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度推移中的区域“粘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粘性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优先发展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特点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策倾斜使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资金回报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对国内外资金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全国整体开放格局的形成使经济特区城市（深圳、珠海等）面临严峻挑战。随着我国改革的普遍化和开放的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的内容正趋向一致，特区措施内容上的“特”已经淡化。深圳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人才和企业大量外迁。投资环境的退化、资本营运成本的不断上升，及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迫使内资北撤，外资退出。仅1994年1～5月份，自深圳内迁资金超过一百亿元。与此相反，1993～1997年期间，上海全面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步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浦东现代化新城区已具规模。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3.8%，1997年已达到147亿美元， 五年直接利用外资协议金额472亿美元。世界上排名前100家的工业性跨国公司有一半以上在上海投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沿海开放城市能否保持其原发的经济动力？在生产力逐步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沿海开放城市将渐趋衰退还是青春常在？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课题。
一、梯度推移与城市空间重组
梯度推移理论是一种区域经济理论，即：无论在世界或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一国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梯度推移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以工业生命循环论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力在地区间转移的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兴衰无不与技术创新活动有关。技术创新是指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活动。很显然，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工艺创新）两方面内容。技术扩散是创新的形式。地区间扩散可以通过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可以通过新设备的引进或人员的培训学习来完成。由于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在技术的地区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的地区扩散缩小了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
技术创新的动力一般来自要素稀缺诱导（希克斯）、瓶颈诱导（罗布森）和需求拉动（施莫克乐）。但是，有了创新动力不一定就会产生创新，创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现代技术创新往往是各种专门人才密切合作，联合攻关的结果。其次，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保证，而且必须把握住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一般是称为高梯度地区的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因为：①大都市科技文教事业发达，拥有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掌握先进的科技信息；②大都市市场发育领先，消费层次高，需求信息反应快，主导着消费市场的变化。按荷兰经济学家冯·杜因（J.Van Duijn）的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理论， 任何一次技术创新都要经历四个阶段，即介绍引进、扩散、成熟和衰退。处于高梯度地区的大都市多属技术创新源。当创新产品和技术进入发展阶段，开始以少量生产转向批量生产的规模经营，高梯度地区因地租高、工资成本高、离开原材料产地远等因素而逐步失去竞争优势，需要转移该部分生产力。相反，中梯度地区则因离原料地近、工资成本相对低，特别是因批量生产后产品价格有所下降而为中梯度地区消费水平所接收，同时，中梯度地区又具备批量生产所要求的一定生产技术和科技力量。所有这些使中梯度地区具备接收推移的种种条件。最后，当产品和技术进入成熟产品生产并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时，生产工艺开始通用化、标准化、技术要求相对简单，落后地区可凭借更低的地租、工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等条件接收成熟产品生产，并在竞争中获胜。如果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失去技术不断创新的活力，则有可能出现产业结构的老化和经济的衰退；如果不发达城镇和地区单靠引进技术发展经济，而不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则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城市和地区。
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政策引导下，沿海开放城市带一改昔日经济逐渐衰落趋势，呈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自1979年以来，东部地区投资已超过全国总投资的50%以上，经济增长幅度迅速加大，该地区大力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高梯度地区的潜在优势。与此同时，内地城乡地区通过部分地接受从东部转移来的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明显高于改革以前。另外，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呈现与西方国家类似的趋势。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还低于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相当一部分城市，如广州、上海、北京、大连等，职能“软化”趋势非常明显，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等功能大大强化，而作为生产中心，尤其是传统工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明显下降。随着传统工业外迁，城市空间结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90年代以后，伴随市政工程设施的大规模兴建和工厂、港口作业区的外迁，上海城郊地带的人口、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均在赶超城市中心区。市中心“空洞化”初露端倪。此外，以深圳为例，康佳、京华电子、华强三洋等大型骨干企业都将生产部门迁往临近的东莞、惠州。与中国相比，西方城市社会、经济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变化进程早在30年代前就开始了。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极力促进城市中心复兴，许多大公司又相继将其办公地点迁回市中心。市中心的建设和物质设施水平大大提高。可见，城市空间结构处于变化调整之中。作为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组织者，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发展壮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跨国生产组织形式，社会政治等因素促使现代产业向一定地区集中以及在一定区域分散，即表现为聚集和扩散空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二、“粘性”地区之迷
