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王国维论文,况周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况周颐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论者多谓况氏代表我国传统词论的终结，王氏则是把西方理论引入词学研究的先驱。对于《人间词话》的评价，随着我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越来越高，其论“境界”的九则词话五百余字，抉幽探微，寻绎无既，好评如潮；而对况氏毕生专力的词学成果，学界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种反差的意味值得深思。
而从况、王二人的交流互动中，却发现另一种反差。王氏对况氏其人其词不乏善评，而况氏对王氏词学不置一词，在一冷一热背后，似亦隐藏着更深的旨趣差异。
王国维首次到上海在1898年，进《时务报》馆任书记。但他在上海的词学活动，应从1905年算起，此后几度来往于沪上，时居时离。除以填词自遣外，他的《人间词话》即于1908年开始在上海《国粹学报》第47、49、50期连载。至1910年改定为六十四则，补署“脱稿”时间“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即今通行本《人间词话》卷上。此王氏手定的部分是评论其词学思想的最基本的文献根据(其他卷下等部分均为他人辑录)。而况周颐从1911年起即定居沪上，直至1926年病故。他的《蕙风词话》的部分写作和整理成书都在此时。
上海当时是东南乃至全国的词学重镇，诸多词学名家聚集一地，词社林立，交游频繁。况、王二人且于1916年同在犹太富商哈同所创立的仓圣明智大学任职(各任《学术丛编》、《仓圣大学杂志》编辑)。细检王氏文集，颇多记况评况文字。如1918年曾作《题况蕙风太守北齐无量佛造像画卷》二首赠诗，有“湖海声名四十年，词人老去例逃禅”之句。1920年梅兰芳遍邀名流作“香南雅集”，王氏应况氏之请，作《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酬应之作。王国维还亲书扇面赠况氏，所书者为唐词三首①。这些酬赠、酬应之举说明两人之间关系和谐。王国维还多次评及况氏人品和词作。1917年8月27日他给罗振玉信中，说及“哈园做寿”，座中有况氏，“夔笙在沪颇不理于人口，然其人尚有志节，议论亦平”。“近为翰怡(刘承干)编《历代词人征略》，仅可自了耳”②。嘉其“志节”，而于况氏境况拮据深致同情。他又对况氏词集《蕙风琴趣》作过评点，赵万里曾辑录数则编入《人间词话》卷下，如：“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疆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说况氏小令可与晏几道比肩，而小晏在王氏心目中，是属于“生香真色”的“唐五代北宋之词”的；其长调稍逊周邦彦，但胜于史达祖，而“沉痛过之”，比之朱祖谋又多一份“真挚”，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一语，更是感慨万千，充满敬意。王国维在私人交往场合，更力主蕙风词胜于疆村。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3月22日引张尔田给他的信说：“(况)在沪时与疆老合刻《鹜音集》，欲以半唐压倒大鹤(郑文焯)，疆老竟为之屈服，愚殊不以为然。惟亡友王静安，则极称之，谓蕙风在疆老之上。蕙风词固自有其可传者，然其得盛名于一时，不见弃于白话文豪，未始非《人间词话》之估价者偶尔揄扬之力也。”③《人间词话》于提高况氏声誉有力焉。
然而极为耐人寻味的，况周颐却未投桃报李，始终未对王氏词论和词作作过任何评论，连当时与况氏过从甚密的同调词家(如朱祖谋等)也鲜有议论。也就是说，王国维对况氏词作有过肯定的评价，而况氏却一无回应。我们知道，况氏《蕙风词话》五卷，是由《玉梅词话》(后易名《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合编而成的(1924年)，而《玉梅词话》也于1908年起发表于《国粹学报》41、47、48期上，与王氏《人间词话》载于同时同一刊物，一时成为词论双璧。尤在《国粹学报》第47期上，两书同期刊出。况氏《玉梅词话》云“真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在强调“真”这一点上，倒与王氏桴鼓相应，如合符契。这也表明，他们二人原有太多的切磋互评的机会，却出现这种一冷一热的异常情况。这对正处于词学批评与创作丰收时期的况、王二氏而言，实有探究发覆的必要。
二 若隐若现的“金陵—临桂词派”
这一冷热的强烈反差不是偶然的，首先应从况周颐自身的词学背景上寻找原因。
况周颐具有成熟、系统而深刻的词学思想，而又与他所从出的所谓“临桂词派”脉息相通。蔡嵩云《柯亭词论》“清词三期”条在介绍第一期浙西派与阳羡派，第二期常州派后说：
