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编纂中的苏联解体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苏联解体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5月下旬，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с·列昂诺娃，应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5月27日上午， 列昂诺娃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俄罗斯历史编纂中的苏联解体问题》的学术报告。现根据记录，将其摘要整理如下，以供有关专家、学者参考。
苏联的解体是俄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作为一个大国，其解体、崩溃如此突然，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此，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既研究它解体的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也分析其内部和外部因素，还探讨其中的个人作用。但每个学者在对此问题的解释中，又多少掩盖着各自的政治目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的解体是必然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凡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或迟或早都会因其发展缓慢或不能解决的矛盾而解体。苏联的解体，不过是重复了类似的历史发展规律现象。按照这种逻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是大国，是否也必然解体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等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早该发生的事，而且，在历史上出现的、并已解体的帝国中，它的解体是较晚的。萨哈罗夫等人坚持认为，苏联的灭亡，是内部因素促成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国家长期敌视苏联的产物，是由它们的特务机构对苏联从事破坏活动造成的。俄罗斯学者普拉特诺夫等人即持此种观点。他们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曾制定了多种力图肢解苏联的政策、计划，或肢解苏联的方案。美国历届政府领导人曾私下里这么说过，在行动上也是这么干的。
第三种观点：将苏联的解体归罪于个人，首先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客观条件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领导人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叶利钦是个两面派，是苏联的背叛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对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没有完全反映其选民的意愿；尤其是俄罗斯苏维埃的代表，不是制止而是默认甚至纵容叶利钦等人分裂苏联的活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杨即持此种观点。
上述观点中，有些说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又认为，其中每一种观点都不能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鉴于此，俄罗斯学者提出了应通过综合分析各种因素的方法，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在谈到“苏联解体”这一概念时，使用了多种术语，即把苏联走到历史尽头称之为：苏联的“死亡”、“非中央化”、“垮台”、“失败”、“消逝”、“瓦解”、“崩溃”、“解体”、“肢解”、“自我解体”、“自杀”、“他杀”，等等。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即过去有些学者在追溯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只讲民族因素。对苏联解体的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后可以看出，把苏联解体的原因仅归结为民族因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民族因素，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才能起作用。苏联的解体是由国内外多种矛盾聚合激化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因素。俄罗斯历史档案馆馆长布加依（Бугаи）写了一本名为《政权史》的书，其中就指出，苏联的解体是其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理等多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苏联社会各种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所造成的后果。
关于苏联的解体，目前俄罗斯学者总结出了一系列原因。
一、历史原因
俄罗斯不少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1.随意划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疆界，进而导致民族间的疆界争端不断发生。苏联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民族间的差异、纷争以及历史纠葛，错综复杂。但是自十月革命后，苏联一些领导人就认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民族间的融合很快就可以到来，民族间的差异以及疆界争端，很快就会解决。因此，当局在划界问题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在划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的边界时，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以致在苏联尚未解体前，阿、亚之间的领土之争即已开始了。苏联解体后，其境内留下了69个类似的热点问题。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在克里米亚半岛归属问题上发生的纠纷，就是由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克里米亚随意划归乌克兰引起的。这些热点问题，在国家处于统一，中央政权强大时，是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解决的，但在国家处于分裂、中央权力削弱的形势下，解决这些问题就困难了。
2.强迫少数民族迁徙。在斯大林体制下，凡涉及或提出民族问题，皆被视为犯罪。从这一思维定式出发，哪里出现民族纠纷或分离的苗头，当局不是实行民族迁移，就是采取武力镇压，直至取消他们的自治机构。此类事例很多。1919年国内战争时，因哥萨克中有少数人参与白卫军的反革命活动，株连了许多哥萨克人。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125 万人遭迫害；在1921年的一个月内就有7.9 万哥萨克人被强迫从高加索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境内。同年初，哈萨克斯坦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遭破坏，大批人被饿死，几百万人被迫迁徒，其中有不少人逃到中国谋生。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迁居异地。因受生活所迫而迁移的少数民族中，有乌克兰人、哈萨克斯坦人、朝鲜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等。1935年，大批朝鲜人和中国人被从远东地区强行迁入哈萨克斯坦；1937年，又一批朝鲜人和中国人从远东被强迫迁往西伯利亚。苏德战争前夕的1939—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吞并，居住在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也被强行东迁。苏德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8月， 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和德意志人，因怀疑其通敌而强迫他们向苏联东部迁移，其原居住区被划归阿斯特拉罕。1943年卡尔查人被强迫迁移。1944年，车臣和印古什人区域自治权被取消，其土地被分割。在同一时期，原居住在克里米亚的希腊人也被迫迁移。