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生产力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的驱动力是技术的扩散效应，而扩散效应只有抵消了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后才能推动梯度推移。因此，生产力从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的制约外，城市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及政策导向和行政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减缓城市的空洞化进程（假如发达城市失去技术创新优势的话）。
在通讯、运输技术的显著改进以及国际性生产要素流动壁垒日趋消失的今天，我们常常对一些城市或地区一直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保持强劲吸引力的现象抱有极大的兴趣。诚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将产生成本，有时可能十分昂贵。但整体而言，当今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极高。在此前提下，一些“粘性”城市或地区能够成功地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另一些城市则逐步萎缩，丧失其昔日的繁荣。目前，后一类城市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准要比新兴国家高得多。当生产设施、工厂迁移所需的资金容易筹措，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地落户于生产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时，发达国家工业城市的生产空间就日趋不稳。产业流失的城市或地区的唯一选择是尽量使其生产条件与竞争区域的相同，即降低工资支出和再生产成本。所有这些都应在改善当地经营方面很下功夫。
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经济发展规划者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图既维持高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又能确保本地区现有产业不外移。他们主要采用归纳法收集一些实例来查验“粘性”地区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具体地说，共有四种类型的“粘性”地区。所谓粘性是指新兴或发达地区吸引和维持投资的能力。这四种“粘性”地区包括：①马歇尔式工业区；②舵轮式工业区；③卫星式工业平台；④国家拉动式工业区。
1.马歇尔式工业区（Marshallian and Italianate IndustrialDistricts）在这种模式中，地方所有的小型企业在工商业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规模比较小，不利于大型企业的形成。区内买卖双方之间交易量巨大，并有长期的合同和承诺。尽管没有公开承认，该区与外部企业的合作程度较低。马歇尔式工业区显示出如此的特征和生机是因为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是高素质的，并且对区内产业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劳动力资源流入量大，流出量小。该地区形成了地方独特的文化特征。企业外部具备融资、技术人才和商业服务的专业性供应渠道。区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可维持较长期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推动核心产业发展方面作用巨大。
通过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区内各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有效的行政机制能提高这类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并增强区域的粘度。
2.舵轮式工业区（Hub-and-Spoke Industrial Districts）在这类区域中，一些主要企业或设施发挥着区域经济的轴心作用，它们的供应商和相关活动象舵轮的把手那样围绕着轮轴展开。例如，美国的西雅图、韩国的釜山、日本的东京等城市都属于这类工业区。其基本特征为：一家或数家大型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占主导地位。核心企业经济规模巨大，但对本地区依赖性不强，而与区外供应商、顾客和竞争对手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区内人员交流虽仍进行但其广泛程度要比第一种模式逊色，因为劳动力资源对不同行业的适应性有所下降。工人们首选核心企业，并对本地区有归属感。主要投资决策由当地拍板，但扩散效应将波及全球。主导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有着长期的合同和承诺。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程度较高，而商会在提供基础设施、管理、培训、市场营销、技术或财务帮助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在管理和推动核心产业发展方面作用巨大。这类地区易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特征（如底特律的“汽车城”、西雅图的“飞机城”等）。
舵轮式工业区对其主要产业和企业长期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区内的这些产业和企业是“粘性”的源泉。对当地经济增长的长期展望要看支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所在行业的发展前程。如果主要企业管理混乱、产业长期衰退或者工厂和经营活动容易迁移，那么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就会遭受挫折。区域的“粘性”强度还取决于成熟产业中的当地资源向新兴非相关产业转移的能力。历史上，美国的底特律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舵轮式工业区。30年代，底特律已从马歇尔式工业区过渡到舵轮式工业区。区内汽车业寡头形成并开始向日本投资，使日本在名古屋附近建立起与之抗衡的汽车集团——丰田公司。另外，汽车业对底特律地区资源的买方寡头控制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与此相反，西雅图波音公司飞机制造虽然在其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该市在面向港口运输、软件生产以及生物技术产业的多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西雅图能出色地顶住全球飞机制造业萎缩趋势的冲击。
3.卫星式工业平台（Satellite Platforms ）区域迅速增长的第三种模式为卫星工业平台。在这种模式中，一些总部设在区外的大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经济规模大，区内供需双方交易量极小，主要投资决策由区外制定。主导企业与当地供应商之间缺乏长期的合作协议和承诺，但与区外企业尤其是总公司的合作和联系十分密切。各种层次的工人、技术管理等专业人员的流入和流出十分频繁，融资、技术、专业人才和各类商业性服务大多通过企业总部向区外募集。地方文化特征很难形成。当地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招商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中期内当地的工厂和经营活动容易外迁至类似的工业区，所以经济增长难以持久维持。