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疆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④
“临桂词派”，与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流派称呼一样，并非是具有正规章程、严密组织形式的现代性的社团派别，仅指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文学宗旨与志趣的文人群体，甚或仅指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趋向。就叶恭绰所“戏呼”的“桂派”来说，这群词人的共同宗旨是“立意”和“守律”，以此二者构成“体”、“用”关系，以追求“词格”和“词法”的高远和严谨。而作为个体，他们的词学渊源即所谓“家数”可以各不相同(如文廷式词宗苏、辛，郑文焯仰攀周、姜之类)。
据唐圭璋《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⑤所描述的师承、从学谱系，则是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均受王鹏运之巨大影响，“王氏年辈较长，影响最大”：一、“文、郑二氏俱与王氏有往还，唱酬极得”；二、“朱氏与王氏游，始从学为词”；三、“况氏则与王氏同在薇省(内阁中书)，受王氏之奖掖诱导亦多”。结论是：“述文、郑、朱、况四家之词，不可忘王氏。”王鹏运俨然“桂派”领袖了，尽管五大词家中，只有王、况同为广西临桂人(文廷式，江西萍乡人；朱祖谋，浙江归安人；郑叔问，山东高密人)。唐圭璋进而指出，王鹏运又受教于端木埰：
吾乡端木子畴先生，年辈又长于王氏(鹏运)，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周济)一派。止庵教人学词，自碧山入手。先生之词曰《碧瀣词》，即笃嗜碧山者。王氏之词，亦导源于碧山。先生尝手书《宋词赏心录》以贻王氏。先生有作，王氏见即怀之。可见王氏倾倒先生之深。
此文中还提到况周颐也受到端木埰的直接指导：况氏《绮罗香》过拍有“东风吹尽柳绵矣”句，端木氏对叶虚字“矣”不以为然，况氏终身“守律綦严，亦未尝非受教于先生(端木氏)也”。唐氏《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⑥一文，更详细地分析以上诸氏之间的传承关系。此文以朱祖谋为传叙对象，可注意者二：一是“朱氏学词之师为端木氏，王氏(鹏运)则在师友之间”。他说，朱祖谋原本工诗，从不作词，四十以后结交王鹏运，“始专心致志作词”，但取径于吴文英，与王氏导源于王沂孙有异；至其晚年，更以端木埰为词学导师。唐先生写道：
吾乡夏仁虎前辈云：“疆村晚年，尝谓余曰：‘仆亦金陵词弟子也。’”
朱祖谋明确地自列于端木氏门墙，“金陵词弟子”云云，也隐然可以“金陵—临桂词派”目之。夏仁虎此语，见于夏氏跋端木埰手批张惠言《词选》，在这篇跋文中，夏仁虎还说：“清咸、同间，金陵词人在京朝者，先王父《篆枚堂词》、何青士丈《心盦词》先出，而子畴《碧瀣词》继之，半塘、疆村并问业于丈(端木氏)。”⑦“金陵词人”一语，也明示词人群体的确实存在。二是唐氏论及朱祖谋的词学影响，列述龙榆生、夏承焘、杨铁夫、刘永济诸家；还说到他自己：“余少时就学南京，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自认为私淑弟子。朱祖谋学词于端木、半塘，又与况、文、郑等同辈切磋交往频仍，下及门弟子辈，泽被广泛，其纵横交错的师承关系，标志着“金陵—临桂词派”的形成。
这一词派的共同词学宗旨，诚如蔡嵩云所言，大要在“立意”与“守律”两端，作为词“格”层面的“立意”，内涵极为丰富，但“重、拙、大”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从端木氏手编的《宋词赏心录》到朱疆村的《宋词三百首》，再到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就是这一词学思想的一脉绵延的示范。
清代晚期的词学流派，无不与选政紧密相连，选本常常成为某一词派最显著的标志。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姜(夔)、张(炎)之“醇雅”为趋归，编选《词综》，造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其末流饾饤寒乞，为人诟病。常州词派起而抗衡，其领袖张惠言《词选》一书，以尊体相号召，以“淫词”、“鄙词”、“游词”为戒(张之弟子金应珪《词选序》)。后周济又编《宋四家词选》，标举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家，并指示学词门径为“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试图纠正浙派取径褊狭之弊。戈载《宋七家词选》则从浙西声律派观点选取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七家，崇尚守律谨严，但亦受常州派词论之影响(如周、吴地位之提高)。以选本彰显词派，确是最便捷也最易取得成效的方法，也为“金陵—临桂词派”所采取。
