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巨安[1]2002年在《媒介产业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文中研究表明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发展来看待我国媒介产业化问题，指出只有大力发展我国的媒介产业，加快我们的媒介产业化进程，才能使我国媒介产业不断壮大，在国际化竞争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叁重性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组织、利益组织和控制对象叁重属性。 信息组织属性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收集、加工并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决定。其内容包括收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程序、手段。 利益组织属性由其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存并由此产生占有更多物质财富的欲望这一基本生存规则所决定。 利益组织属性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前并不存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信息传播的方式、要求提高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利益属性就开始出现。中国和其他国家早期报纸的运营实践证明了利益属性在大众媒介的地位和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对象是指国家、政党、政府、意识形态将媒介作为对象而制约和监控。 大众传播媒介控制对象的作用有两方面，其一，当传播内容与社会体制相协调，它可以帮助这些体制保持稳定。其二，当传播内容与社会体制发生冲突或背离，要么动摇这个社会体制，要对这些体制的颠覆。 在大众媒介的叁重性之中，信息属性是最本质、最不可变，也是决定性的属性，利益属性和控制对象则体现出人为的操作特征。 二、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根本动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厂迄回【、硕士字位论父W＆K／ MASTER’STHESIS会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大众媒介出现的技术上的障碍。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日益强大，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 资产阶级的胜利，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大众传播业主完成了由过去不能追求、也没有条件追求经济利益而变成了主观上努力追求，客观条件上也能够追求经济利益的转变，从而完成了大众媒介最初的产业化过程。 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曲折等方面来论述，得出了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最根本动因就是利益和控制的互动，也就是说利益强时控制则弱化，当控制强时则利益弱化。 叁、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进程和个体发展 第一、在自身获利欲望及外在获利条件的双重作用下，从1979年至1982发生了在报业的第一次办报热潮和发生在广播业电视业的建台热。 第二、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在广播业的系列台热和1991年至1993年发生在报业的扩版热。 第叁、报纸从邮发合一到自办发行的变化上促进了报业的发展。 第四、大众传播媒介个体的集团化不断加强，标志着媒介产业化达到了新的台阶。 第五、外来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媒介市场，推动和促进我们媒介产业化的发展。 四、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根本动因 第一、历史的发展决定产业化成为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现时的社会背景成为产业化的外来推动力。经济的市场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这叁种外来推动力推动着中国媒介产业化的发展。 第叁、媒介的财政压力和利益欲望成为产业化的驱动力。 二 入 硕士学住论文 W－Wx MASTER’SI”I！ESIS 五、中国媒介产业化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中国媒介产业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己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一大 批媒介集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中国媒介产业化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个体规模较小，赢利模式单一。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融合化这篇文 章，实施媒介制度创新。 最后，对中国媒介产业化进行总结，指出媒介产业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媒介产业化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辩证分析。
刘洁[2]2005年在《中国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媒介产业化的起始动因,又是贯穿整个过程的首要力量; 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又成为媒介产业化改造的对象,在管制和放松管制间不断调整,形成了媒介产业和政府行为的博弈关系; 媒介产业化中的政府行为应具有放松管制、更科学、基于法制基础之上的特点,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中国媒介产业化动因主要包括起始动因、利润动因、意识形态动因和公民社会动因,其中政府放松管制是主导动因。在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政府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从政府行为的主体属性来看,政府控制行为的相对弱化是媒介市场化的根本动因,政府为媒介市场化提供主体资源,即允许,政府是市场培育调控的主体,起着调整媒介市场结构、规范媒介市场行为的作用。从政府行为的客观属性来看,媒介市场化要求改变政府行为角色定位,改变政府行为空间和行为方式。中国媒介产业布局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地方政府和媒介产业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政企合一制,是市场和计划都不完全情况下的过渡性行为方式,与传统高度中央集权下的政企不分有很大差别,它帮助媒体走过了“预习期”,再往后,媒体和政府运行分离成为必然。政府主导在媒介产业布局中存在负面效应,由于政府干预过多,以及地方政府把媒介集团的建立作为政绩工程,使得媒介产业布局不仅没有形成起拉动、辐射的极核,反而出现了新一轮令人忧虑的均质布局。政府应适当让位于市场力量,少些行政干预,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媒介产业化发展要求减少地方保护负面影响,重要途径之一是加强媒介区域联合,为媒介产业统一市场的形成做准备。新加坡政府对媒介产业以管制为主,进一步自由是大趋势,但是渐进式的,在整个过程中贯穿着实用主义精神。新加坡媒介产业秉持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的理念,确认媒介企业的盈利目的、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政府注重和媒介产业沟通以及对主要领导人的选择方式是重要的原因,这些对中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李颖[3]2015年在《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文中认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把民俗艺术及其传播放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定背景下,综合运用民俗艺术理论和跨学科交叉等多种研究方法,把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生态变迁、媒介表述与干预、媒介误读等诸多状况、现象和问题提取出来加以考察。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探讨,以期能在以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迅速发展和全国范围文化遗产保护为背景的新的社会语境中,为民俗艺术理论的构建添砖加瓦,并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首先需确立其研究基础。本论文首先通过对传播生态的学术源起与基本涵义的梳理和界定,把传播生态理论引进并融通到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中,再通过作为开展本研究不可或缺的传播学、生态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支撑,共同建立起本研究的意义基础与知识基础。