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间论文,儒术论文,汉武帝论文,儒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6-0043-07
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对于巩固汉代政权有决定性作用，对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延续亦有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有种种因素，其中地方王侯学术的启迪、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汉武帝前，除王朝主流学术外，尚存有地方王侯学术和民间学术。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言之“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汉书·楚元王传》），即言此现象。景帝至武帝初年，地方王侯主要学术中心有两个，一是淮南王刘安的道家学术中心，一是河间献王刘德的儒家学术中心。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家经典的保存和传播、对汉代古今文经学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引导作用。
一、对儒家经典的保存和传播
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春三月，汉景帝封第三子刘德为河间献王。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在位期间，雅好儒术，搜求民间古书，征用儒士，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形成了河间儒学中心，对汉代儒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对中国学术发展有过重要贡献。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对汉代儒学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诗》、《春秋》、《礼》、《乐》等先秦儒家经典的整理、保存和传播上。
《诗》是儒家的古老经典，秦时遭焚禁。汉兴，首传《诗》者有鲁、齐、韩三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序》谓此三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又谓《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云：《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郑玄《六艺论》言“献王号之曰《毛诗》”。（《皇清经解》卷565《戴东原集》，下引此文出处同此）《毛诗》首先在河间流传，为河间献王所重，被立为博士。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王谟辑《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一册）正是河间献王的重视，才使《毛诗》学得以流传。《汉书·儒林传》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儒家的重要典籍《诗》就这样赖“毛诗”一派的传授得以流传至今。
《左传》亦是后世儒家的重要典籍。就《左传》的传播，《经典释文·序录》曾追述曰：入汉后，武威张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贾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汉书·儒林传》亦曰：“（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贾谊以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被召为博士，文帝二年即出为长沙王太傅，文帝六年改为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堕马死，贾谊哭泣岁余亦死；而据《汉书·百官表》，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淮南丞相张苍始为御史大夫。可见文帝元年张苍、贾谊同在京师，张苍传贾谊《左传》事必在文帝元年。而贾谊传其孙贾嘉《左传》必在死前，即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前。贾嘉受学后学术声望日重，于是有赵人贯公从之受《左传》。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刘德为河间献王，故封以《左传》名家的贯公为博士，从而使《左传》传授不绝，经贯长卿、张敞、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而至刘歆（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使《左传》得以流传至今。关于此一方面功绩，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曾云：“昔儒论治《春秋》，可无《公羊》、《穀梁》，不可无《左氏》。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此为的论。
河间儒学中心对“三礼”的传播亦起过重要作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景帝时，河南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此古《礼》当指《仪礼》。《经典释文·序录》又云：“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此即今所传之《周礼》。而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云：“陆氏引‘或曰’者，无明据也。然本传列献王所得书，首《周官》，汉经师未闻以教授，马融《周官传》谓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是也。其得自献王，无疑。郑康成《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记》百三十一篇，斯即本传所列《礼》、《礼记》，谓古文《礼》与《记》矣。《周礼》六篇，郑亦系之献王，又为陆氏得一证。大小戴传《仪礼》，又各传《礼记》，往往别有采获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有《河间周制》十八篇，自注曰“似河间献王所述也”。可见“三礼”在西汉的传播与河间儒学中心都有关系。
河间儒学中心对乐的传播也起过重要作用，作过《乐记》。《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序》亦曰：“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云：“（河间献王）又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作《乐记》。成帝时，王禹献二十四卷《纪》者，是《汉志》题曰《王禹记》，以别《乐记》二十三篇也。”“乐”是先秦儒家“六艺”之一，春秋中期有关于“乐”的评论（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战国时传有《乐经》（见《庄子·天运》），《荀子》中专有《乐论》一篇。秦焚书坑儒，《乐经》亡而不传。靠河间儒学中心对乐的传播，我们方知先秦诸古乐的要义与作用。今有王谟辑《乐元语》一卷（见《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二册）、马国翰辑《河间献王书》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乐元语》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乐类》），均为河间儒学中心传乐之明证。
