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一史学研究六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档案论文,编研一论文,六人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姜龙飞 本刊副主编
参与者：赵少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 榕 上海市档案馆馆员、史学硕士
陈 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 坚 苏州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
苏 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冯绍霆 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赵少荃（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建议：档案文献的编制要全；编排要科学；重要内容要加以说明；编研要细致、周到、比较、查实；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要高。
档案文献是人类社会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人类总是凭藉过去的档案文献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发现规律，从而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以推动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为人类谋幸福。而做好档案编研工作，传播档案信息，发挥档案作用，为科学研究提供全面的丰富的资料，则是档案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下面仅就个人多年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些体会，对档案编研工作提供几点建议：
一、档案文献的编制要全，要尽可能的全。近来看到一些出版物，往往是××档案史料选编。选编当然比没有要好，但是却受限于选者的眼光、水平，使其带有片面性。材料既然片面，结论当然难以全面，这就有使人走入歧途的危险。我们只要把十年、二十年前的某些档案选编拿来研究，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所谓全，是指现有的全部的档案文献，包括正面的、反面的、重要的、次要的、原则的、具体的、内容真实的、内容虚构的等等，要求事无巨细，靡所不包。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只能尽量去做，全也是相对的。
二、档案文献的编排要科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档案文献编排错杂，各种不同性质的档案杂乱地放在一起，使人寻找困难。研究人员为了找一份有用的档案，犹如大海寻针，费尽心力。因此，对档案材料如何进行科学的编排，就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使之纲目分明、条理清晰。这就要对馆藏的每一份档案进行阅读分类，使得各归其所。同时尽可能地增加档案储存的透明度，设法告诉档案利用者在什么全宗里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料，使档案材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对重要的档案文献要进行说明，写出按语，避免引起歧义。对重要的档案文献，首先要区别真、伪，要写明档案的来源、去处、作者、时代背景、制作动机、实践结果等等。因为所有的档案都是人做的，人在制作档案时有各种条件的限制，难免完全符合实际。即使是不存心作伪的真实档案中，也由于各种原因使真档案中有虚假的或不完全真实的成份。例如在1958年“大跃进”时所形成的某些档案中，数字往往带有水份。此外，有谁能保证当前形成的档案中，件件都是真实可靠的呢？有时文书档案形成了，但是事实却没有进行。例如，上级要调某人担任某项工作，调令已经发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某人并未到任。你既不能说档案是假的，也不能说事实是真的，如果不加以说明，就会造成错觉。
四、对档案文献进行研究，要做到细致、周到、比较、查实。
所谓细致，就是要对该档案材料进行细密而深入的研究。首先是研究该档案材料所提供的事实，有无前后矛盾牴牾之处；其次是所提供事实中，有无违反常理之处，如有则须深究；再次是所提供事实中，有无故意模糊含混之处，或者遗漏重大关节要害问题等等。
所谓周到，就是进行全面的研究。所有的档案文献无非是反映人们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纪录，而人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不会是个人的孤立的行动，必然受到所处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必然要与他人联系。因此，每一件档案文献都是一系列档案材料的一个片段，要透彻地了解某份档案材料的意义和作用，则必须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档案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也就是说，对上下左右，前因后果都要进行研究。
所谓比较，就是找相同的或相似的档案资料来进行比较。例如为研究某一造桥资料，就要把其他造桥资料，历史上的造桥资料，外地造桥资料，甚至外国造桥资料找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再如，研究某一地区的某种税收档案材料问题，应该与其他地区这种税收的档案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就可发现其中的问题。
所谓查实，就是对该档案文献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查核，是否真有其事。例如，上面提到的上级发出调令调某人任某职，这人到任了没有？几时到任的？到任前由谁负责等等情况都要查明。否则的话，档案上可以写得天花乱坠，其实不过是水花镜月而已。当然，没有形成事实的档案也要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档案文献的研究方法，说到底，不过是把研究现实的方法用来研究档案而已，其中既要应用形式逻辑，又要应用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
五、必须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档案研究工作是人做的，档案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业务能力、政治觉悟、道德素养就决定着档案研究水平的高低。因此，要提高档案研究的水平，从根本上来说，是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水平。人才是档案研究工作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
如何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不是本文所阐述的范围，就此打住。
朱榕（上海市档案馆馆员、史学硕士）：
所谓“大编研”，包括对档案信息资料的原始文献公布、文献信息报道和文献深层加工三个层次；其编研载体、编研人员、编研的材料来源和成果的服务对象，都将与以往不同……
