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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1)04-0107-08
引言
中国女性文学已为当代中国文学一道多姿多彩的热点风景。不仅创作呈现旺势，本土的“红罂粟”、“红辣椒”和西洋的“蓝袜子”等丛书皆给受众带来一惊一乍，掀起形形色色的热闹；而且女性文学理论研究也成了气候，西风东渐，经典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林林总总，众语喧哗，不无惊世骇俗，多元化理论系统和多元化学科状态呈现出开放的格局，文化尝试便进行于无限空间中。这无疑为几千年来的哲学洞开了一扇新门，那就是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从这里看到的世界与以往是如此的不同。
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的独立意识是什么？当今是进取是张扬？抑或退化失落了？女性先得是人，再是女人，最后是超越女人——有这么个螺旋式的升华过程么？无论如何，关注争论终归是好事、幸事，无声无息地被湮没是女人太漫长的历史。
如果说女性主义理论面临所谓的本土化的问题，那么，我以为，本土的女性文学存在是漫长的客观的。本文试图对本土女性文学作一历史回眸，从耙梳中寻觅认识曾失落的女性自己。
溯源：寻觅失落的女性
源头之说：
中国女性文学的源头在哪里？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言：“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1]
这一瞬间指的是“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浮出历史地表，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也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是在“五四”时期。
那末，这以前的漫漫几千年湮没于坚硬的历史地壳内的被禁锢的中国女性有过自己的声音吗？评论家陈惠芬在《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你自己……》一文中说：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斥在一初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终于蔚为时代风气，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而‘发现’自身。“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2]（188页）浩瀚的文学长河中，女性的作品宛若河道上的灯盏，稀稀疏疏寥寥落落，可是毕竟是明亮的、耀眼的，有着自己的温暖的光。
溯其源头，说法有二。一是认为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之短歌“候人兮猗”拉开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序幕。《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类，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道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3]那时还是对偶婚制望门居的时代，夫妻相会，每旬只在辛壬癸甲这4天，况且大禹又是位一心治水公而忘私的英雄。涂山氏女派人在涂山氏阳迎候大禹，久久不见其来，涂山氏女在焦虑中作歌曰：“候人兮猗！”如果“候人兮猗”算作源头，那么中国女性文学则一开始就定错了调。涂山氏女短歌的潜台词当是“我不是我自己的呵！”“候人兮猗”成为涂山氏女人生的内涵，等待丈夫成了女人的本分和期望。想想看，从那以后几千年来主内的女人等待丈夫成了中国社会的人文景观乃至自然景观，几乎不分东南西北的风景名胜处皆有望夫石这一景致，女人被定位于男人的属物，尽管社会将封闭的女性美化为坚贞的爱情化名，但这人生太悲凉又荒凉。
说法之二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当推许穆夫人。许穆夫人因娘家卫国处失国之危急中，她赶赴卫国并主张向大国求救，可许国诸臣追来阻挠她。也许这就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还管什么娘家的事”的女诫吧，许穆夫人十分悲愤，作《载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个女人不寻常，她有主见，不动摇，她瞧不上这帮骄横狂妄的许国诸臣，认定他们上百种主意，都不如她自己选择的方向。
“国家兴亡，匹妇有责”中有着一个女子独立的心声。《载驰》已点出女性角色与事业的抗争话题。
《诗经》中还有不少诗篇写女人劳作之歌、守望之苦、被弃之怨、失子之痛等等，虽无具体的作者，但几千年来，女性鲜活生命之音一直附托其上。
历代女性作家寻踪
