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云[1]2017年在《制度创新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中研究指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治理的新思路,是针对我国供给体制这一关键领域所进行的一次深化改革,旨在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度创新是对制度改革、完善、替代、转换和更新的过程,它主要涉及新制度安排如何产生和旧制度安排如何过渡到新制度安排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制度的变革和创新,甚至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等,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西方在经济治理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体制的供给端进行了改革创新。在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次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有效制度供给增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经济严重"滞胀"的局面,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别进行了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内容、以减税为核心和以经济结构调整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实践不仅表明制度创新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且还分别在基本原则与主要措施方面给予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重要启示。制度创新与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制度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持续提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导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生产效率整体提升。而制度供给滞后、制度创新需求不足和自主创新进展缓慢等制度性障碍,正是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造成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根源既有市场层面的,也有政府层面的,分别表现为:微观市场主体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市场法治建设滞后、关键要素领域制度陈旧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制度创新模式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缺乏动力、利益博弈致使政策失效、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失范等。因此,推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突出共享的改革发展理念、注重体制机制的协调性、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强调法治化的治理思路的基础上,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从短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其涉及范围广、具体内容繁多,但病根都是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无论是清理"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增加有效供给还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都只有依靠制度的改革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长远来看,在决定我国经济长期持续有效增长的制度、技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方面,无不面临着制度陈旧、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迫切需要通过深入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来破除供给约束、消除供给抑制。比如,在制度要素层面,要深化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在劳动力要素层面,要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构建科学的人口制度,加快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在技术要素层面,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彻底清除影响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障碍,营造有利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等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巨大工程,而制度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性环节且贯穿始终,虽然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只要在准确把握制度创新这一关键与核心的基础上,加强探索、深化实践、努力创新,必定能取得显着成效。
李晓倩[2]2008年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文中认为透视当今高等教育纷繁复杂的表象,制度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近30年来,新制度主义理论蓬勃发展起来,为人们分析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观察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独特视野。在这个视野下,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联动的过程,而其本质则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改革开放实行之初,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即已被确立。虽然叁十年来,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高等教育领域并没有实现巨大的突破性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等教育中久拖不决的问题大多与制度有关,在追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十分关注高等教育的制度发展,把建立科学现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于其上的制度能否对它产生适当有效的刺激,并保证它能够得到一定限度的报偿与好处,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源动力。因此,高等教育成熟的标志就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本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在分析如何使高等教育制度更有效的基础上,以质量为目标构建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从而为制定和实施高校教育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前提是分析和正确认识政府、高校与市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对待高等教育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新制度主义基本理论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历程梳理,分析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现状,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我国现实国情,指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有效途径。
刘洋[3]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王海英[4]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指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冯乐坤[5]2015年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文中认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叁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邓沛琦[6]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刘伟, 方敏[7]2016年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从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分析出发,对改革命题的实质、不同改革理论与模式的比较、中国改革进程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西方正统经济学对改革命题的理解,在实践上也和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转轨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充分而深刻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改革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具有一系列鲜明的逻辑特征: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体制转轨,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在改革的历史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统一、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统一中不断往前发展。
黄秋菊[8]2012年在《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然而，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却出现了明显的大分化。转型之初，俄罗斯虽然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标准转型战略——“华盛顿共识”，但却长期陷入经济严重衰退与社会秩序极度分裂的转型危机；而中国却在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从而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尽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中俄两国的转型绩效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但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策略及其演化路径的差异则是决定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本文以国家制度能力为研究视角，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了详细分析，着重探讨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路径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国家制度能力差异与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内在关联，并对中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和比较，最终得出了若干对转型国家和发展经济体的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以国家制度能力为切入点来研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研究中俄两国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问题，不仅为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撑，也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长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该章首先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之谜入手，引出国家制度能力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以及国家能力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二章建立起研究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能力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章以制度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制度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分析了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将国家制度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将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划分为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国家的制度实施能力和国家的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并清晰界定了国家制度能力叁个构成部分的内涵，对这叁种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利用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模型，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国家治理形态与国家制度能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动态角度研究了两条国家制度能力的演化路径，即国家制度能力的积极建路径和消极退化路径，并归纳总结了国家制度能力积极构建的必要条件。