面临世纪之变的当今世界，已进入了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和信息社会降临的崭新时代，我国档案事业也因此成为现代国家文献信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自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高瞻远瞩地提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指示后，越来越多的档案界人士已逐渐认识到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必将在当今档案事业建设与档案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同传统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相区别的“大编研”理论与思想观念，获得了编研界人士的日益认同和支持。所谓“大编研”，是指将档案编研视作依照一定的要求，对档案文献的内容进行选编和研究，为社会提供档案信息资料的专业工作的一种新编研观。它包括对档案信息资料的原始文献公布、文献信息报道和文献深层加工三个层次（又称为一次文献编研、二次文献编研和三次文献编研）。“大编研”的载体除传统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外，还有光盘、缩微胶卷、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编研人员除档案系统外，还扩展到各相关的学术、科研、企事业和机关单位乃至专家、学者和个人；编研的材料范围除档案馆（室）收藏的档案文献资料外，还应将录音、录像、软件、光盘和报纸、图书、杂志等各种出版物、以及书画、印章、碑拓等实物材料包括在内；编研成果的发行、应用范围也由主要供学术研究转向服务于整个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需求等等。
“大编研”观的提出和逐步完善，必将给传统编研工作的最重要服务对象之一的史学研究，带来新的冲击和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编研部门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的编研成品，从档案文献信息的载体到形式、内容都较过去有了革命性的拓展和突破。载体方面，缩微胶卷、录音、录像带、计算机软盘、光盘等新型信息存储、处理、传输手段的应用，要求史学工作者不应单纯依赖于传统书籍、报刊等印刷型信息传输方式，还必须学习和掌握电子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缩微技术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才能实现对编研的档案文献信息的高效、准确、快速、系统和全方位的使用，使史学研究者在硬件方面实现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接轨；形式方面，编研成品不仅只限于保留档案原生信息的一次文献编研材料的范围，还包括对各种原始文献信息要素进行浓缩或提取后形成的二次文献编研材料（如介绍性文献和检索性文献），以及在对有关文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揭示文献内在联系及其本质的三次文献编研材料（如评介、考释、综合、研究性论著及编史修志等），从而可以满足史学工作者对档案信息形式的不同要求，做到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在内容方面，编研部门凭借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满足史学工作者在各个相关研究领域中迅速提取大量有效档案文献信息的需求。这对于加快史学研究的进度、提高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大编研”对于进一步促进档案编研界与史学界的联系和合作，将产生良好的互助互益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编研部门从过去的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况中走出来，主动投向社会，通过与史学界的合作编研，既可弥补档案编研人员对历史专业不熟悉的弱点，使编研成果能够更上一层楼，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和档次，同时又可直接为用户服务，在编研经费的负担、编研成果的推销方面获得史学界的有力襄助，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史学界直接参与档案编研活动，对于他们熟悉、了解和充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信息来为历史研究服务，变死档案为活宝贝，将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同时，史学研究者加盟编研队伍，对于提高档案编研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共享，扩大档案馆（室）的社会影响乃至改善馆藏档案的质量，皆有百利而无一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之，“大编研”在理论实践上的逐渐成熟和推广利用，必将带来编研界与史学界百花齐放、共同繁荣的又一个明媚春天。
陈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璞玉未经剖理，不能显露它的晶莹；金砂未经洗淘，不能映射它的灿烂。档案文献的编研，正如剖理之于璞玉，洗淘之于金砂。
璞玉未经剖理，不能显露它的晶莹；金砂未经洗淘，不能映射它的灿烂；档案未经整理，往往不能展现它的价值。档案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研究的原料。历史的假象靠它揭示真相，历史的轮廓靠它描画细部，历史的疑问靠它拨开迷雾，历史的论争靠它获得公正的评判。然而档案要更好地发挥它的历史功能和利用价值，首先需要对它进行整理，档案文献的编研，正如剖理之于璞玉，洗淘之于金砂。
试以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为例。
美国人马士曾利用长期供职中国海关，有机会接触海关档案的有利条件，1909年从海关退休后，撰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此书出版后长期被视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最主要的著作，甚至被奉为圭臬之作。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我们没有中国的官方档案或其他权威性的资料来从中国方面说明问题”（该书第一卷原序）。有人曾经指出，这种情况“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国外交档案长期“锁在深闺人未识”。直至尘封于故宫昭仁殿和景阳宫后殿的珠丝阑写本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260册被发现，于1930年初影印问世后，单纯依据外国档案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不合理状态，才开始有了改变。
从那时起，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不少外交文书档案陆续整理公布。尤其近十几年来，在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下，档案的利用状况有显著的改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要求来看，仍未能尽如人意。例如，主要由于中美两国档案整理工作和开放程度的显著差距，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对美政策的研究，不论论著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总体水平，都远逊于他们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历史的研究。单向的考察取代了双向的探讨，从而难以勾画出中美关系史的全景。一位试图研究本世纪40-50年代中美关系的学者，不得不因两国档案利用的不平衡状况，放弃原来的意图，而改从美国对华政策缘起的角度进行研究。这表明档案的整理、编研和开放，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去完成。
