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产业的起源与发展特征:文化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_日本文化论文

日本文化产业的起源与发展特征:文化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_日本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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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1-0120-12

20世纪9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第一、二传统产业增长逐渐趋于缓慢,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的尴尬处境。为振兴本国经济,同时也为了在世界经济转型中保持优势,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从而衍生出了“GNC”发展战略,也就是“国民生产酷值”①(Gross National Cool)。此后,神山京子提出的“国民总精华”②,更是将“Cool Japan”推广到日本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2009年日本政府提出的“日本品牌战略”,最终形成了以媒体形式多样化、相互依存度较高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③

对于日本文化产业,国内学者一般从其发展背景、现状及其所采取的措施上进行探讨,这也导致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过分强调中国从经济效益上应学习日本经验,而忽视了日本文化产业发展中所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与政府的政治意图。本文试图通过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深入探讨日本文化产业的历史缘起、发展特征和基本动因。该研究有助于深化我国的日本文化产业研究,同时也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推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寻找启示。

一 文化民族主义与日本文化产业的缘起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起步。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引领一条经济中心主义路线,摒弃了战前偏重军事的国家政策,强调以产业和贸易立国的思想,特别重视将重建后的战后日本打造成为通商国家。④因此,日本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其国民生产总值很快就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提出的贸易发展战略,使得日本重化工业在出口支持下得到了高速发展,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日本经济的神话”。在世界上,日本经济来势汹汹,汽车和家用电器业雄霸全球,日本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则沦为最大债务国。在这样一个日本人认为可以靠雄厚的资本“买断”世界的背景下,日美经济摩擦自然刺激了日本人当中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⑤

从历史的维度看,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经历了几番发展变化,它是伴随国家的认同而演变的。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先后经历了几次论战:6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取得胜利,发展经济置于最优先目标,对外实行政经分离的外交政策,到了后来逐渐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⑥,而到了90年代日本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时,文化民族主义便成为日本国民文化身份和建构国家文化特性的动力,并超越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特征。

正如民族主义一样,文化民族主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和被认可的定义。尽管如此,近代以来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源于拿破仑入侵时的德意志。在20世纪初,海斯(Hayes)就把1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浪漫民族主义称为“文化民族主义”。面对法兰西文化的强势进入,德意志知识分子从本土民族文化中发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源泉,以重建德意志民族精神,抗拒法兰西文化的入侵,在文化的层面上为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指明方向。⑦而“德国由于其特有的政治发展状况,导致民族主义与政治长期脱节,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⑧。此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在面对更先进的文化时用以弥补心理上的自卑和落后感的武器,是反理性、反现代的。总体而言,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或是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而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学术定义,概括起来包含如下内容:(1)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化困境”背景下产生的;(2)文化民族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增强本民族或“族类”的凝聚力,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3)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方式,则是共同传统、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相关的符号性价值。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文化侧面,也与民族主义类似,有着对内强化其统一性,对外强化其独立性的特点。对内的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精英利用传统的文化观念及符号的象征意义,将某个或者多个“族类”的价值体系泛化到国内各个“族类”上,并以此作为当代民族或国家价值体系形成的核心依据;对外的独立性表现为,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作为一种民族的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区分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不同的标准,这也使得文化民族主义带有排斥性和“外溢”性的特点。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社会思潮,具有双刃剑的属性,这也一直是一种争议不休的学术话题。

从各种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中,可以看到所谓“民族”的本质应当是在文化性要素的组合中,体现作为特定统一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在历史性的条件下形成的。⑨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根本或者在民族主义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或许正是文化。从日本的历史实践看,文化民族主义语境中的“文化”既包括形而上的,也包括形而下的,而所谓形而下就涵盖了文化产业在内的文化物化与商品化。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文化集体认同上处于迷茫阶段,其文化主权(包括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和文化自信心受损,因为此时的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正接受着美国的社会改造。例如,战后的日本电影业是在美军的占领下起步的,整个50、60年代美国影片占领了日本市场。日本观众在美国电影所传输的思想、文化熏陶下,电影欣赏的倾向性受到了很大影响。⑩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政府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担心和文化主权独立的诉求。而70、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推动了日本民族主义中传统文化因素的复苏与进一步发展,进而导致文化民族主义在日本国内的高涨。

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日本凝聚国民文化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心乃至争取维护文化主权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其具体的实践路径,主要为两个方面:(1)从日本传统文化中寻求元素以建构日本国家、国民精神信仰体系,例如日本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投资重建封建城堡、创建户外乡村建筑博物馆,既彰显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象征意义,又增加国内外游客对日本文化特征的认识;(11)(2)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满足本国人们现代精神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大力出口文化产品,让国际社会在消费这些产品的同时,感知附着在这些产品中的日本文化符号、社会价值和心灵空间,从而建构一个“文化日本”的认知、观念和形象。因此,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政府提出“重新认识日本的价值观,即日本社会重视传统培育的重温情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调和”,在此基础上主张“高速增长是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也是实现大文化的基础”。(12)与此同时,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条件下,国民追求精神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13)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催生下,1995年,以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的《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报告发表为标志,日本政府开始大力发挥文化产业中文化传播的作用,向世人传递日本文化,同时也为满足国内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全面振兴文化产业。

