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方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7-0140-15
[修回日期：2011-05-05]
研究方法对任何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更是一门学科立身的一个重要标志，②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即是如此。该学科自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其他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③其研究方法成为其学者津津乐道的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分IPE的“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1)是否应当重视源自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方法，尤其是形式的理性选择方法；(2)应当使用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还是小样本的案例分析，⑤即选择何种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不断互动的大背景之下梳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和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large-N statistics)和小样本案例分析(small-N case studies)。
一 理性选择：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性选择方法是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愈渐紧密的联系，理性选择方法在IPE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随之凸显，它被广泛运用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等诸多领域。
(一)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其因变量或自变量必然与经济要素相关。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经济学诸多影响，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愈渐紧密的关系众所周知，学者们在讨论IPE问题时会泰然自若地与经济学同行进行交流，自然而然地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成立之初，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议题主要来自国际关系，⑦第一代IPE学者们⑧最重要的任务是对IPE这一学科进行界定和阐释，⑨他们更多的是站在经济学家的对立面，对后者的理论和解释提出挑战和质疑，⑩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政治因素的作用，无法充分理解和解释国际贸易、生产、金融等诸多领域存在的问题。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的著作(11)都是如此。尽管经济学的利益等概念已经在IPE研究中广为接受，然而其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却鲜有被运用在IPE的研究中；同样，经济学家也鲜有关注政治学领域的变量，学科间的交流非常有限。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干脆把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各自独立的状态形象地比做“聋子间的对话”，(12)斯特兰奇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称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相互忽略的案例”。(13)此外，第一代IPE学者关注的问题都是相对宏观的，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具体的或个别的现象。比如，当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研究复合相互依赖、吉尔平研究未来三种模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研究霸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研究国际机制以及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研究国内结构时，都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整个范畴纳入到研究领域中，而不是具体地解释子范畴领域。(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IPE第二代学者的研究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专业化主义的影响下，新一代IPE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在对政治经济学概念更狭隘的理解上，他们改变了以往研究整个范畴、普遍问题的惯例，将视角转向单个领域的具体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经济政策。(15)比如，一国具体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戴维·莱克(David A.Lake)借用了罗伯特·贝茨(Robert H.Bates)提出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概念对此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第二代IPE学者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国际-国内前沿，寻求通过体系特别是国内层次的分析进行解释，强调理性的推理。(16)与此同时，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将政治变量加入到经济模型当中，有学者甚至坦言长此以往经济学家有可能垄断这一领域；(17)另一方面，因为研究议题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与经济学同行对话，IPE学者更加主动地掌握了经济学理论，并且能娴熟地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如理性选择方法。
(二)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使用的重要方法，其基础是微观经济学，目前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路径，尽管仍有学者对这一方法不以为然，比如，斯特兰奇对于以理性选择为代表的经济学方法就持断然的否定态度，在她看来，“经济学过分地夸大了人类行为中的理性作用……国际经济史早已表明，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政治目标和恐惧，有时甚至完全出于不相关的考虑和非理性的情感，而不是基于对量化的经济收益的仔细斟酌”；(18)也并非所有的IPE研究都使用这一方法，不少学者依然更强调认知的重要性，(19)偏好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然而，多数IPE研究者更青睐理性选择方法，美国学者尤其如此。1945年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最早将理性选择方法运用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20)在其代表作《国家力量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中，赫希曼通过比较贸易双边国家的经济收益得失来讨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即对外贸易的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方法运用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历史甚至先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诞生。(21)