档案工作者熟悉馆藏内容，在叩开档案之门时，身处特殊的“锁钥地位”。在保存管理工作中，他们开展相应的整理编研，将治档和治史相结合，不但可以在史学园地奉献自己的以扎实丰富的档案文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而且更可以通过编研，以自己的史学造诣有效地开发馆藏资源，供史学研究者利用。相信这必将在史学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广泛的欢迎。
黄坚（苏州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
再造中国史学研究的昔日辉煌，主要取决于：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建与突破；新史料的发掘和公布……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如何摆脱“史学危机”，如何使中国史学研究走出长期停滞不前的窘困局面，实现与国际水平的接轨，作了诸多的深入探讨和大胆尝试。笔者认为，中国史学研究要从目前的低谷装态中走出来，再造昔日的辉煌，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建与突破；二是新史料的发掘和公布。关于前者，史学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在此不予赘述。笔者想就后者与档案编研工作的相互关系谈谈个人的看法。
说到史料的系统整理与公布对史学繁荣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建国17年（1949-1966年）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据粗略统计，17年中，仅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术著作（不包括资料、历史通俗读物和世界中著作）即达1000种以上。这些硕果的取得，其重要原因是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历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公布出版，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兴旺发达的喜人局面。仅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大型研究资料，便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10个专题、共64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等数部，其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堪称历史文献和档案汇集的鸿篇巨制。正由于编撰历史资料这一史学基本建设工作的巨大进展，从而积极推动了建国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繁荣发达，并对此后历史学的深入发展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回顾建国17年间史料编纂的成功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这一时期的各种大型档案文献丛刊在整理、编撰方面之所以以其高质量、高水平而为行家们称道不已，其根本原因是主持档案文献编研者皆为史学界公认的专家耆宿，如翦伯赞、荣孟源、罗尔纲、严中平等等。以史学专家的身份来从事文献编撰，不仅使入选的档案史料在质量、价值上有了可靠的保证，更由于史学家掌握着史学领域研究、发展的最新动态和需求，从而为公布出版的资料丛刊与史学研究现实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契机。
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与档案编研界那种曾有过的鱼水关系已不复昨日。一方面，编研工作者自身素质大大下降，许多人缺乏必要的历史学理论、方法和知识的训练，使所选编的档案文献资料在质量、水平上难以尽如人意，加之档案部门长期形成的自我封闭观念与心态的不良影响和作用，造成编研工作者闭目塞听，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史学界有关研究动态与信息，从而在编研选题、选材方面出现同史学研究现状相脱节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少史学工作者对档案史料发掘、利用的兴趣与对档案史料重要性的认识出现了消极、淡化的倾向，仅仅满足于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式的“吃老本”的短线操作方法，使史学研究的发展很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大量的史著流于空疏泛论，缺乏那种在占有充分史料（尤其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独到、精深、细微之作，极大阻碍了中国史学的进步成长。
总之，要改变史学研究与编研工作相脱节的这种不良现状，笔者认为，一是编研工作者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史学素质，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名被动的“文抄公”，还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有一定史学造诣的研究工作者。档案主管部门也应积极鼓励、支持编研工作者从事史学研究，并为他们了解、掌握史学动态和信息提供必要的条件，促进史学界与编研界双向交流的经常化、制度化；二是史学工作者要主动将有关需求信息提供给编研部门，并在编研部门的人员培训、选题论证、选材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帮助，使供需双方实现互助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苏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缺乏历史研究实际价值的大量文化赝品的出现，除了其他因素外，档案编研工作的滞后，以及与历史研究需要的脱节，也是原因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我国史学界开始逐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要求，通过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调整与革故鼎新，又出现了一派繁荣的局面：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学术著述与丰富多彩的历史通俗文艺作品联袂而行，各领风骚。然而，在繁荣的表层之下，我们又不能不令人遗憾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绞干那些由作者们精心掺合进去的五颜六色的水份之后，大部分所谓“著作”，其实只不过是拾人牙慧、东抄西拼、了无新意、缺乏真正历史研究实际价值的一堆文化赝品而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行去的时候，它们只能成为一现的昙花。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我想除了作者个人的创作动机与迎合大众文化消费者口味需要这两个因素外，档案编研工作的滞后与历史研究需要的脱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档案编研工作作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和其它各项事业需要提供服务的一种操作性的技术手段，担负着给史学研究的发展进步“造血”和“输血”的特殊功能。只有当源源不断的档案信息的新鲜血液注入史学研究的躯体之后，后者才能得以新陈代谢，获得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才不致于陷入僵死室息、生机荡然的境地，或成为无根的浮萍、风中的游丝。因此，档案编研工作倘能走上与史学研究同步而行的良性互动的轨道。就可使历史之魂依托于肥沃坚实的档案史料之血肉，获得茁壮成长。