端木埰于光绪中叶与王鹏运同官内阁中书时，曾工楷亲书《宋词赏心录》赠王氏：“幼霞仁棣清玩”。后于1933年改名《宋词十九首》由开明书店影印出版。唐圭璋跋云：“此册所录共十七家词仅十九首，然已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选，具见拙、重、大之旨，大辂椎轮，此其权舆欤？……与近日朱古老所选之《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脉绵延，足资印证。”依唐氏见解，“拙、重、大”思想的发端“权舆”，应属端木氏。陈匪石跋语亦云：“近数十年词风大振，半塘老人遍历两宋大家门户，以成拙、重、大之诣，实为之宗，论者谓为清之片玉。然词境虽愈变愈进，而启之者则子畴先生，《薇省同声》、《碧瀣》居首，非仅以行辈尊也。”“亦清季词派之祖灯，洵瓌宝已。”⑧说明“重、拙、大”说开启于端木氏，当时词界已有共识。此书所选的十九首词，大都为伤怀念远、感念时世之作，复有“一种顿挫往复、沉郁悲凉之致”(唐圭璋跋语)，取名“赏心”者，“益知先生胸中一段贞苦微奥之旨，于《楚辞》为近”(王瀣跋语)，均可为“重、拙、大”作注。
朱祖谋工于填词，却慎于论词，有关资料甚少。但对“重、拙、大”也曾言及。况周颐《林铁尊半樱词序》曾转述朱氏之语云：
明以前无所谓词派，浙西派、常州派之目昉自乾嘉，别黑白而定一尊。常州派植体醇固，有合于重、拙、大之旨。光、宣之间一二作者，尤能超心炼冶，引其绪而益诣其精，入乎常州派之中而不为所囿。即令二张(张惠言、张琦兄弟)、周(济)、董(士锡)复作，有不翕然服膺者乎？⑨
朱氏从“重、拙、大”角度肯定常州词派，并把自己侪辈看作常州派传人，进而能以超越常州派而自豪。他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正是实践这一词学思想的标本。此书原编本1924年在南京刊印，选词人八十七家，词作三百首，当即蜚声词坛。况周颐《序》谓：“疆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是学词者欲达到“浑成”词境的“始基”，因为此书“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亦有“阐词学之阃奥，诏后生以途辙”⑩的评语，指明本书非为单纯欣赏诵读之需，而是为阐述特定的词学宗旨，倡导某种审美理想，并为初学填词者指明取径方向。龙榆生《选词标准论》(11)中，更加推崇备至：“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晚近词坛，盖悉奉此为圭臬；而以‘尊体’诱导来学之词选，至此殆已臻于尽善尽美之境，后来者无以复加矣”。他还发挥况周颐序中的“以浑成为主旨”一语，认为：“所谓‘浑成’，料即周济所称之‘浑化’；衍常州之绪，以别开一宗。”虽不免迹近广告语言，但其中蕴含词学史上“别开一宗”等信息：“金陵—临桂词派倡导”“重、拙、大”，主要是批判继承浙、常两派的得失，尤其是进一步发扬常州派“推尊词体”的精神。唐圭璋则特为此书作笺，编成《宋词三百首笺》，先于1934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后又增加注释，改题《宋词三百首笺注》，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于1958年问世。唐氏笺本乃据朱氏“重编稿本”改订，收词人八十一家，词作二百八十三首，已与朱氏原编本不同，故署名“上疆村民重编”，重编本比之原编本，新增十一首，删去二十八首，详见《宋词三百首笺》神州国光社1948年再版本之“附录一”。或以为增删篇目乃唐先生擅自所为，实不确。
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之所以成为词史中的经典选本，乃是集中了友朋后辈们的见解与智慧，并非朱氏一人之作，代表了这一词派的共同旨趣。况周颐直接参与入选篇目的斟酌取去。《词学季刊》上署名“灵”的一则“补白”《词林新语》(一)记载：“归安朱疆村，词流宗师，方其选三百首宋词时，辄携钞帙，过蕙风簃寒夜啜粥，相与探论。继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闾巷。”(12)况氏门人赵尊岳也记述：“疆丈居德裕里，蕙师居和乐里，相去里许，排日过从。……适与蕙师合定《鹜音集》(指将《疆村乐府》与《蕙风琴趣》合刊为《鹜音集》)，以绍半塘老人一脉之传。又选《宋词三百首》，手稿册费，相互斟订，皤然两叟，曼声朗吟，挈节深思，遥
酬答，余音袅袅，并习闻之。”(13)
唐圭璋不仅为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作笺作注，而且一仍其宗旨，踵事增华，编选《唐宋词简释》一书，原为1940年重庆中央大学油印讲稿，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他在《后记》中说：“余往日于授课之暇，曾据拙重大之旨，简释唐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小言詹詹，意在于辅助近日选本及加深对清人论词之理解。”他明确声言，其编选的指导思想即是“拙、重、大”，要对众多“近日选本”起到“辅助”作用，帮助读者“加深”对“清人论词”、实即“金陵—临桂词派”的词学思想的“理解”。