到得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那有的只是男人的声音，女性的声音湮没了。汉朝的班昭，才华横溢，但她心平气和编写了一部约束女子的《女诫》，这是男人的思想借女人的声音表达吧。汉魏时期的蔡文姬“博学有才辨，又分于音律”，但她命运多舛，幼年随同被陷获罪的父亲蔡邕亡命流亡，后嫁河东卫仲道又遭夫亡。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在南匈奴滞留12年，嫁给胡人生有两儿。后来曹操赎回她，她又只得别夫离子，再嫁陈留董祀。嗟呼！女人所遭之罪集大全于此女子。她的五言《悲愤诗》的的确确浸透了女人的悲愤！有此篇足矣，且不去辨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真伪。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留下诗篇近5万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50余个，可是，找不到一个女性的名字！唐朝倒有一种特殊的妇女阶层——苏雪林称之为“半娼式的女道士”，这些女道士吟风弄月，诗可最著、且有专集流传下来的仅李冶和鱼玄机，还有一位是被戏称为女校书实是官妓的薛涛。她们的风流韵事似比她们的诗体更招人青睐。这些怕只能看作男人诗海边遭人践踏的小贝壳而已。
宋朝的李清照堪称伟大。她是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唯一“在籍”的女性，是人所公认的“婉约派”的正宗词人。李清照的晚年，国破夫亡，只身飘泊，唱出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掷地有声的诗句，词篇仍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深愁惨痛。南渡前的李清照的词篇以极强的艺术魅力还原了女人作为人的可爱形象。不是吗，这个少女，敢蹴秋千，哪怕“袜划金钗溜”；敢泛舟“沉醉不知归路”，晚归时“误入藕花深处”还嘻嘻哈哈“惊起一滩鸥鹭”，何其活泼健康！这个少妇，毫不掩饰别离相思之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能不“人比黄花瘦”？身为闺秀歌唱爱情何其大胆热烈。李清照的成就应该感激她的娘家和夫家，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体家，尤为可贵的是，才华稍逊妻子的赵明诚，他在欲与夫人比高低输定后还能心悦诚服，甚至更爱更敬重李清照，这位赵明诚就有超越时代超越男性集体无意识的高度。要晓得，几千年的男性中心社会酿成男性社会心理积淀是不能容忍妻子比自己聪明且有才华，至今也不例外。所以，李清照南渡前词篇中的女性形象至今也还是女人理想王国中的风景。
与李清照相比，朱淑贞命运悲苦许多，婚姻不幸，又得不到娘家理解，抑郁以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了回忆“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首《生查子》收在她留下的《断肠集》中，但一说为欧阳修所作，我宁愿是朱淑贞断肠人之断肠声也。
元代诗坛沉寂，戏曲的发展中虽有少数女子介入，但无甚影响。我倒想引管仲的后代管道升的一首小词，她28岁嫁给大书法家赵孟頫，夫妻恩爱十余年后，赵想纳妾，给妻一首小词：“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道升回词一首：“你侬我侬，恁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都说管词温柔敦厚，真情感人。但这其中是否蕴藏着年过四旬女人的悲凉和一厢情愿的忠贞不渝呢？据说见异思迁的赵孟頫读词后打消了纳妾之念，但这跟《氓》中女子的追忆和悔恨相比，与卓文君的《白头吟》怨恨忿懑、决绝刚烈相比，女性的独立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呢？
到得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因素萌发，商品经济发展中以家族为单位的妇女创作颇为热闹。18世纪中叶，乾隆进士袁枚招女弟子，一时间闺阁女流纷纷投靠，袁枚的3个妹妹“随园三妹”更以诗闻名于世。与士宦大家闺秀的作诗风气相映衬的，是流传民间的女作家自编自唱的弹词文学，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陶贞怀的《天雨花》、丘心如的《笔生花》和程蕙英的《凤双飞》等，写出了女子的命运和追求，表达了倾慕自由解放的愿望。
综观中国历代女性的文学创作踪迹，是否可勾勒为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谁离得开身世之感，皆以情自慰又感人；一句是也没有谁离得开封建桎梏，不同的是有的挣扎而不可脱，有的自觉或无觉地被禁锢着而已。
喷发：苍凉又美丽的风景
秋瑾的绝唱：
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夜的鉴湖女侠秋瑾，可谓横空出世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勉女权歌》是划时代的妇女解放宣言：“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起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只是她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形象光华太强烈了，以致这位集诗词、歌赋、杂文、弹词、译文等于一身的女作家高扬的中国女性文学旗帜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她只是寂寞孤独地绝唱。
第一代：事业·爱情·姐妹情
中国女性文学，诞生于“五四”时代。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研究者大多这样界定。的确，“五四”时代，“中国女性那从来没有年代的凝滞的生存延绵，恰借民族生存史上的巨大临界点跨进历史的时间之流；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这已经足以构成我们历史上最为意味深长的一桩事件。”[1]
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淑华等作为女性性别群体登上了文学舞台。