二 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征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化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产业有许多定义,但笔者比较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蓝皮书》中的定义,即文化产业是通过从事广告、出版、媒体、唱片、演艺和电视及无线电广播等业务的公司而生产文本、符号及相关产品的产业。(14)尽管日本本国对于文化产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但依据日本百科事典的解释,文化产业又称内容产业。2009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对内容产业的定义给出了解释,即“内容”(狭义)是想要传达的、世界观的、很突出的东西等等。在逻辑或者语言上比较难以说明“想要传达的”,通过影像、音响等技术,向别人传递,这就是所谓的内容。而内容的制作和流通这种商务形式,则就构成了内容产业。(15)

2009年3月,日本数字内容协会在《关于数字内容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内容产业的结构变化的调查研究》的报告书中,按照其承载的媒介分类,将内容产业分为两类:(1)由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媒进行流通的影像、音乐、游戏、动画、声音、文字等表现要素构成的信息内容;(2)以数字形式记录下来的数字内容。而按照类别分类,又主要包括:影像业(电影、动漫)、音乐业、游戏业、出版业(图书、教材、动漫书刊)。

迄今,日本文化产业所展现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类型包括动画片、游戏软件、音乐唱片,并呈现出三大特征:(1)日本动漫片风靡世界受到青年人追捧。自1963年《铁臂阿童木》问世以来,日本的动画片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世界,近些年著名动画制作人宫崎骏制作的动画大片更是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2)世界第二大游戏消费国。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日本的游戏软件产量为18480万件,其中39%供应国内市场,20%向欧洲出口,37%向北美出口,美国的游戏软件市场中日本产游戏软件占40%。而2008年世界游戏软件销售前五名中,以索尼推出的PSP占第一位,共计销售出245.2111万台。(3)音乐产业领域的佼佼者。2008年日本唱片总生产金额为2961.49亿日元,其中原创音乐销售额为2315.55亿日元,欧美音乐为645.94亿日元,而音乐视盘的2008年销售额为656.26亿日元。(16)

日本文化产业在过去近40年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既非偶然,亦非一蹴而就,它得益于政府政策和民间的大力支持,而其中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起到了内化作用,其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立法起步阶段:对国民文化价值观的集体建构

经济高速增长以后,新生代的日本人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由于这些人没有经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因而诞生了与老一辈主流世界观相异的“族”类,从而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关注,社会各界呼吁在物质生活丰裕的情况下,日本更应注重精神生活。(17)面对经过美国文化严重洗礼的日本新生代对本民族文化自觉性的缺失,需要借助新的方式来重构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性和自信心。日本政府以源自社会的文化民族主义呼声为民意基础,通过立法的手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将政府预设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通过国民对文化产品的普遍消费而“流行”开来。因此,早在60年代,日本政府在自由创作、振兴文化艺术等方面就着手制定相关文化政策。70年代,日本政府在著作权法的制定和电影制作的奖励机制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同时加大对不良文化的取缔力度。1975年至1990年的15年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文化产业顺利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族文化保护法规、各种媒体保护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等。法律法规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政府及民间对文化产业的支持。

正如英国著名文化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言,文化产业的产品被塑造来适应和反映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无需明白的和准独立的理由或者辩护,因为消费文化产业产品的过程诱使人们去认同流行的社会规范并继续保持他们已有状况。(18)日本政府正是需要这种效果,在法律的保障下通过科技手段制造类型化的文化消费品实现对青年一代文化价值观的集体建构,实现政府对国民文化价值观达到统一性的预期。尽管80年代由于日本各地大量违规建造的音乐厅、大型美术馆等而被批为政府的“形象工程”(19),但此时文化产业在日本国内发展已呈现积极态势。

(二)趋于成熟阶段:国家身份的文化趋向与文化立国战略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的尴尬处境。经济停滞期的到来,无疑使得对已获得经济大国这种“身份感认同”的日本社会民众,再次对“身份感认同”产生了不安。此前经济民族主义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经济崛起,但此时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身份受到非议,并且世界舆论还不时给日本加上“经济动物”的国家身份标签,严重影响了日本人的国际形象。同时,在日本国内,为了解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一些文化精英试图从文化角度进行解读,出现了许多有关日本独特性的著作。如冈本太郎的《日本的传统》、吉本隆明的《自立的思想据点》、三岛由纪夫的《文化防卫论》等,其主要观点基本上都是在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这些著作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日本社会思想,这也使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日本国内呈现高涨的局面。

