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体囤积国际储备的动因——基于重商主义非合作博弈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东亚论文,动因论文,经济体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0]07-100115-0039
一、大量囤积国际储备的东亚经济体
1.选取衡量国际储备适度性的指标
国际储备(international reserve，IR)是一个国家确保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关键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在于：一可以为进口提供支付保障，为中短期外债提供清偿能力；二在固定汇率制或管理浮动的情况下可以维持汇率的稳定，确保本币免受冲击。因此，一国需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储备，但是其规模应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在衡量国际储备的适度标准时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拇指法则，它是用国际储备和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的比例水平来衡量国际储备的适度性，包括非黄金储备／进口比例法、国际储备／外债比例法、国际储备／货币供应量比例法等。本文选取国际储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IR/GDP)和国际储备与进口的比例(IR/M)来考察东亚经济体的国际储备情况。
IR/GDP的比例可以很好地反映国际储备的增长情况。IR/M比率则因为其传统性在分析中使用得极为普遍，传统的国际储备理论认为，一国拥有的适度国际储备数量应该是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60年代也提出了可供参考的适度值，即以40%为衡量国际储备的适度线。
2.指标的计算与分析
首先，我们用以上两项指标考察发达的东亚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中，发达经济体共有33个，其中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当我们计算出这几个经济体的IR/GDP和IR/M比例后发现，他们的国际储备持有情况与其他传统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见表1。
表1显示，东亚经济体的IR/GDP比例增长异常迅速，平均占比从1990年的29.11%上升至2008年的55.59%。其中，新加坡从90年代就已经表现出IR/GDP的高比例及高速增长，中国香港的IR/GDP比例和增幅也很大。而日本和韩国在1997年后也开始了快速增长。同期，传统发达经济体IR则控制在GDP的3%以内，甚至IR/GDP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在持续下降，至2008年平均IR/GDP比例降至1%左右。因此，近20年间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东亚经济体的国际储备增长情况对比极其鲜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IR/GDP比例从最高的3%左右降低了约64%，而发达东亚经济体该比例则从最低的27.11%上升了2倍。
IR/M比例的变化情况对比也非常显著。1995至1998年期间，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的IR/M比例先后超过了40%的国际储备适度线，新加坡从可获得数据的2001年起该比例就一直大于50%。2004年，发达东亚经济体该比例达到近20年的峰值83.04%，相当于10个月的进口（2007和2008年由于日本数据的空缺影响了平均值的计算结果）。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该比例从90年代的最高值14.14%一直持续下降，至今降至约4%。
发达东亚经济体两项指标同时呈现出高比值和高增长的现象同样表现在其他的东亚经济体中。我们选取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作为主要的东亚经济体，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依然选取美国、英国和德国）和世界的国际储备情况进行比较（参见图1、图2）。图1给出了三组国家的IR/GDP比例，因为世界IR（不包括黄金）数据的获取问题，本文选取了1990年、2000年和2006年三个年份进行比较分析。图中显示，世界IR/GDP比例从1990年至今一直保持平稳微升的态势，比值控制在7%以内。而主要东亚经济体的表现与世界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则表现得依然相当惊人，其IR/GDP比例增长非常陡峭，至2006年IR/GDP增长为世界比例的4.4倍。图2给出了三组国家的IR/M比例。世界IR/M的比例依然变化不大，稳中略升；主要发达经济体降幅明显；而主要东亚经济体在1990年该比例与世界比值基本持平，至2006年已经升至世界比例的2倍。
图1 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东亚经济体IR/GDP对比
图2 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东亚经济体IR/M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IR（不包括黄金）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8。其他数据来源同表1。
以上指标的计算结果证明，东亚经济体的国际储备在近20年间增长异常迅速，且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国际储备的适度水平，呈现出大量囤积国际储备的现象。
二、东亚经济体囤积国际储备的重商主义动机
东亚经济体国际储备的累积与贸易的增长有关，同时也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是东亚国家率领IR/GDP比例大幅度上升。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深入，金融动荡逐渐增多，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脆弱的银行体系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抵御危机不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能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应该通过增加流动性进行自我保护，而增加央行的外汇储备就是增加流动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累积国际储备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即便如此，国际储备的累积也没有必要达到如此惊人的数量。况且，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很多东亚经济体都采取了更加灵活性的汇率安排，那么从理论上讲，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应该有一定幅度的减少。但是，事实却是一个相反的变动。这些都说明，除了累积国际储备的预防动机之外，还有其他的动机也很重要。