当地社会的基础设施重点和政策导向往往着重于区内多元化产业的发展，而地区的“粘性”强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
4.国家拉动式工业区（State—anchored Districts）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公共事业和其他非盈利性大型机构或设施，如军事基地、公立大学等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周围集聚着众多的供应商和顾客，公用事业的经济规模较大。主要投资策略由不同的政府机构制定。政府机构与供应商和顾客有着短期的合作协议和承诺。区内办公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超常，劳动力资源只进不出。在共享市场信息方面，商会的作用较弱。在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国家参与程度较强。因此，对其经济发展的研究要注意国家重点设施的发展趋势及其拉动效应。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发展迅速的工业区应归功于国有设施的建设和扩展。例如，美国国防建设对硅谷，以及公立大学和国有企业对麦迪逊、萨克拉门托等城市的迅速崛起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
上述四种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中小型企业的创新、企业与地方协调体系的融合以及国有或跨国公司的进入和扩展都能释放“粘胶”效应，使现有企业不易外迁，同时也会吸引新企业加盟。这样，城市或地区的经济持久增长就有一定的保证。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四种模式在收入分配、劳动组织权限、经济周期性变化以及长期内易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方面表现各不相同。
为了分析城市“粘性”度，我们首先需要调查城市工业区应具有的特征是否凸现：企业规模的分布，产业前后关联、纵向一体化，区内企业间网络化，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技术创新能力及生产组织状况。其次，我们还要使研究的领域延伸到当地城市以外，乃至国外的大型产业集团的影响范围。再者，地区和国家两级政府的作用、企业跨地区营销网络、国内外经营空间的拓展以及城市的发展潜能（人力、财力、智力的培育和积累）都应予以考虑。最后，我们还需分析城市产业结构及其运行与社会福利评估指标，如就业增长率之间的关联程度。
对各种“粘性”地区的福利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实际上很少进行。经济学家往往就城市工业区提供就业机会、维持地区稳定等作了广泛的规范分析。一般来说，如按规范分析准则，具备下列条件的“粘性”地区就会获得大力推崇：①确保区内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②能使区内免遭工人失业、企业倒闭或经济动荡的困扰；③注意培养员工参与企业决策的能力；④鼓励员工参与当地政治生活，并理性地去处理各种争执。
在现实中，一个城市或地区也许是几种模式的混合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模式会向另一种模式突变。上述四种模式尽管都被冠上“粘性”地区的称号，但它们应付外部经济变化的各种冲击所具备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时而异。在美国，发展迅速的工业城市可能被归为一种或几种模式。例如，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和加州的圣迪戈等所有与军工、宇航有关的城市属于第四种模式，即政府设施拉动的经济区域；而洛杉矶则是舵轮式工业区的典型代表，这类地区常围绕几家大型国防工业集团和超级商业公司来拓展其他产业；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达勒姆城市区则是高科技卫星工业平台的典范。然而，无论如何，如果这些城市不及时有效地调整其发展模式，“粘性胶水”终有干枯的时候。因此，许多城市，尤其是发展停滞的城市竭尽全力，以确保和增加地区的“粘性”度。及时重塑产业结构是防止衰退的重要途径。美国的新英格兰早在50年代就利用冷战的机遇加大军工产品的比重，后来，它就成功地避免了70年代后期工业转型浪潮带来的动荡。
三、结论
按四种“粘性”地区模式的特征来分析中国城市，我们可以发现：①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特区”，如深圳、珠海等大致属于“卫星式工业平台”。它利用其政策优惠和依托港、澳、台的便利，承接小规模、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境内加工，境外设计、策划的特征十分明显。②建国以来国家重点扶植的工业城市，如大庆、长春、鞍山等可归为舵轮式工业区，其特有的产业特征十分鲜明，素有“油田”、“车城”、“钢都”的美誉。③工业基础雄厚、更遇改革开放大好机遇的一些沿海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等则是几种模式的综合。其中，引进外资后出现的那块卫星式工业平台的作用日趋明显。
十三大及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经济特区发展的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全国共建市场经济取代了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点。体制变换使特区失去“特”的客观环境。90年代以来，受国家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导向，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进入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原来以轻型化机械为基础而形成的区域优势、区域分工、资本配置和流向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的情况下，单一的卫星式工业平台逐步过渡到兼有马歇尔式工业区或舵轮式工业区模式的综合体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随着地下资源的不断开采和关贸总协定对保护我国汽车工业种种限制的生效，大庆和长春应采用西雅图的那种舵轮式工业区模式。如一味依靠石油开采或汽车制造，而不注意其他产业的培育，那么，其经济增长将会面临巨大风险。
上海是地处沿海的老工业基地，在较长时期内是非国家重点投资地区。改革开放前夕，上海的城市与工业已呈现严重老化与衰退的症状。197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上海通过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对原有工业基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改造，除了上海宝山钢铁厂和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两大中央引进工程以外，1979～1993年上海对原有企业技术改造引进技术签约的合同共有5000项左右，成交金额为36.46亿美元，上海工业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在城市空间上，上海可分成：以宝山和金山“两山”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植工业区；以金桥、虹桥和外高桥“三桥”为基地的卫星式工业平台，那里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云集；其余区域更接近于马歇尔式工业区。这种综合型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跨国公司的组成部分，外国独资企业无论从其数量和产值上都有强劲的上升趋势。那种“头脑在外、手脚在内”的卫星式工业平台需要加以引导，向企业决策总部和主要生产基地落户于上海的舵轮式工业区过渡。因此，加快推进中外金融机构、国内外大集团总部和各类要素中心市场向浦东金融区聚集的速度，对确保上海经济持久、高速的增长以及现代世界大都市的创建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