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领导权至关重要。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为了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领导权。党不仅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还要实现对国家政权和不同阶级、群体的全面领导。只有坚持集体领导，注重发挥政策和监督检查的作用，并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才能落到实处并发挥有效作用。
【关键词】列宁 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 革命 人民群众
领导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是否掌握领导权、如何实现领导权，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列宁作为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对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诸多论述，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者，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牢牢掌握领导权，才能够克服各种危机和挑战，夺取革命的胜利，这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政党所不能承担的。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中的先进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基石”。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是由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是广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和领导者。列宁认为，党员的数量比阶级群众要小很多，但是力量却比它的人数大十倍甚至更多，因为组织能使力量增加十倍。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极大提高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在远大理想、共同纲领、铁的纪律的团结和约束下，就会产生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党就会蕴含无穷的革命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有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2]这其实包含两个目标，推翻旧社会、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最终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保证这个历史任务的实现，党必须毫不动摇掌握领导权，团结带领一切可能的力量为之奋斗。
（二）任何其他的阶级、政党无法肩负领导权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谁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只能是担负次要和附属的任务。列宁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论调，他认为，从性质来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的动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农大众。因此，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3]。他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源于对革命中各个阶级的立场和表现的分析。资产阶级一方面意识到专制制度会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因此“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小资产阶级一方面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所欺骗”，天然地带有软弱性和动摇性；知识分子一般会反对专制制度的思想压迫，但“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得其革命的态度不够彻底[4]。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受压迫最深，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彻底实现民主化，他们才能翻身做主。因此，列宁反复强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掌握领导权时，革命才能胜利。”[5]
但无产阶级并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在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但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6]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反对支持变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他们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展开批判，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始终在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上前进。
（三）只有牢牢掌握领导权才能克服各种党内外危机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牢牢掌握对革命的领导权，还要实现对国家政权和不同阶级、群体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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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5月至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分析。他指出：“我国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斗争的情绪。”[9]面对危机和困难，资产阶级可能会“毫无节气”“背叛革命道路”“容易叫苦和后悔”，而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与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作斗争，还要以坚定的意志坚决领导和捍卫革命。
我国现存较为系统的临终关怀模式有“PDS模式”和“施氏模式”，二者均坚持家庭临终照护与社区临终关怀相结合。[1]但我国现今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不完善，这两种模式仅为理想化模式，在临床实践中具有一定实施难度。目前为止，家庭式、社区式临终关怀在中小城市仍处于空白阶段。
不仅存在外部困难，党内危机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俄国党内的斗争始终较为激烈，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其后的取消派、呼声派等各种派别团体，对党的团结统一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列宁多次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生活，重申全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原则。列宁指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10]列宁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是小组习气，还是党性？”列宁认为，坚持党性、远离小组习气，必须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和代表大会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团结和战斗力。
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1905年俄国革命后，沙皇被迫让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允许议会选举。但矛盾并未真正缓和，沙皇政府在两年内两度解散国家杜马。之后，沙皇政府组织第三届国家杜马，根据新选举法，“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分别增加4倍和6倍，工农代表却减少一半以上”[7]。而与此同时，沙皇政府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镇压。“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几千个革命家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绞架叫作‘斯托雷平的领带’。”[8]俄国革命陷入了低潮。
（一）牢牢掌握对革命的领导权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11]那么，革命的方式是什么？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统治阶级却绝不甘愿自动下台，因此，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对于暴力革命的困难，共产党人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坚强的决心，因为它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对革命的领导权，开展武装斗争，领导这场国内战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获得政治革命胜利后，还要开展广泛的社会革命，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上层建筑。列宁指出，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只是第一步的任务，而第二步的社会革命的任务，则是一个漫长且更为困难的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此，共产党人要有耐心，“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阻碍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12]，要通过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状况，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步骤的逐步完成这个任务。对于社会革命的难度要有充分的估计。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告诫共产党人：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在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具有很大优势，他们“有货币”“有动产”“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术人员有密切联系”“国际联系非常广泛”，他们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并且存在复辟希望和复辟行动。[13]对此，共产党人要有清醒认识，持之以恒开展社会革命并始终保持对革命的领导权，在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彻底打倒旧社会的剥削者，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放。
