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不同理论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认知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9-07-10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5-0038-43
自欧洲一体化起步之日起，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各国就试图在安全和外交上用一个声音说话。1950年10月24日，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又称“普利文计划”，但后来由于法国议会的否决而搁浅。60年代，又提出过富歇计划，但也以失败告终。欧共体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合作在1970年由于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PC)的启动而出现了新的进展。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对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反思，在《欧洲联盟条约》中提出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在对外关系领域取得了进展。欧盟对外关系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此作出理论上的阐释。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一直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所忽视，或者仅仅被当作一种经验性事件来处理。尽管如此，不同学术流派仍然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自己对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理解。
联邦主义
联邦主义是解释欧洲一体化的传统理论，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出的永久和平的方案，同时也从美国的建国经验中汲取了营养。①这一学派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产生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多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存在带来的是国家之间的不信任、相互威胁、竞争和冲突。因此，解决国家之间无政府状态的传统手段例如外交和均势等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欧洲各民族国家只有通过毅然决然的自我否定，将其主权让渡给一个欧洲联邦国家，才能消除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实际上，战后联邦主义者推动欧洲一体化时所持的理由就是为了防止内部的冲突(主要是实现法德和解，实现欧洲和平)和对付外部的挑战(包括抵制苏联的扩张、迎接美日的竞争)。②
联邦主义的基本动机是政治性的，联邦的目的就是要把正在走向联邦化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中心机构。该中心机构将被赋予对某些经济杠杆的控制权，以便能够更好地完成向各成员国提供集体安全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对联邦不是很关键的那些国内事务，各个民族国家将保留自己的权限。③一个超国家形式的政府将管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国家政府在国内管理自己国内的公民的事务那样。联邦主义通常设计两个层次的政府，即部分和整体，并把特定的功能分配到政府的不同组成部分。但是，联邦必须享有对暴力工具的最终控制权，否则的话联邦内部就有发生冲突的风险，这些冲突可能是联邦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也可能是各组成部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因此，形成共同对外政策是联邦主义方案的主要目标。
但是，联邦主义者也认识到，“由于欧洲各国具有悠久的外交传统和民族特性，迅速在对外政策领域建立欧盟的超国家权威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④在民族国家放弃国家主权之前，欧洲政治合作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都只是国家的对外政策，谈不上什么欧洲的对外政策。联邦主义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因为这只是基于某种政治哲学传统的期望。它只是在讨论不同国家为什么需要组成一个联盟，而不是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最终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尽管历史上这样自愿的主权让渡非常罕见，即便就欧洲而言，这样的主权让渡也并非确定，但是，对联邦主义者来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人们感到需要一个有效的欧洲对外政策。
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另一个传统理论路径，它传承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但在欧洲共同对外政策问题上却采取了与功能主义不同的立场。
功能主义相信，现代社会越来越被诸如公民福利、经济增长等一些可以称之为“低级政治”的事务所主导，一体化的基本动机因此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而是产生于民族国家在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务方面的无能。米特兰尼认为，世界战争源于这个世界被分割成众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国家。由于难以割舍的民族主义的影响，通过成立世界政府来消除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建立类似邮政联盟的功能机构，“随着国际活动及其代理机构网络的扩展，将会克服政治分歧，所有国家的利益和生活，将会因此逐渐走向一体化。”⑤国家的划分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和平将得以维持。将来也许会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协调中心，但对于成功的国际关系体系而言这并不是必需的，也不是令人向往的。米特兰尼坚持走的道路是彻底的技术化和非政治化，因为在他看来，政治本身就是造成世界分裂、引发冲突的根源。米特兰尼对低级政治的坚持，决定了他对属于高级政治的对外政策问题必然采取回避态度。
新功能主义继承了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基本主张，但不同意走完全非政治化的道路，从而肯定了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可能性。新功能主义认为走完全非政治化道路，把自己限定于技术性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是完不成一体化任务的。“对于像让·莫内(Jean Monnet)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实践者以及欧内斯特·哈斯(Ernest Hass)这样的新功能主义学说的创立者来说，功能主义只是通向目的的途径，其最终目的是要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包抄，建立一个联邦机构，用哈斯对一体化的定义，就是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⑥因此，新功能主义预期，一体化是建立在原始意图和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越来越密切的联盟”。