确立了研究基础,紧接着即需确定民俗艺术的传播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之关系。二者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互为作用,正是在由它们的联系媒介所传递的这种互动的调子中,使得众多民俗艺术事象在时空中的流变得以呈示。民俗艺术传播主客体的角色定位又离不开具体的传播语境,民俗艺术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历史承变使民俗艺术发生了从乡土本位到消费语境的传播语境的转换,在此过程中的民俗艺术传播经历着其自身维度的叁重体现,即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这叁个基本维度的共存与变化正是民俗艺术传播生态变迁的内在体认与外在呈现。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系统构成的分析,则是对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本体性存在与人文性存在共同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存在系统,交往功能、衍生功能与依附功能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功能系统,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与应用价值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价值系统。此叁个系统构成体现的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结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它们的深入探析,可使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意涵得以丰赡,并能使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更加厚实充盈。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重在对意义的挖掘、揭示、解读并不断生发的过程。通过挖掘传播过程中意义发生衍变的内外部动因,揭示其中精神意义的呈现空间,并最终促动民俗艺术传播当下意义的生态建构从传播主体、目的、方式和内容四个方面的探索。上述种种,说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一个结构紧密衔接、前后相互挥应、逐层渐进推动、阐述严谨相扣的具有宏通视野的整体性理论研究,这将推动民俗艺术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陈晓洁[4]2012年在《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今的时代被冠以各种名目繁多的称号：全球化时代、电子时代、读图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等等,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指称当下这个时代,无可否认的是我们都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社会正在经历着全方位的转型和变革,这种变革突出体现在媒介的影响力上,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媒介的时代,媒介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把它强大的作用力辐射到文学活动。任何历史现象的研究都要将其置于整体的宏观视角才能真正了解局部的内涵和价值,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个整体就是指处在媒介多元化转型中的当代社会。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境况已经发生变化,在市场、意识形态、文化建制、学术惯性等众多因素的操控下,文学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样态、原则和秩序等,文学的属性呈现出多样化,文学的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难有纯粹的文学问题,也很难为媒介时代的文学确定唯一的属性,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切入点来考察文学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归根到底,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媒介借助自身的特性塑造了特定的传播环境,在特定媒介环境中发生的文学活动自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同时文学活动又会反作用于它所产生的媒介环境,在这种交互关系中,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成为文艺传播学的理论焦点和学科支撑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研究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借鉴,本文选择了一个比较新的角度和方法来探讨文学与媒介的关系,那就是借助一个新兴的传播学研究流派——媒介环境学来探讨文学传播活动与媒介形态特性所构建的媒介环境之间交叉逆反的互动过程和历史演变轨迹。这种新视角既是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的具体化尝试,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跨学科研究课题。论文借鉴现象学方法力求回到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以及主体间性的研究模式追问文学与媒介之间互为存在主体的复杂关系,致力于为文学传播学研究贡献一些基础理论。论文的主体框架包括六大部分：导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由来、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相关背景材料。第一章对论文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及主要理论工具进行了规范和梳理,以便在随后的论述中保持逻辑上的清晰和连贯。第二章和第叁章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阐释文学传播活动和媒介环境的互动关系,属于对二者关系的宏观性把握。第四章把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引向微观领域,借助媒介环境学的“情境”理论分析文学传播与电子媒介环境的关系。结语部分探索文学和媒介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由来及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以及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明确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和媒介的关系,用什么理论视角研究,研究什么等基本问题。本文的选题是为了回应时代对文学以及文艺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同时引入传播学的新成果,拓展深化文学传播学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如今的文学传播学已经基本获得了学科自足性,可以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假设。目前国内文学传播学研究存在多种研究维度,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站在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的立场上,分析文学受到媒介的什么影响,对于如何把文学和媒介放在一个互动的主体间性的框架中,思考二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而且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侧重分析传播者、文本、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比较多,对文学传播的媒介环境关注不多。因此文学传播学研究在如何还原并真正理解媒介环境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章对论文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文学传播和媒介形态,以及论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媒介环境学进行了简要的界定和规范,并且对媒介环境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以点带面式的梳理。文学传播是指文学活动中信息传递的结构系统。媒介形态是指在不同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媒介(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和特性。媒介环境学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并立的传播学第叁种研究范式。媒介环境学是西方研究媒介形态的主要学术群体,它改变了西方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媒介所传达的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状况,把关注点放在媒介本身。认为媒介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媒介才是真正的信息。