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抬头现象,促使日本政府强烈地意识到需要用文化手段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日本,纠正世界对日本的错误定位。为此,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让世界了解日本,培养“知日派”;另一方面就是向世界输出文化产品,让世界感知日本的现代文化与文化价值。文化民族主义对外强调的是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凸现本国的文化身份,这些思想与诉求通过文化产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例如,1996年押井守执导的动画片《攻壳机动队》的录像带,被美国《公告板》(Bill board)杂志评为周销量第一。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对亚文化强烈的关注。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的观点,承认亚文化的创造性,改变了对亚文化主体的认识,使其从消极的接受者变成了积极的生产者,也对传统文化政策提出了疑问。(20)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文化在日本国内也实现了民族化。(21)

借此东风,日本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资金上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亦逐年增加。1990年文化厅的预算只有432亿日元,到1997年为828亿日元,接近1990年的2倍;1998年以后,尽管进行日本财政结构改革,对文化事业的财政预算有一定影响,整个财政十分困难,但2002年文化厅的预算仍达到985亿日元。(22)

犹如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川胜平太在其所著的《文化力——日本的潜力》中指出的:“由于战败,日本人意识到军事立国已落后于时代,经济立国也不能满足心灵的需求。应以军事力量用于防卫和维持和平行动,经济力量用于推动文化发展。”(23)因此,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在其发表的《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的报告中,确立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并在国会上提出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日本大力发展作为能“被海外认同”并包含着日本新文化的动漫产业。据韩国文化体育部的一份统计,在世界动画片市场中,日本占据了约65%。尽管单纯计算制作动漫的产值,在日本经济中微不足道,但其带来的相关附加值却不能小觑。(24)一部动漫制作成功后,改编成电影,同时发行视盘,这是日本动漫电影、出版和音乐的一种综合经营模式。包括动画片在内的日本文化产品风靡世界,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消费日本文化产品的同时,培养了对其文化的好感度,建构了日本作为文化大国的国家身份。

(三)借助网络媒介的飞速发展期:提升日本文化的国际认同与承当世界文化责任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展加快、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运用给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动力也加速了文化的全球流动,“软实力”和“非领土扩张化”等概念开始流行起来。文化民族主义对文化全球化流动表现出两种态度:对于文化实力强势的国家而言,它们借此潮流不断提升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而对于弱势国家则是想法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不被改变或是被边缘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面对这一特殊的国际背景,日本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国际化的机遇,加快日本文化产业更新换代的步伐。2001年开始实施的《高度信息化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IT基本法),说明了日本政府整顿网络并借此为重要通信手段来发展其内容产业。同时,围绕IT基本法成立的IT战略本部制定了“e-Japan战略”,其目标为“使日本在今后五年内成为世界IT先进国”,这也表明此次发展内容产业是以网络为重点。2003年由宫崎骏执导的《千与千寻》,通过电脑网络,成功拥有了众多海外动画迷,而这些动画迷也被称之为“御宅族”,“世界的御宅族正在急速增加”。同样,以此部动画为契机,“被海外认同”成为日本文化产业振兴政策强有力的推进器。(25)2004年5月,日本知识财产战略本部提出了《内容产业商业化振兴政策》的报告,将加强资金协调、促进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投入。同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内容产业划归为《新产业创造战略》中七大产业之一。(26)

此外,日本政府也极为重视并宣传包含着日本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产业。2004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第159届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到,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优秀无形文化遗产的“能乐”、“人形净璃璃文乐”等,应该是被世界所称赞的日本的传统文化,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被世界高度认可的影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振兴。日本在发动各方面的力量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并以“文化合作”的方式帮助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对世界文化事业的国际责任,同时“外溢”其民族文化的美誉度,增强日本文化的国际认同感,彰显日本的国际文化形象。

三 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趋缓的原因

尽管日本政府在振兴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进入21世纪后尤其近年来,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趋于缓慢,有时甚至停滞不前。2006年日本的内容产业国内市场规模达到了13.989万亿日元,虽然比2005年增长1.1%,但同时日本数字内容协会也指出“日本内容产业的竞争力正逐渐丧失,其情况也不容乐观”(27)。随着亚洲新兴国家各自对本国文化产业的重视,对日本文化“入侵”进行抵制,同时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日本内容产业市场规模为14.709万亿日元,相比2007年减少了0.8%,占日本国内GDP的2.77%,与上年持平。(28)这些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得其过分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并且认为这种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正是其优越性所在

如中根千枝在她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认为,以所谓的集团性忠诚、温情主义式经营、矫情为基础的纵向社会组织等,是日本组织力的源泉。这种文化优越感往往会忽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造成对其他外来文化有较强的排他性。因而,日本政府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单向输出价值观的动机明显。(29)台湾的《新新闻》杂志则强烈批判日本对台湾的文化产业输出实则属于文化入侵,并将在台湾本土流行的日本大众文化视为经济和文化的侵略。(30)