（二）对国家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总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后，必须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正是遵循党建国家的逻辑，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就只能而且必须是由党来承担。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上的讲话指出：“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阵地”。[14]
首先就是军事。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军事问题是关乎党的命运的首要问题。执政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依然要对军队掌握绝对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对军事领导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党必须要做好军队政治工作。其次，党要掌握政治的领导权。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要“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15]，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再次，党必须领导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作。列宁指出，党必须领导经济建设，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权真正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意味着党要对经济负责。这就是要“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宣传”[16]。另外，党必须领导文化建设。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要开展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和政治教育，对此，列宁强调“一定要注意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17]。但他同时又指出：“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18]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讲的是党要对文化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后者“少谈些‘领导’”，指的主要是不能空谈党的领导，要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用实际效果检验工作。
（三）对各个阶级、群体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贯彻党的领导。第一，政策要有明确的价值导向，要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即“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27]。第二，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主观愿望和动机，更不是凭空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确定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全面准确的客观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第三，必须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列宁认为，应当仔细地、认真地收集和研究下层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政策和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28]。只有不断从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党的事业和工作才能稳固推进。
法国Trivaux-Garenne校园位于住宅中，而学校内部包含了两个小学、两个护校以及各类运动中心。从鸟瞰视角来看，由于建筑层数的控制，建筑几乎占满了整个场地，跟周围民居相比，建筑形态体量庞大。校园的功能组块分为运动中心与学校综合体，学校综合体内部的空间是流通的、开放的、共享的，这充分吸纳了社会综合体的特点（图3）。
柔性垂直防渗技术是一种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作为防渗材料，基于将简易垃圾填埋场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控制在限制范围内的新型高效垂直防渗屏障系统，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污染源的隔离与控制，实现生态环境的修复。
[12][14][19][2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第289页；第360页；第41～42页。
广播、电视、网络平台变为一种媒体的三种服务模式，将三者的人力、物力资源重新整合，打破原有编制，为节目的制作缩小成本。“融”字是融媒体思维的核心字眼，它意在打破各种媒介之间的边界，使节目制作呈现出全新的制作过程和表现方式。不仅转变了资源匮乏的困境，还使节目出现了分化，节目内容朝向更加专业化、分众化发展，这是在“融”的背景下走出的新的节目制作思维。
党对青年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注重对青年的教育和领导。早在1903年，列宁在《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任何政党都力求在青年群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而社会民主党人更应竭力深入青年中宣传党的纲领，培养革命青年，不仅使他们在感情上倾向无产阶级政党，还要在思想理论上认同党，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尽量帮助青年克服缺点，最终将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21]。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方式
列宁认为，党的领导应当坚持集体领导，注重发挥政策和监督检查的作用，同时，要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一）坚持集体领导
如果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事指挥中要保持领导者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在执政之后，党的领导必须要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列宁在其晚年对集体领导的思想进行了论述，并着手建立了一系列集体领导的制度。
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党要对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并发挥他们的优势。特别是在党执掌政权后，更要重视并保护知识分子。列宁指出，相比有的党员干部只会提出“口号”、发表空洞的理论，那些“出生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20]。对待他们，要进行教育和改造，要爱护他们，用同志般的友爱关怀他们，同时，还要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更好，不仅在物质或者权利层面如此，而且要在思想层面让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私利服务是有益于全社会的。
列宁的集体领导思想主要包含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应当由集体做出，列宁表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22]而且列宁以身作则，在涉及重大问题时，未经集体讨论，他一般不轻易表态。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党的最重大问题都应在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一经形成决议全党乃至全国都要遵从，这就是列宁讲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23]第三，中央委员会应尽可能扩大规模并吸收基层一线代表参加。原先苏共中央委员会人数不多，列宁建议要增加人数，他指出：“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24]而且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善机构、克服官僚主义。第四，组建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反对个人崇拜。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中央委员会平行，形成既保证集体领导又加强监督的领导体制。
大兴安岭地区山地地貌分布较为普遍，总体地形地貌为东北高、西南低。其特点是山顶平坦，山脉绵缓，各山顶之间高差不大，具有古老的准平地面与浑圆形山体的特征。河谷开阔，河网发育，地势起伏相对较缓，构成大兴安岭的基本岩体，以岩浆岩的侵入岩和喷出岩为主，其次是变质岩。
“课后三点半”指家长因忙于工作无法按时接学生放学，校外良莠不齐的教育托管机构服务质量无法保证，还容易变相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滋生安全问题，扰乱教育秩序，引发家长和学生的集体焦虑。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在非义务教育属性范畴引入课后服务和课后托管机制，以政府引导为核心，由学校组织，吸引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服务机构广泛参与，为学生提供以提升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服务。
与集体领导相对应的，是个人分工负责。列宁认为，集体领导的作用如果不能正确发挥容易产生一些弊端，因此他多次强调，“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本位主义”[25]。那么，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呢？那就是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同时实行分工负责制度。这就是列宁说的：“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26]因此，要使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切实负起责任。既要发挥集体的力量，也要发挥领导者个人的积极性，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结合起来，才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既保证科学民主决策又避免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
（二）政策与检查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对工人阶级进行领导，还要实现对其他阶级和群众的领导。列宁特别强调了党要加强对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领导。
