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反思——兼论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两次论文,世界大战论文,地位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4.004 迄今为止，世界大战仍然是20世纪上半叶特有的现象。为什么会在20世纪两次发生世界大战，而预言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迄今并未发生？这是有关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世界现当代史教学中的重大问题。时人和后世学者不乏大量相关论述，尤其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术界对该问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一度非常热烈，当然更多的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未能避免①。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偏重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宏观角度论述19、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与世界大战爆发的关系。西方学者则倾向于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进行诠释，观点呈现多元化倾向，但在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一点上，可以说无论是国内、国外，还是时人与后世学者，都存在基本共识②。但列宁对帝国主义与战争关系的经典论述主要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情，因而似难超出其所处时代的局限而对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进程与世界大战的关系予以全方位揭示。而且，在时代急剧变动的冲击面前，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如何应对，这种互动和世界战争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前人鲜有总体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一方面基于“挑战与应对”这样一个特定视角，通过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进程所呈现出来的结构性矛盾，揭示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两次发生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层动因，另一方面基于已与世界大战拉开时空距离的认识路径，通过前瞻后顾，重新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未能避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世界大战得以避免这三个互相关联、互为表里的问题，进而阐释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两次发生的内在逻辑。 一、世界历史进程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初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且因为一场看似偶然的谋杀而引爆？国内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帝国主义与一战爆发存在直接的关联，也不同程度论及民族主义、科技发展、国际体系转化等多方面因素。西方学者则倾向于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进行诠释，如认为一战的发生与缓解国内政治乃至农村人口过剩危机有关；战争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反理性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相互作用的产物③。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一战起源的多因素分析基本涵盖了导致战争发生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中有些并非20世纪初的特有现象，且单个或多个因素孤立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世界大战。在笔者看来，只有找出导致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恶性发展的特定时代条件，分析特定时代条件下那些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走向的大国为什么未能避免时代悲剧的最终发生，才能真正从中吸取酿成世界大战的历史遗训。那么归根结底，究竟是什么因素、它们又如何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 众所周知，19世纪末世界历史已进入一个飞速发展时期。引起这种飞速发展的原动力是自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场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利用、内燃机的发明应用、炼钢术的发展和化学工业的兴起为主要标志，引发了以电气、钢铁、化工为典型代表的大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以铁路、轮船、飞机和电报、电话为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化。第二次科技革命从诸多方面影响并改变着世界历史的基本进程。与本论题相关的、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代大工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以电气、钢铁、化工为典型代表的大机器工业迅猛发展以及以铁路、轮船、飞机和电报、电话为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手段所提供的方便、快捷，迅速突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投资少、周转慢、获利少的轻纺工业的局限性，使得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推进但主要限于西欧有限范围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迅速向整个欧洲、北美、东亚(日本)扩散，引发全球性的产业革命。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转变。大机器工业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对非西方文明中心从埃及、土耳其到中国形成强大冲击，使这些国家开始了效法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过程④。现代大工业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大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其二，垄断的形成与现代殖民扩张的全球推进。新技术的采用、重化工业的发展均有赖于巨额投资与规模经营，同时它也能给资本家带来丰厚利润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形成竞争优势，加快生产和资本的集聚与集中，形成垄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⑤。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而言就是垄断资本主义⑥。垄断的形成一方面为适应更大范围的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特别是行业性乃至跨国性企业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生产的社会化与国际化进程，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又促使少数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组织或国际垄断集团加强海外扩张，以攫取现代大工业高度依赖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殖民扩张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其三，整体性世界最终形成。伴随世界工业文明的推进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自15、16世纪所开启的各民族、国家、地区之间闭塞状态具有世界意义的突破到19、20世纪之交已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不断扩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贸往来更趋密切，另一方面，被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不断冲开国门的广大亚、非、拉国家逐渐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被分割“完毕”⑧。