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家将小说的情节模式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明清论文,情节论文,模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3－0180－03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及明末清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交互影响下，产生了不少描写家将英雄及其后代的小说，清人俞樾曾评：“衍义家所称名将，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贵子孙也；在宋曰杨家，皆杨业子孙也。”[1]可见，此类小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系列：说唐系列，以薛家将、罗家将为代表，包括敷演薛家将的《说唐后传》、《说唐薛家府传》再到《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敷演罗家将的《说唐小英雄传》、《粉妆楼》；说宋系列，敷演杨家将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敷演呼家将的《说呼全传》，敷演岳家将的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到《大宋中兴岳王传》、《武穆精忠传》再到《说岳全传》，敷演狄家将的《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我们不妨称之为“家将小说”[2]。鲁迅曾言简意赅的评价家将小说“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后世学者也大多持此意见。虽如此，但家将小说却在小说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名噪一时，不容忽视。但回归小说本身，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家将小说故事情节纷繁复杂、头绪众多，但仍是一种模式化、公式化的类型小说，其主要情节往往离不开三大模式：“忠奸斗争”、“神魔斗法”和“马背奇缘”。
一、家将小说情节模式的具体内容
（一）忠奸斗争
古人常谓“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忠奸斗争”是贯穿任何一部家将小说的情节模式，也是家将小说永恒的主题，一方面这是作者在有意地加强教化意味，另一方面作者创作水平并非很高，思维单一。因而形成千篇一律的情节模式：
1.奸臣当道：《五虎征西前传》第九十八回，包龙图勘断群奸，斥责奸党：“欺君误国，屡次陷害功臣，贪赃卖国，深负君恩，不顾朝廷，希图私己”，真可谓一语中的。
2.忠臣抗奸：如杨家将、呼家将、罗家将中都有忠臣后代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打死欺男霸女、恃强凌弱的奸臣后代。
3.奸臣害忠：奸臣或冒功，或诬告，或见死不救，甚至在《北宋志传》、《反唐演义传》、《说呼全传》、《粉妆楼》等小说中，忠臣家族遭遇“抄家灭门”，只有忠臣的少数后代侥幸逃脱，得以保全血脉。
4.忠臣负冤：或含冤而死，或贬官流放，或暂入天牢，或隐名诈死，或“莫须有”被杀。
5.忠臣洗冤：敌寇入侵，无人御敌，忠臣得到恩赦，诈死的英雄“复活”，率兵迎敌，大获全胜而归，平反昭雪，或死后追誉，或其后代由皇帝亲赐表彰，封官晋爵。
6.奸臣失败：小说大多通过清官断案使真相大白，奸臣获罪，如《杨家府演义》寇准勘问潘仁美，《万花楼》包拯审郭槐，《五虎征西前传》包公勘断庞洪、庞贵妃，《说呼全传》包公携手八王力除庞集。
家将小说忠奸结仇的原因不尽相同。前期家将小说大多是在边境战争的背景之下，因为战功引发的夺帅、嫉妒、冒功等冲突而结仇，杨、岳、薛家将皆是如此。《北宋志传》潘仁美嫉妒杨业，逼杨业出战，又不发救兵，导致杨业撞死李陵碑；《杨家府演义》中张茂因夺帅之仇嫉妒杨家，处处与杨家作对；《说岳全传》发生在宋金战争的背景下，先是岳飞因夺武状元枪挑小梁王，得罪奸相张邦昌，后被通敌卖国的秦桧夫妇陷害；《说唐后传》薛仁贵投军，张士贵知其为应梦贤臣，因嫉妒再三斥逐，后又屡次陷害薛仁贵，并冒其功。后期忠奸斗争的舞台则由“边境”转移到了“庙堂”或“江湖”之上，结仇原因也转变为忠臣后代打抱不平，引发与奸臣后代的冲突。以敷衍狄家将为主的《万花楼》为例，狄青众人强入万花楼饮酒，打死强占此楼、为非作歹的奸党胡制台之子胡伦；罗家将代表作《粉妆楼》中，奸臣沈谦之子沈廷芳在满春园强抢民女，罗成子孙粉金刚罗灿不慎将其打死，罗沈两家结下血亲大仇，罗家被抄家灭门，罗灿、罗琨两兄弟被迫亡命天涯。