一般认为，理性选择的核心假设是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22)即只有当行为能够实现该行为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该行为才是理性的。(23)行为个体都拥有持续追求的偏好，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不会以明确、任意或者习惯的方式行事，而是首先进行利益得失的理性判断。然而，如果仅仅强调理性而忽略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选择”，那么将无法准确理解这一方法的要旨。换句话说，理性选择的假设还意味着行为者会在现有的可行的策略之中选择那个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策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可以理解为理性地做出选择，或者选择中的理性。
依据具体的表达方式，理性选择的模型可以分为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和非形式模型(informal model)两种。非形式模型又被称为描述性模型(verbal model)，它主要通过语言来描述问题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贝思·西蒙斯(Beth A.Simmons)的著作《谁来调节？—两战期间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溯源》就是在理性选择的前提下，采用非形式的比较政治和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20世纪20-30年代不同国家对于金本位制的不同态度，探讨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家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对策。形式模型又被称为刚性模型(hard model)，它主要借助数学和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内容涵盖对分析假设的清除描述、行为者的效用函数和回报、每个阶段行为者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参与者的信息和信念。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讨论建立国际机制能够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时，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在《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探讨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基础和条件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形式的博弈论模型。
事实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并没有采用数学模型，即便是当代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等人的著作也并未采用过多的形式模型。(24)总体而言在使用理性选择方法时，更多的IPE学者采用了非形式模型，形式模型所占比例相对较低，(25)2006年发表在美国12种政治科学一流期刊上的IPE文章中仅有约20％采用形式模型，这个数字依然高于整个国际关系领域10％的比例。(26)然而受到经济学模型化趋势影响，近年来形式模型受到的关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受过专业培训的青年学者)选择使用形式模型。形式模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更精密简洁的语言来描述问题的关键要素，提供一个拓展理论逻辑的演绎工具。概括而言，形式化(formalization)并非理性选择的必要条件，仅仅是一种工具，但是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非数学的描述性方法在理论建构和发展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形式方法和描述方法是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27)是否采用数学模型，采用哪一种模型取决于分析的具体问题。
依据具体内容，理性选择可以分为社会选择、公共选择、博弈论等。(28)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经济学家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且年轻的IPE学者大都经过经济学的相关专业训练)以及研究议题进一步向中观方向或者说具体领域发展(有学者概括为第二镜像和第三镜像的综合)，(29)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使用理性选择的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无论是国家内部层面的对外贸易、汇率等政策的决策过程，还是国与国、地区或国际层面的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建立，其研究分析都可以运用到博弈论等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30)比如，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分析中，在理性选择的前提假设下，行为者会选择(或者说偏好)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政策，研究者顺应这一明确的逻辑思路使用国内-国际的双层博弈方法。
在最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中，行为者独立于其他行为者，仅仅考虑如何选择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他参与者的相对或绝对收益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31)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模型理解为只有一个行为者。这基本是一种理想的特殊状态，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行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都不得不考虑自己将采取的行动的外部性以及其他行为者的反应。在相对复杂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每个行为者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取决于其他行为者的举动，而不再是简单的自行其是。博弈论即如此，模型中至少有两个行为者，他们会相互影响对方的行动。效用最大化取决于其他行为者可能的选择，因此信息在这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囚徒困境、猎鹿博弈、胆小鬼博弈等都是如此。在更为复杂的理性选择模型中，行为者之间的博弈是动态的多阶段的重复博弈，(32)理性的行为者通过寻找子博弈完美均衡判断自己行动的最优选择，该模型中行为者对对方偏好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的信息可能是完全的，也可能是不完全的。最后一种模型尽管复杂，但显然更贴近IPE研究议题的现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总体而言，理性选择的优势在于：(1)提供行动的动机基础，体现目标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2)为策略行为提供解释，体现策略相互作用之间的逻辑；(3)具有综合其他理论和方法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博弈论这一方法基础上综合使用关于结构、行为、建构主义、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的假设和观点；(4)积累知识，由于博弈论的假设清晰简明，可以通过改变、放松或者增加某一条件或前提了解相应的逻辑后果，从而获悉多种前提下的不同结果；(5)通过内生性、选择效应、观点和证据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预测这四种方式，洞悉方法对决策过程分析的影响。(33)