一些经济学家将东亚经济体对国际储备的囤积部分地归因于现代版的货币重商主义，即持有国际储备是为了改善竞争力。按照重商主义动机的观点，如果一个经济体实施积极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出口竞争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囤积国际储备可以很好地为出口导向战略服务。通过累积国际储备，一个经济体的本币就会相对贬值，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增长。这种国际储备的囤积就属于“重商主义的储备囤积”。
东亚经济体大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重商主义动机的储备囤积观点也很吸引人。但是，对此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就开始了出口高速增长的故事，然而，大量地增加储备的囤积却是大部分发生在1997年以后，这又作何解释。实际上，消除这个疑问并不十分困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存在着逐渐累积和增强的过程，国际储备的增加也如此。特别是在增长的初级阶段，贸易的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储备才能逐渐增长。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迅速地扩大贸易规模，各国往往采取直接补贴或者给予优惠贷款等方式，而不是将国际储备的累积作为促进出口的手段。但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金融因素会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出现了1997年以后大幅度地增加储备的囤积。但是，金融因素不是影响国际储备的唯一因素。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储备的累积应该是多种因素的混合作用。此时，不排除具有实力的国家为改善竞争力而进行国际储备的囤积。如果存在一个经济体采取重商主义的动机进行储备的囤积，那么会诱使其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进行相同的竞争性储备囤积，以化解第一个经济体所获得的任何竞争优势。这实际上就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国际储备囤积非合作博弈，结果就是导致各个经济体的国际储备的惊人增长。
三、重商主义的国际储备囤积模型
我们用理论模型来说明重商主义动机作用下的国际储备囤积。假设存在两个东亚经济体，本国(H)和外国(F)，两国都出口类似的产品到第三国市场，例如美国，但两国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品。每个国家囤积更多的储备会使得其实际汇率贬值，从而提高相对于另一个国家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假设H的净出口明显依赖于其国际储备相对F的地位。反过来对于F也是如此。从H的角度看，通过囤积国际储备带来的出口增长是可取的（如果出口行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如干中学、知识外溢等），但它存在二次成本，包括昂贵的冲销成本和其他间接成本。从F的角度看也如此。我们假定H和F希望增加出口，从而平衡出口促进的收益与囤积储备的成本。
我们将无竞争性国际储备囤积时的最优国际储备水平规定为1，图3中的点O对应的就是无竞争性囤积时的最优国际储备，即两国的初始国际储备水平。初始国际储备水平可能反映预防需求或其他的需求，而不存在重商主义的动机。图3的横坐标R表示H的国际储备，纵坐标R*表示F的国际储备。在点O处，(R，R*)的配置为(1，1)。
曲线HH和FF是两国在竞争激烈的囤积博弈中的反应函数。曲线W[,0]是H的无差异曲线，曲线W[,0]上的点代表H的效用与无竞争性囤积的基准点O相同。竞争性囤积博弈的纳什均衡由曲线HH和FF的交点S描绘。当点S位于曲线W[,0]上方时，H的福利相对于无竞争性囤积的福利恶化。当点S位于曲线W[,0]下方时，H的福利相对于无竞争性囤积的福利增加。
首先，我们考虑对称的情形（见左图Ⅰ），H和F有着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成本函数。在对称的情形下，如果双方都采取重商主义的竞争性储备囤积政策，实际上不会改变他们的相对竞争力，因为对称的竞争性囤积会消耗掉任何的竞争收益，但是会导致大量的囤积。请注意，H在对称的竞争性囤积纳什均衡中福利恶化，因为它的福利S点处于曲线W[,0]上方，其福利低于无竞争性囤积的均衡点O。由对称性，该结果同样适用于F。在对称的情形下，福利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两国的相对竞争力没有改善，而持有额外国际储备的更高的成本则削减了福利，这意味着欲出剑伤人反伤及自己的结果。对称的情形证明，两国间如果某一国具有更低的冲销成本或其他间接成本则会增加竞争性囤积的额外储备。
因此，现在我们讨论非对称的情况。如果H相对于F有足够低的冲销成本，H会赢得囤积博弈，因为H的非合作的结果优于合作结果。右图Ⅱ描述了这个情况。非对称时的均衡点S低于无差异曲线W[,0]。它表明降低H的冲销成本使HH曲线（H的反应函数）向右移动，无差异曲线W[,0]向上移动。因此，更低的冲销成本可以增加H的均衡囤积储备、降低F的储备。于是，H通过增加国际储备的囤积改善竞争力，进而增加出口。当然，从F的角度考虑，为了竞争第三国市场，它也不会甘心自己的竞争力下降，也会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国际储备，从而构成两国之间的重商主义非合作博弈，导致国际储备的攀比式上升。
图3 重商主义的竞争性国际储备囤积模型
近期的实证研究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与该模型结果相符的证据。我们的模型说明，由于重商主义的动机，在相同第三国市场上竞争的国家可能进行竞争性囤积，从而导致国际储备囤积的攀比式上升。Aizenman和Lee(2006)指出，Cheung和Qian(2006)①的实证研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国际储备确实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以10个东亚经济体为样本，他们发现一个经济体增加1美元的国际储备与其他九位“同行的国家”增加约0.6美元的国际储备有关。
四、中、日、韩国际储备的案例分析
1.日本和韩国的国际储备增长故事