第叁章对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该章首先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入手，提炼和归纳出制度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并利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主观博弈模型研究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路径演化特征。其次，对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绩效分化现实进行了描述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叁种解释转型绩效差异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制度能力作为影响转型绩效的关键变量，并构建了一个国家制度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最优配置模型，以分析国家制度能力与转型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第四章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该章构建了一个由叁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制度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分别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和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综合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归纳出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具有“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和“失败的国家”叁大特征；而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则具有“自主性国家”、“发展型国家”和“强国家”的综合特征。第五章着重深入研究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转型危机的内在形成机理。该章首先研究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强国家的崛起，分析了前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能力削弱的过程。然后着重研究了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的内在机理，即激进转型战略的形成导致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僵化；制度结构的解体导致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耗竭；利益集团的制约导致国家制度调适能力的近乎丧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俄罗斯转型危机的关系。最后，本章进一步研究了俄罗斯普京执政时期和梅普共治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换，以及所采取的重塑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对俄罗斯未来的转型路径与国家制度能力改进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第六章则转入对中国转型期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转型奇迹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该章首先研究了全能主义国家支撑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曲折探索对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其次，着重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培育的内在机理，即国家治理目标的灵活转换促进了有效制度改革能力的形成；国家权能范围的适度调整维系了国家必要的制度实施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中国转型奇迹的内在关系。最后，论文立足于经济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崭新挑战，集中论述了改进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提升与中国的转型发展方向。第七章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结论和启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归纳为叁个方面：（1）国家制度能力是理解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视角；（2）国家制度能力是导致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3）国家制度能力构建是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论文得出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叁方面重要启示：首先，社会经济转型不能以牺牲国家制度能力为代价，为此，应关注转型的策略选择，保持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其次，在经济转型中，应处理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的叁大核心问题，即国家自身的建设、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最后，在转型深化阶段，应关注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中的内外联动效应，确保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姜国俊[9]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朱成燕[10]2016年在《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制度演化论的视角下,分析了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产生、延续和变革的历程。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而非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制度变迁历程反应了制度演化论中环境、行动者、结构叁者互动的演化模式,但又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特征。其稳定性来源于中国单一制的纵向政治制度设计,中央掌握着人民一揽子授予的国家治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再授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这种权力隶属关系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通过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这叁重连带机制表现出来,蕴含在纵向政治制度结构之中,并保持着该制度的稳定。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观念演化的产物,而其观念的演化基于对制度认知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刺激。首先,制度认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机证明了原有观念的异常,因此,政治领导人在制度危机的倒逼下进行制度变革。其次,外部环境的刺激增加了政治领导人发展的压力,驱使他们主动寻求制度变革,以保护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延续下去。此外,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还会受到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革主要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制度变迁同时呈现出发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比较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迁过程,可以归纳出叁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一是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调整。即中央通过调整纵向权力分配来调动中央、地方、以及企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但受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中央在纵向权力调整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党领导军队”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军权和人事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同时,中央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牢牢控制着税种、税基的确定和划分,在事权的下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否决权和干预权。这些恰恰是在放权的过程中保持纵向政治制度不偏离单一制这一基本制度框架的要件,有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叁重连带机制的协调一致运作。二是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本文通过历时性的比较发现,纵向政府间叁重连带机制的运作方式经历了一个“刚性运作—柔性运作—刚柔并济的弹性运作—规范化运作”的演变过程,以配合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央战略目标与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变化,使制度在不同的运作方式中释放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叁是制度匹配,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子系统进行改革,或添加衔接性的制度,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协调有效运转,避免因政治生态的变化或某一项制度变革而引发的不同制度子系统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概言之,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是顶层通过上述叁种机制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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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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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刘伟, 方敏.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8].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D]. 黄秋菊. 南开大学. 2012
[9].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10]. 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D]. 朱成燕.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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