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亚、非、拉国家主要靠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来换取西方的工业制成品，成为世界的乡村，少数工业国(欧美和日本)则成为世界的工业中心、世界的城市。“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遏制的世界体系。”⑨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工具与信息传播手段不断打破空间的界限和视野的局限，使世界最终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其四，群雄并争的国际无政府态势出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逐步确立了其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从欧洲、北美向东亚的推进过程中，多个新兴工业强国如德国、美国、日本异军突起，逐步破坏了旧的平衡与秩序。到19世纪末，由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在欧洲大陆，德国已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其工业生产能力急剧扩张，成为挑战旧秩序“最强大和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在东亚，走上现代化的日本迅速崛起，开始加入列强在亚洲地区的争夺。在北美，20世纪初新兴工农业大国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跃而超过英国，不再安于孤立⑩。一个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列强争霸格局势必取代英国的单一中心地位。此外，由于科技和工业革命提供的新发展机遇和高额垄断利润的驱使，一大批国家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使得对商品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争夺更趋白热化。原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平衡与调节机制难以维系，进而形成一种由既相互依赖又互相竞争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无政府体系。 综上，19、20世纪之交，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进入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大工业文明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是世界整体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加剧、英国主导的单极体制向列强竞争的多极体制转轨之时。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不仅预示着旧的体系、规则和主导力量面临着新的冲击，而且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之间的互动也引起人类历史上战争形式与内容的相应变化，如果放任自流，极易引发世界性的战争。这是因为： 第一，大工业文明的特质与帝国主义的特性恶性交织，使得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成为牵动世界全局的根本性问题，预示发生世界性战争的祸根已经埋下。其根本症结在于：以电气、钢铁、化工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是一种不断扩张的规模经济，它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和燃料供给，充足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来保障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及高额垄断利润的获得。“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11)。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的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开拓基本完成。伴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提供的新发展机遇和高额垄断利润的驱使，一大批国家跻身国际竞争。因此，19世纪末以来，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成为列强竞争的关键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19世纪末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缺乏进一步自由拓展的空间。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又导致列强之间实力地位对比变化的不断发生，原来落后的或曾被打败的帝国主义国家能迅速东山再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抢夺殖民地、势力范围而要求重分世界的战争危机与殖民统治危机相互交织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可能一再发生。 第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孕育的深刻矛盾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不仅使得以非战争手段解决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冲突几乎不可能，而且战争一旦发生极易向世界大战转化。整体性世界的形成第一次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纳入到一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陌生，既相互联系又互相敌对的矛盾统一体内。从理念上，它要求各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局限，从全球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参与和规范国际经济、政治行为，协调彼此的利害冲突，并有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经济、贸易和安全秩序来促进和保障各国共同参与和公平交往。而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世界整体性发展与之背道而驰。其一，操纵这一体系的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力求最大限度地独占市场，巧取豪夺殖民地、势力范围是其基本特征。其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殖民征服的结果，它是一种强制的体系，孕育着深刻的矛盾和阻力：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殖民活动将亚、非、拉国家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广大亚、非、拉国家只是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而存在，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与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亚非拉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西方科学、技术和资本的援助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强烈希望驱逐帝国主义者以实现独立自主。这种基于强制、独占、不平等国际分工与不等价交换的帝国主义体系一方面必然招致激烈的反抗，导致要求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世界性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导致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进一步萎缩，国际经济循环无法正常进行。而整体世界形成导致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动荡与危机的频度和强度不断加剧、更加难以解决。其三，20世纪初的国际社会尚缺乏处理世界整体发展背景下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基本经验和调控机制，矛盾冲突无法及时得到缓解与调控。进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不断积累与恶性循环，势必演化成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破坏性越来越大的全球性危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已形成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网络。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战争一旦发生便会演变成全球规模的大战。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局面的形成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交织与相互转移对世界大战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 第三，现代大工业与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世界大战发生的物质基础和主观条件趋于成熟。