陈衡哲（笔名莎菲）的《一日》，发表于1917年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胡适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的时候，莎菲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创作了。”《一日》可说是新旧文学更替中惊雷前的一滴小雨，成不了气候，但总还是一滴小雨点。接下来陈衡哲的《络绮思的问题》等，直面知识女性面对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间的两难选择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宁静的偏执：女主人公选择了独身。
冰心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的。“得天独厚”是对她的文学生命更是对她的个人命运的赞叹。冰心的女性意识是清醒的：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少了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曾直言不讳地说：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她始终奉行爱的哲学，母爱、童心、自然美是她永恒的母题。她的问题小说，从1919年9月《晨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到1980年夺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空巢》，那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历经61年，冰心思维却早已成定式。61年前的陈家是个乱巢，症结是陈的妻子不理家政；61年后定居美国的老梁家是个空巢，症结是儿媳是美籍意大利女人，不仅不理家政，而且不愿生孩子，却爱养两只波斯猫！做新式的“相夫教子”的新知识女性，是家庭问题解决的良药。有这么简单吗？可是，这很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特别是得到男性的赞同的。冰心的确是真诚的。相比而言，她一生事业平稳、爱情永恒、家庭完满，可谓全福人。也许太多的爱反而局限了她作为女性书写的深刻性？
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和陆晶清皆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窗。茅盾称庐隐是“五四”的产儿。潮涨潮落，冲撞着第一代女作家的心。冯沅君连着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那以大胆笔触勾勒的叛逆之女性形象跃然纸上，震惊了一代读者。鲁迅以为，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与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经饰悱恻之情”[1]（48页）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冯沅君还只是将她的表姐之事演绎成系列小说，而石评梅则是以柔弱的生命在爱中寻寻觅觅，难以抉择难以舍弃，在泪与火中自我拷问。高君宇去世3年半后，她也病逝且与高并葬，这陶然亭鹦鹉塚便留下了革命与恋爱的种种佳话。庐隐写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她说是为了“忠实地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的纪念”。但是，《象牙戒指》是以女性独立的视角审视爱情：女人不能只在回忆中讨生活，爱不是人生的全部。结尾部分这样慨叹：“唉，沁珠呀！你为了一个幻梦的追逐，而伤损一颗诚挚的心，最后你又因忏悔和矛盾的困境，而摒弃了另一世界的事业，将生命迅速的结束了，这是千古的遗憾，这是无穷的缺陷哟！”庐隐以为给那惨白色的象牙戒指是圈住沁珠一生的枯骨似的牢圈！天！这话太犀利太猛烈。在第一代女作家群中，我以为庐隐是女性意识最强烈、女性话语最急切的一个。她的小说《海滨故人》可谓开了中国写“姐妹情谊”之先河。5个女学生在海滨歇暑，情同姐妹，畅想未来，可是一年后，她们的真情理想在现实中已被碰得支离破碎。庐隐短暂的人生，也似乎浓缩了女性的全部悲苦：小时遭家庭嫌弃，两次婚姻遭均遇社会不容，最后死于难产。
第一代女作家群多出身名门世家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都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还有出国深造者，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汲取精华；更有幸的是她们大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种种的交往，如鲁迅、茅盾、胡适等，获益不浅。但是，在“五四”的涨潮落潮间，她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走了由女作家而女学者之路，后多执教于大学讲坛。
