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1-0047-04
冯友兰转变哲学立场后，从50年代起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打算撰写一部体现其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可是，由于种种人为因素的干扰，直至80年代他的研究工作才算走上正轨。80年代初，85岁高龄的冯友兰发愿从头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为此，他克服种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用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10年，终于完成了7卷本、长达150余万字的宏篇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冯友兰晚年取得的一项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他之所以能在晚年取得这样的成果，得益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形成的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使他可以摆脱“左”的思潮的困扰，恢复学术研究的自信心。倘若他在晚年仍然缺乏学术自信，则根本不可能写出《中国哲学史新编》，不可能实现他多年的夙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可谓是重灾区之一。“四人帮”一手导演的“批孔”、“评法批儒”等闹剧，就是假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名义推出台的，甚至一些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也未能及时识破他们的骗局，而为他们所利用。其中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党中央果断地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始纠正思想界长期存在的“左”的偏向。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打破了学术界的沉闷，使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起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们痛定思痛，决心吸取教训，纠正“左”的思想偏向，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他们意识到，要想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必须从端正思想、改进研究方法入手，做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1979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们聚会太原，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如何为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的问题。太原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创办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冯友兰被聘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顾问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顾问，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笔谈《吸取教训，继续前进》。1981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杭州组织召开以宋明理学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到会，会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86岁高龄的冯友兰不顾年迈体衰，出席会议并做了书面发言。他是出席这次会议年纪最大的老一辈学者。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氛围中，冯友兰也颇有感触。他在《吸取教训，继续前进》一文中，反思自己从5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与教训，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两个弯路。一个弯路是建国初期。那时提倡向苏联学习，请苏联专家到大学里讲课，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接受苏联哲学界日丹诺夫提出的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参照苏联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这种研究方法脱离了中国哲学史的实际，表现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当时的冯友兰正处于“思想改造”阶段，不可能保持独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自信心，不自觉地受到了错误研究方法的影响。他说：“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出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就停了。”冯友兰走的另一个弯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虽然不再学习苏联，学术界却被“左”的思潮所控制，人们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冯友兰也不例外。他坦然承认，那一时期“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了歧途”。通过总结两次走弯路的经验教训，冯友兰终于摆脱了自卑心理，恢复了学术自信。他认识到：“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1]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恢复学术自信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旧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永远是我们的方法和指南”。他明确地表示：“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走过一段弯路的冯友兰这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不是照猫画虎就可以掌握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他现在看透了：那些满口马克思主义词藻的理论骗子们，其实一点也不懂马克思主义。自己过去曾经那么相信他们，显然是上了当、受了骗。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学术自信心增强了，研究的方向明确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决心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给自己终生从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郑重地声明：“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2](P2)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冯友兰写了长达47页的“绪论”，阐述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确立了整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指导思想和框架结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哲学？对此，冯友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什么是哲学”或许是哲学家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如果问一百位哲学家，很可能得到一百种答案。然而在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中却只有一种标准答案：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恢复了学术自信的冯友兰没有受到这种通行标准答案的限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2](P9)
按照冯友兰的看法，哲学包括认识论，然而不能归结为认识论。他说：“有人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认识的反思是认识反过来以己之见为对象而认识之。认识论也有这种情况。但哲学并不等于认识论，不就是认识论。”[2](P9)这里的“有人”指的是实证论者。他们把哲学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主张取消本体论，过分凸显工具理性而完全忽略价值理性。这样看待哲学，显然有其片面性。
按照冯友兰的上述思路，哲学当然也包括世界观，同样也不能归结为世界观。所谓“世界观”，无非就是“观世界”，即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根本看法。如果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话，那么，它“观”的对象就不仅仅限于客观世界，还应当包括主观世界。换句话说，哲学不仅包括世界观，还应当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或许冯友兰考虑到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哲学定义，他没有展开论述这层意思，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不过倘若细心体会，在他的“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提法中，的确包含着这层意思。