这个学派从研究媒介的形态特性出发,考察不同的媒介如何构建了不同的媒介环境,并进而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媒介环境学在叁个层面上展开对媒介的学术探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以及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无论是把媒介作为抽象的符号环境或者作为外在物化的可感知的环境来研究媒介与人的感知、思维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是作为人与人构成的社会环境来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都可以归结到人。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对象是媒介,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媒介与人的关系。通过概括梳理芒福德、朗格、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翁、梅洛维茨、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的理论,以点带面地展示了这种研究范式的具体内涵和风范。在肯定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上有所突破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和缺陷。为避免这些不足和缺陷,我们在借助媒介环境学理论分析文学传播活动时要注重关注人的能动性,辩证地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作为环境的文学传播媒介的具体特性和结构。论文在人与媒介互动的框架内宏观地把握文学传播媒介的内涵及其塑造的媒介环境,在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阈下对文学传播媒介的本体性存在进行形态和动态分析。从形态分析来看,文学传播媒介表现为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符号媒介用线性排列的方式表现为时间结构,物质媒介以一定的空间体积表现为空间结构,二者统一起来构成文学传播媒介。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共同参与了文学的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的塑造。文学传播媒介既是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又是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作为符号环境的文学媒介的作用倾向于在变动中维持文学观念的同一性,维护文学活动的延续性。作为感知环境的文学媒介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是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文学媒介所塑造的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相互参与对方的建构过程,二者统一于文学传播活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动态分析来看,媒介是文学传播活动中的能动性因素,在文学创作、文学流通、文学接受的环节中都存在着人与媒介之间互为主客体的间性作用,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多重媒介化。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传播主体之间基于媒介产生的信息交流和循环互动,使文学传播媒介呈现出多层次交互式的动态结构,同时也塑造了多层次的文学传播媒介环境。第叁章以媒介环境及其历史演变为坐标分析文学传播活动和媒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传播活动是人与媒介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围绕语言进行的具有修辞意义的互动关系,是在一定的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中发生的情感和审美的多层次交互运动。媒介环境构成文学活动的基础和背景,文学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作品都是在一定媒介环境中实现自身的意义和存在。同时文学对媒介环境也具有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学传播对媒介形式的选择和对媒介环境的塑造等方面。传播的历史也是集体知识积累和传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信息传播的规模和效率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媒介环境与信息传播的规模和效率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表现在一定的媒介环境决定了人的传播方式和效果,因此也就决定了传播规模和效率；而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的信息传播规模和效率也选择造就了相应的媒介环境。文学作为集体知识的一种,在符合这一基本规律的同时,也在媒介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特殊的信息传播的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媒介环境的演变为坐标,文学传播史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印刷媒介、大众媒介叁个阶段,每一种传播媒介都对应着特定的创作方式和接受方式。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媒介环境视阈的主张。认为文学史研究需要从文学属性多样化和文学价值多元化的理论基点出发,改变“唯杰作”传统,重新阐释已有的历史文献,重新发掘整理与媒介演变、编辑出版以及跨文化跨地域的文学传播活动有关的史料,在媒介环境的视阈下重新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结论,或者曾被忽视的见解和史实,揭示它们新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在前两章宏观论述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立足于当下电子媒介环境的微观研究。借助麦克卢汉、戈夫曼、梅洛维茨等人的理论,考察文学传播活动在媒介构筑“情境”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将研究引向深入和具体,弥补媒介环境学研究过于空泛的不足。情境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与感知场之间信息流动的方式。情境是媒介环境的产物,它把媒介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其本质是一套行为规则,每套行为规则就像一层“膜”一样包裹着情境,各种情境的膜相互融合交错共同构成社会环境的“皮肤”,是社会得以维持行为合理化和信息流动的保障。电子媒介的视觉听觉再现和传递能力使信息视觉化、即时化,使我们的生活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模糊了界限。从而改变了原有媒介环境建构起来的情境之膜,重构了情境的“前台”和“后台”区域,使后台前台化,前台后台化。文学既是情境的“档案”又是情境产生的来源之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学记忆”对情境的塑造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子媒介的编码行为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创造了表征性的视觉媒介,一个是创造了远程通讯媒介。这两个后果虽然创造了新的情境,但是并不意味着改变了人们选择行为范式的方法和原则,人们对待新情境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是适应而不是断裂。因此,电子媒介环境中的情境依然需要文学记忆,文学与电子媒介环境在塑造情境过程中同样存在互动共生的关系。但是文学记忆的主要来源是文字传播渠道,显然无法完全处理汇聚在电子媒介信息流中呈现多种形式的非线性编码信息,由此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和耗散,增加信息的熵值。结语部分对文学传播活动以及媒介环境的演变做了比较乐观的预测。文学是人类观照内心世界的“镜子”,文学的边界会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但是文学依然存在。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文学消亡论”的言说立场。从文学与媒介互动的视角来看,媒介影响文学的同时,文学也在向媒介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随着文学观念、文学话语、文学叙事等的扩散,文学的深度模式等本质特征会慢慢从其他媒介艺术中体现出来。但是文学观照人的心灵世界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是其他媒介形式的艺术无法替代的。最后总结了论文的借鉴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研究工作的方向。