即便如此，新功能主义仍然强调“低级政治”，排斥权力政治，轻视外交政策。新功能主义所主张的一体化过程是渐进的、自发的溢出过程。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功能性的溢出，产生了技术性的溢出，这种技术性的溢出能够产生政治性的溢出，也就是说，在某个特殊的技术领域的一体化，可能通过一系列小的逐渐的步伐，最终导致对国家主权来说至关重要的更宽泛领域的一体化。一般认为，属于高级政治的对外政策一体化将在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之后而发生。1952-1954年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和1961-1962年富歇计划的相继失败，可以被认为是对外政策领域等待自然溢出的失败。但是，在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过程完成之前出现对外政策一体化的可能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欧洲政治合作中得到了体现。但是由于这种政治合作出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一体化在其他主要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之前，并不是欧洲一体化自然溢出的结果，而被新功能主义认为是外部刺激结果，也就是说，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他国家可能为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体化提供某种激励，例如非成员国希望把一体化进程中的所有成员国作为一个单一伙伴而不是与所有成员国逐个进行谈判等。⑦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功能性需求将导致参与一体化的欧洲国家作出决定，把它们的资源集中起来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外交政策不涉及立法，通常其面临的失败风险也较低等，也促进了对外政策的一体化。
现实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政治合作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更广的范围上的复兴，构成了重新阐释欧洲机构的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欧洲政治合作表明，对欧洲共同体来说，确实有一个外交政策层面，并且欧洲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已经在迫使此前忽视它的那些理论家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对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理论争论也超越了联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解释欧洲一体化的传统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主导范式，其对欧洲对外政策的理解很值得人们的关注。
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认定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家最基本的动机是生存，国家都试图保持其主权，因此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对于欧洲一体化，新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肯尼斯·沃尔兹认为，这只是一个例外。⑧欧洲一体化的出现是多极系统向两极系统转变的结果，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为西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环境。⑨后来，沃尔兹在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的未来进行评论时认为，“正在出现的世界仍将是由四到五个大的力量中心组成的世界，不论欧洲这个力量中心被称为德国还是欧洲合众国。”⑩沃尔兹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变革(实质上是指欧洲变成一个国家)，欧洲不会变成一个大的力量中心。但他对欧洲变成一个国家的前景感到怀疑，因此，他预言欧洲变成一个大的力量中心的可能性是没有的。(11)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是不被承认的。
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和“欧洲外交政策”的起步迫使现实主义对这一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欧洲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现实主义理论家通过对一体化原因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欧盟对外政策的认识。首先，现实主义者认为，(1)一体化是理性的国家战略选择，换句话说，一体化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国家在1945年之后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战争破坏的结果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一体化是欧洲国家抵抗苏联的入侵和抗衡美国霸权的需要，也是消除战争恶果的需要。(2)一体化是国际体系施加的限制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依据自身的超级权力为国际体系带来秩序的情况下，国际合作才是可能的。(12)当存在明确的权力等级结构时，利益冲突就很少或没有，因为较强大的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施加自己的意志，而弱国则被迫服从。在冷战期间，美国试图增强西方阵营的力量反对苏联，并希望西欧在防务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美国支持诸如一体化这样的措施，以减少联盟内部的冲突，增强集体的经济和军事效率。(3)一体化是西欧内部的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约瑟夫·戈里哥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其他国家试图限制德国的结果。“如果国家享有共同的利益，并且依据合作性安排的规则进行谈判，那么较小但仍然有影响的那些国家将努力寻求这些规则将能够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机会，使它们能够表达自己关切和利益，从而防止至少是降低更强大的伙伴对它们的控制。”(13)罗伯特·阿特认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向更紧密的联盟推进的过程中，“对相互安全的渴望对西欧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其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些国家第一次推进(联盟)时所产生的影响一样”。(14)