日本和韩国早期发展时在银行的帮助以及央行的参与下采取的出口促进手段是补贴的方式，同期的国际储备则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而日本和韩国早期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是M2的迅速增加以及不良贷款的累积，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激增。日本1992年开始经济停滞，韩国1997年经历了金融危机。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两国都在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时期开始转而大量囤积国际储备。这两个国家分别从1992年和1997年开始的国际储备增长起飞点非常明显（参见图4）。因此，日本和韩国转向囤积国际储备发生在增长崩溃的时期。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重商主义的动机以及为了应付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而进行的自我保险动机。与危机前8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他们IR/GDP的比例在危机后的10年间增长了近4.4倍。
图4 日本、韩国人均GDP（千美元）和IR/GDP(%)，1990～2008年
注：日本2005年以后的人均GDP以及韩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IMF的估计。
资料来源：人均GDP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09。
2.中国的国际储备囤积
中国国际储备的持续性高增长开始于1994年。2000年后，IR/GDP的比例陡峭攀升（参见图5）。从2001～2008年，中国的国际储备平均每年以222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在此期间，IR/GDP的比例增加了3倍，如果计算2008年相对于1990年的IR/GDP增幅则增长了6倍。与日本和韩国在各自发生危机之后的储备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国际储备积累不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发生的。
图5 中国的国际储备增长情况，1990-2008年
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大概也发生在1994年左右。1994年后，中国转为净出口国，出口规模开始大幅度增长。从1994年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在鼓励出口方面也使用了其他的一些政策手段，当然也产生了与日、韩类似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猜想，2000年后中国对国际储备的迅速囤积很可能是中国政府从日、韩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启示。因为中国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超过日本和韩国的早期增长速度的，并且中国在高度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时代度过起飞阶段，相比日本和韩国，中国面临着更大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下行风险。这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更大的下行风险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积极进行储备囤积以缓冲不断增长的金融脆弱性的下行风险。同时，也不排除中国借鉴日、韩的做法，使用重商主义动机囤积国际储备，改善竞争力。
3.案例分析
根据前文的模型，如果要明确中、日、韩三国的国际储备囤积原因之一是否重商主义动机下的非合作博弈结果，那么前提是我们必须确定三国满足两个前提条件：首先他们实施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其次，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同在第三国市场上相互竞争。不容置疑，关于第一个条件三国都满足。现在我们考察中、日、韩三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和主要出口商品。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9年中国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中美国排第一位（欧盟各国分别统计），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有竞争性的商品包括家电、五金、资源性产品等。对比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参见表2），很容易得出结论，中、日、韩三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都是美国，而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也大部分重合，这说明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商品竞争非常激烈。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的条件满足重商主义的竞争性国际储备囤积模型的假设条件。
通过分析，我们已得出中、日、韩三国囤积国际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动机的可能性，最起码在外界看来中国的高额国际储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币低估，改善竞争力，促进出口。根据模型，三国的偏好和成本显然是不同的，所以适用非对称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如果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有足够低的冲销成本，那么该国就会赢得囤积储备的博弈。中国的冲销成本显然低于同在美国市场上竞争的日本和韩国，因此中国会选择继续增加国际储备，出口竞争力增强。
中国增加国际储备会迫使同样具有重商主义动机的日本和韩国继续保持国际储备囤积以防止他们的竞争力受到更深入的侵蚀，这样就形成了重商主义动机下的非合作博弈，各国的国际储备攀比式上升。如果对比图4和图5的IR/GDP曲线，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和韩国的该曲线自2001年后斜率有明显的增加，这与中国的IR/GDP曲线斜率变化是同步的。这一现象与我们推断东亚经济体国际储备的惊人增长重要原因之一是重商主义动机下的非合作博弈作用的结果是吻合的。
注释：
①Cheung,Yin-Wong and XingWang Qian(2006),"Hoarding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s:Mrs Machlup's Wardrobe and the Joneses",manuscript,UC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