三 对“境界”说的全面质疑
对“重、拙、大”说作出理论性阐释的是况周颐。他多次论及此说，但其定义式的解说反而使人不得其要领。何谓“重、拙、大”？他说：“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14)近似同义反复。然而，它与王国维的“境界”说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对宋词的审美观照，代表不同的词学宗旨。职是之故，况氏及其词学同道，就对《人间词话》采取了不赞一词、视而不见的态度，一时保持集体的沉默。(况氏年长王氏十八岁，有否不与后辈论难之意，不得而知。)王国维对况氏其人品其词作均作过肯定评价，对其词论却三缄其口，也令人存疑。
后继者就不再保持沉默了。温和儒雅的唐圭璋先生在1938年《斯文》上正式发表《评〈人间词话〉》一文，开篇礼貌性地许以“议论精到”后，通篇予以驳难：对王氏“舍情韵”而专倡“境界”深致不满，“专言境界，易流于质实”；“隔与不隔之说，此亦非公论”；王氏对白石“率意极诋，亦系偏见”；“论柳、周之处，亦不符合实际”；“南宋诸家如梦窗、梅溪、草窗、玉田、碧山各有艺术特色，亦不应一概抹杀”(15)等等。直言无讳，情见乎辞，在唐氏论学文字中极为少见。直到1984年，他在编定一生论词成果的《词学论丛》一书时，在《后记》中还特意提及此文：“在教学中，同学曾询及《人间词话》之优缺点，余谓此书精义固多，但亦有片面性，如强调五代、北宋，忽视南宋；强调小令，忽视慢词；强调自然景色，忽视真情吐露，皆其偏见。至以东坡词为‘皮相’，以清真为‘倡伎’，以方回为‘最次’，以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为‘雾里看花’，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为‘乡愿’，以周介存语为‘颠倒黑白’，亦皆非公允之论。”对《人间词话》的驳难，至老不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万云骏先生，与唐氏同为吴梅先生之门人，“就学南京”。1987年，我在复旦大学主持助教进修班的教学，曾邀请他来讲授词学，他对《人间词话》从四个方面作了系统批驳。今据当时笔记，整理其要点如下。
一、宗尚：重显(鲜明之美，直觉型)轻隐(朦胧之美，品味型)。其表现为：(甲)轻比兴贵赋体；(乙)轻密丽尚疏淡；(丙)斥琢炼尚自然；(丁)贬“间隔”主直露。其结果为：(甲)扬韦抑温，尊后主；(乙)扬欧秦苏辛，抑贺吴王张，于周前后矛盾；(丙)尚晚唐五代北宋，抑南宋。
二、根源：(甲)独尊小令而贬抑长调；(乙)重炼句而忽视炼章；(丙)重词中有画，而忽视词中之“画中有诗”。(参见叶燮诗论(16))
三、矛盾：(甲)理论与鉴赏的矛盾；(乙)观点与观点之间的矛盾。
四、参考：(甲)只取明白如话，不取惨淡经营；(乙)只取放笔直干，不取曲折回环；(丙)于爱国词，只取抗金恢复，不取黍离麦秀。
我注意到万先生在此年曾公开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为《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两点疑问》，刊香港《大公报·艺林》，1987年3月16日；一篇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献疑》，刊《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但均不及讲演之直率、酣畅。他用二元对立的简洁形式，把双方观点的分歧表达无遗，凡王氏所“轻”者皆为万氏一方的正面主张。人们不难发现，万氏的观点与唐圭璋先生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连表述方式也相似。如唐氏《评〈人间词话〉》云“推王氏之意，在专尚赋体，而以白描为主”，即与万氏第一条“轻比兴贵赋体”吻合。至于第四项“参考”所列三点，万氏在课堂上明言，这是唐先生给他信中之语，举以为“参考”。所以，万先生的这次授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见解，甚至不仅仅是唐、万两人的共同见解，而是代表了“金陵一临桂词派”中前辈词家所未明言或未畅言的见解。比如，万氏在公开发表的那两篇论文中，多次引用《蕙风词话》“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境界等说来反驳王氏；又比如“不取黍离麦秀”一点，力图在南宋词作中发掘“黍离麦秀”意蕴，在子畴、半塘、疆村、蕙风的论词言论中，可谓比比皆是，指不胜屈的。这均与王国维迥然有别，尽管他也是清末遗老。还应提及，吴梅与朱祖谋、郑文焯交往甚密，他为《宋词三百首笺注》作序，推重朱氏“得半塘翁词学，平生所诣，接步梦窗”(17)，其实，他们均对梦窗词情有独钟，声气相通，在词学审美取向上是一致的。
四 “境界”说之我见