总之，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一体化，包括创建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努力，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建设一种更加强大而持久的联盟形式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认识到欧洲大陆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引起的自杀性的后果，以及欧洲国家国际地位的严重下降，欧洲国家决定进行一体化便是很合乎逻辑的了。因此，在现实主义各派看来，欧洲共同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世界强权分布的反应，即便它们承认欧洲对外政策合作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存在，也认为这只是政府间的定期聚会，商谈加强它们利益和权力的新的联系方式的论坛，欧洲对外政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而只是老式的联盟外交的新的翻版”。(15)决定欧洲对外政策的因素，主要仍是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当成员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一致，那么欧盟共同的对外政策就产生了。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惟一的行为体。在超国家层面(一些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例如欧共体)和跨国层面(例如跨国公司、宗教组织等)以及次国家层面(例如利益集团和政党)，其他类型的行为体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政治中允许合作存在和国际制度的发展。由于自由主义承认超国家组织的作用，对国家间合作的前景一般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因此更乐意承认欧共体和欧盟的成功，对欧洲对外政策也持比现实主义更加灵活的态度。
首先，自由主义承认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存在。自由主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发生了民主化的浪潮，欧洲一体化正是这种民主化的结果。民主国家(或者用康德的说法共和国)和非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16)特别是，民主国家相互之间更不容易发生战争，从而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欧洲共同外交政策正是这种安全共同体形成的结果。自由主义流派中的自由制度主义从国际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欧洲共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根据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国际体系中的冲突是由于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之间缺乏信任造成的。但是，通过增强不同行为体之间利益的共同性，通过降低某些不确定变量，通过强调在一个更加结构化的背景下的互动，是能够增加合作的前景的。(17)这些条件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实现，其目的是削减国家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不信任。当交易成本起到阻止和禁止作用，而特定的制度不够有效时，国家可能最终寻求一体化。卡尔斯滕·塔姆斯认为，一个计划越是抱负雄伟，集体行动的难题越是尖锐，因此，欧洲制度符合缓解在军事领域合作中出现的集体行动难题这一目的。(18)因而欧洲共同外交政策有其合理性。
其次，自由主义在肯定欧洲共同对外政策可能性的同时，对其有效性却表示怀疑。新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形成的安全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共同的对外政策会成功。由于共同对外政策属于公共物品，因而会出现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欧洲共同对外政策必然有其局限。当一个协作性安排产生公共利益的时候，参与这一安排的每一方都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不用花费某些代价而享受某些好处。但是，假设所有参与方都持有这种想法，那么就会出现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倾向，从而使多数国家或者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从而产生次优结果。就欧洲共同对外政策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所有国家在基本政策上达成一致，并且认为有实现共同对外政策的必要，欧洲共同对外政策仍然会失败，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承担实施的代价。克里斯托弗·希尔指出，欧洲国家“发现根据集体战略达成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之后坚持这些战略是非常困难的”。(19)同时，和经济发展相比，更有可能出现集体行动的失败，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西方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遏制苏联所必需的，但并没有刺激欧洲人在防务上的投入，因为它们的安全已经获得了保障，(20)因此欧洲发展共同对外政策的动力不足。自由主义学派中的政府间主义依据双层博弈模式对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有效性表示了怀疑。该理论流派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政府是在两个不同的舞台上同时行动的：一个是国内舞台，另一个是国际舞台。(21)安德鲁·莫拉什维克是政府间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政府在超国家层面上就国内选民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因为它们的基本兴趣在于重新当选。“国际谈判和制度改变国内背景，而在国内背景中，决策是通过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得以实现的。……对国内政治资源的控制权力的重新分配，……通常对直接监督国家参与国际谈判和国际机制的人，通常是执行部门的人有利。……国内权力资源的这种变化反馈到国际协议里面，通常会促进国际合作。”(22)换句话说，通过把某些政策授权到超国家层次，政府可以增加而不是削弱自己的权力，因为政府获得了反对其国内敌人的额外的资源。一体化因此是在政府严格计划和控制之下的过程，只有当政府感到超国家战略符合其利益并加强其对政府在某个问题上的控制的时候，才会参与其中。这样看来，对外政策仍然不属于共同体一体化框架，属于一体化框架之内的是货币和商业政策，对外政策仍然将与一般的一体化严格分离。莫拉什维克的思想受到了阿兰·米尔沃德的支持。米尔沃德注重对历史探询。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在战后重建时期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欧洲国家的主权。关于欧共体的起源，米尔沃德认为，“民族国家在欧共体的形成过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对这一新的产物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23)