通常对理性选择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理性选择过分依赖和崇拜数学工具，常常被归为“简化主义”，导致抽象复杂的模型取替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发展。其次，理性选择缺乏经验支撑，(34)相对于抽象的、推演的逻辑，历史和社会背景在其相关研究中处于次要地位。最后，理性选择的假设也受到了质疑，(35)比如，人是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偏好是不是绝对外生的，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性是否可控？在理性选择的模型中，所有参与者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是完全的、固定的，(36)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二 比较方法：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诚然，理性选择更多的是在理论建构上发挥所长，它往往需要进一步的经验验证，提到经验验证我们绕不开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37)依据样本数量以及具体分析工具的差别，比较方法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前者属于定量分析，后者则被等同于定性分析。(38)
(一)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提到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基欧汉直言：“我们已经很难在两个领域划分一个明确的界线。”(39)比较政治学家罗伯特·弗朗西斯(Robert J.Franzese)将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简要地概括为：结构的、文化的、制度的、战略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的、国内的以及地方的事务。(40)这一概括可能过于宽泛和抽象，但由此我们就能对两个学科诸多的交叉范围窥见一斑了。20世纪70年代，伴随国家这个“黑匣子”被打开，IPE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借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方法)研究国内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试图解答诸如一国具体的对外政策如何产生，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经济，反过来国际经济因素又如何影响国内政治。首先，彼得·卡赞斯坦通过对国内结构的研究探询在石油危机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迥异的政策选择，他的研究将比较政治从国内政治出发的视角引入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使得该学科开始关注国内-国际的关联性，特别是国内政治对各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由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层次由国家拓展到了国家内部；与此同时，理解行为者偏好的由来以及它们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到现实的政策选择是比较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突出影响。(41)不久之后，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的著作通过“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全新视角，研究“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提出国际体系也会影响国内制度。(42)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国内行为体之间以及国际各政府之间的双层博弈的概念又将国内-国际关联性相关研究推进了一步。(43)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国内政治，研究议题也越来越具体，笼统的对外经济政策被具体的货币、贸易等政策代替。(44)除了研究视角和领域的交叉，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本来就是比较政治学家，如卡赞斯坦、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等。当然见证这两个学科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比较方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
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案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检测现有的理论命题。其内在逻辑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可复制性”，(45)即一旦某种理论在案例观察中得到验证获得经验支持，那么在更广泛的现实中一旦遇到类似条件，其结果是可复制的。依据样本数量的多少和具体采用的分析工具，比较方法可以分为大样本的统计方法和小样本的案例分析。
(二)大样本的统计方法
大样本的统计方法是通过变量间的共变性或相关性来认识现实世界中的一般模式和因果影响的重要方法。(46)这种方法是采用大量的案例(样本)，通过各种统计工具评估既定结果变量和单个或多个原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样本统计方法最重要的方式是最大相异，其基本逻辑是如果两个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假设性联系能够在相当广泛的不同环境中得以复制，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链；换句话说，大样本统计试图寻找不同个案中的共变点和相似性，(47)在这一前提下，样本越多数据越充分，那么该理论的一般性和适用性就越强。比如，肯尼思·谢维(Kenneth Scheve)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在新作中证明战争对一国再分配影响的过程中就运用了大样本的统计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48)比较了1850-1870年期间参与战争和未卷入战争国家税收的差别。(49)杰夫·D.寇伽纳(Jeff D.Colganal)同样通过对主要产油国家1945-2001间相关大样本的统计分析，验证了石油国家更容易卷入国家间领土的武力冲突这一假设。(50)桑纳尔·S.潘戴(Sonal S.Pandya)则通过对拉美地区八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关数据的统计，提出劳动力个人的偏好与国际直接投资(FDI)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51)
大样本统计分析的优势在于：(1)从大量的统计案例中获得信息，并且运用概率推广至这些案例之外；(2)描述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计算这种关联性的概率；(3)数据具有可操作性和可信度，能够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52)
这种方法其劣势在于：(1)数据的有限性，很多变量很难找到相应的指标数据进行衡量，即便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指标，数据的获得具有局限性；(2)过分依赖数据，如现代化理论等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过分依赖，认为GDP或者人均GDP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这显然过于片面；(3)忽视了概念化，很多概念定义尚未明晰，具体反映的指标也不确定，还无从用数据进行比较；(4)对理论发展建树不大，统计数字只能反映和验证两个变量假设的关联性的程度，很难在数字中提出新的变量和假设；(5)过于抽象，不能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和逻辑理论的一致性。毫无疑问，阐述因果机制应当运用尽可能多的经验分析，然而经验分析决不能简化为简单的测量与推断。(53)在使用大样本数据的研究者并非仅仅验证不切实际模型的“数据处理者”，(54)他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数据的背景和性质以及统计模型背后的假设；仅仅依赖数据获得大量案例共变性的一般模式，势必要牺牲单个案例的内在知识。