胡媛媛[5]2015年在《新媒体时代艺术的审美性研究》文中提出当今时代媒体的变革使得人类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文化的传播从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走向了基于互联网技术、3G手机通讯、数字技术的计算机、手机、数字电视、移动传媒等全新的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碰撞融合使得传统的艺术创作与传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审美性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诸如虚拟性、交互性、非线性、碎片式等等审美特征。以动画艺术为例,传统的动画艺术与新媒体的耦合构成了一种新的动画艺术美学范式：它既有对传统动漫的更新和利用,更有对传统动漫的扩展与超越,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是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促进转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契合了当今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审美经济等多学科文化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动画艺术的传播平台从传统的电影、电视平台拓展到了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与此同时动画的精度和准度有所突破,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影视动画的全新的审美效果,动画艺术也具有了审美趣味世俗化、审美接受的娱乐化,审美表现的技术化、审美叙事的非线性化、审美感兴的互动性、审美表征的虚拟化等几个方面。同时在大审美经济与消费社会多元社会背景下,动画所承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碰撞与融汇,以及失衡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输成为了当今中国动画产业亟待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审美经济环境下,动画产业的文化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泛动画产业格局的形成使得各国加大投入,以期在新一轮的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创建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与文化影响。
严功军[6]2004年在《变迁与反思：转型期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制度转型国家，俄罗斯社会制度转型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并按市场经济模式改造整个经济生活，按西方的民主、自由、多元标准促进文化变迁的艰难进程中，俄罗斯社会震荡与冲突此起彼伏，矛盾与危机接连不断，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具有深刻内容的转型“活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大众传媒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代社会发展至今，大众传媒已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社会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子系统，大众传媒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大众传媒，而具有双重属性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不仅具有对社会和个人进行影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同时又能从反面折射出社会的发展状况。在风云变换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期间，大众传媒客观地反映了转型过程并对这一过程的发展施加了重要影响，而伴随着一系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推行，俄罗斯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新闻模式，大众传媒自身也发生了错综曲折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时，俄罗斯大众传媒变迁的考察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从大众传媒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俄罗斯传媒变迁的典型性来看，这一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结合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现实，利用最新的中俄文资料，采用逻辑推理、实证与比较等方法，依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俄罗斯大众传媒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迁轨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全文主要涉及到俄罗斯传媒变迁的政治、经济、文化叁个社会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因、多元的传媒体系、自由主义传媒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的经营与管理、文化转型与传媒变迁、传媒多功能转变、作为传者的新闻记者与受众身份的变化、中俄传媒比较研究八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的论述表明，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变迁，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新闻传播总体上由单向度向多元化转换。转型期俄罗斯传媒在结构上向多类型、多层次转变，各种传媒(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构织成无时无所不在的传媒网络，传播内容丰富多彩，传媒所有制多形式化、管理多层次化，传播功能多元化。 2、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取代报纸的首要地位，其重要性日益突出，标志着俄罗斯传媒的影响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 3、俄罗斯传媒逐步由计划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传媒作为文化工业，为公众制造文化消费产品，其经营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传媒的多元发展为新闻传播者和受众提供了更为自由的信息空间，新闻传播者有了广泛的信息选择和传播权力，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5、新闻事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俄罗斯传媒改革改变了以前的封闭状态，使传媒发展逐步走向国际化，进入了全球信息传播体系。 6、新闻传媒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转换。社会转型期，在西方消费式快餐文化的全面影响下，俄罗斯受众对传媒内容及形式的选择与接受，都倾向于更加简易的模式，从而促使了“后现代”大众文化与以反思性、崇尚经典、权威等为特征的精英文化的断裂，俄罗斯传媒也日益大众化。 俄罗斯传媒发展的上述特征，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体现了俄罗斯传媒变迁的一些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苏联新闻模式的许多不足。然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传媒变迁，更多的是给传媒带来了深层次的发展危机，主要包括: 1、西方的民主政治不仅没有使转型期的俄罗斯媒体成为真正的“第四权力”，正常发挥监督政府的威力，反而使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实现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这在各政党的纷争和议会、总统选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普遍新闻自由也无法得到保证，四少l!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媒体的私有化与财团化使国家对传媒的控制大大减弱，媒体我行我素，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分散与混乱。 3、传媒的极端商业化导致虚假新闻、虚假广告、黄色报道泛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下降，传媒的负面影响扩大，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4、传媒产业化发展中，虽然国家转向宏观调控，媒体根据市场需要配置资源，由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但由于很快形成的传媒垄断，在抢占媒体市场的过程中除了资本的角逐，更多的却是权力的较量。加上本来就不完善的法律的制约力也很差，媒体的竞争意识不强，传媒产业化程度低，发展缓慢。 5、传媒对西方消费性大众文化的大量复制生产和广泛传播，颠覆了俄罗斯人、特别是青年人的传统价值观，使俄罗斯受众沉溺于肤浅的表层文化审美幻象中，导致了其精神空虚和享乐型利己主义的盛行。 6、在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对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传媒文化产业保护不够，国外媒体和资本的冲击，使俄罗斯十分脆弱的传媒文化产业发展雪上加霜，俄罗斯还不得不解决传媒文化的民族性