最后，自由主义认为欧洲共同对外政策在不同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有差异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学术基底一般注重商业主义传统，强调经济过程的重要性。这一流派认为，跨国流动的增加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改变了关于“国家利益”的传统概念，安全事务已经丧失了其优先地位，经济方面的考虑迫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产生了通过建立足够规模的机构把政治资源聚集起来的动力。欧洲一体化因此是更加广泛过程的一个副产品。相互依赖学派借用了功能主义的逻辑，尽管并不赞同后者的宿命论式的结论，但是认为相互依赖导致世界事务中出现了对一个联合的欧洲的需求，从而导致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出现。自由主义对欧洲对外政策的理解有助于解释在不同领域形成共同立场的时候所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功，例如在对外经济政策一体化方面要比在军事能力方面更能取得成功。
建构主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建构主义因素，其中也涉及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方面的研究。建构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有两个基点：首先是社会本体论。建构主义强调国际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物质因素，也有观念因素。其次，结构主义方法。建构主义强调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作用，行为体的身份、偏好和行为都受社会环境(主要由观念构成)的影响，结构建构了行为体，同时，行为体通过日常的实践创造、再现和改变着社会环境。建构主义非常重视行为的社会根源以及观念的力量，倾向于把欧洲机构看作是一系列规则，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欧盟的对外政策。(24)
建构主义认为，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欧洲集体外交身份建构的历史。国际结构和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不仅改变了欧洲国际结构，也改变了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认同，塑造着欧洲的共同外交文化。早期的欧洲政治合作是建立在卢森堡报告基础之上的，当时除了设立外长理事会和政治委员会之外并没有规定完整的政治合作程序。但是，依靠轮值主席国通过试错的方式对合作机制的不断探索，例如1971年工作小组、1974年成员国外交部长会晤机制和欧洲理事会等机制的设立，欧洲政治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联合声明、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机制和程序规则，制约和规范了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一个欧盟集体外交身份已经形成，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外交共同体文化。(25)从理论上讲，国家并不把主权让渡给国际机构，而是保持着对其决策的最终控制，但实际上，一旦形成外交共同体文化，国家总是倾向于追寻国际机构的规则和“程序”。换句话说，国家根据适当的逻辑服从国际机构规则，除非这样做会直接损害它们的切身利益。因为它们担心被其他国家看作是不值得信任或者不合时宜。(26)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话，国家政策将支持这种共同立场。随后将出现一种欧洲化过程，这一过程将逐渐拉近各国的立场，一个“欧洲外交共和国”已经出现。(27)
建构主义对观念因素的强调，使他们把欧盟理解为一个规范性实体，并从这一角度理解欧盟对外关系。他们认为国家不仅仅寻求物质方面的目标，同时也受到意识形态动机的激励。欧盟的存在这一事实形成了保持欧盟统一的压力，欧盟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存在，保持着某些基本的原则——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这些原则对内使欧盟成员国产生了一种保持同样的目标和构建欧洲身份的刺激，对外则推动着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对于试图加入和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来说，欧盟的共同外交文化对其外交身份、利益和政策具有突出的建构和制约作用；同时，欧盟在西欧内部为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道德性的框架，在对外部关系中，也要把这一规范性和道德性的框架推而广之，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道德权威。罗伯特·库伯就认为罗马条约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后现代体系，“(这个)后现代体系并非依赖均势而存在，它也不强调主权以及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分离。欧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相互干涉(国内事务)的体系，直接涉及啤酒和香肠。”(28)因此，欧洲一体化也被看作是建构另一种形式的国际秩序的试验，在这场试验中，冲突被合作所取代，猜疑被相互信任所取代。
结束语
欧盟的特殊性决定了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欧洲的对外关系，对欧洲对外政策不同的理论解释相互碰撞推动了人们对欧洲对外政策的认识的发展。联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作为解释欧洲一体化的传统理论，都倾向于强调在外交政策领域一体化的内部影响，认为这是建立一个超国家行为体或者新的国家行为体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这两种理论的前提是想当然地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一个超级国家，低估了民族国家可能出现的抵制以及欧洲一体化最终发展为其他形式的可能，这种一厢情愿的“宿命论”很难同欧洲一体化及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实践相吻合。现实主义并不赞同联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乐观预期，它坚持国家中心视角，立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特别关注从成员国层次向联盟层次上的主权让渡，脑子里总是把欧盟对外政策领域与国家控制的其他传统领域如货币政策领域已经发生的进展进行对照，特别关注防卫领域的一体化，如共同的欧洲工业、司令部、甚至一支欧洲军队，对欧洲共同外交的可能性充满了怀疑。上述三种理论尽管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把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体，属于欧洲对外政策研究领域的国家主义模式。