第二代：女人别样的生死场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风貌则变异多姿。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相继爆发，这群女作家在时代的炼狱中艰难成长。她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出走”的原因仍大多基于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女性独立，但只身闯荡严酷的现实，太富冒险精神，太充满传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整个社会，作品几乎无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1926年冬，湘女谢冰莹逃婚来到武汉，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即随军北伐。在每日八九十里的艰苦行军中，她抽隙写作，记录北伐时代的涛声，发表于孙伏园主笔的《中央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从军日记》轰动了国内外。10年后她写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再次震撼国内外，被译成7种文字。但是新花木兰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改变女性的命运。尔后女生队被迫解散，谢冰莹返回故里，被迫成婚，后得逃离，出走长沙、上海、北平，再回上海，两次赴日且在日被捕入狱……坎坎坷坷寻寻觅觅，但她始终不忘使她生命充满活力充满光明的从军时代。
1937年2月7日夜在罪恶的枪声中倒下的5位左联作家中，冯铿是唯一的女性。冯铿最初的作品向往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也描写细腻热烈的爱情体验，而到了描写红军女同志的《红的日记》中，则由红军女同志说出：一个“红”的女人就应该“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这种同男同志一样，“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就是那时代红女性的独立意识。
也并非不写爱情。也是湘女的白薇，30岁才为文坛瞩目。她的剧作《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和长篇自传《悲剧生涯》，写的都是男女之间悲凉甚至悲惨的故事，当然，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无处不在。如果说《打出幽灵塔》这出社会悲剧当归咎于土豪劣绅，《炸弹与征鸟》这对姐妹的迷惘失落当归咎于出卖阉割革命的男人们，那么《悲剧生涯》的白薇的爱人杨骚却是个左联作家。是否可以说，即使革命胜利了，女性命运的解放也并非同步到位呢？女性解放还存在一个非阶级压迫的性别歧视。
第二代女作家群中最杰出者是丁玲和萧红。《鲁迅同斯诺的谈话》中，鲁迅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只是误传遇害了的丁玲一直坚韧地活到82岁，而大鹏金翅鸟萧红却过早折了翅膀，31岁就凄凉地病逝于香港。
可以说，没有哪一位女作家与丁玲一样，与中国革命中国的政治纠结得如此难分难解！但恰恰又是丁玲，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在她的一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强烈特鲜明，也可以说在她的心中对女性生存现实的清醒的焦虑和独立自强的声音始终未曾泯灭。1927年她的处女作《梦坷》为编辑叶圣陶慧眼所识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随即又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无疑给当时沉寂的文坛扔下了重磅炸弹。在这商品化半殖民化的都市生活中，为“五四”精神感召的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走到哪里去？纯清如水的梦珂遭遇着贪婪无耻的男性肉欲的包围，她能守住冰清玉洁吗？莎菲则并不掩饰她对异性的渴求欲望，但是只会笑的苇弟和徒有其表实则灵魂卑污的凌吉士决非她之所爱，她终将他们甩掉了，一脚踢开了，但是她的出路在哪里？依旧只能在黑暗中。1930年后，丁玲的创作似努力地消弭这种女性自我，然而就在她到了陕北且居文化宣传领导者角色时，仍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她要“为女同志说几句话”。《我在霞村的时候》写的是贞贞的故事。她不幸被掳沦为日军军妓，跑回根据地又被派回去“弄情报”，后一身是病回到家乡却遭尽众人的白眼，因为她是“脏”的。这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幸亏她仍不甘沉沦，还决定去延安治病、学习。《在医院中》的生气勃勃的知识女性陆萍却处处受到压抑，“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融才真正有用”，大概可成为女性的座右铭。《三八节有感》和《风雨中忆萧红》更是直抒胸臆。《三八节有感》情感激切。《风雨中忆萧红》写得真切又悱恻，丁玲与萧红相识于1938年春初山西临汾，接着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她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性格上并不是没有差异的，但丁玲写道：“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却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还写道：“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还有什么比这话语对女性生存困境更感伤的呢？1942年1月22日，在沦陷了的香港玛丽医院，萧红寂寞地离开人世间。萧红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香港沦陷，流亡半生，尝尽了人生的滋味，但是在白眼冷遇之外，她还是得到过温暖真情的。