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近代翻译的发展及译者选材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张晓艳
摘 要 近代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以及外国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决定了译者翻译的选材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近代翻译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近代翻译；翻译选材；意识形态
历史上，翻译一直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效应，尤其是近代中国翻译给近代中国社会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拓宽了民众的视野，提高了公众的社会思想意识，为近代中国发展变革提供了思想依据，也是提高民族文化及民族主义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翻译事业发展的历程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翻译的发轫期
19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爆发了清朝与欧洲列强英法两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因战败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在政治上从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卷入了世界市场，文化上中国人开始注目世界探求新知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由于战争的需要，因此中国出现了一些最早注意了解外国国情即知夷情夷事，掌握敌情制定对策的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组织翻译编撰了《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四洲志》一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对英国、美国的介绍最为详细，也有关于沙俄彼得大帝称霸后向外扩张的历史。《四洲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新书。魏源翻译编撰了《海国图志》，它是当时关于外国情况的百科全书，魏源还在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林、魏等人的翻译工作属于先觉者的个人行为。
(二)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与近代翻译的初行期
19世纪60到90年代，清政府日益衰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加深，清政府开始实行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以“自强”为口号(后期改为“求富”)目标，以“师夷制夷”为手段，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改良运动，也是清政府的一场救亡运动。洋务运动的执行者是以清政府官员为主的洋务派，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兴建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企业。为了满足企业的需要，洋务派在翻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1862年，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随后，上海、广州设立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还把翻译西方著作作为一项重要活动，1864年起主要翻译《万国公法》《各国史略》《格物入门》《化学阐原》《天学发轫》《算学课艺》等书籍，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懂外语的人才自觉地从事翻译工作。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聘请多位中外名家作为翻译人员，外国学者有伟列亚力(英)、傅兰雅(美)、林乐知等，中国学者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科学家，翻译作品有《代数术》《微积溯源》《电学》《地学浅释》《谈天》等。翻译馆译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这些书籍滋养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一大批文化新人，对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多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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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一些外国人较早地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学，如由伟列亚力主编，墨海书院印行的《六合纵谈》主要介绍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等。其中外国传教士翻译的《百年一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百年一觉》是美国作家贝拉米的著名作品，描写一位年轻人历经120多年神奇昏睡，一觉醒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私有制被消灭，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共同富裕，社会文明、人们道德高尚的故事。康有为认为“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一书，是大同的影子”。之后，民国时期学者陈平原把《百年一觉》同《茶花女》《华生包探案》列在一起，认为它们是最早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三部外国小说翻译作品。
第一，翻译领域的拓展，输入西学重点转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注重政治学术思想的输入。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甄克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耶方思《名学浅说》)，其中《天演论》《原富》《名学浅说》最为著名，意义和影响也最大。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中提到了“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形成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对后世的翻译界影响巨大。另外还有杨廷栋、章太炎、蔡元培等的翻译活动和作品，他们的译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材尤为突出，如张继的《社会主义之神髓》。
早在9月4日，《扬子晚报》刊载“蔡振华离开体育总局，刘国梁会重归乒坛吗”一文，称蔡振华的新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8月已前往新单位报到。蔡振华并未回应。
(三)甲午战争战后到辛亥革命与近代翻译的激进期
此后，林纾翻译了《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夏洛克奇案开场》等小说，奠定了林译小说的风格，称之为“林译小说体”。林译小说对近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打开了中西文学交流的大门，林纾翻译了大量的世界名著，让国人了解了很多作品和外国文学家，文学成为启蒙国人的有力武器。林译小说使得许多人热爱小说，并吸引许多人文学创作和翻译小说，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和翻译。另外还哺育了一批文学新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另外一位重要的翻译家是马君武，社会科学方面，他翻译的作品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自然创造史》等，介绍社会主义和宣扬进化论思想，为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在文学方面，马君武以翻译诗歌著称于世，他是第一个介绍德国大作家歌德的中国人，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马译《威特之怨》)；译拜伦《哀希腊歌》，马君武译诗形式独特，人称“马式”。他还翻译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对近代文学翻译作出了卓越贡献。
近代是中国人向西方探求真理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由官方主持，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得到重视，而且成为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翻译内容注重工艺制造，渐渐涉及法律政制，后来转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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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翻译阵地的扩辟。甲午战争后，维新派推动变法，翻译工作纳入了变法的总体构想。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制定任务即有“译印图书”，后专以译书为务。例如：刊登译著《华盛顿传》及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成为第一家刊登侦探小说的刊物。1897年，大同译书局创设，梁启超主张加速译书，“域外报译”大量介绍外国文学。中国的翻译事业由官办转为民办，由少数人的事业变为全民族的事业，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
第四，小说翻译的蓬勃兴起和繁荣。小说翻译的代表人物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是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巴黎妓女戈蒂埃与中产阶级子弟阿尔芝的爱情悲剧故事。该小说描写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为国人前所未见，正适合人们向往开放时代的心理，在文学样式上仍属才子佳人一类，但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一面世便大受欢迎，一时风行海内，尤其受年轻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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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翻译队伍的壮大，翻译水平的提高。同文馆的外语学校及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人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翻译工作，林纾、严复、梁启超、苏曼殊、周桂笙、曾朴等著名翻译家均为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确立了翻译标准，后有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梁启超主张的“二弊[注] 二弊指“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 三通[注] 梁启超于1897年《论译书》中提出，指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俱通。 ”，翻译理论翻译思想趋于完善，翻译理论也得到大力推广。