或曰《孝经》之传播与河间献王亦有关系。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云：“司马贞以今文《孝经》为献王所得颜芝本，是书本传不列。”
总之，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学在汉代的复盛起过重要作用，对古文经学典籍的流传起过关键作用。正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说：“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汉书·礼乐志》亦云：“（叔孙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而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也说：“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景十三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史称献王学举六艺，王入朝献雅乐及对诏策所问三十余事，悉不传。凡献王所得书，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河间献王刘德对儒家经典的保存和传播确有值得重视的贡献。至于顾颉刚所言“献王立《左氏春秋》博士这一件事他（司马迁）又不知道”，“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这一件事他却一些也不提起”、“这又分明是影射了献王的‘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而造出来的”（《古史辨》第五册《自序》，第10页），显系受其疑古思想影响所发的过激之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河间儒学中心所辑诸多儒家典籍便是明证。刘向所校国家图书，是呈给皇帝看的，他断然不敢冒欺君之罪而伪造。
二、对汉代古今文经学发展方向的影响
河间儒学中心对汉代儒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在于保存了儒家经典，使得汉代经学能够以更为丰富多样的儒家典籍为基础；更在于开启了汉代今文经学的学术方向，即以阴阳五行哲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要义的发展方向；还在于探索了儒学典籍的另一类解说方式，确立了古文经学以诂字、释词、例证为主要解说模式的阐释方向。
汉代与阴阳五行结合来重新解说儒家学说的今文经学发展方向的确立，与河间儒学中心有很大关系。董仲舒在对河间献王之问时，阐发了他的五行思想，开启了融合他家学术思想解说儒家经典的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春秋繁露·五行对》：“《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董仲舒此一阐说，是汉代经学与阴阳五行家学说还有数术方士家诸说全面系统结合的标志，是对部分先秦诸子学说的重新组合与改造。
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和对三代礼乐文化的探求，开启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教化治民的政治文化学术发展方向。董仲舒之对河间献王问，史无确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记有河间献王入朝事而志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即公元前148年（注：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页。）。今按：由黄生与辕固生争“受命弑放”而董仲舒不在场，只好写信参与争论看（注：从徐朔方说，见徐朔方：《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和他的政治思想》，载《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景帝中元三年清河王受封而辕固生为其太傅前，董仲舒尚未入朝为博士；那么董仲舒对河间献王问“孝之大义”事，当在此时；刘汝霖系年甚有道理。准此，河间献王早于汉武帝十数年就敏锐地认识到儒家所承载的三代礼乐文化具有教化人心、从而将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建立在改造民心民风基础上的巨大政治作用，实属目光如炬，见识超前。
以河间献王刘德为核心的河间儒学中心对经学发展方向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开创了古文经学的阐释模式。汉初传儒经者，俱口授耳闻，以汉之今文记之，后世称今文经。其后壁中、民间复出之儒经，保留着秦焚书前的古文旧貌，后世称古文经。治古文经者，解经时以词语训诂为主，力求恢复经典原义。而治今文经者，则以章句发挥己意，力求使经典与彼时政治结合。因而，两家形成了不同的学风，有不同的学统。河间献王刘德所好之经学，是与当时盛传之今文经学所不同的古文经学，如左氏《春秋》学、《周官》学等。此即《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说：“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与其所好之古文经学相适应，在阐释模式上，河间献王刘德亦重视后世所说的古文经学那种推寻“本义”的阐释模式，故其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对古文经学的推重，为其后古今文经学斗争埋下了导火索。具体讲来，即河间献王所立之《毛诗》、《左传》，成为后来古今文经学相争的焦点。
汉代古今文经学相争的焦点，在于哪家更能表达先圣的本义。范升斥《左传》，即谓其出于左丘明而不出于孔子，违戾《五纪》及孔子言，所失计四十五事。陈元以左丘明亲受孔子，所失四十五事为“年数小差”等小疵，不能掩《左氏》义长者三十事与之争辩。白虎观会议前后，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等以《公羊》所议汉事六百余条并难《左》、《穀》，而服虔以《左传》驳何休所议汉事六十条；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针对其而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他们都主要针对各派所传典籍的学术性而争论。河间儒学中心所开创和推重的古文经学这种重学术、重五经本意的朴实学风，终于使其取代今文经学而成为汉末经学的主流，成为隋唐经学疏释之学的模范，成为清代朴学的学术榜样。
附带说明，《汉书·楚元王传》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曾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汉书·艺文志·书序》云尚有“《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其数量虽多，但据《史记·五宗世家》云，鲁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故对这些古文经典未加重视而使其没有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从中也更反衬出刘德对汉代经学和汉代政治学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就这样，河间献王刘德对董仲舒融合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后的新儒学的重视和推介，确立了今文汉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汉代尊儒崇儒、崇尚礼乐教化的政治统治理念，开启了两千年封建政治统治的基本理论模式；刘德对古文经学解说方式的发现与标榜，开启了古文经学的阐释模式，为汉代古今文经学相争埋下了导火索。刘德对汉代经学发展的特殊贡献，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三、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