以电气、钢铁、化工为典型代表的大机器工业和以铁路、轮船、飞机和电报、电话为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速推广、应用，不仅使得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异军突起，而且由于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关系密切，这种工业生产潜力能迅速转化成军事实力，使扩军备战和准备世界战争的过程明显缩短，从而为一些国家以军事冒险来改变现状提供了可能性：战争物资的储备空前丰富；武器的更新换代更加迅速；部队前线调度和后勤供给趋向高度机动、灵活，活动区域不受限制等等，这些都为发动世界大战准备了物资技术条件。而在群雄并起的国际变局中，在武力决定一切的强权政治语境下，建立在大规模新式装备、后勤供给基础上的大规模扩军备战成为列强竞争的生存法则和战争冒险的信心来源，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其主要动力和载体。 面对世纪之交暗流涌动的世界性战争的风险，当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列强到底如何应对，其应对又是如何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呢？ 面对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凸显出来的对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严重依赖，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推行对外扩张。在欧洲大陆，1871年实现了统一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成为最强大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奉行新的“世界政策”。它不仅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等这样一些国家的富裕殖民地，还在各个方面对英国采取进攻态势。“德国谋求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企图对英国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法国则引起民族主义忧虑”(12)。在欧洲之外，美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不再安于孤立。它接连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1898年)，而且积极介入对中国的争夺。走上现代化的日本也跻身列强竞争行列，发动了甲午战争，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扩张。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俄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13)。在这一过程中，新老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1898-1905年间连续发生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 列强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促进。在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国际强权政治语境下，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最大限度的利益几乎成为强者的逻辑，诉诸武力成为追求强权的主要手段。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像20世纪初那样在和平时期拥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到1914年，欧洲大陆的每一个强国不仅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而且在公民中间拥有数百万经过训练的后备军。“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战争迟早要爆发的想法，可能使得一些国家里的某些政治家更决心去发动战争。”(14)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对之盲目追随。主张和平的声音和对欧洲相互残杀进行理性谴责的声音被淹没。“狂热的民族主义、建立强大的陆海军和视战争为显示男子汉气概而不是灾难的不受质疑的爱国主义是20世纪初的典型氛围。”(15) 帝国主义体系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冲突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相互疑惧，寻求盟友成为列强加强实力、缓解不安全感的重要手段。德国为防止法俄联手，避免两线作战，转而寻求奥匈帝国的支持。1879年10月，德、奥首先缔结了针对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德、奥同盟条约》。1882年5月，德、奥又与意大利签订针对法国的军事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为了对抗德奥联盟，1892年，法、俄也签订《法、俄军事协定》，结成军事同盟。英国也采取了积极的结盟政策。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以遏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扩张。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以应对德国的威胁。法俄同盟与英法协约、英俄协约一起，构成了三国协约。这样，到1907年欧洲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由法、英、俄组成的三国协约(The Triple Entente)和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后来叫Central Powers)。 在扩军备战不断升级、两大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国际无政府状况与国内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狂热的交互作用下，任何争端都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并因整体性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冲突升级。事实上，1905-1913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危机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1905和1911年德、法两国为争夺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咽喉要地而引起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都引起了英国的强势介入，而危机本身又促使相关国家做出进一步反应：德国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对付英法，英法也进一步联手对付德国。在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两大对立军事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与巴尔干复杂的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16)。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激进的塞尔维亚人刺杀这一突发事件很快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之，19世纪下半叶不仅形成了从根本上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独占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而且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主观条件趋于成熟。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而展开的全球性争夺不断激化这一结构性矛盾，并促使其日益陷入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狂热和两大军事同盟武装对抗的危险境地，最终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二、一战后世界和平构建的缺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短短30年时间内，人类再次被拖入世界大战的深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能避免，学术界的共识多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激化帝国主义矛盾方面存在的问题；30年代经济危机在催生法西斯势力、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加快战争到来等方面寻找原因。