与上述三种理论不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关注欧盟或欧共体所处的国际机制或其他结构的功能，其核心视角在于结构而不是行为体。因此，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变种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方法。尽管自由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在关注“低级政治”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新功能主义为欧洲一体化设定了一个最终目标——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包抄，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而自由主义则不然，这就导致它们在理解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方面的重大差异。自由主义舍弃了国家中心视角，转而从国际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把其作为一种能够影响成员国各种对外政策的制度，从这一角度思考欧盟对更大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建构主义所关注的结构是欧洲的共同外交文化，强调的是观念因素，把欧洲制度理解为一种规范性实体，着力分析欧洲政治合作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机制和程序规则对成员国和外部世界的影响。
各种学术流派的相关理论阐释为我们理解欧洲共同对外政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解释往往针对不同的议题具有不同的解释力，这是我们把这些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时所必须注意的。
注释：
①郇庆治、胡瑾：《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之争》[J]，《欧洲》1999年第6期。
②[英]约翰·平德：《联盟的大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5页。
③房乐宪：《联邦主义与欧洲一体化》[J]，《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④陈志敏，[比]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M]，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⑤D.Mitrany,"A Working Peace System",in B.F.Nelsen,A.C-G.Stubb(eds.),The European Union: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4,p.79.
⑥(15)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第272页。
⑦P.Schmittc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Vol.23,No.1,pp.161-166.
⑧⑨[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第81—82页。
⑩K.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Vol.18.No.2,pp.49-79.
(11)K.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c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Vol.25,No.1,pp.5-41.
(1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J.Grieco,"The Maastricht,Treaty,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and the Neo-Realist Research Programm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Vol.21,No.1.
(14)R.Art,"Why Western Europe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96,Vol.111,No.1.
(16)M.Kant Doyle,"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3,No.12,pp.205-235.
(1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C.Tams,"Functions of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Identity and Its Institutional Form",in H.Haftendorn,R.Keohane and C.Wallander(eds.),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9)C.Hill,The Actor in Europe's Foreign Policy,London:Routledge.1996,p.7.
(20)M.Olson,R.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6,Vol.48,No.3,pp.266-279.
(21)R.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 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1988,Vol.42,No.3,pp.427-460.
(22)A.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Social Pro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London:UCL Press,1998,p.3.
(23)A.Milward,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London:Methuen,1984.
(24)李明明：《建构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探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
(25)陈志敏，[比]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M]，第90—100页。
(26)J.March,"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Vol.52,No.4.pp.943-970.
(27)K.E.J
rgensen,"PoCo:The Diplomatic Republic of Europe",in K.E.Jrgensen(eds.),Reflective Approaches to European Governanc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167-180.
(28)R.Cooper,The Breaking of Nations: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Y:Atlantic Monthly Press,London:Atlantic Books,200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