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重庆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重庆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对策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F421.2
一、重庆工业经济结构的现状分析
重庆工业经历40余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它已是重庆经济的主体和支柱，并使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工业基地，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重庆工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偏低，效益大幅度下降，企业亏损面也越来越大。致使重庆工业陷入如此窘境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构失调。
从重庆工业内部结构看，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工业已初具规模，门类齐全，自我配套能力较强，但由于指导思想过于片面、狭隘，造成企业“全能化、封闭化”的格局；2.组织结构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十分突出，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都相当低，不能利用比较优势，达不到规模的经济性，效益低下，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3.受组织结构的限制和影响，重庆工业的技术和产品结构也相当低下，工业发展基本上是在低水平上的扩张，大都没有达到升级换代的层次，技术进步的过程缓慢；4.各产业之间缺乏关联机制，影响工业结构的良性循环，主导增长部门（如冶金、化工）、辅助增长部门（如机械、仪表）和派生增长部门（如电子、信息工程）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增长体系。主导产业不能充分发挥其带动辐射作用，基础产业不能为整个工业提供充分的物质保证，先进技术难以在产业间迅速转移以提高整体技术水平。
从重庆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看，在这样一种失调的结构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仍是沿着传统扩张重工业的道路发展，总体上仍呈现粗放型的以投资推动为主的增长格局。
“八五”期间，针对重庆的工业结构，也曾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扶持若干产业以带动其它产业的主导型政策；对传统产业部门进行设备技术改造的优化政策，应当说，采取这样一些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深层次的矛盾仍未解决，资源约束、市场约束、体制约束、供给技术水平低等问题更明显地暴露出来。资金严重短缺，投资依赖强，增量的投资不足而存量的调整又受到资本市场不健全、产权交易市场不规范的制约，破产机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更成为整体结构调整的“瓶颈”。
二、“九五”期间重庆工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分析
（一）重庆工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
重庆工业结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重庆工业结构的优化，必须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各方协调、整体推进，尤其要实施制度创新，可以说没有制度创新就谈不上调整的成功。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微观目标和宏观目标相结合。只有灵活、高效的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的高效运作，才能使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也只有在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微观主体的改革才能取得成效，进而促进结构的调整。
2.把工业结构调整和三峡库区开发结合起来。重庆直辖、三峡开发都是重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时，应将其和三峡库区建设结合起来。因为库区建设必然涉及工厂迁徙、人口转移等，这正好为改组落后产业、重组新兴产业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应围绕三峡库区建设，重新设计、规划、调整重庆的产业布局、工业结构布局，形成充分的前向和后向的产业链条，加快重庆工业改革和经济发展。
3.市场导向调整和政府导向调整相结合。从改革方向来看，工业结构的变迁和调整最终将依据市场，但就目前中国国情和重庆市情来看，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因为在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形成以前，在国有制度和市场体制没有充分融合或者说没有找到真正切合的有效形式之前，政府行为仍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种种先天痼疾及竞争劣势决定其自身进行结构调整的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够强劲，因而需要政府决定产权结构，提供制度创新空间，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不适或停滞的经济结构的效率负责，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仍然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但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政府的职能定位就在于界定保护产权，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并针对市场失效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最终让企业成为结构调整的主体。
（二）“九五”期间重庆市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这次经济结构调整，不能仅仅看作是产业的重组与安排，从更宏观和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它更像是一次深刻的制度变迁。它的核心是产权改革，而所涉及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是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的一次深刻变革，是权利责任的重新界定，规则、结构的重新安排。因此，我们所提供的对策分析与政策建议，也将是以制度创新为中心，以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为目的，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1.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精辟论述，可以说是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战略思想之精髓。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应以产权变革为中心和支撑点，以产权制度改革推动“抓大放小”总体战略的实施。