苗元华[7]2016年在《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1978-201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面临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纪录片具有承载和传播民族文化的特色、优势与价值,探讨如何通过纪录片创作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便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论文通过梳理中国新时期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分析、考察各阶段纪录片的创作特点,阐述民族文化的主要方面在纪录片中的表现特征,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策略。论文采用个案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借鉴文化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包括绪论、相互关联的六章内容和结语共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论文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对象进行界定,说明研究的缘起与意义,对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述评,并指出论文写作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探讨纪录片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即纪录片具有承载、传播民族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民族文化能够提升纪录片的水准与接受效果,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交融、彼此促进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阐明纪录片有助于挖掘、展示民族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健全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第二章针对新时期每一阶段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状况进行分析,阐述各阶段纪录片的创作特点、手法与风格,指出这些方面形成的原因并进行评价。本章最后一部分对于叁个阶段纪录片的历时性演进状况加以比较,厘清不同阶段影响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并对于1980年代和新世纪纪录片领域出现的“民族文化热”现象进行比较与分析。第叁章主要研究民族文化的基本思想、伦理内涵、审美意蕴在新时期纪录片中的表现特征,从是否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于相关方面予以判断和评价,结合人类文化发展和纪录片创作的规律与特点,明确其中哪些方面值得倡导和发扬,哪些方面需要规避与防范,并指出应当对民族文化进行正确的看待、调整与转换,使之与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相互融合,以促进中国纪录片在现代文化语境下获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第四章主要针对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展开探讨,从创作者的态度与立场、文化意识、娱乐诉求这叁个方面加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大体上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创作能力等作为内因,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方面作为外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局限了纪录片对于民族文化的承载与传播。第五章展开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策略研究,指出创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运用的创作原则与方法。创作者应当健全、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包括提升自由与自觉的文化意识、构建辨析文化优劣的理性精神、扩展开放高远的文化视野以及强化面对观众与市场的传播理念。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包括以文化生态观为核心的原则、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等。为了增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效果,应当合理选择和运用纪录片的创作方法,注意深入探寻与发掘文化现象、增强影像的表现力、合理采用故事化策略以及发挥主持人的作用。第六章针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选取新时期不同阶段且分别代表主流、精英、大众文化形态的叁部纪录片加以解读与阐释。通过分析在时间阶段与文化形态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叁部纪录片,把握每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观念、手法与特色,综合考察和辨析影响纪录片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进一步了解每一时期纪录片的独特性,并探明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普遍规律。结语部分针对当前社会文化以及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指出加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亟待拓展与深化。
丁玎[8]2005年在《中国媒介产业化背景下广告效果评估的初步研究》文中认为1979年广告行业的复苏不仅唤醒了企业的广告投放意识,也燃起了媒介的市场化运作的思想火花,推动了大众传媒向产业化道路迈进。历经25年的摸索和进取,时至今日,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取得飞跃性进展,媒介产业的规模、媒介市场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与之相伴的是媒介经营者的竞争升级,广告传播环境的嘈杂,广告效果评估的难度日增。在这种浪潮中,广告投资效益的评估成为广告活动叁方参与主体——媒介、广告公司和广告主的共识。但是,传统的和现有的评估理念和测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投资效益的评估,转变媒介传播效果评估理念,开发有效的广告投资回报率指标,完善科学评估体系成为广告活动主体的迫切需要,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笔者从认识我国媒介产业深受全球传播宏观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微观背景的影响出发,开篇就呈现了全球媒介传播环境历经数字化发展、媒介系统的爆炸,消费者信息消费模式的变化,媒介愈演愈烈的竞争等沧桑巨变呈现出的特征,总结了推动中国媒介向产业化发展的必然因素,以及媒介产业20多年的演变历程和现状,提出广告活动主体重视和强化广告媒介传播效果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必然性,以及对投资回报测量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西方传播效果评估在我国应该作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研究了国外大量关于传播效果的经典文献和方法论着作基础上,笔者在第二章中首先归纳媒介传播效果理论的演进,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社会时期媒介传播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的传播模式下广告媒介传播效果的评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个角度入手,笔者对备受中国广告活动主体青睐,甚至照搬照抄的指标和方法作全面的回顾和综述,对照分析这些基本的评估手段生长和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理论土壤,研究适切性,提出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理论都应该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在这种媒介环境下,在评估理论本土化发展的思想指导下,笔者分别就媒介经营者、专业媒介代理和广告主在中国媒介产业化进程中评估理念和测评方法论的演变和现状作了系统的研究。中国媒介市场由买方向卖方转变的过程中,媒介经营者盈利日趋艰难,其市场竞争意识也逐步增强,虽然央视仍然占据媒介结构的顶层,它也在不断增强服务客户的理念和意识中提高对广告媒介传播效果评估的科学性和