奸臣固然是陷害忠臣最直接的罪魁祸首，但真正的悲剧根源仍在于皇权专制制度。“在两大阵营之上，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皇帝，他的存在、聪愚和偏向制约着两大阵营的胜败消长。此外，人民大众是忠臣义士的同盟，内叛外寇则是权奸邪佞的辅翼。”[3]如《五虎征西前传》一书中，飞龙公主要杀狄青，反为狄青所杀，包公审明真情，庞洪和庞贵妃犯下欺君大罪，但却被仁宗用一句“这一件事情认不得真”，“君臣之罪一概开消了罢”敷衍过去。后文包公审明庞洪贪赃卖国，屡害功臣，父女同欺圣上之罪铁证如山，然宋仁宗却不准奏本。最后在狄太后、李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铲除奸臣，伸张正义。可见，“忠臣家族”之所以失败，常因为“奸臣家族”与“君王家族”联姻，形成“昏君奸臣大家族”。
同时，“忠奸斗争”模式也蕴含着深厚的家族文化特征。“忠奸斗争”实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争斗，《反唐演义传》中的张家和薛家，《杨家府演义》中的杨家和潘家，《说岳全传》中的岳家和秦家，《粉妆楼全传》中的沈家和罗家，《说呼全传》中的庞家和呼家，《五虎平西前传》中的庞家和狄家等等。奸臣或后妃常常为家族一己私利，不惜弄乱朝纲，陷害忠良，甚至叛国通敌。当忠臣家族被奸臣陷害，遭受到灭顶之灾时，家将英雄后代为了延续家族血脉，或逃亡，或占山为王，甚至借调番兵，围城兵谏，大都改用激烈的方式来洗雪家族的冤屈。如《杨家府演义》中的杨怀玉，《说岳全传》中的岳雷兄弟，《反唐演义》中的薛刚兄弟等。可见，在家将后代心目中，保证家族延续，维护家族的生存和荣誉超过“盲目忠君”。小说作者设计的斗争结果，也多是昏君会在最后关头“发现”奸臣之恶，进而斩杀奸臣，加封功勋子弟，恢复英雄家族的荣誉。
（二）神魔斗法
家将小说中大都有“神魔斗法”的情节，这已经超出了家将小说作为历史小说的范畴，但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这与读者对神魔小说的喜爱密切关联，同时，“神魔斗法”也体现了创作者和接受者在宗教观念的接受、融合和冲突，实际上是人间社会被放大了的投影。家将小说在保留了疆场杀伐、英雄壮举、忠奸斗争等模式化固定化的情节之外，兼容杂糅了神魔小说中天命因果、百灵相助、神魔斗法的情节因子。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它远离史实，带有《封神演义》那样布阵斗法的神魔故事情节。”[4]
其一，前生今世，因果轮回。由于家将英雄们已被尊为民族力量、民族气节的象征，成为一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大多是天神下降、星宿投胎，并且被赋予了超凡的能力。如此既可使英雄具有不平凡的出身来历，也可为天命因果建构出合理的依据。如杨六郎是“白虎”降生，薛仁贵也是“白虎”下凡，岳飞是被贬谪的“大鹏金翅鸟”，狄青则是“武曲星”降生。此外，众多奸臣也遭到了因果报应。《说岳全传》中的张邦昌、王铎的谶语应验，被金兀术当猪羊宰了祭帅旗。作者还借胡秀才醉后游地狱，看到秦桧及历代奸臣都在地狱受酷刑，来世还要变牛羊猪犬，才知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奸臣自有恶报。这种写法，作品往往还给故事安装一个因果轮回报应的解释性外壳，使作品带上了宗教色彩，这虽把忠奸斗争投入了因果报应的俗套，但却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奸臣卖国的普遍仇恨。
其二，百灵相助，建功立业。如呼延赞母子逢义盗收养，年长后梦入仙境，因缘际会获得尉迟恭亲授武艺；岳飞母子在“陈抟老祖”的指点下避祸水缸，漂流时还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好像凉棚一般的盖在半空”；狄青则在水难中为“王禅老祖”所救，并传授兵法武艺；薛仁贵探地穴，误入仙境，服了仙食，脱胎换骨，并得到九天玄女亲赠白虎鞭和无字天书，助其征辽。甚至在《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中女娲娘娘、太白金星、王敖老祖、李靖、孙膑、唐僧师徒、红孩儿、狐仙、蛇精、龟仙等等，都粉墨登场、各助一方。
其三，神魔斗法，人间投影。《杨家府演义》则在“萧后张榜募贤”和“真宗派兵征辽”两个情节单元之间有意插入“钟吕二仙弈棋斗气”一节，将宋辽之战诠释为“二仙争斗”，偌大的天门阵战场也由两军对垒的阵地转变为二仙较量法术，发泄个人怨气，解决私人恩怨的场所。《说岳全传》后半叙小英雄事迹，则有与神魔小说混类的倾向。
可见，家将小说愈发乖离史实，繁乱驳杂、不伦不类，充满玄诞的虚构与离奇的幻想，像《说唐三传》，事实上已由英雄传奇小说蜕变为神魔小说。
（三）马背奇缘
家将小说成功吸收了世情小说中才子佳人小说叙事体裁的特点，搀入了世情小说叙事因子，让少年英雄在铁马金戈的战场上与巾帼英雄比武而成“欢喜冤家”，从而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或英雄传奇对儿女私情的限制，营造出一个家国兴衰、英雄命运和马背情缘交织一起的小说境界，创建了一种“朝廷武将＋巾帼英雄”完美结合的“马背奇缘”模式，但因才力所限，形式、叙述过于雷同。明万历年间，杨家将小说的代表作《杨家府演义》已经大量加入“马背奇缘”的情节模式，例如：杨宗保与穆桂英以及杨文广先后与杜月英、窦锦姑、鲍飞云的婚配都属于这种模式。狄家将小说《五虎征西前传》狄青和单单国八宝公主的爱情故事，《五虎平南后传》狄青的两个孪生子狄龙、狄虎在出征中与敌方女将段红玉、王兰英之间的爱情纠葛。清代薛家将小说也不乏这一模式，例如薛丁山与樊梨花，薛云与飞镜公主等。女将一般来自番邦阵营，与小将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胜负决定战争的成败。此外，《说唐三传》为了迎合读者的尚奇猎趣审美心理，一反英雄合配佳人的套路，塑造了俊男配丑女和丑男配美女。俊男丑女型有薛丁山与一“面如黑漆，丑陋不堪”的陈金定的搭配，丑男美女型有“身长三尺”的秦汉、窦一虎与“天姿国色”的刁月娥、薛金莲的搭配。但无论如何，“马背奇缘”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即阵前迎敌——女将招亲（提亲、逼婚）——小将应允（抗拒、屈从）——成亲破关。