(二)因侵略战争而形成的“历史问题”,也大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尤其是邻国对日本的认同感

在日本,战后并没有对其历史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2001年就任日本第87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各国特别是中、韩、朝人民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以“日本人死了都是神”等作为其辩解之词。从作为内阁总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行可以看出,其试图以所谓“真心之道”、“天皇即神”来突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以此来作为日本所犯下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31)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日本政府苦心经营并凭借其文化产业所传达的“价值观”,降低了对象国对日本政府的好感程度。因此,泰国人民在讨论日本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而菲律宾更是全面抵制日本漫画。(32)

(三)日本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要取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呼声,以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开端,日本揭开了“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序幕。日本政府凭借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对联合国所作出的贡献,一直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等做法,引起了亚洲邻国的担忧。为减少阻力,日本政府也期望借用文化产业来粉饰其政治意图,并通过文化的导向作用,以此来引导对象国国民对日本的好感。日本政府输出的一部分动画片中往往也包含了“殖民地支配的正当化”、“日本人是优秀的种族”等观念,这类题材的动画片让对象国尤其是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国民难以接受。(33)这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的文化产业,暴露出文化民族主义极大缺陷:对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独尊意识。这些固有的危害也使得对象国不得不时刻提防着日本,同时反过来也阻碍了日本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除了上述原因外,随着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力的提升、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博弈频繁,以及国际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加剧、发展中国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出现和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家文化产业的崛起,日本文化产业发展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前景并不乐观。面对国内文化民族主义重新高涨的局面,日本将其发展文化产业的举措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推行,并通过文化等软实力来打造日本的国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时,日本受其国内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这种做法让对象国难以接受,使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对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受阻,值得其省思。

因此,在客观地看到日本发展文化产业经济上的借鉴意义的同时,还应该认清日本发展文化产业的政治与文化层面上的动因。在看待文化民族主义对推动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尽力避免受文化民族主义中的“自我中心论”的影响,要特别注重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双向交流,推进相互谅解,营造和平发展所需的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注释:

①国民生产酷值的核心内容是:日本要争做世界一流的“酷产品”的创造者,振兴本国的文化产业,以期提升日本的软实力。参见:McGray,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Foreign Policy,May/June 2002.

②神山京子「ナショナル·ク一ルという新たな国力」世界を開歩する日本のカッコよさ」、『中央公論』第118巻第5号、2003年5月。

③中村伊和哉·小野打恵編 『日本のポップパワ一』、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5月、3頁。

④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⑤参见王众一、朴光海:《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⑥参见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⑦参见李宏图:《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⑧参见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⑨参见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⑩参见李怀亮、刘悦笛主编:《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11)Adolf W.Ehrentraut,Cultural Nationalism,Corporate Interes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Japan,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32,Issue 2,pages 215-242,May 1995.

(12)参见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3页。

(13)富永哲郎「文化カと文化政策」、http://www.jri.or.jp/research/pdf/.bunka.pdf。

(14)参见张晓明、尹昌龙、李平主编:《文化蓝皮书: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第一卷(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15)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協会 「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の市場規模と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構造変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2009年3月。

(16)同上书。

(17)福岡アジア都市研究所「『文化産業』振興における日中都市間協力に関する研究報告書」、2008年3月、http://www.uxc.or.jp/syuppan/kenhou/documents/bunka.pdf。

(18)参见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19)富永哲郎「文化カと文化政策」、http://www.jri.or.jp/research/pdf/bunka.pdf。

(20)参见尼克·史蒂文森编:《文化与公民身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第147页。

(21)下方拓「メディア·コンテンツのナショナリティ」、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2007年3月、36頁。

(22)参见史丽华:《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特征》,《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5期。

(23)转引自梁守德主编:《全球化与和谐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24)参见景宏:《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25)下方拓「メディア·コンテンツのナショナリティ」、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2007年3月、36頁。

(26)中村伊和哉「日本型コンテンツ政策に関する考察」、Stanford Japan Center、2005年3月、4頁。

(27)川又啓子『日本の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2006』、Kyoto Sangyo University、2007年3月、162頁。

(28)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協会「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の市場規模と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構造変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2009年3月。

(29)参见姚奇志、胡文涛:《日本文化外交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以国际形象的建构为中心》,《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

(30)石井健一『東アジアの日本大衆文化』、蒼蒼社、224頁。

(31)参见魏育邻:《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32)Peter Katzenstein,"Open Regionalism:Cultural Diplomac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urope and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ug 28,2002,http://uscpublicdiplomacy.com/index.php/resources/reports_papers,pdf.

(33)石井健一『東アジアの日本大衆文化』、蒼蒼社、224頁、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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