强行迁移，给被迁移的民族造成的伤害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每到一块新的居住地，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相异，生活方式迥然，对新环境的陌生，以及言语的不通，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公民权利受到了诸多限制，包括人格受辱，身心遭摧残，体力劳动繁重，生活困难，以至无权参与国家管理。由于在公共场合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连同他们的子女进幼儿园、接受初等和高等教育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然而，这些苦难似乎没有尽头，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的1957年，当局还不允许那些被强迫迁出的少数民族返回原籍。
3.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由于苏联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经济上实行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使得一些加盟共和国形成了单一的生产体制，成了俄罗斯或其他一些先进共和国的生产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工业产品的推销地。比如，哈萨克斯坦成了苏联的核试验场。受核辐射的影响，该共和国不少土地沙化，水源遭污染，草场和耕地面积缩小，从而使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再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直至今天仍实行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单一制生产。
单一制生产，不仅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在苏联时代，为改变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落后状况，当局从俄罗斯调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援助那里的经济建设。但是，这种做法，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加大了这些地区与中央的离心倾向。当地人对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援助的评价是消极的。他们认为，所谓援助，实质上掩盖着大俄罗斯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对少数民族聪明才智的低估，是中央实行的一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分工。这种不满情绪，在苏联时代尚未演变成公开的反俄行动，但是在苏联解体后，情况就不同了。例如，90年代初在吉尔吉斯坦，由于生产运营状况不佳，当地人便把造成这种经济困难的责任推到了俄罗斯族人的身上，以致许多俄罗斯人被迫返回祖国；仍留在原地的一向被称为“老大哥”的俄罗斯族，骤然间成了“小弟弟”。
4.民族语言的使用受到限制。语言问题也是促使苏联解体的历史因素之一。在苏联时期，俄语被定为国语，成为全苏境内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苏境内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是双语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巩固苏联的统一，有益于俄罗斯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但是，由于当局过分抬高俄语的地位，强调学习俄语的重要，有意或无意地贬损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和使用功能，力图通过俄语的普及，加速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过程，用俄罗斯文化来同化其他民族。结果，不仅使有些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语言掌握程度比俄语还差，而且也引起了那些重视本民族语言人的反感。他们认为，降低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是大俄罗斯主义文化优越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即为苏联的解体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5.长时期内，苏联党和政府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人忘记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困难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的思想。他们过于自信，为粉饰太平，往往凭想像来制定民族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他们自信世界革命即将来临，届时一切民族的革命者都是国际主义者，彼此间已无边界可言，因而划分民族间的疆界，实质上已变得没有意义了。由于缺乏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对如何统一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也不从理论上加以认真的研究，使之所制定的民族政策，自然就脱离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当然，苏共领导人也不是没有看到各民族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注重的是怎样尽快消灭差异，而没有考虑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其本身也蕴含着某种价值。他们很少考虑对每个民族自身价值的尊重，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吸收，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和融合。在苏联时期，只要哪里出现民族问题，苏共领导人就将其视为政治问题，甚至给那些少数民族干部扣上“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帽子以严加惩处。结果，既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戈尔巴乔夫曾说过，“民族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它是对改革的背后一击”。
民族问题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在改革时代，各民族对改革的要求和目标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当局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深思熟虑。比如在处理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几个国家中的一些人早怀有独立之心。而那些政治精英们却迎合他们的心理，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位特殊，其民族文化更接近于西方，其文明程度比苏联其他民族高，因而让他们脱离苏联更合理。在这些政治精英们的推波助澜下，中央事实上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倾向没有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到了这几个国家的独立已成定局时，又慌忙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压服，结果弄巧成拙。是否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既是对苏共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一次检验，也是对苏联能否保持完整的一次真正的考验。事实证明，苏共的民族政策失败了。
一些苏共领导和政治家们所奉行的是庸俗的国际主义。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他们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中，以便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为解决民族问题，有的学者曾提供过好的理论建议，但是没有被他们采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他们说过，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彻底解决了。