1926年冬，鲁迅为她的《生死场》作序：“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4]《生死场》中，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土地，生命只是毫无意义的生存轮回，这轮回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终有了觉醒。而《呼兰河传》似仍是《生死场》主题的再现，不过没有觉醒。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等等民俗事象的铺陈，那原始色彩的大红大绿掩饰不住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惰性的单调呆板，更有在麻木中的杀戮！年轻的萧红对这惰性有切肤之痛，她用女人的眼睛透视生死场上的女人们：花容月貌的月英病了、凋谢了、瘫了、腐烂了；未婚先孕的金枝生下的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五姑姑的姐姐一次次在生育的地狱中煎熬；强悍的王婆什么都见过，她是庄上的接生婆，遇上难产她拿钩子、菜刀将孩子从娘肚子里搅出来，她还死过，可又能怎样呢？不过留下一段更长的路途，给她这经验过多样人生的老太婆去走吧！呼兰河畔的健康的小团圆媳妇生生地被跳大神的用热水烫死，一棵大葵花般鲜活的王大姑娘产后死了，传说上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将要成为游魂的……妊娠、生育、死亡，这就是女人们在劫难逃的生死场！
第二代女作家群多拓展视角，像大家闺秀林徽因写出《九十九度中》这人生的横切面，罗淑写出底层妇女命运的《生人妻》，但我们仍可以说，中国女作家还没有谁像萧红这样将底层女人生存境况作过如此原生态的粗砺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描摹！然而，萧红在自家人生历程上却清醒地糊涂着。女人的眼睛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心？她有过男人，却从无正式婚姻；她做过母亲，却从未得到儿女。在彻骨的荒凉中，她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所以，即使大鹏金翅鸟的她也始终矛盾着分裂着：“不错，只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摔下来。”
沦陷区：还原写女人
如果说写爱情是第一代女作家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写革命是第二代女作家拓展视野的选择，那末40年代的沦陷区则出现了既规避时代政治又无爱可写便还原写女人的女作家，代表人物当推张爱玲和苏青。
人世间没有爱。张爱玲最喜欢用的字是“荒凉”，最爱描写的风景是月亮。不过，她的荒凉是华美喧闹的香港的荒凉，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荒凉，衰败的高门巨族一代一代女人的荒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张爱玲眼睛里的女人不论遭际结局如何，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生命的“强者”。《金锁记》中的疯子般的曹七巧是刁泼强悍的，从做女儿到出嫁到做母亲到做祖母，她几乎是没有停息地一路厮杀过去。没有得到黄金时用利牙毒嘴全方位撕咬，戴着黄金枷锁时则用枷角劈杀，亲生儿女也不放过。《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亦非等闲之辈，虽是处境艰难但能万般委屈地周旋于上海和香港，能战能守、能进能退把握住自己，终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貌似柔美无助的葛薇龙也不是省油的灯，更不消说她那关起门来做小慈禧太后的姑奶奶了。《心经》中的许小寒敢于张扬恋父情结，也让人咋舌。《琉璃瓦》中的一群女儿与《花凋》中的一群女儿，虽在锦绣丛中长大，其实跟捡煤渣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即使小可怜郑川嫦，临死前僵尸般还敢偷偷上街看世界最后一眼。《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被弃的情妇在公共汽车上邂逅佟振保，流泪的竟是“好男人”佟振保。《连环套》中的霓喜是底层女人。她是有魅惑力的荡妇，出于性爱更为了生存；她是有泼辣生命力的母亲，出于动物的属性也为了养儿防老。她是一条腌臢混浊却仍在流淌的河。可不论你如何冲撞——没有爱！张爱玲是大彻大悟的。女人的故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只是大彻大悟的她却也作过徒劳的寻爱，在自家的婚恋上留下不堪回首的阴霾。
苏青自称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子。的确，在她的不少散文中出言痛快淋漓、理直气壮，甚至口无遮拦地为女人呐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没有一个丈夫愿意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自己不幸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落得不给，但是爱情也仍旧没有的……我又想到人家追求我也许正因为我是高尚的而不必花钱，假使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但其实苏青很女人。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这只怕是对苏青及作品的最中肯的评价。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续）行销十几版，就是今天读来，也仍为这平常琐屑真实的故事而长叹：人的感情就是这样零零碎碎地磨蚀了！从中西合壁的婚姻到女婴诞生蒙受的歧视，到不安分教书投稿召来非难，再到夫妻情感破裂，10年婚姻划上句号。女主人公何错之有？
