是“批判”和“超越”而不是“顺应”和“认同”当下资本主义的社会运行状态,具有“未来社会主义”以至进一步的“共产主义”要求。如果没有了这后一方面的内容,便同样就没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没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具体地说来:第一,我国目前确实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但这个社会主义只是“现实社会主义”而不是“未来社会主义”,还不直接等于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个“现实社会主义”跟“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我们事实上不可能而且也没有用“未来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制定当前的政策,更不具有“未来社会主义”的客观运行状态。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目前正处在“初级阶段”上,但这个“初级阶段”又只是相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应当”,而不是相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来说的;我们事实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退到”当年欧洲搞“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上,更无法简单地模仿并进入当代发达国家的西方式典型资本主义状态。

笔者以为,出发是“离开”而不是“维持”,从实际出发不等于要永远停留在当下现存状况上面。简单地只让理想去适应现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让现实去适应理想。人类实践区别于动物的东西,在于“改造世界”而不是“适应环境”。由此人的眼睛总是要“往前看”的,不应把现存状况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一提当下变化和未来走向,便给扣上“主观幻想”和“脱离实际”的帽子予以“封杀”。改革的内涵就是“改变”而不是“维护”当下关系和秩序。而且在事实上邓小平本人也并不讳言“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那个有名的“社会主义本质”界定,就明显地没有“执着”当下状况(生产力落后和社会体制不完善),而恰好是要“改变”这个不如人意的状况,亦即是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预期的“战略选择”处入手的;其着眼点当在于“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并不允许躺在过去成绩上睡觉。

在这里,就其基本格局和社会内容的角度来说,笔者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之层面的内容:

一、“资本主义时代”,这是个历史演化阶段“大形态”的概念,强调不同于“未来社会”那“初级阶段”内容,表述我们跟当代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某些相同共性。作为对“历史时代”的界定,其着眼点当是当下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构、类型以及相应的历史任务。我们以为,现实社会主义跟当代资本主义事实上共处于同一个“历史发展序列”上,虽然互相竞争磨擦,但却有着结构相同的基本矛盾和大体一致的历史任务;应当明白,我们的现实社会主义仍然是建立在旧式分工、商品交换、资本纽带和人的物化上面,仍然存在社会化要求跟反社会化力量的磨擦和冲突的;仍然陷于对“经济必然性”的盲目,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其历史任务同样也只能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为未来社会作好物质技术上的准备,尚未进入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也没有形成与此相应的“自由人联合体”,把它简单地只看作是跟当代资本主义时代前后相继的历史性“替代”形态,明显地是不对的。

二、“非资本主义方式”,这是个社会体制和发展道路“小形态”的概念,强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表述我们跟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道路上的明显不同个性。作为对“发展方式”的界定,其着眼点当是活动的目标取向和操作原则。我们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跟当代资本主义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发展道路”,有着跟当代资本主义颇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操作原则;而由于历史背景和国际格局上的分岔,类似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内部缺乏根据而且外部也缺乏条件。现实社会主义跟当代资本主义,是当今时代同一国际格局背景下对立统一的两端。由于处于同一历史时代而干脆把它完全混同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简单地抄袭西方道路并且不加分析“拿来就用”,那同样也是不对的。

三、“实践探索”,这是个社会运动和具体操作“技术化”的概念,强调主体性的“实践过程”,表述我们当下不断演变的运动状态和演变过程。作为一种实践探索,则是在大量不同意见的磨擦、争论和多种操作尝试的冲突、较量过程中实现的,把某个意见和某种做法孤立起来使其神圣化和绝对化,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运动的本性。必须明白,现实社会主义目前不过是在探索的实践过程当中,远未形成一个成熟并具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它溶多种因素于一身,仍然带有整体上某种历史过渡或准备阶段的色彩,但又明显地区别于“前”、“后”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和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特征。

由此,不能用一些僵死过时的观念去裁判现实生活。重复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抹煞探索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的兴衰、消长和发展、演变,抹杀,还有与此相应那不同意见的磨擦、曲折和交融、整合;把探索过程中某些特定阶层和特定阶段的具体想法和做法理想化、凝固化、普泛化、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并定于一尊,进而排除不同意见的存在理由和侵犯不同意见者的合法权益,停止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把一些心血来潮、随机应变和临时对付的具体政策安排,说成是至少可以维持百年不变的最高原则,那恐怕更是有问题的。就这样,我们的思考从“定位”走向“定向”,从“现存”走向“应有”。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发展虽然可以是五化八门,而且人们也无法排除其漫长发展过程中各种形式进进退退的迂回曲折和具体演变,但就其长远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恐怕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就当代来说,则只能是生产“社会化”的方向而不能是“反社会化”方向,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的前进”而不是“社会化的后退”,亦即要用“劳动的解放”去取代“资本的特权”,而不是用“权贵的暴富”来替换“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社会走向跟未来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是“同向不同序”,而并非是历史发展阶段上那跟资本主义“异向而同序”的关系。就当下世界性的市场交往而言,我们的近期走势应该是“资本作用的扩大”而不是“资本作用的缩小”,但就当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方向而言,我们的远期走向则只能是“资本关系的扬弃”而不是“资本关系的复归”。