（1）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国有企业重新定位。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讲求威、猛、精、强。重庆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应当从竞争性行业中大量退出，应集中资本、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选择在重庆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发挥特殊作用的“精品企业”作为绝对控股或独资企业。从量上看，50家足矣。这50家企业构成重庆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对这50家企业，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抓法”，实行有区别的资本经营。“放小”的企业，差不多应占到95%左右，这部分企业应注重产权的改革，会被淘汰一部分，也会被兼并、出让一部分。我们应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压缩国企规模，通过企业重组使存量资产向优势企业、控制力强的企业转移。从总体上看，国企战线缩小了，但实力却会有明显的增强。
（2）从制度创新入手发展企业集团，实现规模优化。 组建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济的效应与功能已不必赘言。就重庆目前企业集团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其规模结构、组建形式，还是治理结构、经济效益，与国外大型集团相比，都存在相当的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企业集团的行政化倾向十分严重。集团的组建并不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而是由行政手段撮合而成，集团内部各企业仍以产品配套、技术协作为联结纽带，由于缺乏以产权为主要形式的联结纽带，多数集团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初始阶段的企业联合体。二是组建过程中的“三不变原则”（参与联合的企业的隶属关系、经济性质、利税上缴渠道不变）维护原有的“条块分割”体制成为集团企业实现紧密联合的严重障碍。集团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当然也就没有决策中心、财务中心、投资中心和信息中心，也就谈不上什么规模效应。
要革除现有弊端，真正实现集团化发展，就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构建现代化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集团。
首先，按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构建母子公司体制，塑造核心层、紧密层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产权。企业集团发展完善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在核心企业（母公司）与紧密层企业（子公司）之间建立起产权关系，改变以往以生产协作、经营契约和行政隶属关系为联结纽带的状况，打破“条块分割”，废弃以往的“三不变原则”。随着母子公司体制的建立，企业集团内部便有了牢固的产权联结纽带。在此基础上，企业资产的联合将充分发挥凝聚效应，使构造成员企业成为“利益、命运共同体”。
其次，改革现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推进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基础上，实行国有资产授权委托经营。选择信誉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集团，将其培育为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由其统一经营管理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产权。形成政府——国家授权的企业集团——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链，政府应给予授权经营的企业集团以资产收益权，由其直接进一步投资。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再存在直接管理的关系，企业兼并行为也不同于以往的行政划拨，而是产权紧密联合。这种联合主要是通过交换股权实现的。这种资产授权委托管理体制既能降低摩擦成本，也能通过减少管理层次而降低制度维持成本。通过改变既有利益格局，从而提高集团经营的效率。
最后，大力发展资本经营并实施相关配套措施。集团企业是由众多企业集合而成的资产经营形式多样化和经营领域多角化的规模效益很高的企业群体。因此国有资本应向优势企业、著名品牌集中，向优秀的资本经营家集中。应通过多种融资渠道，甚至可以由银行资本与企业资本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应通过合资、合作、控股、参股等形式，广泛吸纳国内外资本，提高国有资产支配调动社会资产的能力；对产品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大型企业集团，授予直接进出口权，通过引进技术、资金，提高产品档次，搞科技、工业、贸易、金融立体渗透、多角化经营。政府应有重点积极扶持，并向海外积极招商引资，以壮大集团规模。
（3）深化体制创新，搞好中小企业改革。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又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两句话应该作为中小企业改革的指导方针。中小企业量多面广，因此，所采取的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从目前的使用效果来看，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似应作为重庆的首选模式。通过股份合作制经济把国有企业改制为企业劳动者所有的民营企业，这种产权主体的置换，从生产关系看，是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置换。以往由于企业规模小、分布散而造成的资产管理监督成本过高的弊端，通过企业劳动者直接行使所有权而可以得到有效的克服。股份合作制使劳动者取代政府的主体地位，占据政府退出的经济空间。这首先使得劳动者在企业改革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由企业改制的“包袱”变为积极推动者和收益者。其次从制度上保证政企分开，对内可以强化资产约束机制，强化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和监督约束，削弱企业的短期行为。对重庆众多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来说，企业改革应着眼于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考虑跳出国有经济之外，重塑产权主体，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股份合作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较为合适的形式。
在改革中已经或明或暗地出现了“私有化”的现象。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怕讲“私有化”而讲不清“私有化”。目前的“私有化”，只要能有利于重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既解放了企业又解脱了政府，国有资产也可以收回重新配置，履行更高层次的经济、社会职能。