王定祥[9]2006年在《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关于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与政策研究。该项研究是在深入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产业资本运行实际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系统回顾和借鉴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金融资本与生息资本理论、信息不对称与交易费用理论、预算约束与缺口理论、产业组织与金融产业化发展理论，从交易和逐利视角界定了金融产业资本的基本范畴和研究基点，多角度、规范性地定义和分析了金融产业资本的形成规律和循环增值的过程机理，进一步从理论上剖析了金融产业资本持续循环的内在动因和市场约束机制，并建立了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的分析与评价框架。据此，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及其特征，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解释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进而以促进中国金融产业资本良性循环增值为目标，提出了配套的政策建议。一、论文的基本结论1、市场机制主导着金融以产业的方式发展是现代金融发展的显着特征，而这种发展又以逐利最大化的资本要素为支撑。现代金融是建立在分工和信用交易基础之上的，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市场金融主体——金融企业的本性和成长路径，因而正在向市场转型的国家，其金融发展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资本密集型的金融行业发展成为强大的金融产业，这就需要承认金融机构的企业属性及其资本对市场和利润的无限追逐的本性。金融企业的资本要素统称金融产业资本，金融产业资本是一种相对稀缺的金融资源，其本性就在于对市场和利润有着无限的追求，这种追求的内在冲动要求其自身必然无休止地处于运动之中。因此，要恢复金融企业资金作为资本逐利的本性，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主导金融产业资本的运动。2、金融产业资本的形成是基于市场的需要和资本运营体系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其形成的量客观存在着一个最优经济规模。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金融产业资本逐步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运营体系。它通过信用交易与真实经济部门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命运(即追求利润和共同分割利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联系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基于微观的和市场的角度分析，金融产业资本的内生形成又是人们避免流动性危机的必然选择。从宏观的角度看，要维持一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就需要使金融产业资本形成的量与真实产业资本形成的量之间保持一个最佳比例状态；如果达不到最优规模和合意比例，就会出现真实经济部门与金融经济部门不能协调发展的局面，从而制约经济的稳定增长。研究表明，在不存在制度障碍和意外冲击下，金融产业资本最优规模的形成会通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机制和市场机制得以调节和实现。如果存在政策和制度(如金融抑制政策)等意外冲击，金融产业资本合意比例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3、无休止的循环运动是金融产业资本生命力及其发挥生产力作用的具体体现，通过不断地循环运动，既能够实现其社会价值，又能够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增值。尽管金融产业资本如同真实产业资本一样，可以在金融企业内部通过金融产品的开发与交易实现循环和价值增值过程。但大多数金融产业资本的循环是通过与其外部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信用交易而完成的。金融产业资本的使用权一旦借出，它就会立即转化并参与到真实产业部门资本循环中并创造社会价值，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产业资本的循环不分国界，只要在不同的市场间存在投资增值的差异，它就会从资本边际生产力低的市场流向资本边际生产力高的市场，并最终在资本边际生产力高的市场体聚集、循环和增值，这是市场机制主导的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普遍规律。由于各地、各行业客观存在资源禀赋和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差异，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金融产业资本在全社会的流动与配置必然会表现出非均衡的分布格局。4、市场主导下的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有其内在的动因机制和约束机制。其动因机制主要有叁个，即逐利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金融产业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驱使着它不断地从低效部门往高效部门流动，并在循环中尽力规避各种风险。金融产业资本能够参与外部经济的循环，还在于市场对它存在广泛的需求，需求会引导金融产业资本的供给，但金融产业资本供给量是相对有限的，最终会制约其有效需求，并在二者的比较中形成价格机制，最终作用于金融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利率、汇率和证券价格的变化一方面既是金融产业资本供求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会引导金融企业做出及时的投资策略调整，从而改变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市场范围。在金融产业资本交易中，市场客观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现象，从而对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约束，此时，金融企业会通过金融契约机制，或采取谨慎经营方式，以规避各种市场风险，确保金融产业资本的最大化增值。5、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最优效率，即用一定的金融产业资本投入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增值。在理论上，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可以区分为叁个层次，即微观生产效率、中观配置效率和宏观功能效率。微观生产效率用以考察一定量的金融产业资本带给金融企业的净利润的比例，通常以其价值增值的幅度和速度为评价标准；中观配置效率考察的是通过金融产业资本循环，金融企业最终实现的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效，其大小可以用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度和规模加以测量；宏观功能效率考察的是金融产业资本循环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积极效果，通常用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作为评价依据。研究表明，金融产权制度安排、金融市场结构与价格机制、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金融企业内部管理、社会信用环境与秩序都是影响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的重要因素。据此，可以把它们作为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的分析框架和作为实证分析的方法基础。6、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机制不畅、效率不佳，值得我们高度关注。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资本循环效率远不如西方业绩较优的商业银行，并且微观生产效率呈现大幅度下降并逐步收敛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背后，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信贷规模的扩张，并没有成为促进微观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相反，还引致了巨额的不良资产，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日益强化，市场对金融企业的内在约束力逐步体现出来，信贷配给和大量存差的出现，正是金融企业应对市场约束的具体表现，同时既印证了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机制受阻的现实，也反映了金融产业资本中观配置效率存在下降的事实。在宏观效率方面，历史纵向比较表明，中国信贷资本的宏观经济效率也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但计量结果显示，银行信贷资本循环始终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信贷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目前大量存差的存在，显着降低了银行信贷效率，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7、中国低效的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其一，现实垄断性的金融产业组织结构和人为分割的市场格局是导致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低效的市场根源。