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孤立看待这些问题，或者仅仅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分析，或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不仅无法解释清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30年代经济危机、绥靖政策何以出现，它们到底怎样导致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而且还可能使我们的认识陷入前后矛盾。例如一方面我们可能批评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严苛，另一方面当战胜国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如2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和洛加诺公约)和德意日试图用武力打破这一体系的时候，我们又会发出激烈的谴责之声。而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和调整是否找到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症结，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应该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战前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战争及由此引起的革命的冲击下，旧世界的根基开始动摇，一些新的革命因素孕育出来。俄国无产阶级率先革命，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威尔逊“十四点”所体现的世界构想，有别于传统欧洲列强所推行的殖民统治思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内部冲击和动摇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涌现出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17)、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等，这些都成为制约世界战争发展的国际因素。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苏俄(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遏制下，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非常有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虽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进行了首次冲击，但未能形成力量上的优势，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得以继续；美国的崛起虽对欧洲的霸权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远不敌其欧洲对手，而且这个当时具备调节世界经济的能力、有着规范国际经济和安全意识的强国却未能承担起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和调节世界政治平衡的责任，这表明资本主义内部革新的力量亦未成熟。一战后的欧洲列强尽管经受重创，但其对世界的统治并未减弱。新旧力量的对比格局以及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了经过四年战场上的较量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虽然同旧的体系相比，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民族自决原则被提了出来并在欧洲范围得到应用；国际联盟关于集体安全的条款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等等，但新体制未能完成历史进程新旧交替的跨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没有解决或得到根本调整，从而也未能改变整体世界下帝国主义争夺一再引发世界大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协约国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处置问题上所奉行的殖民地瓜分与委任统治，与旧体制几乎如出一辙，引发世界性战争的祸端未除。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冲突的突出体现，一战的发生就是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激烈争夺的结果。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战争能否避免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战后的主要战胜国英、法、意、日等都是殖民帝国。它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使其殖民统治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殖民利益。战后列强中主张对殖民地问题进行改革的力量主要是后起的美国。威尔逊的“十四点”及美国官方对“十四点”的注解中表示要“对所有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18)。然而当时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手腕不及英、法的联合力量，而且美国本身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由英、法、美所主导的战后世界安排不可能触及殖民统治的根基，也无法突破其既定框架。所以巴黎和会事实上涉及的只是战败国殖民地的重新处置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会最后以国联盟约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所谓托管制度，即将前敌国的殖民地“委诸资源上、经验上或地理上足以承担此责任且乐于加以接受之先进国，该国即以受任统治之资格，为联盟施行此项管理”(19)。结果在托管的名义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邦；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托管制度同传统的赤裸裸的殖民地瓜分相比是一种改进，然而，就实质而言，国联委任统治制度和殖民统治制度实际上没有区别。帝国主义依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发展模式虽然由于一战后德国等一些殖民帝国的暂时退出角逐而让出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而得以苟延残喘，但这种建立在殖民统治和实力地位基础上的暂时平衡不仅难以长久维系，而且成为建立自由、开放、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严重障碍。围绕殖民地分割的新一轮竞争将再次引发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 第二，在对战败国处置问题上的因循守旧、缺乏全局眼光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埋下了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祸患。 如何处理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德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世界既畏惧德国又依赖德国。一方面，德国的潜在威胁性让协约国深感不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已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工业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经过四年的战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但是战败后的德国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仍存在。就综合国力而言，德国拥有欧洲最多和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口；欧洲最大规模、最为发达的工业。从战略地位来看，尽管它西临法、英两强，但其东部只有弱小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和战前必须面对强大的沙俄相比，其战略地位大为改善。而从心态上看，德国并未接受战败的事实，它把战争的失败归为十一月革命“背后捅刀子”的结果，而且它宣布投降是指望依据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得到宽大的待遇，特别是想获得它所希望的市场(20)；另一方面，德国问题的复杂性让协约国非常棘手。19世纪末以来德国已成为先进工业强国，不仅欧洲大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有赖于德国，英、美的海外利益也与之紧密相连。由于德国在维持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平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一味限制其发展，可能伤及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德国国内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势力又极其强固，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如果放任其发展，极易走上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冒险道路。