基于“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观点，冯友兰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比通行的哲学教科书宽泛。他说：“人类的精神生活是极其广泛的。人类精神的反思必然要牵扯到各方面的问题，对于广泛的问题作广泛的讨论。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人类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2](P16)把“个人的人事”也列入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冯友兰的创见。这里所说的“个人的人事”不是指人生中的琐碎小事，而是指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自己的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也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只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活得才有意义、有价值。“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供人受用、供人享受的。由哲学对象问题自然牵扯到哲学的功用问题。按照冯友兰的看法，哲学的功用有二：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二是丰富、提高、发展人的精神境界。第一条可以说是哲学工作者的共识，而第二条却是冯友兰的创见。在冯友兰关于哲学功用的看法中贯穿着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的原则：承认哲学可以锻炼、发展理论思维，表明他重视认知理性；承认哲学可以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则表明他重视价值理性。
冯友兰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讲到“什么是哲学史”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它是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
哲学在历史中表现为各种派别。这些派别表示哲学发展的线索、阶段或环节。这些派别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这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是哲学发展的本来历史所固有的内容。写哲学史都要把它们写出来，特别要说明哲学流派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推进历史前进或者是阻碍历史前进。[2](P24-25)
冯友兰提出的哲学史定义与来自苏联哲学界的哲学史定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后者强调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军对战”的斗争史，并且常常把唯心主义同“反动”联系在一起，把唯物主义同“进步”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对中国哲学史界影响极大，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简单化、表面化。许多研究者满足于给哲学家“划成分”，而不去深入地研究哲学的实际发展历程。针对这种倾向，冯友兰强调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是有纠偏意义的。他正确地揭示了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推翻了把唯心主义等同于反动的简单公式。不过，冯友兰并不否认哲学史上确实存在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派别。他说：“主观与客观是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哪一个是主要的？是由哪一对立面决定这个统一体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的不同，就成为哲学两大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认为客观是主要的对立面，唯心主义认为主观是主要的对立面。”[2](P29)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史这个统一体在不同的问题上的一分为二，对于它们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应当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冯友兰由哲学史的定义进而讲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殊任务。他指出，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中国哲学既然是哲学，当然在“人类精神的反思”的范围之内，当然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有共同之处，否则就不能叫做“哲学”。“但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则有不同”[2](P35)。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任务，一方面要注意哲学的共性，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抓住中国哲学的个性，突出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不可避免地要借鉴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但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有许多西方哲学的‘术语’可以用以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但是，翻译必须适当”[2](P37)。冯友兰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既批评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曾存在的简单套用西方哲学研究模式的错误做法，也批评了仅仅把中国哲学史当做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例证的错误做法，主张实事求是地、准确客观地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冯友兰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合理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写法问题，冯友兰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注意到，中国哲学存在着“术语”比较少、论证往往不很详尽、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正式的哲学论著比较少等情况。中国古代哲学家喜欢“言简意赅”、“文约义丰”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们不采取形式上的表述系统，并不等于他们的思想没有实质上的系统；他们没有直接讲明得出结论的过程，并不等于没有这个过程。鉴于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冯友兰提出，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哲学史家必须把这种过程讲出来，把结论的前提补足了，但是这种‘讲’和‘补’当然不能太多。就是说，只能把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要说而还没说的话替他们说出来，而不能把他们还没有要说而在当时实际上不可能有的话说出来。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太多了就夸张了古人的意思，太少了是没有把古人的意思说清楚，讲透彻。怎样才能既不太多也不太少，恰如其分？那就要看这个哲学史工作者对于古人的理解的能力和程度了。”“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他们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来。在写的哲学史中恢复的这条龙，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于本来的哲学史中的那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可多也不可少。”[2](P37-38)写中国哲学史要想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具体地说清楚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第二，必须具体地说清楚一个哲学家得出结论的理论思维过程；第三，必须具体地说清楚哲学家所提供的世界观，使学习哲学史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受用”或教训。冯友兰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有针对性的，实际上批评了照搬苏联哲学史研究者划分条条块块的做法。有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习惯于把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分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四大块来表述，看起来好像面面俱到，实则割裂了古人的思想体系。“这样，就好像把一个活人分割为几块，然后再缝合起来。缝合可以成功，甚至是天衣无缝，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了。”[2](P8)
冯友兰上述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的独到见解，是他在总结数十年研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提出来的，是他恢复学术自信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学术研究的自信心，使他抓紧生命晚年有限的时间，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笔耕不辍，甚至在视力丧失的情况下，仍旧用口述的方式写作，创制出学术研究史上的奇迹。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当然不是不可以商榷的，但的确是他的一家之言，是他经过反复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独到的见解。他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研究实践可供我们参考，他的学术研究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收稿日期]2000-08-16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认识论论文; 世界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