70年代，民族争端已经出现，但苏共领导依然认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苏联各民族的繁荣和接近已成为现实。197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了一个专门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组，其成员有卢基扬诺夫（Лукиянов）、库德里亚采夫（Кудряпев）、鲍文（Бобцн）、萨帕金（Сапакин）等。为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包括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以及高加索之间的奥塞梯问题，修宪工作组向政治局提出，将自治州改成自治共和国，直属中央管辖。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政治局认为，民族问题最好不要触动，不要轻易改变现存各州的法律地位和宪法结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近视的看法。1988年，阿亚之间为争夺纳卡州的归属而发生的流血冲突，就是苏共领导人长期掩盖民族矛盾酿成的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即1981年，苏联当局曾作过一次解决民族矛盾的尝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准备二十六大政治报告时，有人建议在党中央委员会下新设立一个民族政策部，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到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反对。直到80年代末，这一建议才被接受。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变化很小。1982年，安德罗波夫在为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承认，“不能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已解决了”，“我们应及时解决民族问题”，否则，“这些民族矛盾将会激化”。然而，契尔年科在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却又老调重弹，说什么“苏联的民族矛盾已经解决了”。曾参与苏共二十六大新党纲有关民族问题起草的学者别切列夫（Печенев）出版了一部著作。其中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负责新党纲的起草工作，他反对把“灵活地处理民族问题”的提法写入党纲。因此在苏共二十六大会议上，有关民族问题的提法仍然是，“民族问题在苏联已成功解决了；从理论上说，苏联是各民族新的共同体”。有的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在现实中，苏联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几步。比如，民族之间文化水平的接近，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致；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豪的爱国主义情感。但这些仅仅是缩小民族间差异的开始，而相互间在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上的认同感尚有很大差距。有的学者指出，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做了不少事，其成就是明显的。比如，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每1万居民中，受高等教育、 获副博士以上学位者的比例，大大高于俄罗斯族的比例。但是苏共在宣传解决民族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时，主要突出的是领先于世界的航空航天事业和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认为这是苏联建成民族共同体的体现。而有关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民族属性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则说得很少。
还有一个在理论上不成熟的问题，即苏联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其中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但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存在的69年里，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能脱离出去。怎样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它们行使各自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
二、地方少数民族精英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在苏联时期，中央政府在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的民族工作方针之一是，尽量使地方上的各级领导民族化。根据这一方针，无论是地方高校或中央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都予以优惠。比如，入学分数线低，也可以进入莫斯科大学。其次，苏联共产党在各加盟共和国都设立了中央委员会，虽然它们隶属于苏共中央，执行苏共中央决议，但是在其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却是土生土长的，只是他们要经苏共中央的任命。
在各加盟共和国掌权的头面人物都是该共和国里的主要民族的成员。然而，他们一旦掌权后，就很少照顾本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当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人写信向苏共中央控告他们存在民族主义倾向时，苏共中央有时不仅不予处理，反而劝说写信的人服从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领导，甚至袒护他们，以致助长了这些民族精英们的分离主义倾向，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此，当苏共中央权力削弱，联盟面临解体时，这些民族精英们便从后台走到前台，公开地进行分裂苏联的活动。80年代末，苏联的民族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些精英们只要提出一个所谓的民族独立纲领，几乎不需付出什么代价，即可成为本共和国的“民族英雄”。比如，只要站出来公开说，“我们是哈萨克斯坦人”、“我们是乌克兰人”、“我们是格鲁吉亚人”、“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会有人跟着他们跑，就会得到本共和国内的多数人的拥护。
苏联的解体，最主要的力量是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正是这些地方少数民族的精英们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恰恰是莫斯科培养起来的。而且，他们还是党的工作者，是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既得利益者。比如，现在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原先是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现在是该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现在又成为该共和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当过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总之，现在的各共和国领导人，以前都是地方上的官僚，后来大多成了分裂苏联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80年代改革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苏联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很小。它们希望自主地发展和决定本共和国内的经济及行政事务。但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束缚了它们的手脚。