河间儒学中心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西汉主导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礼乐教化的政治思想，是受河间献王的推引、在河间儒学中心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总结秦王朝早殒的原因时，汉初儒者力主“尚武去文说”，再加上出于祭祀大典和王朝威仪的需要，故儒家承传的上古礼乐成为汉初统治者的较早关注点。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作《武德》之舞，《汉书·礼乐志》曰“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甫定，高祖即同意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而定朝仪以节制群臣，并作《仪品》，贾公彦谓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周礼·天官·凌人》贾公彦疏）。这些无疑为汉武帝推行儒家礼乐教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但是，真正发掘出孔子所倡导的儒家礼乐社会治理的深厚内涵，从而对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推行礼乐教化的主导政治思想起直接作用的是河间献王。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冬十月，河间献王入朝（注：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武帝时河间献王仅在元光五年入朝一次，又《资治通鉴》卷十八亦载于是年，故系河间献王对武帝问于此年。），此即《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言之“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其所献乐之具体条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序》曰：“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依赖河间儒学中心的搜集，才使残存的先秦儒家雅乐得以在汉代流传；靠了河间献王的进献，才使先秦儒家雅乐成为汉王朝祭典等所用礼乐的一部分。《汉书·礼乐志》云：“（叔孙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可见河间儒学中心对先秦礼乐的搜集与整理的确下过一番大工夫。
河间献王充分认识到了礼乐教化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汉书·礼乐志》曰：“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推行礼乐乃儒家教化的重要措施，秦以来，儒家礼乐寝微不显，散在民间。河间献王来献，武帝纳之，不仅保存了先秦礼乐，而且也正由于河间献王的推重和提倡，才使汉武帝认识到儒家礼乐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因而在全国加以推广，确定了独尊儒术的王朝政治策略，为儒家思想盛行两千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得周公旦所开创的“去武尚文”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延续下来，使孔子所开创的、孟子和荀子等所继承发扬的儒家礼乐教化学说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
强调儒家经典的礼乐教化功用，是孔子在改造周公儒学基础上提出的儒学发展方向。孔子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有一个由重视文化历史作用到强调社会教化功能的转变过程。今以对《诗三百》的解说为例。孔子在30岁前解《诗》，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谓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历史博物作用。而孔子30岁后解《诗》时，则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学《诗》能“事父”、“事君”，强调的是《诗》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因而孔子自此后多联系礼乐教化、道德修身、社会治理去引用、解说《诗》句。孟子在引《诗》时更多是用《诗》来论政教礼义，将《诗》与行仁政联系起来，因而往往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主张抛开《诗》的原始义而用引申义，提倡说《诗》时“以意逆志”，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河间献王所重视的毛诗，正是继承了孔子所开创的这种学术传统，比同时代的齐诗、鲁诗、韩诗更强调用《诗》来教化世人，来匡世救世，故以“美”与“刺”来解《诗》。如《关雎》，毛诗谓其歌颂“后妃之德也”，比鲁诗说毕公刺“康王晏起”、比齐诗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比韩诗说“刺时也”更侧重于以道德、礼乐、教化解《诗》；它更能体现出孔子《诗》学观的特色。
河间献王不但重用强调《诗》的社会政治教化作用的毛诗，同时运用此一思想观念去审视其他儒家经典，将教授以“褒贬”解《春秋》的左氏学派的学者们、教授为王朝政治直接发挥作用的礼学与乐学的学者们、教授推行礼乐教化的《孝经》学的学者们招至麾下，鼓励探讨儒家经典所涵载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同时，河间献王身体力行以推行教化，“积累德行”、“被服造次必于仁义”，并聚集“天下雄俊众儒”，讲经授徒，推广儒家学术。正因为河间献王对儒学进行研讨并运用到社会治理中（注：此方面的文献记载虽不多，但由曹参向盖公学黄老并在齐地推行的做法来比照，河间献王也会将儒教教化在本地推行并甚有成效，才引发汉武帝“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之议。），才使汉武帝看到了礼乐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并在决定推行的同时嫉妒或警惕河间献王的社会政治远见。《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裴駰《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一代政治思想大家河间献王就这样死于萁豆之争。但他所开创的尊儒崇儒、礼乐治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却在中国流行了两千余年，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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