进而言之，如果协约国不从根本上解决德国发展所需的市场问题，不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势力的根基，德国重新崛起，并将军事、工业的潜力转化成战争实力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面对如此棘手的德国问题，协约国事实上既没有解决德国所需要的市场，又没有清除德国战争势力和影响，甚至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些实际上都为德国后来走上战争之路准备了条件。 纵观而论，协约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失策主要体现在主要盟国在对德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和协约国方案的内在矛盾性。在对德问题上，法国主张严惩，力图从军事、领土、经济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将德国永远踩在脚下。英国真正关注的是限制对英国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力量和经济潜力，并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美国则主张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国地位，在经济上反对过分削弱德国。协约国在对德问题上意见不一给德国投机取巧以可乘之机。凡尔赛和约是列强争斗与妥协的产物，且基本是领土分割、军备限制、外交孤立和勒索赔款等传统思路。这在新形势下很难行得通。首先，领土分割行不通。德国的大片领土未经过公民投票，也不顾居民的实际情况就被分割出去了，“特别是把但泽和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主体分离，引起怀恨在心的德国人的不满”(21)。正像劳合·乔治所言：要想长久地从德国得到安全，一个办法就是分割这个国家，但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除非那是用军事占领的手段来强制执行(22)。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尽管协约国主张对德国复仇，但并没有对德国进行有效军事占领。其次，军事遏制难以奏效。和约虽严格限制德国军备，如规定陆军不得超过10万，军官不得超过4000人，解散德国总参谋部及其它类似组织，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等(23)，但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仍未触动。德国军火工业的基础保留下来，大地产、大垄断组织基本原封未动。国防军在德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德国社会的尚武气息依旧。可以说，德国虽然投降，但并未真正服输。对于科技和重化工业发达的德国来说，只要条件许可，很容易将这些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因此，一战后建立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裁机制基础上的军事遏制很难奏效。事实上，一战后执行对德国进行军事控制和制裁的法国，无论人口、工业潜力，还是战略地位都不及德国。为了求得英、美的支持，不得不以放宽对德国的控制(领土分割和军事控制)为代价。再次，外交上孤立德国也难实现。随着沙皇俄国的崩溃，法国在战略上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制衡德国的力量，在对德国进行控制时法国本身底气不足。而法国着力打造的小协约国体系陷入领土边界之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之间新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强化了德国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24)。最后，对战败国的勒索赔款不现实。姑且不论赔款问题的合理与否，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德国赔款，必须让它赔得起，而要让它赔得起，就得让它发展，而德国一旦发展，又会造成新的战争因素。劳合·乔治说过：在财政金融上惩罚德国，将促使德国竭尽全力来发展自己，这样一来又将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因素(25)。总之，法国为主的协约国对德方案一方面苛刻到想要让德国永不能翻身，如果按此要求彻底摧毁德国，不仅会使德国更加无力支付协约国所要求的赔款，也会更加激起德国的不满和复仇情绪，但另一方面，协约国的方案又没有铲除其复仇的土壤，限制其复仇的潜能，杜绝其复仇的机遇。对于德国一旦复仇，将如何防范的问题，协约国也没有一致的认识和措施，德国的重新崛起并走上战争之路在所难免。 第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列强关系格局未能适应20世纪初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它没有反映出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主宰世界的旧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被动摇，世界人民正在觉醒的历史趋势，仍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排斥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其次，凡尔赛体系未能及时反映20世纪初的欧洲和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欧洲范围，当时盛极而衰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导着欧洲霸权，力图对德国这样一个尽管暂时受挫，但其综合实力和潜力都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施行长久压制。在全球范围内，挑战欧洲中心地位的力量正在形成，美、日已跻身世界霸权的争夺，然而构成战后世界体系大厦的凡尔赛体系并不符合美国的构想以致美国游离其外。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制约也心存不满。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体世界形成、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各国利害与共、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协约国不仅在德国问题上缺乏全球眼光，而且总体上忽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和调整，对共同的经济和军事安全缺乏十足的敏感和恰当有力的举措，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承担起这种责任。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十四点”曾提出消除经济壁垒，实行贸易平等的原则，但遭到英、法的顽固抵制而受挫。随后的20年代，尽管因为强制实施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严重副作用曾使协约国尝试调整与德国的关系，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开始触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良性循环及共同的经济、军事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不仅将战后一直纠缠不清的赔款和战债上的关系开始理顺，而且实际上鼓励在几个先进的经济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循环，旨在把德国的经济融进一种互利体制中。道威斯计划在1924-1929年的成功实施为德国在经济上和安全方面回归到国际经济体制和安全体制中来奠定了基础(26)。但是战后世界稳定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随着德国的重新崛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实力平衡基础势必被打破，德国不会受制于一纸和约的束缚；另一方面，随着大危机的开始，20年代相对繁荣和开放的经济体制崩溃。当30年代经济危机袭来，法西斯开始战争冒险，必须予以军事遏制之时，法、英、美都对德奉行了程度不同的绥靖政策。而一战后应运而生的第一个具有广泛职能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尽管是对集体安全的一种积极反应，但存在种种弊端。它维护殖民统治，操纵在老牌的欧洲帝国手中，苏、美、德等几个大国一开始均游离在外，并对其大加攻伐，使其公正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国联的决议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而且对侵略及如何有效防范侵略等问题语焉不详，使其缺乏果敢行动的能力，等等。 