虽然“马背奇缘”是模式化的情节，但却具有深厚的文化蕴涵：首先，“英雄气”加“儿女情”更贴近世俗生活，颇具人情味，大团圆的婚配符合传统文化心理。其次，阵前和亲，化干戈为玉帛，反映民众反对征战厮杀，追求和平的愿望。最后，小说反映了明清时期比较进步的妇女观。“家将小说中这些女英雄冲破封建礼教，走出闺房，横枪立马，与男儿们共同保家卫国，对传统性别文化也是一种反叛。”[5]
二、家将小说情节模式的成因
模式化的情节，不免让人感到乏味，而“神魔斗法”、侈谈神怪更成为一些学者否定其文学价值的主要原因，如赵景深先生斥之“满纸妖言，不知所云”[6]，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杨家府演义》“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呕”[7]。尽管如此，家将小说却繁夥日盛，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模式化情节满足了“世俗好怪喜新”[8]的心理特质。明代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呈现多重主题合流的态势，其中神魔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对家将小说影响深远，而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读者尚奇猎趣、好怪喜新的心理需求。例如，“马背奇缘”情节模式的运用便契合了读者这一心理。明代历史小说或英雄传奇文本中从不缺少疆场杀伐、英雄壮举等情节，是典型的“男人书”，即使提到女性，也带有明显的男权视角，例如《水浒传》对“英雄气”的极力渲染与对“儿女情”的彻底排斥形成强烈反差，标榜的英雄好汉的标准之一即为“英雄本色，不近女色”，女性在这里也成为英雄豪杰事业上的羁绊，甚至“祸水”。这种阳气太重、单一乏味的男权化视角已经成为一种缺陷，而“朝廷武将＋巾帼英雄”完美结合的“马背奇缘”模式，则通过大团圆婚配和进步妇女观等文化蕴涵，照顾了市井读者的多样化口味，满足了“愚夫愚妇”寻求新奇刺激的世俗化心理需求。当“马背奇缘”成为作品的必要情节、固定模式，并且受到普遍接受和运用时，那么他就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情节，还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需求的反映。
其次，模式化情节有利于迅速成书和牟利。有清一代，承袭明末余风，市井百姓也是人人皆嗜小说，甚至在严厉的禁毁政策下，也一度达到了市井识字之徒人手一册的程度，嗜读通俗小说成为当时社会成员一种共同的审美爱好。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很多书坊主急于刊刻新书，甚至“越俎代庖”亲自编写，福建建阳书坊主熊大木就编写了《南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引领了一时的创作潮流，形成了所谓的“熊大木现象”[9]。家将小说刊刻延绵不绝，官刻、私刻、书坊都参与到其中，正所谓“徒为射利计”[10]。结合当时的阅读需求和商业运作，我们可知模式化情节的妙处：首先，符合读者对故事发展的预期心理，满足其“多口味”阅读需求，符合市井阶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其次，模式化情节可以直接“舶来”和化用，有利于节约稿酬支出，缩短创作和出版周期，达到“速成”的商业目的。深谙此道的书坊主和编撰小说的下层文人只要掌握好基本的情节模式，就可以把既有的、流行的、相关的情节模式“各就各位”，于是整部小说很快就“新鲜出炉”了。
总之，无论是其三大模式化的情节，还是好怪喜新的世俗心理，商业化的运作，都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阅读兴趣，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封建统治者遭到了双重失败，他们既无法消灭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样式，也无法消灭能给书坊主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家将小说在明末清初迅速传播，虽屡遭禁毁却“盛行于里巷”。
［收稿日期］201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