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屈赋中理性观念之始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始论文,理性论文,观念论文,郭店楚简论文,屈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6-0074-04
一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出土的战国时楚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出土文物看，不仅是学术界的大事，而且这座楚墓与诗人屈原有着颇为密切的相应关系。
首先从时间方面看。据许多专家考证，此墓下葬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78年，下限为公元前227年，属战国中斯后段。屈原的生卒年，几家之说相差颇大，从大的范围讲，我们可以认定墓主的生活年代与屈原相当。
其次，从年龄方面看。随葬品中有两件鸠杖。据《汉书·礼仪志》的“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玉杖）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的说法，墓主应在70岁以上。屈原的年龄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屈原的生年颇有争论，胡念贻依《汉书·天文志》推算，认为屈原当出生于楚宣王17年，即公元前353年。卒年依前283年或282年计算，当有71或72岁，若依郭沫若说卒于前278年计算，则有75岁。
再次，从身份与职务方面看。墓葬中出土了一只漆耳杯，杯底刻有“东宫之师”四字，可见墓主是楚国某位太子的老师，因为东宫是太子的居处。墓中竹简应当是墓主任“太子之师”之职时自读的典籍或教太子的教材。楚国此时正当怀王时期，依《史记·楚世家》所记，此时的太子是太子横，即后来的顷襄王。屈原曾任三闾大夫。王逸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职责范围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即是掌管王室族谱与教育王族三姓子弟之事，这与墓主的职责有极其相似之处。《楚辞·渔父》篇虽然可以肯定不是屈原的作品，但或是同时代人或稍后者的回忆录，所记之事当不虚妄。屈原的身份与此墓主也存有差异之处，屈原是大夫级，而墓主，荆州博物馆的发掘报告中说“《礼记·王制》：‘庶人……不封不树。’……墓主人当属有田禄之士，亦即上士”。其实士与大夫葬制的区别不仅在“有无封土”一点上，还有其它标志，如棺盖是否用漆，椁用什么木料等。《礼记·丧大记》说“大夫盖用漆，……士盖不用漆”，“大夫柏椁，士杂木椁”，遗憾的是，这些挖掘报告中都没有提到。
我们将屈原与楚墓墓主进行比较，并不是认为郭店楚墓墓主就是屈原，因为缺乏更多的证据，但是我们认为，此墓出土的文物与竹简资料为我们研究屈原提供了一个大而具体的文化背景，一个探索楚国此时贵族文化人的思想组成因素的背景，这是以前在屈原研究中所不完全具备的。
郭店楚墓出土的楚简，道家著作4种，儒家著作11种，当是墓主——太子之师的教材，也是受教育的贵族子弟们的必读典籍。屈原的生活正当这一时期，作为“与楚同姓”的贵族一分子，自幼接受的也应当是同样的教育。也就是说，屈原所读也应是这些典籍，接受这些典籍中的理性观念，建构着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楚简作为对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原文化”的代表，具体而又十分重要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
郭店楚墓出土的有道家典籍两种4篇，儒家典籍11种14篇，儒家典籍是道家的3.5倍。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来划分思想比例，但是作为“太子之师”用来陪葬的典籍不会是不经过选择的，由此，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接受儒家典籍比道家多，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事实。楚简《语丛一》中说：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其中断简内容也许就是说《书》这部典籍的，另《六德》篇中也曾提及六经。）
这就可以证明儒家经典在楚国贵族子弟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从屈赋中涉及到的许多理性观念，可以感到儒家思想是其主导方面，在比较中可以找到与楚简的一些契合点。屈原的作品虽然是抒情诗，但大家公认的是政治抒情诗，即多抒政治或与政治有关的“情”，这就必然要牵涉到理性观念。
理性观念，屈赋有时是直接表述出来。如《怀沙》中的——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
作为诗，不可能如同哲学著作那样作直接的概念上的表述，更多的是通过形象的描述来说明。如屈原在《离骚》、《九章》等篇中特别强调“德”。
作为“德”这个观念，屈原认为首先要有好的内德.也就是他说的“内美”。他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以练要兮，长顑颔其亦何伤？”他还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与楚简的许多论述是非常接近的。楚简《五行》中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五行排列的顺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五个方面“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也就是把这些理性观念内化为人的行为规范与自觉要求（即儒家所说的“修身”），就是“德”，外化为人的具体行动，就是“行”。基于这一点，屈原不仅以此要求自己，还以此来衡量统治者，在《离骚》中他非常明确地指出：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民德”，人德，即人君之德，林云铭释为“为民所德者”，王邦采释为“民心之所归者”，都颇有道理。人君只有具备这种“德”，上天才会保佑你。屈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赞美和谴责历史上的圣王和暴君的。
这“德”见之于政治，表现为“忠”与“信”。楚简《忠信之道》里说“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把忠义与德中的仁义联系起来。先秦时的“忠”与后来的含义有所不同，除臣对君、下对上之外，其中还包含有“尽已之职”之意，无论君臣。《论语》里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左传》里曹刿评鲁庄公的行为是“忠之属也”，都是这一层次上的含义。屈赋中常常用到“忠”这个概念，如《惜诵》：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贫贱。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也。……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