综上所述，二战未能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动摇了旧的世界格局，催生了一些新的因素，但新因素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主导战后世界建构的还是旧势力的代表——欧洲列强，新体制仍然袭用旧规范：建立在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基础上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对战败国厉行经济剥夺、军备限制、外交孤立，罔顾新的历史趋势。主要大国在应对全球化时代第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时仍然沿袭这一旧规范。结果在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急剧分野：政治、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内外市场狭小的德国和日本，步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的后尘，公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起法西斯独裁体制，走上以武力重分世界、建立法西斯全球霸权的危险道路，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英、法、美等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或者雄厚经济实力的西方国家为一己之私互相拆台，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奉行绥靖政策，致使试图共同规范国际经济行为、防止战争势力的各种努力归于失败。 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世界历史进程结构性矛盾的突破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结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预言中的第三次世界战争并未发生。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维持一种没有世界大战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局面？传统观点认为，这与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体制所造成的相互制衡有关。但历史的事实是，多极格局既可能是战争多发的不确定因素，也可能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积极因素，两极对抗既可能是走向战争的前奏，也可能是相互约束、避免迎头相撞的制约因素，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制约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呢？比照二战前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战前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在二战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这种改变最根本原因在于反法西斯战争使得先前引发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或消失、或减弱或得以有效控制。 1939-1945年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搏斗，它最终以无数生命财产损失的惨重代价使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7)。在此笔者谨就反法西斯战争对世界历史进程结构性矛盾的破解进行阐述。 第一，反法西斯战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得以欧洲为主导，以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垄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引发西方大国之间世界性战争的祸根得以消除。 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反法西斯战争从两个方面为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促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主客观条件成熟，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主要表现在：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来看，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磨难和洗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意识空前强烈；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形式趋向成熟；广大民众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开阔了视野，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掌握了斗争艺术、增强了战斗精神与民族自信心。从殖民宗主国的角度来看，战争削弱了殖民统治机构在殖民地的政治声望；宗主国民众对维持海外殖民统治的信心受到打击和质疑，甚至出现反帝国主义情绪；主导战后世界的美、苏两强不仅无意于获取海外殖民地，而且苏联还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革命，宗主国要恢复他们的殖民统治已步履维艰。因此，战后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态度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过程。联合国国际托管制致力于促进托管领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并使他们向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难以为继，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条生命线而努力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战争期间发轫、战后勃兴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为资本主义发展由外向型扩张为主转向高科技研发和相互市场开放为主创造了条件，减少了因为殖民地势力范围而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城乡国际分工逐步让位于工艺科技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主要贸易对象和海外投资的战略重点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为了保障国际经济循环的正常运行，维持其购买力水平和接纳西方的经济、社会体制，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还致力于鼓励新独立国家适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工业生产、世界贸易，还是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均已形成一种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局面。这种密切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抑制了战争因素，为争夺殖民地而引发重分世界的战争的可能性大大缩小。 第二，在处置战败国的问题上，美、苏、英等主要反法西斯盟国吸取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处理德国问题上失败的深刻教训，找到了解决德国问题的症结：在军事上彻底打败德国的基础上，进一步铲除德国战争势力及其流毒，同时解决其市场问题，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失去存在的基础。二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法西斯战争势力不仅严加惩处，而且力图铲除其根基，清除其影响。在对德国的处理问题上，反法西斯盟国的一致共识是必须对好战的德国法西斯进行彻底改造，而这种改造不能像一战后那样由德国人自己进行，而必须由胜利者来执行。所以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反法西斯盟国就形成了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由盟国占领当局对其实行严格的非军事化、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改造。战后初期，在战争对德国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等战争势力及其存在的基础进行了彻底摧毁的基础上，无论东、西占领区都对德国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清除法西斯势力和影响的民主改造，反动势力被清理、整顿，使德国对战争的失败及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不可能再次挑起世界战争。由于二战后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德国问题不再被看成国际安全的中心问题，也不再作为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被纳入其中来进行考虑。