在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特别要履行两项职能：一是保护产权，二是制度供给。要寻找和确立负责的产权替代主体，避免在政府退出后出现权力失控和运行无序，造成资产的损失。政府还应重视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信息、资金、产权等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建设，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中小型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通过产权变革最终实现救活壮大一批，淘汰破产一批，转轨优化一批。这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系列的震荡和摩擦，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不配套的情况下，要付出比较大的改革成本。但这是必须的，是一定要闯这一关的，应该坚定不移、稳妥谨慎地推进。
2.加大力度，扶持壮大支柱产业。发展支柱产业，是调整经济结构，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轮，也是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结构的骨架和脉络。
把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定为三大支柱产业，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支柱产业能充分利用其关联效应，带动其它相关企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发挥这三大产业的比较优势，怎样进行具体的政策安排来支持三大产业成为真正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的驱动轮，促使重庆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为使重庆支柱产业有更为长足的发展，必须从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和体制创新。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拓宽筹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支柱产业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投入扶持肯定不足。解决支柱产业筹资问题，关键在于体制创新，解放思想，从存量转移和国家的优惠政策上做文章，几管齐下，争取取得效果。一是增量投资方面，在投入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把对支柱产业的扶持放在首位，增加其所占的比重，对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要予以特别优惠，优先照顾，如设立重大技改项目基金等。二是调整存量，将这一部分国有资产（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转移出来，向支柱产业倾斜。目前，重庆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一部分亏损企业或卖或租、或用土地政策将资不低债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与日益兴旺的房地产开发购置土地需求结合起来，将所得收入用于支柱产业的投入。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支柱产业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投资。
（2）从政策优惠、体制创新着手，把握机会， 将金融产业培育为重庆的支柱产业。笔者认为，这一举措，对重庆支柱产业的发展及工业结构的调整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几大经济特区的起步腾飞都很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经济的金融中心，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转换资金性质，扩大融资渠道，调控经济运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发展金融业，应解放思想，用好、用活国家优惠政策。一是利用三峡工程及重庆直辖的有利条件，组建三峡开发银行和西部发展银行，用于三峡产业带及西部地区的重点投资开发，重庆的支柱重点产业可从中受益。二是创造条件，成立全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旨在立足西部，面向全国，为西部产业开发筹措资金。同时，积极推动效益好的企业上市交易，利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以利其壮大发展。有条件的还可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此外，还要大力发展资金拆借、产权交易及期货市场，使尽可能多的社会闲散资金聚集、流动起来。三是分别设立汽车（摩托车）、化工、冶金的产业发展基金及产业银行。首先，我们可借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韩国、日本的成功经验，建立基金制。建议先设立汽车、摩托车发展基金，待成功后再设立其它产业发展的基金。从目前重庆汽车、摩托车的发展势头及产品市场竞争力来看，应该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其次，设立以支援支柱产业发展为主要任务的产业开发银行，为支柱产业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供资金保障。产业银行只为支柱产业提供金融贷款，在贷款数量及贷款利率方面予以保证和优惠。也可以由产业银行资本与企业资本相结合，由银行与企业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产业开发银行的资金筹措渠道，一是向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组织发行产业发展债券，二是向海外融资。产业银行的设立，对于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银行也会由于支柱产业的发展而取得比较好的经营收益，两者相得益彰。
（3）设立支柱产业的行业标准，保证规模。 为防止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应设立最低经济规模标准。对于支柱产业的重点产品，产量必须达到最低经济规模才准生产，否则应坚决否决。对于已经上马但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要求的企业，应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标准，达到则给优惠，否则在税收、贷款方面给予制裁，迫使其退出。对于标准措施的执行，一定要“斗硬”，否则，又只能是一纸空文，产生不了实际效果。