综上所述，中国女性喷发出历史的地表后，几度夕阳红，但留下的还是苍凉而美丽的风景。
潮流：起落间的迷茫与执著
艰难的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妇女被赞为“半边天”。那原本低的女人的天空是否从此高远蔚蓝任凭女人展翅飞翔呢？中国女作家历经解放17年的与男作家一样的创作后，便是遭受磨难的沉寂的10年文革，冰刀霜剑之后文坛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而蓬蓬勃勃的女作家群以她们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让世人侧目，以致不得不叹文坛“阴盛阳衰”。近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大旗高举，汇聚其下的潮流汹涌澎湃，但是起起落落，并无太大的凝聚力，更无承继性、趋同性，各说各的各写各的，嘁嘁喳喳，仿佛是女性书写的景观。可是评头品足的评论家理论家总爱急急寻找框架尺子来定型量长短：前代中代现代后现代理想写实新写实私人生活小女人等等，然而，合适么？
面对当代女性文学，评论家的学术视线多集中于新时期以降的女性文学，对17年女性文学采取一锤定音的做法。有评论简单地认定17年没有女性文学，是女性忘却了女性自己的时代。然而，17年文学何尝以男人为中心了呢？性别差异在当时是一个不屑一提的话题。个性，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尽管如此，17年女作家知名度和影响度并不低。《青春之歌》、《乘风破浪》、《静静的产院》、《长长的流水》等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值一提的是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大量“恢宏叙事”中这两例女性的倾诉却是格外的哀婉动听！《红豆》里的女大学生江玫正跨越时代的门槛，遭遇爱情与革命的选择，宗璞并没有回避这份选择的沉重与复杂，留下了这一个女子的长长的叹息。《百合花》在文本中采取的是“同志式”的叙述模式，但女性的细腻和柔情在小说中如月光流泻。有人说《百合花》的主题是“军民团结，同生共死”，并没有女性意识。如果说女性意识只能是个性别概念的话，那么女性意识于女人来说都没有多大价值了。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并不冲突。女性与人性当是统一的，很简单，把女人不当人就是没人性。在“男女都一样”的年代，女性作家仍放飞女性翅膀，拓展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写作空间。当然，女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关于人类本身的问题。“文革10年”是整个文学荒漠化的“灾难季节”，非人化的写作环境不仅窒息了作家的艺术思想，也扼杀了作家的艺术生命。男女作家和文学中的男女都成为空洞之物，一切都在沉默中等待爆发……
云端的遨翔：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一波四折，在“反思历史—渴求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审视性爱—探索性心理”的转折链中，中国女性文学叙述的核心由女性的外部世界逐步向女性内部空间挺进。
新时期初，仿佛是“五四”再潮。女性文学亦再次崛起，主要以“人”的发现为动力，借助人文主义思潮，女性作家开始了“反思历史”的旅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以她们独有的历史智慧，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许多女作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揭示了10年内乱中人的悲剧。的确，新时期初女性文学是以反思历史、重新发现人为其主导的，如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所说：“我写的多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是女性文学在“反思历史”阶段的文学特征。
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话题”和女性写作作为“别种声音”凸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石破天惊，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让人欢喜让人愁，陆星儿《啊，青鸟》、程乃珊《女儿经》等，无论雅俗，女人们仍在等待爱情，渴求在“《在同一平地线上》”的起飞。爱情是纯洁的理想境界，好男人是高大宽厚供人仰视的背影。《方舟》载着女人间的情谊躲避人间风雨，拙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言为“可以说是80年代的中国女性探讨自身处境与问题的代表性作品”。[5]其中的姐妹情可称“永恒”……80年代女性作家在主体意识上更注意人文主义和女性意识的结合，她们都尽力追求女性作为人在人格上与男人的平等和自由，时代给予了女性独立思考和选择爱的权利，与“五四”时代第一代女作家群书写的主题和形式相比较，似有着“螺旋式”的上升。由“人的发现”到“女人的发现”，从关怀历史到关怀女性命运，女性自觉状态恢复，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女性的爱情、女性的事业、女性的婚姻成为写作的中心，女主人公多以主动的姿态来抗拒在家庭和爱情之中的“附属物”的命运。然而，一切都蒙上了理想色彩。