偏好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在使用比较研究方法时，往往会贬低观念、规范和价值的作用，强调变量间的客观物质关系的可预测性和决定论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大样本的统计方法更受青睐，(55)美国IPE的研究现状正是如此，理性选择方法的绝对优势也决定了以大样本统计为代表的定量分析的绝对优势。据统计，2006年90％以上的IPE领域发表的论文均使用了定量分析，远远高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50％的比例。(56)美国大学对定量分析严重倾斜的研究生方法论训练以及相关学术刊物(或发行商)有意无意所体现的偏好，让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使用定量分析方法。(57)倾向大样本统计为代表的定量分析是美国IPE学者区别于其英国同行的重要特征。
(三)小样本的案例分析
上文已经提到，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IO”学派)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方法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给我们一种印象：定量分析为主是IPE研究特别是美国IPE研究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小样本的案例分析方法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58)涉及各个议题的主要研究都曾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比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E.E.谢茨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莉萨·马丁(Lisa L.Martin)的《强制性合作：多边经济制裁的解释》等。1993年，IPE领域发表的文章中70％使用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分析(高于国际关系领域使用案例分析的平均比例)，直到2000年这一数字才降到50％，此后急剧衰减，到了2006年降至10％以下。(59)近年来，因为看到大样本统计方法固有的缺陷以及IPE与比较政治学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使用案例分析。比如，理查德·F.多纳(Richard F.Doner)、布莱恩·K.里奇(Bryan K.Ritchie)和丹·斯莱特(Dan Slater)在讨论发展型国家的起源及其缺陷时，分别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若干国家、地区为案例进行分析。(60)
与大样本统计相反，小样本案例分析遵循的内在逻辑是最大相似，即选取相似的若干案例，控制一些变量，同时检验另一些变量中的共变现象。(61)案例分析可以是对单个案例的深入分析，也可以是对少量案例的比较研究，研究者不仅想描述、阐发某一个案例，更试图从单个或者少量案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可验证的现有假设的推论，所以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从“讲故事”到“验证假设”。(62)应当注意，这里案例是依据研究需要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案例分析是对历史事件严格界定而选取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对该历史事件的整体研究。(63)
依据研究的形式和目的的区别，案例分析可以分为许多种类，每项案例研究设计可能采用多种方式：(64)描述性的案例研究，即为了政策制定者、学者或者其他人群而单纯记录某一重要事件；初步说明某一理论的案例分析，即使用现实中的案例，简要介绍和说明一种理论的设想；严格的解释性的案例研究，将已有的理论运用到新的领域，从而解释某一事件；将假设一般化的案例研究，即通过案例将已经证明有效的新的假设进一步一般化；最小可能(理论证实)案例研究，即选取一个极端的看似不可能的案例证明现有理论的有效性，其逻辑是，甚至看似最不可能的案例都能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其他案例更是如此；最大可能(理论无效)案例研究，其逻辑和上面一种方法相反，用最可能、最普遍的案例来证明一个理论的不可信，即最可能的案例都无法支持该理论。不管是何种案例分析，其内部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过程追踪法、一致性检测和反事实分析。(65)
小样本案例分析的优势和缺陷也非常明显。(66)其优势在于：(1)可以通过定性变量测试理论的有效性，许多变量如民主、权力等很难用相应定量工具进行测量，然而放在具体的案例中却可以实现；(2)提出新的理论，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可以鉴别和发现新的变量或者假设，从而产生新的理论；(3)通过过程追踪法检测具体案例产生因果机制的推论；(4)为案例提供历史解释，即运用因果机制来解释具体的案例；(5)阐述复杂的因果关系，比如路径依赖、复杂相互作用、异因同果等。案例分析最明显的缺陷莫过于选择偏见，即在众多案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选取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案例；此外，还有潜在的不确定，即通过过程追踪法仅能排除该案例一种解释，换句话说，拥有多个原因变量，而对结果变量的观察数量却少之又少；缺乏代表性，即案例分析所依赖的随机的案例可能无法代表所有的案例。以上这些缺陷大都可以通过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解决，比如，在使用案例分析的同时使用定量分析，或者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同时采取过程追踪、采用一致性检测或反事实分析。
三 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的运用
诚如上文所述，各种方法都有其裨益，选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比如，理性选择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发展，亟须经验方面的支撑；为了支持那些因素普遍且重要的结论，需要使用更大数量的案例，尽管大样本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和缺陷。(67)而当一个形式模型提出一个需要验证的假设，即便经过大样本的定量检验的证实，依然存在一个疑问，即该理论提出的因果机制是否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之前检验的原因变量都能与所检验的结果变量有关联，这时候运用小样本的案例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之前的因果假设论证更加严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应当依据具体的研究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发挥各自优点。美国“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研究方法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美国学派眼中，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的次级学科，它关注的是公共政策，核心问题是解释国家和体系层面的行为，强调解决问题；而对英国学派而言，这一学科更具包容性，从内容上看更像是跨领域学科，它们致力于体系转型或社会发展等宏大主题，强调如何让世界更加美好。(68)以上议题上的迥然不同必然反映在它们各自的方法论中，美国学派更强调理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注重逻辑演绎和间接推理，青睐形式模型和定量分析；而英国学派更偏重历史社会方法，倾向于案例分析等方法。
