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真的不可避免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避免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风潮迭起，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巴林银行倒闭，再到日本银行业陷入困境，……这一系列金融事件，其间隔如此之短，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一些西方学者（以下简称“崩溃论者”）惊呼：一场“森林大火”已在全世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即刻要崩溃。面对“世界金融末日”的预言，人们不禁会问：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真的不可避免吗？
其实，全球金融体系“崩溃论”并非什么新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就有人认为“金融崩溃迫在眉睫”（参见美国《经济问题》杂志1980年6月号）。而且每当金融危机出现时，“崩溃论”往往伴随而来，并盛极一时。遗憾的是，“崩溃论”喊了多年，全球金融体系也未如其所预期的那样崩溃，而真正面临崩溃的倒是“崩溃论”本身。
实践已给了人们最好的回答。“崩溃论”代表一种观点，对世人起警示作用，是可取的。但“崩溃论”本身却缺乏科学依据。“崩溃论”的主要失误在于不能正确看待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特点、新现象，并过分夸大了个别或局部事件的影响，从而片面得出全球金融体系即刻崩溃的结论。“崩溃论者”把金融业与实际生产的脱离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主要依据，显然忽略了金融业作为一种产业从工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金融交易量大大超过实物交易量，也是由金融业本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所决定的。金融业与实际生产不同，它主要是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从来源上看，货币的“生产”比实物的生产便利得多。在现行纸币本位制下，各国货币发行增长量一般都超过经济增长量，货币余额增长一般都超过现有实物增长。从运行上看，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加上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实物的流动速度根本无法与它们比拟。货币资金只有在不断运行中才能满足资金持有人资金增值的需要。这样，金融业相应具有获利快、收益高、风险大的特点，对投资人有着天然吸引力。因此，金融交易量大大超过实物交易量、金融投资量大量超过实际生产的投资量，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还将持续下去。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倒会使人疑惑不解了。而“崩溃论者”把这些看作是一种“异化”，基本上反映了其物质经济学的思想，即重物质生产、轻非物质生产；重有形价值，轻无形价值。他们不能正视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发生的重大变革，即金融业、保险业、不动产、服务业等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把金融业的独立与巨大发展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前兆，看不到这恰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机械的或片面的，而不是发展的或辩证的。
“崩溃论者”还把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及其他银行的信用危机归咎于金融交易量过大，这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客观而言，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其直接原因，是该行新加坡分行的交易员里森越权进行日经指数期货交易亏损所致；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银行内部监管不力造成的。本来，期货交易属于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其目的在于通过价格风险分离衍生和重新分配交易风险，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促进套期保值，提高市场活跃程度，降低交易费用。但也有参与者以套期保值、规避风险为名，行投机赌博之实。上面所说的里森就是这种情况。即便如此，衍生工具作为近年来的世界金融市场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投资工具，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在金融工具创新的同时，金融监管的创新也要跟上。金融监管的创新包括银行内部监管的创新和国家宏观监管的创新以及国际性监管的创新三个方面。在巴林银行倒闭事件中，如果巴林银行内部或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哪怕任何一方的金融监管做得好，巴林银行积累了233年的家底也不至于毁于一旦。可见，导致巴林银行倒闭的罪魁祸首并不在于衍生交易这种方式本身，也不在于金融交易量的大小，而在于金融监管不能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这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并不意味着全球金融体制的末日已经来临。
在现代经济中，随着信用的周期性波动，个别国家、个别金融机构出现金融危机，都是正常的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期，许多企业、银行破产，就如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也不足为奇。倘若按照“崩溃论”的观点，这些就是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前兆，也不知全球金融体系要崩溃多少次了。
“崩溃论者”一方面列举外汇交易额、金融投资额、期货交易量正在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又说“国际金融寡头”都退出了金融市场；这里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国际金融寡头”都退出了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依旧能迅速发展，那么人们不禁对“国际金融寡头”的实力和影响提出质疑。况且金属、战略原料和食品的买卖，是经常性的商业行为或为满足战略上的需要，不足以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依据。
当前，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国际金融协调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干预，是保持国家和国际金融秩序稳定，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即刻崩溃的有力武器。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象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政策功不可没。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主要通过经济、法律等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不足，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当经济过热时，国家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及预防性措施，适当降温，防止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当经济和金融危机出现时，国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为卓有声誉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作保证人，助其渡过难关，战胜危机；即使一国金融体系已到了靠自身无力挽救的地步，也不会即刻就崩溃。例如，在前不久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180亿美元，从美国筹集200亿美元，从国际清算银行筹集到100亿美元，对这场大规模金融危机进行救援，卓有成效地制止了世界外汇市场的混乱和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怕后果。各国加强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维护汇率稳定，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和帮助，这些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国际化发展，它们在维护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以，就目前而言，发生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个别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宏观政策的失误、国际游资的冲击、泡沫经济的破灭，是引发这些国家或地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每次金融危机都还有一些偶发因素作为导火线。今后，我们应把重点放在预防国家或地区发生金融危机上。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未来几年有可能引发我国金融危机的三个因素是：外债问题、银行坏帐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应从预防这三大问题入手，采取对策。
首先，必须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针对我国外债、银行坏帐和通货膨胀情况，建立安全指标体系，一旦情况有变，及时采取避险措施。关于预警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根据墨西哥1994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列出了7个危险信号，可供我们借鉴。这7个危险信号是：1、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为20%。2、巨额经济项目逆差。墨西哥经济项目逆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7.8%。3、消费比例过大。1991—1994年墨西哥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额中有4／5是储畜率降低和消费增加的一种反映。4、预算赤字。墨西哥预算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5、资本流入的组成。墨西哥外债中38%是为了弥补赤字而筹措的短期债务。6、定值过高的汇率。墨西哥货币高估了约5%。7、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墨西哥货币供量比一年前增加23%。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还可以增加3个指标：1、企业资产负债率。2、银行逾期贷款比率和坏帐率。3、通货膨胀率。因为近年来，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还在上升。据有关部门对676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统计，企业资产负债率1993年为70.6%，1994年上升为71.9%。另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对12.4万个国有企业统计，资产负债率为75.1%，如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将上升到83.3%。而从国际经验来看，80年代以来，在美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近年一般在45—60%的范围。企业过度负债实际上把企业风险转嫁给银行，导致银行坏帐率急剧上升，最后迫使银行靠增发货币来解决，加剧通货膨胀的风险。我们不能不防。
其次，要尽量减少偶发性因素带来的冲击。一些偶发性因素，如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导致资金大量外流，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波动导致外债猛增，某些企业的赖债行为导致国内赖债之风蔓延，自然灾害引起农业歉收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等等，都会成为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为了消除这些隐患，应实行稳健的信用总量调节政策，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加强对外资，尤其是国外游资的监测和管理，控制外债的规模和结构；加强银行债权的保护，制止企业赖债行为蔓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避险方法，如货币、利率互换，减少国际市场利率、汇率波动给我国带来的损失；等等。
总之，只要我们能正视金融风险，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不是不可能的，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一定能控制在最低限度。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金融论文; 金融体系论文; 资产负债率论文; 国际金融论文; 金融监管论文; 金融学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