迷惘中的执著：
80年代后期以降，女性文学的主题转换和技巧的变化极其迅速。从追寻女性的自我价值到女性的自我体验、到探索女性“全面”实现自我的轨道都并存于此。执著中迷惘，迷茫中仍执著，对女性传统审美意识亦进行了挑衅型的反叛。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走进《方舟》走进《祖母绿》，爱在哪儿？《红蘑菇》用自己的手颠覆撕碎爱的脉脉含情的面纱，结局让人毛骨悚然，“梦白”这个名字便一针见血。到得《无字》，已历尽爱的沧海桑田，欲说还休，一切都被解构。王安忆的女性探索一开始就另辟蹊径，从《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岗上的世纪》，审视性爱，对女性自身的欲望作现代性的阐释，从而把女性的生命本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展示在读者面前。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到《大浴女》，对女性命运、女性关系的阐释愈来愈深入且冷静。但王安忆、铁凝们并没有放弃“母亲的情愫”，其性爱成分多带有母爱的情感，“妇女却从未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至少总有一点那善良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2]（196页）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审视性爱，对女性的自然属性进行展示，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重大意义，但任何过度的宣泄，都会适得其反。至于姐妹情，如果说这话题在《方舟》里得到拓展，那么《弟兄们》却给予了清醒的解构，在男人的眼里，女人之间“老李老王弟兄们”般，就是“有了魔道”、“反常”了，在女人身上，其实亦不过是虚拟的实现。80年代末期，池莉、方方、范小青等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性，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她们以平实直白的叙述，形而下的经验直接性表露，对宏大叙事进行了反拨，开启了90年代女性文学的多角度取向和多元化选择的新纪元。
个人化的写作：
海伦娜·西苏说：“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浅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2]（194页）她提出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以消解顽固的二元对立立场中的女性她者位置。露西·伊瑞格瑞则将文化和生理因素相结合，她提出独特的女性谱系，核心为建立新型的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
假如说前期女作家的创作多以两个世界——女性的外部世界和自我世界兼顾的话，那么，我国90年代以降的女作家则更自恋“私人生活”。女性文学发生蜕变，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灼热之“热点”。陈染、林白、海男等年轻女作家进行着新的女性书写的纪实和虚构，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中，传达女性的生命本能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并成为一种群体性写作趋势。《一个人的战争》是一篇不同于以往的女人的心路的记述。其惊世骇俗处是她头一遭写出了以往人们所不敢写的，作者对语言的感受力，文字于她，真是如鱼得水。当然这是一次致命的飞翔。是突围还是溃败？谁知道呢？主角叫多米，就像多米诺骨牌，轻轻一击，全线崩溃，即如是，也溃得流畅华美。不过，想当初，郁达夫的《沉沦》不也是“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6]吗？
应该看到的是：这仍是一个既执著又迷惘、既飞腾又坠落的“尴尬局面”。90年代女性书写在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舞台时，又在这个“舞台”上成为“被看”、“被展示”的角色。“私人性”书写越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商业运作所带来的女性异化越凶猛，在流传、阅读过程中的“炒作”、“误读”、“改写”的遭遇，会使先锋派女作家的女性觉醒的“语言乌托邦”撕裂为碎片。文化探险是要付出代价的。
的确，随着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但同时女性文学本身也日益进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女性主体性的寻觅与张扬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文本虚构工程，女性话语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男女双性化”和“伙伴关系”，都只能是个遥遥无期的理想，必须走向未来的女性文学再次踏上茫茫征途。
收稿日期：20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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