另外，学者们同时强调通过其他方法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增强文章理论的解释力。安德鲁·贝内特(Andrew Bennett)曾专门撰文倡导这一观点，(69)基欧汉提出应当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绝不能拒绝精细的定量分析，除此之外，因果机制的阐述应当充分发挥案例和描述的作用。(70)戴维·莱廷(David Laitin)也曾呼吁“打破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阻碍，改变以往专注于某一种特定方法的传统，综合运用统计、形式模型、描述等多种方法”。(71)米尔纳等学者也在文中提到了类似的看法。(72)然而1975-2000年国际关系学领域仅有16％-19％公开发表的文章同时使用了两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且绝大部分是形式模型和定量分析的综合使用)。(73)而在IPE研究实践中，已有一些综合使用多种方法的研究力作了，比如，莉萨·马丁的著作《强制性合作：多边经济制裁的解释》综合运用博弈论、回归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Hiscox)也在《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一书中综合使用了形式模型、案例分析和定量分析。谢里尔·舍哈德-贝莉(Cheryl Schonhardt-Bailey)在讨论英国的贸易从相对保守封闭的《谷物法》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利益的关键作用以及观念和制度如何影响和塑造利益时，综合运用形式模型、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和小样本的案例分析，用她自己的话说，“本书为如何运用多种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74)戴新元综合运用博弈论和小样本的案例分析提出并验证国内选民机制理论，借以回答国家为什么会遵从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又如何影响国家行为。(75)
四 结论
本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学和和比较政治学不断互动的大背景之下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米尔纳曾经提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并不是非要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然而，要想和经济学界的同行对话，掌握这一工具是必须的。(76)同样地，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的“消费者”，(77)我们想要真正消费、消化并且掌握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最终与其对话，实现中国IPE的长足发展，就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
其次，研究方法应当服务于研究议题。在了解各种研究方法的优缺点和特性之后，比如，大样本的统计方法倾向于共性的解释，而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偏向特性解释，应当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仅仅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工具，并不是目的。比如，在使用比较方法时应当谨记使用该方法的目的是验证变量的相关性，所有的数据和案例的选取都服务于这一原则，避免过分纠缠在精致的统计方法或者某个历史细节之上。
最后，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在关注本学科研究的同时，我们应适当了解这两个学科的新动向和新发展。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学者所关注的议题很可能成为IPE学者研究的热点，他们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也很有可能在IPE中得到应用。
注释：
①由于美国“国际组织”学派(简称“IO”学派)长期掌握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本文的讨论将以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背景，并未考虑英国学派，文中的统计数字亦是如此，除非特别说明。
②秦亚青：《译序》，载[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③Helen V.Milner，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p.623-659；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22-39页。
④Benjamin J.Cohen,"The Transatlantic Divide: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2,2007,pp.197-219.
⑤Helen V.Milner,"Formal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265-289.
⑥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⑦Lisa L.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s",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pp.653-659.
⑧关于第一代和第二代IPE学者的划分参见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22-39页；基欧汉则将其划分为新旧国际政治经济学，详见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34-46。
⑨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34-46.
⑩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11)Susan Strange,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A Political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 Declin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12)[美]本杰明·J.科恩著，杨毅、钟飞腾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1-25页。
(13)Susan Strange,"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of Mutual Neglect",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6,No.2,1970,pp.304-315.
(14)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55页。
(15)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55页。
(16)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36-138页。
(17)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18)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19)这也是美国“国际组织学派”(或者说“IO”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区别之一。
(20)Helen V.Milner,“Formal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265-289。具体请参阅 Albert O.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5。
(21)一般认为，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才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2)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1.