（4）加速支柱产业技术进步与人才资源开发。 政府要制定明确的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对支柱产业的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后，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购买补贴。政府应成立“重大技术引进委员会”，负责提出引进技术目录和鉴定引进成果。组建重大技术消化基金，支持企业复制与开发关键技术和设备，鼓励与科研机构联合。应大力重视对人才、专家的引进与合作，对企业内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予以倾斜与照顾，重视人才资本的积累。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工业结构高度化。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一批能代表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潮流的部门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整个地区全盘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一些处于创新阶段的高技术密集型部门，如电子电讯业、办公室自动化业、科技仪表业、高级化工产品和高级材料、生物技术等。应该说，只有这些产业的壮大发展才能成为结构优化的基础。重庆本身具备较强的科技优势，应该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有大的作为，而且发达的高新产业（如电子、自动化、仪表、高级化工）可以为支柱产业如汽车、化工、冶金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将高新技术应用于其它行业，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促使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主导产业在经济竞争中优势地位的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扶持。笔者认为，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应立足于高起点，赶超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潮流，大力引进。在由高新技术向产业化转换的过程中，政府应在各方面予以倾斜，特别是要引导高新技术产业与主导优势产业的联合，在更高的层次展开横向协作。高新技术的发展，势必成为重庆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对工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4.工业结构调整与库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三峡库区产业带的形成。作为重庆发展三大目标之一，库区移民与经济发展关系到重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安排。可以把工业结构的调整与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作为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化工业，可以逐步由长寿产业区向涪陵、万县、黔江转移，进行地区布局结构调整，建设库区产业带。市区和长寿以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为主，涪陵以天然气化工和硫磷化工为主，万县则以盐化工为主。涪、黔、万地区属典型的农业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具备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对工业技术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重庆工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存量的调整，调整中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存量资产处在闲置状态，如果我们能将这一部分闲置的生产要素（资金、技术、设备）与库区的生产要素（土地、人力、矿藏）进行有机的结合，那对库区的经济发展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梯度推移理论，库区可以在现阶段重点发展有较大优势的初级产业、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积蓄力量，吸纳接收从高梯度地区调整、外溢出来的产业，如机械、食品加工等。这些产业在促进库区农业朝着外向型、集约化、企业化、现代化、精细化和深加工方向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调整中也会有一大批支柱优势产业在库区生根，这些优势产业可以形成一条诱人的下游产品链，通过延伸拓宽加工深度，其将产生的经济效应可带动一大批企业的崛起，形成沿江产业群。因此，将工业结构调整与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促进结构调整，一方面又能加快库区开发。两者的有机结合，将会双向受益。
5.实施与工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其它制度创新。实施结构优化的调整政策从本质上讲是企业资本存量的一种重组、整合，实现这种有效重组和整合需要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创新。如果说，深圳、浦东是东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窗口”，那么，重庆应在以下几方面成为西部改革的“窗口”：
（1）成为政企关系创新的“窗口”。以前工业结构难见起色， 与政企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不无关系。实施制度创新，就应真正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进行运作。政企分开，核心是责、权、利的划分，应痛下决心，放弃企业向主管部门负责的制度，打破条块分割和行业界限，为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障。
（2）成为产权交易的“窗口”。重庆应抓住机遇用活政策， 创立西部产权交易中心，发挥它在调整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交易应尽量避免政府行政干预，步子不妨迈得大一点，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有利于结构调整为标准，让存量资产真正流动起来，促进结构的优化。
（3）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窗口”。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 重庆的民营经济比起沿海发达地区，都有很大差距。现在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应是怎样发展壮大的问题。政府应该制定加速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纲要，将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集团的发展列入重庆市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在股份制改造、法律保护、社会保障方面，给予切实、有力的支持，鼓励其向管理规范化、资产社会化和经营多角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资源配置上，应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向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重庆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实行一定的政策鼓励。对已形成气候的民营企业，应在产业政策允许下，支持其成为“行为龙头”，让民营企业也能“撑起一片蓝天”。可以预见，给予充分优惠和保障的民营企业，将日益在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推动重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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