甲午战争后，外患益急，洋务运动失败，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那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富强之路必须改变封建专制，从制度上根本学习西方，致力全面地输入西学，而输入之道首在翻译，翻译业体现出几个特点。
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一些理论家注意到小说翻译的政治作用，“功利主义”的“政治小说”翻译为他们的政治理论宣传，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他们通过对译著序跋、批注的形式抒发政见，基于感慨，鼓吹革命。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宣扬“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谈及“政治之议论，寄至与小说”，周桂笙作《夏洛克复生侦探牟言》揭露“吾国刑律讼狱……暗无天日”。
(四)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与近代翻译的转折期
辛亥革命后，近代翻译归于文学，一方面是政治热情降温，另一方面是文学观念加强。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试图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改造中国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变革有重大的意义。曾朴等人试图通过翻译外国小说来提高中国小说的水平，通过中西交流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1]。苏曼殊的《悲惨世界》、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通过译述方式掀起翻译新思潮。20世纪初，一批文化新人登上文坛和译坛，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或参与者，又是新一代翻译的实践者。胡适翻译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周瘦鹃翻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等众多短篇小说，还有包天笑根据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编译《女律师》、马君武翻译德国文豪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等戏剧名作。他们是近代和现代文学承上启下的人物，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二、历史变迁的现实与翻译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碰撞
任何一种社会行为的形成必然有其形成及产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一定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翻译业也不例外。近代中国以译述方式输入西学，成为后来新思想、新精神启蒙的洗礼。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经历了内外交困的特别时期，历史的现实逼迫统治者、统治阶级及普通民众思考，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条主要道路，“中体西用”是学习西方的主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作品的翻译，中国人了解了西方世界各方面的先进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开阔视野开启民智，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翻译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翻译选材不断变化，内容从一开始的注重工艺制造，渐渐涉及法律政制，后来转向文学。翻译作品的选材引发意识形态方面的碰撞，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中国进行了以维新派为主的“戊戌变法”，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实行君主立宪，挽救清政府的政权。辛亥革命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清政府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激烈交锋，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变。近代翻译活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观念、外交观念的改变。林则徐翻译《四洲志》时提出“知夷情夷事”的观点，魏源翻译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当时，人们把外国的一切称之为“夷”，视外国军队为“蛮夷之邦”，而自己以“天朝上国”自居。华夷观念在洋务运动以后慢慢淡化。中西事务日益增多，洋务派设立了新的政府机构[2]。1861年，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主要处理洋务及外交事务。京师同文馆就属于总理事务衙门的管辖。
其次，扫除封建迷信，宣扬科学。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专重格致之学，他们有组织地翻译工艺制造方面的著作，《格物入门》《化学鉴原》《汽机中西名目表》等作品引进了近代科技，更新了知识结构，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水师学堂等近代军事企业的建立发展深受到西学传播的影响，如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管翻译了《谭天》《地学浅释》等关于自然科学的作品。当时文人谈天说地，以不知二书(指《谭天》《地学浅释》)为耻，他们的天地观、宇宙观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再次，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新思想、新精神的启蒙。严复翻译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名学浅说》最为著名，其意义和影响也最大。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严复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也介绍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西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他带给中国人民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中国社会起到了空前广泛的影响，也使他本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3]。后来，维新派人士、鲁迅、毛泽东等读了严复的译著，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方法论的启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既接受又批判，毛泽东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此外，杨廷栋《路索民约论》、杨荫杭《物竞论》、章太炎《社会学》、赵必振《近世社会主义》、张继《社会主义之神髓》、廖仲恺《进步与贫困》、蔡元培《伦理学原理》等译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材尤为突出。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使得国人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政治和文化活动上升到一个新层次。这些著作不仅介绍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观念也藉由这些译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代文学家、翻译家马君武在译著《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第一次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为后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或片段得到了翻译，陈望道是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的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以林纾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林译小说中的精品大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或革命时期的杰作，林纾在翻译时保留了其民主精华，有意识地传输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扬爱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翻译业发展的趋势有了很大改变，翻译选材进入文学体裁为主的时代。
比较两组重型颅脑外伤手术效果;住院时间;手术前后患者生活质量(QOL量表,分值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并发症。
最后，近代翻译带来了社会制度的改变。大量西学输入，人们的知识结构更新，眼界开阔，思想解放，封建的清政府八股取士的选拔用人方式遭到了抛弃。戊戌变法后，维新派提出“废八股”的主张。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八股取士，这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件大的历史事件。
三、结语
近代翻译的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同时，时代决定了翻译的选材，近代翻译伴随着一定的历史进程，促进了社会变迁。翻译是社会化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驱动和制约。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分歧，众多仁人志士摸索救国救亡的真理，探索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并为此前赴后继。
参考文献
[1]李雅琳，张晓艳.近代文学翻译思想研究[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48-49.
[2]惠萍.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D].开封：河南大学，2011.
[3]郑意长.近代翻译思想之演进及其现代阐释[D].上海：复旦大学，2009.
中图分类号 I046；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8-0217-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校级教改课题“意识形态视域下以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为导向的外语教改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900400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艳(1968-)，女，山西保德人，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标签：近代翻译论文; 翻译选材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