由于市场的垄断和被分割，金融产业资本就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平等地参与竞争和实现最大化增值。其二，利率管制引致的金融寻租行为，制约了金融企业最大化获得金融租金的能力。其叁，政府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保障了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但却牺牲了金融产业资本的市场利益。其四，我国金融交易中严重的道德、诚信与信用缺失，加重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强化了银行业信贷配给动机，损害了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其五，国有银行金融产权的虚置和内部松散的治理是导致“X低效率”的最直接原因。此外，由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储户等多元支持体支撑下的软预算约束也使我国金融企业极大地丧失了追求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的激励，也削弱了中国金融产业稳健运行的根基。二、论文的重要观点1、现代金融的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充当金融中介功能，将储蓄资源动员和集聚起来并转化成社会各个领域的投资，而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加深，金融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信用交易为手段，以逐利最大化为目标，金融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特性；它不仅和真实经济体发生着日益广泛的互惠互利的联系，而且还可脱离于真实经济体独立地运行，并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全面理解现代金融向产业化的成长路径和发展内涵，金融发展战略才能防止金融产业资本过分偏向政府公共目标而损害经济效率目标的问题，才能保障金融产业资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运营和增值。2、市场机制主导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是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中国金融发展要顺应当代金融产业化发展趋势，就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推进金融向着产业化方向发展，通过资本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值最终将金融发展成为资本实力雄厚、竞争能力强大的金融产业。3、追逐市场和利润最大化是金融产业资本的内在本性。在市场开放和资本流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和生产效率各异，金融产业资本必然会从低效的市场流向高效的市场，从而出现金融产业资本在全社会非均衡的循环运动。但这种非均衡的循环是符合经济效率要求的。如果政府强加干预，以追求各地均衡配置，必然会牺牲金融产业资本的经济效率。为此，政府应当通过公共金融制度来弥补市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并以此为基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引导金融产业资本的流向，从而达到宏观调控之目的。4、如果假定中国目前的金融已经发展成为金融产业的雏形，那么，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机制受阻、效率不佳的根源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市场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政府长期主导和抑制积累的结果。政府为了集中和利用稀缺的金融资本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自己的政治目标，从产权控制、利率管制、信贷干预和预算支持等多方面入手，广泛主导着金融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使金融产业资本运行行政化，从而严重损害了金融产业资本独立运作所产生的增值效率。因此，要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金融产业资本良性循环，就必须理顺政府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政府应当逐步退出金融企业尤其是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让市场机制去充分地主导金融企业的运作和金融产业资本的循环。5、金融发展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但其风险的累积和扩散也具有强大的负外部性。为了降低负外部性，在金融产业化发展进程和金融产业资本市场化循环中，保留适当功能的政府机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进中国金融产业资本的良性循环和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客观需要进行金融制度的创新，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长处，建立起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调控机制为补充的市场金融发展制度。叁、论文的主要创新1、建立了基于交易和逐利范式的金融产业资本分析框架。论文针对长期在金融研究中将金融企业作为中介功能范式缺陷，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从交易和逐利视角入手，恢复了金融企业资金作为资本的本来面目，建立了基于交易和逐利范式的金融产业资本分析框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突破了传统货币银行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媒介资金作用的研究，开辟了研究的新视野。2、深化了金融产业资本的形成和循环机理。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资本循环和生息资本理论，深入考察现代金融产业资本运动的新形式，全面总结了现代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路径。引入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发现了金融产业资本及其合意形成的内在机制。借鉴信息不对称与交易费用理论，发现了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市场约束机制及其应对的金融契约机制的不完全有效性。3、建立了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的新的评价框架。论文突破既有的将金融资金的效率确定在金融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将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扩展到微观生产效率、中观配置效率和宏观功能效率叁个层面，并初步确定了各自的评价准则、指标体系及其方法，为金融效率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4、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各层次的效率。论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建立了混合数据计量模型，发现了引致微观生产效率下降的主导因素。以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工具，全面揭示了银行发展和银行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分别实证了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效率不佳的现状及其特征。5、明确了促进中国金融产业资本良性循环的途径。论文在理论和实证导致中国金融产业资本循环不佳的根源基础上，明确了以观念转变和制度创新、解除金融约束、实现市场主导金融发展为路径依赖，围绕这一路径，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四、论文的政策建议1、建立信用制度，构筑和谐的市场金融生态环境．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维系金融产业资本良性循环的核心制度，是构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基础。首先，应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各种途径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开展诚信教育，逐步增强公民的信用意识和诚信理念。其次，加强信用立法，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对失信行为依法严惩和治理，大力提高违约成本。再次，建立完善的个人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与信用担保制度，建立信用信息的联网和有偿共享机制，从根本上遏制失信行为；最后，应建立信用监管体系，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律师和信用评级机构等专业服务领域的监督，促进信用中介机构市场化。