那么，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一方面，史学研究近几年来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史学研究范围已从单纯的、宏观定性式描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领域向更深广的社会层面不断地推进、挖掘，史学选题愈来愈倾向于与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相贴近。历史资料的应用也相应要求更为丰富、细致和定量化。但另一方面，档案编研这一为史学研究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工作却由于在思想观念、人员素质、服务方式、物质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滞后状态，导致编研工作与史学研究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史学界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从而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正是我们前面所隐忧的史学“繁荣”表象之后存在的深刻危机的重要症结所在。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我认为，除了加强史学界与档案编研界的联系和合作外，最根本的办法是档案编研工作的现代化。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档案编研工作者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使档案信息由封闭、半封闭状态向社会更广泛地开放。同时，要加强主动服务精神，将编研工作重心引向档案信息的快速、准确、系统、多方面地开发、转移并提供史学研究利用上来。在编研工作管理观念方面要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技术手段观念方面要由手工劳动转向现代化技术手段。此外，档案编研有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也必须同现代化的多信息加工手段相结合。使档案信息的加工与利用形式向多样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更好地适应史学研究对档案史料全方位、多样化的要求。
其次，档案编研人员的素质需进一步提高。编研人员除具备一般档案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有丰富，全面的历史学素养，能够迅速、准确地掌握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并以此来更新、拓展编研选题、选材与范围的内容。同时，编研人员还必须掌握现代化的档案信息处理技术（如计算机），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适应社会愈来愈广泛的各种要求。
再次，要努力促进档案编研组织管理的科学化和业务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实现编研工作的高效率与高质量，为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档案编研准备必要的条件。
最后，档案编研部门应在硬件设备上努力实现现代化，将复印、缩微、计算机和光盘等现代化信息工作手段应用于档案开发利用的实践，使档案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能力能同发达国家档案信息加工利用能力相同步，真正做到使史学工作者足不出户，便可充分自由地享用各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档案信息资源，那么，我们的史学研究将因此产生一个质的、革命性的飞跃，真正实现与档案编研工作的同步化和良性互动。
只要通过我们不懈地努力和奋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冯绍霆（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从整体而言，档案编研工作是服务于，服从于史学研究的，但并不排斥某些编研成果直接成为史学研究成果。
关于编研和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看起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史学研究工作者同档案人员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两者工作范围的关系问题。
先说人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两者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分彼此。司马迁当太史令，管理图籍，实际上包括了档案在内，而他又是一个公认的史学家。所以在古代，档案人员和史学研究者，至少在一部分高层次的人中间，很难划清界限。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应该说还是如此。近现代知名的大内档案整理者，几乎都在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又属于档案学开拓者之列。问题在于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档案工作被视为机要工作，而史学研究依旧是文化学术工作之一，档案工作与史学研究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沟，彼此可望而不可及。史学工作者惋惜档案工作者守着金山，不知利用；档案工作者却惋史学工作者不知道开发档案的丰富宝藏。当然，当时也不是毫无关连，只是这种关连少得可怜。以致现在一讲档案工作者搞点史学研究，好象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这里就涉及到工作范围的问题了。在档案被视为禁物供奉起来，不许他人窥视之际，史学工作者并非无事可干，古代的文献、书籍、报纸，近代的许许多多稿本，都是可资应用的材料，即便没有这些文字材料，口碑资料的采集、考古材料的发掘，已经够忙的了。更不用说，对于已有文字材料的考辨，也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事。这时候的档案与史学不是没有联系，而是没有发生直接联系。对此，档案人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于是，编研工作势必成为档案部门的一种必然选择，成为档案工作的一种必然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说？编研工作是三种工作内容的综合，一是抄纂，通过整理档案原件，使读者在不接触原件的条件下，依然能通晓档案的内容。二是依据档案内容进行编述，这里的述，就是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如是，众多的档案内容有可能浓缩于一个较小的篇幅之中，省却阅读者大量的检阅搜寻之苦。三是著作，这种编研工作虽则依据档案内容而进行，但同前两种相比，较多地溶化进档案工作人员个人的看法。可见，所谓编研工作就其大要而言，前两种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素材，后一种虽有同于史学研究的一面，从编研工作的主体、编研工作的目的而言，仍然与史学研究有或大或小的距离。关键问题在于，从整体而言，编研工作是服务于、服从于史学研究的。档案工作者如果忘却了这一点，那就非常令人遗憾了，当然，这并不排斥某些编研成果，也能直接成为史学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