(23)Kurt Baier,"Egoism",in Peter Singer,ed.,"Egoism" in a Companion to Ethic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
(24)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pp.73-94.
(25)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26)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Tierney,“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6-33,这12种期刊包括：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Journal of Politics,Security Studies 和 World Politics。
(27)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73-94.
(28)[英]休·沃德：《理性选择》，载[英]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主编，景跃进、张小劲、欧阳景根译：《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6页。
(29)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36-138页。
(30)关于博弈论在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建立方面的运用，可以参阅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299页。
(31)Helen V.Milner,"Formal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265-269.
(32)需要指出，重复博弈分为有限多轮和无限多轮两种。
(33)Bruce Bueno de Mesquita,"Accomplish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pp.374-391.
(34)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73-94.
(35)参阅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298-299页。
(36)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Ontology,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58-71.
(37)有学者认为，比较和比较方法对整个政治学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都是意义非常，参见[英]乔纳森·霍普金：《比较方法》，载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主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57-275页。
(38)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小样本的案例分析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总和。参见Robert K.Yin，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Fourth Edition，2009。
(39)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34-46.
(40)Robert J.Franzese,Jr.,"Multicausality,Context-Conditionality and Endogeneity",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7-72.
(41)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42)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1.
(43)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44)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38页。
(45)Jonathan Hopkin,"Comparative Methods",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p.249-251.
(46)Charles Ragin，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Thousand Oaks：Pine Forge Press，1994，pp.33，131-151，转引自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97-108页。
(47)Jonathan Hopkin,"Comparative Methods",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Macmillan,1995,pp.249-267.
(48)双重差分模型是计量经济使用的一种模型，通过数据比较衡量既定时期内某一政策或措施实行的效用。国内率先使用这一方法的文章参见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第44-52页。
(49)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The Conscription of Wealth:Mass Warfare and the Demand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4,2010,pp.529-561.
(50)Jeff D.Colganal,"Oil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Fuel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rti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4,2010,pp.661-694.
(51)Sonal S.Pandya,"Labor Markets and the Demand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3,2010,pp.389-409.
(52)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56页。
(53)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Ontology,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58-71.
(54)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Ontology,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58-71.
(55)Jonathan Hopkin,"Comparative Methods",pp.249-267.
(56)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Tierney,"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pp.6-33.
(57)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Ontology,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58-71.
(58)John S.Odell,"Case Studies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56-80.
(59)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Tierney,"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pp.6-33.
(60)Richard F.Doner,Bryan K.Ritchie and Dan Slater,"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p.327-361.
(61)[英]乔纳森·霍普金：《比较方法》，载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主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75页。
(62)Zeev Maoz,"Case Study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Storytelling to Hypothesis Testing",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p.455-475.
(63)Andrew Bennett,"Case Study Methods:Design,Use,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9-55.
(64)John S.Odell,"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55-80.
(65)也有学者认为，严格而言除了过程追踪法，后两种方法即一致性检测(congruence testing)和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都是与其他案例或假设的比较，因此只有过程追踪被广泛接受为案例分析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关于过程追踪法，可以参阅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97-108页。
(66)Andrew Bennett,"Case Study Methods:Design,Use,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in Detlef F.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 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9-55.
(67)John S.Odell,"Case Studies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2,No.2,2001,pp.161-176.
(68)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190-193页。
(69)Andrew Bennett,"Where the Model Frequently Meets the Road:Combining Statistical,Formal,and Case Study Methods",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Boston,August 2002。 文中，贝内特教授不仅详细分析了三种研究方法的长处与短处、综合使用的障碍和阻力，并且详细分析了不同研究方法的组合，比如，形式模型—统计研究、形式模型—案例分析、案例—统计研究等的优势。
(70)Robert 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pp.34-46.
(71)David Laitin,"Comparative Politics: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Norton,2002.
(72)Helen V.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623-659.
(73)Andrew Bennett,"Where the Model Frequently Meets the Road:Combining Statistical,Formal,and Case Study Methods",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Boston,August 2002.
(74)Cheryl Schonhardt-Bailey,From the Corn Laws to Free Trade:Interests,Ideas,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6,p.4.
(75)Xinyuan Dai,"Why Comply? The Domestic Constituency Mechan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p.363-398.
(76)Helen V.Milner,"Formal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265-289.
(77)王正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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