2、培育市场主体，完善产业金融组织及其市场体系。首先要积极扶持现有正规中小金融企业的成长，在市场准入、税收和监管等方面给予它们与国有金融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还要积极培育一批新的中小金融机构，承认非正规金融资本的合法性，鼓励、引导、监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使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在条件成熟时，将他们改造成为正规金融体系。其次，要加快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合理分摊经济发展风险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业资本进入资本市场循环增值。3、改革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培育高素质的金融企业。在金融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是在既有国有金融产权之外，培育、扶持一批主体明确、边界清楚的金融产权企业。为适应经济多元化的需求，可以建立一批民营金融企业，或以产融结合为核心的金融财团，或引进一批外资金融企业，鼓励非正规金融企业的成长。二是对国有金融企业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创造条件上市。在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金融企业应按照“治理与管理分开、治理高于管理”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向出资人负责的董事会、和一个向董事会负责的经营管理层、以及一个代表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监督经营管理层的监事会，从而体现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彻底分离与制衡的机制。4、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价格机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金融产业资本循环，其中利率杠杆发挥着信号传递作用，它不仅决定金融产业资本利差收益的大小，而且利率的变化会引导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结构作出迅速地调整。要实现利率杠杆的这种功能，这必须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具体做法包括：(1)应放宽直接融资的利率限制，允许利率在一定幅度内浮动，在条件成熟后，利率由发债主体和票据贴现承兑双方自行决定；(2)在全国统一货币市场基础之上形成真正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3)允许存款利率适当浮动，加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在条件成熟后完全放开；(4)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效汇率机制；(5)建立起利率与证券价格、国际资本市场价格相联系的机制，使利率的变动能在各金融价格体系间自动的传递，以引导金融产业资本的有效流动。5、硬化预算约束，构筑金融企业自我约束机制。首先，要树立金融相对稳定的理念，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功能。根据中国的实际，金融监管必须在金融的绝对稳定(零倒闭)和机构倒闭(不稳定)之间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为市场约束力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和制度基础；其次，要消除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角色，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第叁，通过引入一批民营金融企业适当降低金融产业市场集中度，降低金融企业倒闭的负外部性。第四，建立和完善金融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并采取适当的金融企业之间的风险隔离措施，如创造相应的条件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第五，政府应适当从金融领域的直接经营活动中退出，妥善处置好国有金融企业的不良金融资产。6、鼓励产融结合，建立可塑性较强的银企合作关系。从银行信贷资本安全运行的角度看，构建新型的银企合作关系必须寻求叁点突破：一是强化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功能；二是规范政府行为，使银企关系市场化；叁是建立有进有退的银企合作关系。据此，一方面可以积极鼓励产融结合，构筑稳固的长期银企关系。另一方面，银企关系应当建立在与企业的生命周期相吻合的基础上，银行信贷资本在企业经营相对稳定、融资风险较低的时候进入，在企业不能较好地处理影响其成长的因素、以及将终结其生命周期的时候退出，以保护信贷资本循环的安全。7、开拓国际市场，推进金融产业资本国际循环增值。我国金融企业应树立开放和全球意识，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积聚金融产业资本，并积极稳妥地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让金融产业资本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增值。同时，应采取包括套期保值、期权、期货、互换等现代风险管理手段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将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8、实行政监分开，建立完善的独立于政府的监控体系。根据金融产业组织的风险特征，我国应当建立起“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即金融企业自我监督、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市场监督、行业协会监督和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加强对金融产业资本循环的有效监管。
李义杰[10]2012年在《媒介与文化资本》文中指出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优势是当前中国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媒介如何作用并影响文化资源资本化转换”的研究命题。这一课题开拓了文化资本转换研究的新路径和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论文选取中国武术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使问题研究和理论分析扎根于中国典型的文化资源形态,是本研究在材料上的创新；论文综合采用量化内容分析法、符号学方法和软媒介决定论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厘清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和论述了媒介对文化资本转换的“两个维度,四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和模型。两个维度指价值纬度和形态维度,四个方面指符号、经济、文化价值转换和形态构形。全文共分六章：第1章为绪论,提出问题,介绍研究框架,重点梳理和论述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一；第2章介绍了媒介对武术文化资源资本化转换的整体样态。通过量化统计,描述了武术文化资源资本转换的不同产品形态；其后第3、4、5章围绕媒介对文化资本转换的“两个维度、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是论文的主体和重点部分,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之处,其中第3章从微观层面论述了媒介对文化资本符号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生产和呈现；第4章从中观层面论述了媒介对文化资本经济价值的转换和实现；第5章从宏观层面论述了媒介对文化资本外化形态的构形；第6章是结论,构建了媒介对文化资源资本转换的框架和模型。论文立足于研究的问题,指出了布迪厄、思罗斯比等人的文化资本理论的局限。从资本的本质含义重新界定了文化资本,提出了文化资本的符号价值,认为文化资本体现为叁种价值形态：符号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指出符号价值体现了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文化资本体现的主要是符号价值和经济价值,而非文化价值。由此建构了媒介对文化资本转换的框架和模型：媒介对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转换在于媒介对文化资本符号、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创造及其外化形态的构形,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文化的逻辑经媒介的逻辑到资本的逻辑的转变。同时,媒介也构成了文化资本积累和循环的符号经济空间。
参考文献：
[1]. 媒介产业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D]. 周巨安.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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