这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学者们一般比较重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改革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形势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认为是这种形势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确实，1985年进行改革时，当局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对“改革”的概念也不清楚。起初，有人提出，改革是为了“重建人道的社会主义”；接着又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有人便改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原则，提出了“脱离社会主义模式”，“恢复民主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央权力机构在没有制订保障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的情况下，便推行了价格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政策。由于改革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使得经济日益滑坡，特别是从1989年起，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危机，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动荡。
在政治改革方面，当局更是随心所欲。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治核心，它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也是国家的组织原则。共产党领导一切，党中央决定着各级政府、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一切活动，影响着民众的社会生活。然而，在1990年2月， 戈尔巴乔夫竟不考虑上述情况，轻率地同意删去宪法第六条，宣布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这个口子一开，立即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1991年，叶利钦又下令解散俄罗斯共产党，停止共产党在武装部队和各级政权机关的活动。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丧失，苏联解体的命运就注定了。加之当时的经济形势的恶化，银行信贷系统被破坏，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联盟解体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四、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个人因素
我认为，个人因素对苏联的解体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此也不能忽视。在苏联解体中，我们的“领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就叶利钦来说，他促进了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权化、自治化的突变。1990年8月，叶利钦在鞑靼斯坦人举行的集会上说，俄罗斯可以和鞑靼签订协议，鞑靼斯坦可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也可以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当时，叶利钦正处于同戈尔巴乔夫矛盾尖锐的时候。他们俩人的矛盾，加大了当时的苏联中央领导内部的分歧，破坏了苏联局势的稳定，给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提供了条件。
许多学者得出结论：1991年12月，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三人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而是从法律角度把已发生的事情确定下来。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协议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我同意这样的意见：当时只有签署《别洛韦日协议》，除此，没有别的出路。当然，如果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更慎重一些，也许苏联的解体不会这么快就发生。在苏联的废墟上成立独联体是考虑不周的。
最后，简要谈一点苏联解体的后果。俄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很重视。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对俄罗斯族的影响最大。俄罗斯族在苏联是最大的民族，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被撕裂了。目前，有17%（约2500万人）的俄罗斯族人分散在俄罗斯之外的国家，成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外国少数民族”。其中，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有1150万，在哈萨克斯坦有630余万，在白俄罗斯有110万，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有300万，在拉脱维亚有100万，爱沙尼亚50万。这些国家的当局有的推行反俄罗斯人政策，使俄罗斯族人在住房、就业、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由于这些国家的法律将本国的主要民族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所以俄罗斯族人在公开场合就不能使用俄语。这样，他们及其子女即失去了很多工作或从事教育或受教育的机会。目前，除俄罗斯人外，独联体内的国家讲俄语的人越来越少，因而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俄罗斯族人的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以至有些人成了难民。为了生计，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到俄罗斯。对此，俄罗斯的许多党派在其纲领中都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关心在国外生活的俄罗斯族人。
受苏联解体影响最深的第二个问题是，俄国的领土面积大大缩小，事实上已退回到了彼得大帝前的时代，与17世纪俄国的领土面积相当。相应地，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削弱，迫使它在当今的世界重新定位。实际上，俄国已被西方国家挤压到了欧洲一隅，即欧洲东北部地带。特别是东欧国家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这就使俄罗斯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比如，俄国通往西方的战略要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不冻港，目前已分属好几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就是在南斯拉夫联盟的科索沃问题上，俄联邦政府没有采纳俄议会内的一些党派要求向南联盟提供军事援助，而极力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国采取遏制、排挤的目的达到了，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被动摇了。它已由原先世界上的大国、强国，降为目前欧洲的弱国、二流国家了。美国的战略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建议美国政府，竭力阻挡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重新与俄罗斯结成联邦，首先应制造各种矛盾，让俄罗斯与乌克兰长期对立。布热津斯基的这一建议正在俄、乌之间变成现实。
最后应特别指出，苏联解体后，对原先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族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顺利。
（在整理本文过程中，承蒙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学盛、马龙闪二位先生不吝赐教；马龙闪先生还将个人记录惠予笔者使用。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