在美国的扶植及其开放的世界体制中，具有庞大工业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德国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市场能够得到保障，德国无须通过战争就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当然，在处置日本的问题上则主要因为美国战时出于减少战争伤亡，战后利用日本遏制中、苏的需要，美国在对日本的彻底打击和战后全面清除法西斯战争势力及其流毒的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一定程度上重蹈了当年协约国处理德国问题的覆辙，使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大打折扣。 第三，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由无序转为有序，有效制约了世界大战的发生。经过战前多次经济危机、战争危机与革命危机的打击，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基于自由贸易、世界货币、金融稳定原则重建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来消除动荡与危机的必要性，战争的浩劫更是迫使人类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命运，走向寻求稳定、持久和平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迫使长期群雄逐鹿、征战不休的欧洲在二战后出现要求和解与联合图强的强烈愿望。而美国在其强大的实力地位和西方盟国普遍衰落的基础上，假冷战之名义，担起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为资本主义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准备了主观条件。就更大范围而言，随着二战即将结束，美国率先倡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来完成上次大战之后开始采用但大多半途而废的努力。在安全领域，奠定了美、苏、英、法、中在联合国行使集体安全广泛职能的基本框架，在经济领域，战争后期应运而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相继运行，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构成了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三大支柱，推动了世界经济朝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使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能够及时得到调节和控制。 第四，各民族、国家基于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参与和规范国际经济、政治活动，协调彼此的利害冲突的局面开始出现。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有关战后世界和平的构建不仅早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开始酝酿，而且主导战后世界和平力量和基本理念也迥异于战前。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是新力量的代表，或者说，新的力量占主导地位。而且对战后世界的处理是在战火未熄之时各大盟国长期协商的结果，反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目标，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合作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前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不仅在打败法西斯、规划战后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中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促进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事业创造了条件；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的联合国克服了国际联盟的弊端，将民主自由、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等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则以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普遍接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稳定的基本准则并为协调国家之间的争端，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承当起广泛的职能，为世界人民的平等交流、互利共进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战时各民族、国家之间空前规模的交往，特别是反法西斯盟国战时的全面合作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跨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界限进行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成功先例。 当然，历史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战后两大阵营的长期冷战对峙及后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使人类长期处于新的世界战争、核恐怖的阴影之下，而且局部战争从未间断。但无论如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磨合，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冲击，引发世界大战的各种因素逐渐消失或得到基本控制，抑制世界大战的因素加强。人类在迈向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综上，随着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变，这些质变相互交织，孕育了世界大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这一结构性矛盾在20世纪初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社会。一战后列强之间围绕殖民体系的存废与调整问题、如何处理挑战现存秩序的战败国处置问题(以德国问题为中心)以及全球性经济与安全机制构建问题所发生的持续激烈的矛盾冲突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牵动着20世纪上半叶世界整体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种种缺失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从实力地位对比上完成了历史的新旧交替，而且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完成了历史的跨越。世界大战的一再发生既是帝国主义发展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同时也与世界历史新旧交替过程中新生的力量相对弱小，而旧势力和思想意识相对强固有关。在现代科技和工业飞速发展、世界整体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条件下，一国外交务必审时度势，及时摒弃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约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新秩序的和平建构；在力争本国发展权利和机遇的同时，也要谨防堕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陷阱，掠夺式发展与殖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的恶性循环以及对工业和科技成果的滥用。 ①有关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多。改革开放以来，以齐世荣、徐蓝为首的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团队，以张继平、胡德坤等为首的武汉大学学术团队以及以李巨廉、王斯德先生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团队都曾在该领域发表系列成果，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传承。吴于廑、齐世荣、李植枬等前辈学者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进行了宏观理论和实证研究层面的探讨。 ②参见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R.R.Palmer,Joel Colton,Lloyd Kramer.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Volume II,since 1815.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8; J.A.S.Grenville.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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