不仅是制定和执行政策，党还要善于检查而非“亲手包办一切”。执政之后，列宁对党内不善于做领导和管理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重点批判了两种现象，一是不切实际的乱发指示和命令，二是上层和党员干部完全包办代替，他在《论粮食税》等文中指批评党员干部“亲手包办一切”，不注意发挥下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善于通过检查来实现领导。一方面，是党内的监督和检查，通过监察委员会自上而下地对下层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地方对中央的政策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拓宽党外监督和检查的渠道，这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必须“广泛吸收党外人员和非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二是“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29]总之，通过施行全面、有效的检查确保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三）紧紧依靠群众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列宁很早就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致胜的”，仅靠先锋队去决战，那就是愚蠢甚至是犯罪，而要使整个阶级，都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利用广大群众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30]不仅是革命，执政之后更应紧紧依靠群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而是工人、农民等多数人的专政。因此，党的领导不能是狭隘的党内精英分子的领导，还包括广大群众的当家作主。列宁指出，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面跑得太远”，即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没有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联系。列宁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因此，要“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31]
无组织的群众是一片散沙，有组织的群众才更有力量。只有在每个工厂、连队、村庄中都建立党和群众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使他们对自己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列宁指出，革命胜利后，要对旧政权进行彻底改造，使苏维埃机关成为“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的机关，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上，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32]。同时，还要善于从人民群众中选拔领导者，教育他们、锻炼他们，要“利用执政的机会教会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懂得管理的一切细节”[33]，使他们能够参与领导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工作。只有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才会始终稳固。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思想，不仅对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执政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的这一思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毫不动摇地牢牢掌握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革命和执政的根本问题，是否掌握领导权是检验革命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志之一。共产党人执政之后，要特别警惕领导权旁落，对其他阶级阶层特别是资本家抱团行动、试图扩大政治影响甚至攫取领导权的行为给予严厉限制和打击。第二，无产阶级政党掌握领导权要“不忘初心”，坚持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为了领导权而掌握领导权，党掌握领导权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坚持社会革命，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要不忘初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谋福祉，也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权才能更加稳固。第三，无产阶级政党要学会领导、善于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要落到实处，不是光从法理上确定党的领导地位，也要避免像列宁所说的空发指示和命令，那样不仅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反而是削弱党的领导。共产党人要善于领导，要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出台正确的政策，善于运用监督检查的方式，激活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党的领导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认真的而非敷衍的落到实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3][9]《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第338页。
[2][6]《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第189页。
[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90页。
[5]《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森林旅游资源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黎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也不尽如人意，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文化创新之路，将森林、生态、黎苗文化等琼中最具竞争力的旅游资源整合展示及塑造，使之成为海南特有的旅游产品；同时，将一些保存完好和具有开发价值的传统手工艺品及其技术、民间艺术以及传统节日等加以保护和利用，使它们能传承下去，为今后海南旅游的持续发展增添活力和魅力。以此激发游客发现海南本土文化美的热情。人文资源的保护首先要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主要依赖当地居民自觉地做好人文资源的保护工作，否则难以取得实效。
大理市的中心城区包括大理镇、下关镇、凤仪镇、海东镇的行政辖区范围，项目基于大理市8期遥感影像数据和地表覆盖数据成果，结合行政区划、城市规划等信息，通过城市建成区宏观边界提取与精细边界提取相结合的方式提取大理市各期的建成区范围。具体以2012年地理国情普查遥感影像为底图，辅以大理市规划局提供的规划资料提取当年建成区范围，继而叠加2012年地表覆盖数据进行边界调整最终获得2012年建成区范围。在此基础上将其余年份影像叠加到2012年初始城区边界上，根据遥感影像反映的实体形态提取进行边界调整。具体地，城市边界提取技术路线图如图2所示。
[7]雷家山、秋实、肖维青：《苏联兴亡传——十月革命百年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尤其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这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重大转变。随着2015年3月《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我国相关学术研究日益增多。“一带一路”的研究命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学科，涉及范围空前广阔。目前，国内学者从规划背景、科学内涵、作用影响、顶层设计与体制创新、实现路径、风险挑战、合作领域、工作对接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和探索，[2]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8]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7页。
[10][23][2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第55页；第326页。
[11]《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党对农民的领导。在革命时期，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党领导农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政治教育和实际的帮助，动员他们和工人阶级一道，反对专制政权。执政之后，党对农民的领导主要是农业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民接受，“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种方法的优越性”[19]，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改善实际生活，使他们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
[13]《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2页。
[15][21][3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第302页；第72页。
[16]《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6页。
[17][20][2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第476页；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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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
[22][25]《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第392页。
受到双冷源新风机组安装位置的限制，无法安装制冷系统室外机，只能考虑将排风作为制冷系统的排热源，而受到房间正压控制的需要，排风量只有新风量的80%左右，排风不能完全带走制冷系统的冷凝热。因此考虑采用蒸发冷却的方式，在排风量一定的情况下利用水蒸发吸热的特性加大排风带走的热量，满足机组制冷系统的需求。同时利用机组除湿过程中产生的冷凝水，利用提升泵送至蒸发冷却器的补水箱，减少蒸发冷却器的水的补充量。
[24][3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第437页。
[27]《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3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对照组产妇采取产时综合护理干预，仔细观察产妇的宫颈和宫腔状况，检查产妇的生命体征、子宫收缩以及阴道出血等情况，指导产妇如何利用宫缩正确向下用力的方法，讲解母乳喂养以及自然阴道分娩对胎儿的益处，认真告知产妇产后进行母婴保健的具体方法等。
[32]《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3-0024-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3.004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唐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