真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屈原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忠信”（诚，信也），却反遭疏远与打击，因而心结抑郁。实际上是对楚怀王的不满，他说“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齑怒”。这也与楚简《忠信之道》对当权者提出的政治要求相合：“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忠之为道也，百工不，而人养皆足。信之为道，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正因为“忠”“信”在当时是君臣政治上的行为规范，所以司马迁在叙述屈原的遭遇时说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至于屈原在作品中对怀王的不满与揭露，后来的班固等曾作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责数怀王，怨恶、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的批评。残不知战国中期，正是因为出现了敢于对国君进行批评和进谏的风气，才使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了可能。楚简《鲁穆公问子思》里记载了一故事，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回答说：“恒称其君恶者，可为忠臣矣”穆公大为不解，问成孙弋。成孙弋说：“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交（效）爵禄者也。恒（称其）之恶（者），（远）爵禄者（也）。（为）义而远爵禄，非子思，吾恶闻之矣。”楚简证明了屈原对怀王的批评正是当时被认为忠于臣之职守的行为，它体现了当时的臣道价值，与汉以后是不一样的。
儒家也讲“时”与“遇”。楚简《穷达以时》里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并举例说：舜耕于历山，因遇到尧，才成了天子；咎陶因遇到武丁，才能够“释板筑而佐天子”；吕望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因为遇到周文王才“举而为天子师”；管夷吾因为遭遇齐桓公才为“诸侯相”；百里奚因遇秦穆公才“为朝卿”，等等。楚简《唐虞之道》中还说：“圣以遇命，仁以遇时。……纵仁、圣可与，时弗可及兮。”屈原对此深有体会，他在《离骚》中说：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九章·惜往日》中他说道：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
对“时”和“遇”的感慨与楚简如出一辙，二者运用的许多历史事例都是相同的。《穷达以时》里说“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对此，屈原同样感慨万端，他多次感叹自己生不逢辰：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曾嘘唏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离骚》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涉江》
另外，屈原思想与楚简还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如“崇圣”、“尊贤”等。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只能从大的文化氛围和屈原所受的教育中去找。
三
我们不能说屈原就是儒者，楚国文化不同于中原的文化，贵族们不可能只接受一个学派的影响，更何况道家学派本就发源于楚国。这次郭店出土的就有三组楚简是《老子》，还有一篇《太一生水》，从未见于世传，这是第一次发现。这些典籍出现在“太子之师”的墓葬里，说明道家思想也是楚国贵族所接受的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
《太一生水》是道家的宇宙起源论。此文作者认为万物之源是“太一”：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势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前而或□□□□万物母。
因为“相辅”——相互的作用，才促成了宇宙的变化。楚简《老子》（甲）里有这样一段：
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穆，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今本《老子》中也有，字句略有不同。）
首先，这种思辨，在《天问》里是随处可见的，不过是以提问的方式表现出来，如：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宇宙的起源，万物之母，当时并不是没有答案（不管其是否正确），楚简可以证明。从时间上看，屈原也不可能没读过这类典籍，那么，这只能说，屈原是明知故问。整篇《天问》都是借问而抒愤，而不是什么“问所不知”了。与《离骚》是一明一隐，异曲同工。
其次，屈原既是明知故问，答案却和楚简并不一致。屈原并没有说宇宙起源于“太一”，只是说“上下未形”、“冥昭瞢暗”等，颇有些接近上引的简书《老子》。所谓“阴阳三合”，也与简书不同。
什么是“太一”？前人考证已多，一般认为最早提出的是《庄子·天下篇》。而《天下篇》显然不是战国中期的庄子所作，是后人所补入，其时代难定。现在我们可以说最早提出的是《太一生水》。《遌冠子》说“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中央者太一之位”。太一是神，所以宋代陆佃在“泰一”下注为“天皇上帝”[1](p29)。这与《太一生水》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还不能说《太一生水》中的“太一”就是神，但把简中的“神明”释为“神祗”，却是有道理的[2](p165)。屈原时代的“太一”不等于《老子》中的“道”，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老子虽然非常推崇水的柔性，但完全没有“道生水”的意思。在屈原时代的楚国，“太一”就是神、上帝，而“神明”就是众神，这与屈原《九歌》中使《东皇太一》居首，似乎暗合，屈原在诗中非常明确地说“吉日兮良辰.穆将将兮上皇”，而后的天神、地祗、鬼雄则是天地产生之后的“神明”，“神祗”，“太一”的含义在这里有着地域性和时代性的限制。
屈赋中许多神话与香草之象征层次上的观念，在楚简中似乎找不到任何痕迹，而这在屈赋中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似乎与神仙家无关，其根源是楚的本土文化，这楚地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屈原的思想。
前面我们说过，在与中原既对抗而又接受其文化影响的楚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氛围里，其贵族（包括屈原）不可能只守一家一派，他们必然会广泛地与各种思想接触，《左传》、《国策》里多有记载。“楚才晋用”，从某种角度说，也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郭店楚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毕竟只是部分。作为屈原的思想也当然不能仅归纳为儒道两家，他还接受了其他学派的影响，如法家等。在以纪南城为中心的众多的楚墓必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埋藏，我们将期待着。
收稿日期：20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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