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什么“资本主义补课”的“暂时后退”以至“真正后退”、“彻底后退”,以为历史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并且可以简单重复和推倒重来,否认任何行为都要重构发展环境因而历史发展“确实没有退路”,那就更是错误的。应该明白,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没有共同的发展道路,但却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共同的演化方向。当下确实不能实行未来的政策,但这并不等于必须就此“取消”未来发展的客观可能和实际走向;我们目前确实没有条件立刻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这也不意味人类今后永远没有可能进入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当下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不等于未来的终极走向,我们不能把当下改革的目标模式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此外还有,如果把中国特色跟人类文明对立起来,把当下发展跟未来走向对立起来,与此相应亦即把具体道路跟终极目标混为一谈、把中介过程跟最后方向混为一谈,把操作手段跟发展目的混为一谈,那同样也是不妥的。

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真正“对立统一”的“辩证的社会存在”,而这个“辩证的社会存在”又是历史地形成的。应该明白,中国作为世界近代东方矛盾的焦点,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面,在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跳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又是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包围封锁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入这个阶段的。这里应该明白,历史发展总体演进阶段的“不可逾越”,并不等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社会发展方式的“必须重合”。由于现实社会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使我们确实无法“直接进入”未来的社会主义;但同样由于这个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所造成的生计特别困难,又刺激了我们要“赶快搞社会主义”以养活庞大的人口。

就一个方面来说,初步社会化的生产状况以及国际性生产力背景和相应的世界整体格局和矛盾状态,促使我们国家开始有了不同于传统社会走向的“现实社会主义可能性”,而能够避免传统资本主义道路所产生的各种痛苦,这对我们民族来说也不能认为是个坏事;但在另一个方面来说,历史带来那自身生产力的相对落后,还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统一市场中的“边缘位置”,还有那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包围,又造成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问题和困难,并由此形成了新建生产关系和新建上层建筑中某些相应的缺陷。

就社会形态上说,我们跟当代资本主义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之两个不同的存在方面或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但这个历史时代却是世界要走出工业社会的“当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世界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的“早期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哈贝马斯把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亦即“有组织的或者说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由此就技术形态上我们自身的发展而言,中国虽然仍然不得不要“迅速走进”现代工业社会;但就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而言,中国与此同时还必须要考虑怎样尽快“逐步走出”现代工业社会。

上述几个方面的双重任务,都是在一系列“对立统一”过程中展开的。应该指出,我们当前发展的“非资本主义方式”,还并不是完全排斥资本机制的“反”资本主义方式或“后”资本主义方式;它只不过是在承认资本机制的前提下,对其实行某种“引导”、“规范”和“利用”、“限制”政策,给它划定一个合理的活动范围和提供一个得以发挥作用的可行性空间,不让“私人资本”处于整个社会的支配地位,努力防止发生大规模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生活失控,在承认资本使用的前提下反对资本对劳动的过度侵犯,并明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若干操作原则而已。当世界已经进入20世纪以后,孙中山也明确了要“节制资本”,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连典型的资本主义也有了宏观调控;理性的局限也并不等于理性完全无效。号称站在时代前列的我们,难道还要退到孙中山以前,搞原始的“资本放任”政策吗?

应该明白,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社会主义”名称,并不表示我们目前的一切东西都已经是未来“社会主义”状态的了,它只不过是表示我们理论上选择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且有决心在操作上逐步现实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罢了,其跟“新民主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已经建立了一种“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明确了一种“现实社会主义”的运作原则。必须承认,我们确实建立起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特殊的生产、分配体制和相应的国家制度,采用“统一计划”形式进行资源配置和相应的无产阶级专政安排;因而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应是完全可以的。但它还不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它的生产力基础并不发达,不但没有消灭阶级,仍然存在并强化国家机器,甚至还不能消灭小农,还未达到“共同富裕”,更未达到“世界大同”,其根本的历史任务还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它那制度安排则更是“不完善”和“不够格”的。过去人们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理想、意愿和理解的东西“指鹿为马”统统“妖魔化”地扣上“资本主义”帽子,这是绝对错误的;但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把现存秩序“指马为鹿”全部“神圣化”地称之为“社会主义”,那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目前我们当前社会结构中那“受限制”的“半资本主义”和“不够格”的“准社会主义”双轨客观并存和竞争、冲突、互补、互动,引起了人们深刻的思想困惑和操作混淆,而就其争夺自己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角度来说,二者也未必完全没有真正“你死我活”的实际冲突。必须指出,社会主义虽然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产生,但它本身却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事实上只有“技术”性质而没有“社会”性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而不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决定生产力。我们必须依托清醒的头脑走出生产方式内部这些混淆和困惑,坚持原则而又随机就势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邓小平则认为,我们的“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里有两个“不”而不是一个“不”,用“数学式”的开玩笑语言,不妨叫做“不的平方”、“负负得正”;我们显然是不能仅用这样两个“不”字,去具体界定未来社会发展状况的。所谓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并不那么清醒,主要指的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形态和运行状况”并不那么清醒,而不是主要指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历史要求和发展走向”不那么清醒(虽然这个方面同样也有着大量的扭曲和附加)。而我们说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也是指初步系统地解决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问题,而不是指完全地具体解决了“什么是未来共产主义”和“怎样建设未来共产主义”问题。

在这里,任何人都只能解决自己时代所能提出和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只有后代才能提出和才能解决的问题。把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强行“搬到”现在,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把现在“行之有效”的东西硬要“安到”未来的头上,恐怕同样也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现实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下的客观出发点,中间借助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后走向人类共同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明白,“出发点”跟“落脚点”是有明显距离的两个点,“落脚点”必须要突破、离开、扬弃和超越“出发点”,如果“出发点”跟“落脚点”都是同一个点,把“出发点”的现存状况给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那在事实上便是没有任何前进的凝固、僵死,最后便是导致瓦解、灭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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