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笔谈)——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笔谈论文,何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5-0005-21
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 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 主义者。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风云人物当数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杰姆逊(《后现代主 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德里克(《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贝 斯特与科尔纳(《后现代转折》)和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以及那本风靡全球的《帝 国》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等人。
我曾经指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具有重要理 论异质性的不同概念，三者间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面对资本主义后工业—后现代社 会时，清晰呈现出截然各异的理论态度和基本立场。我发现，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 马克思主义不约而同地对西方社会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逻辑转换给予了充分的全面肯 定，并且将后现代思潮直接指认为反抗与批判工业—现代性之激进话语的逻辑依存基础 。由是，他们的理论逻辑从根本上绝弃于那个犹自沉醉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全部西方马 克思主义。不过，在这条全面肯定的道路上，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必定 是要分道扬镳的：前者事实上已经在悄然之间根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充其 量只是在幽灵式地援引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不遗余力地试 图将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嫁接起来，从而凭借其自我标榜为一种全新的马 克思主义流派。而我以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基本理论立场和逻辑基础上与这二者 是根本异质的。
首先，与上述两个流派相比，晚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最为接近， 仔细考察之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极为重要的理论逻辑关联和 时空转换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做个不算十分准确的类比——晚期马克思主义是 后现代(后工业)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奥妙，只不过 就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拿来重新面对变化了的新时 代而已。因此，与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激进话语完全不同的是， 在这个变化了的飘摇的时代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依然坚持着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原 则和最根本的观点，特别是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并将其指 认为理论运作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原则。譬如杰姆逊那个作为研究后现代文化语境 中的历史现实基础的“跨国资本主义”[1](p.484)、德里克所指认的“弹性生产(
flexible production)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哈特的“活体生产”中的帝国政治和哈维 的福特主义之后的“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体制”，凡此种种，万变并未 离其宗，他们根本的立论原则都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哈维所言，晚期资本 主义的新变化“绝不新颖，它的最新观点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掌握之中，甚至能 够在被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元叙事的方法理论化”。[2](p.410)
当然，晚期马克思主义超越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处是毋庸置疑的，前者对后者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构架与原则的坚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新旨的固守，毕竟，他们 今日所面对的是一个前辈无从想象的全新的光怪陆离的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了。完 全可以说，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操持的，已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话语了。在他们的文本 运作和言说中，我们一点也寻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随处可见的大量直接援引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痕迹。对此，杰姆逊曾经作过一个比较重要的说明，他认为，当今最 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将是“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他认为，“产生于 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即后现代时期、或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 义的第三阶段的(作为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性和理论性反抗)，必将区别于 各种在现代时期、在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即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 它们将产生一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 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3](p.82)杰 姆逊敏锐地捕捉了时代历史语境的变迁，并且自觉地将自己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区划开来，更为关键的是，他直接指认了这种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 新的特征。
其次，面对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浪潮中的诸多新发展和新变化，晚期马克 思主义者相当地举重若轻，他们拒绝承认资本主义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而只是 策略地将其指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曼德尔语)或全球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等。哈维在其名著《后现代 的状况》第二部分中，就直接使用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的标题 。[2](p.158)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坚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分析和解决晚期 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新问题，而不是像后马克思思潮中的大批论者那样，急急忙忙地 提出生产之镜的破碎(鲍德里亚)，手忙脚乱地把消费或其他什么新的“景观”、“媒介 方式”之类的花哨外衣套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骨架上；他们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们也有相当不同的旨趣，后者或以生态伦理来拒绝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或以女性家务 劳动去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晚期马克思主义固然承认资本的世界历史在今天 已然全面胜利、凯歌高奏，也认可了资本全球化的网络式布展，但就是坚决不承认这些 发展能够颠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逻辑。杰姆逊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 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人们所想象的范围”。[3]( p.71)
可见，坚持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是晚期马克思主义 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他们总是首先建立一套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构架， 然后再行判断：“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 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3](p.73)。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马克思 主义就还有意义”。[4](p.216)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头脑比后(现代)马克思思潮的论者 们要清醒得多，从而才能深刻地发掘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真正秘密。例如，哈特和奈 格里就在《帝国》中尖锐批评了福柯一类“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家， 并通过肯定德鲁兹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注：哈特和奈格里自己说，《 帝国》一书主要的理论参考系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德鲁兹的《千高原》。参 见哈特、奈格里：《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7页注4。)来明确指认 自己的理论分析基础仍然是马克思的社会生产，[5](p.28)只不过这种生产发展到了某 个全新的有机活体阶段。无独有偶，哈维也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卷首语中明确指出 ，当今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 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 [2](序言第1页)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获利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生活的基本 组织的社会”，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 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作用”。[2](p.159)
其三，在于晚期马克思主义对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态度。不同于后(现代)马 克思思潮，后现代文化并不曾被晚期马克思主义肯定性地内化为某种批判话语的逻辑基 础，相反，它被直接确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深刻变化的映射。从一定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非但不是一种真正反抗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甚至恰恰就是晚期资本 主义运作之无意识的象征化同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指证，非常值得注意。
所以，晚期马克思主义论者们走的总还是那条路，先是大张旗鼓地来认真分析当代资 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悄然上演的诸多变化，然后再对应性地发现“后现代主 义”的全部理论特征恰好正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深刻变化的理论投射。此处最重要的理论 文本当推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在该书的第三部分第17节中，哈维详细分析了当代 资本主义所谓“灵活积累体制”的形成过程，随即作出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是时 代的结果，这个时代的气候是魔法经济、政治形象建构与利用、新社会阶级的形成”。 [2](p.419)透过后现代的闹哄哄的骚乱和迷雾，并不难看出它的“生成原理”：正是晚 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生产了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在哈维看来，作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 特质的灵活性和碎片性直接受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种种“虚构、幻想、非物质 性(尤其是货币)、虚拟资本、各种形象、短暂性、机遇、生产技巧的灵活性、劳动力市 场和消费地位的支配”。[2](p.423)后现代主义，正是今天的布尔乔亚统治者们最得力 的文化帮凶，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工人阶级力量的传统机构，掩盖特权经济政策的社会 效果”，“证明无家可归、失业、日益增加的穷困潦倒、无能为力和类似的东西为正当 ”。
也由此，哈特他们在《帝国》中指认道：“后现代主义思维及它的核心概念会盛行于 标准的资本理论中和资本实践领域中(人、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生产组织)也就不足为 奇了。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成了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5](p.154)这样看来，后现代主 义的学理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的创新了，它只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实践样式 而已：“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所珍视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 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应。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原质 论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贸易把各种差异聚拢到 一块，而且越多越好。在世界市场中，差异(商品的、人口的、文化的，等等)似乎在无 限繁生，而最沉重的打击就给予了固定分界：随着差异的无限裂生，它淹没了任何二元 划分。”[5](p.153)
后现代主义一直在高声反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可事实上“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 控叙述(master narrative)，而且实际在把主控叙述(尤其是意识形态主控叙述)不断地 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这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叙述正好背 道而驰”。[5](p.34)所谓的主控叙述，也就是利奥塔和罗蒂所说的“宏大叙事”或“ 元叙事”。对此，哈维亦指出：“后现代主义者们所诋毁的元叙事(马克思、弗洛伊德 甚至像阿尔都塞那样的后起人物)，比起批评家所承认的来要更加开放、更有细微差别 、更加复杂得多”。[2](p.154)杰姆逊之所以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将“后现代主义”指认 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原因大抵就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4-06-10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帝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