对于上述两种词学审美取向均提出异议的，较早的是沈曾植，这是意味深长的。沈曾植长于王国维二十七岁，自1915年王氏由罗振玉介绍谒见沈曾植，以古音韵学请益起，一直以师辈视之，当时两人住处颇近，来往十分密切。沈氏时在上海，俨然遗老领袖，主持逸社，朱祖谋等时时参与。沈氏1916年且为《疆村校词图》作序，两人并有词作互赠(如1914年沈作《贺新郎(甲寅重午日沪西麦根路作)》赠朱，1917年朱也以《戚氏(丁巳沪上元夕)》呈沈)。然而在沈氏《海日楼札丛》卷七中，却对朱祖谋、王国维两人之词学观均有微词：
自道光末戈顺卿辈推戴梦窗，周止庵心厌浙派，亦扬梦窗以抑玉田。近代承之，几若梦窗为词家韩、杜。而为南唐、北宋学者，或又以欣厌之情，概加排斥。若以宋人之论折衷之，梦窗不得为不工，或尚非雅词胜谛乎？(18)
“近代承之”云云，显指朱祖谋一派；“为南唐、北宋学者”，则非王国维莫属，“欣厌之情”即以一己爱憎评词，用语颇重。在沈曾植的心目中，似已把朱、王两人视作两种不同论词倾向的代表，需予以“折衷”。这对我们客观公正地评论这一词学公案，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作用。
王国维是我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开创词学现代化的先驱，这一历史定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自日本返国时起，即由传统治学转向“独学之时代”，如饥似渴地钻研西方哲学，“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仅在1903年，他先“读汗德(即康德)之《纯理批评》”，却未能了解；又“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并从叔氏书中获得“通汗德哲学关键”(19)。
他特别沉潜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三家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于康德著有《汗德像赞》、《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汗德之哲学说》、《汗德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于叔本华著有《叔本华像赞》、《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于尼采则著有《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尼采氏之教育观》等。他1907年为《静庵文集续编》所写的自序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20)。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称得上是我国第一篇运用西方理论且具有现代著述范式、批评话语的文学论文。这些都是他进入《人间词话》写作前的学术背景。
然而《人间词话》的著作体裁，对此书与西学关系的研究，带来了复杂难明的困难。从王国维手自编定的六十四则词话而论，前面九则论“境界”者为通论之属，标举“境界”为论词准则，剖析境界类别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写实家与理想家，境界大小与优劣等，凡五百六十七字(21)；其他五十多则，则仍采取传统直觉式、体悟式的评赏方式，或论析词人，或品评词作，衡鉴词句，最后数则论及创作方法，与一般词话并无二致。除了第18则明引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来评李后主词外，均无直接征引西人之处。尤其是简约未畅、点到为止的叙述方式，缺少西方著作中逻辑推理、精密思辨的论证结构，这一方面造成后人阐释的自由空间，或与中国旧有典籍相联系，或与西学新说相对勘，论者蜂起，莫衷一是，也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反而影响了对此书词学转型的诸多关节点的真切把握。另一方面，用语省简率意，也引起一些误解。
《人间词话》的核心思想是“境界”说，作者既未展开论证，后人众说纷纭，或谓“作品中的世界”，或指作品中“鲜明的艺术形象”，则偏重于作品本身；或谓“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图景，也包括了作家主观的感情，它是以主客观统一的概念出现的”，则包括作品、作家两者；或谓“指能为作者所感知并由作者表达在作品中，又为读者所获得的鲜明真切的感受”，那就涵盖作品—作家—读者三个维度了。关于“境界”定义，还可举出许多。其次是“境界”概念之来源，是源出我国古籍或佛典，还是来自西方，抑或两者结合？再次是与“境界”说相关的问题：如境界是否即为“意境”？何以“境界”比之“兴趣”、“神韵”(或气质、格律、神韵)来，更为根本？“无我之境”能否存在？这一连串的问题，至今似未能获得确解。
读者未能获得确解的另一原因，又与王国维其时对西学的态度有关。他1905年所作《<静庵文集>自序》中说：“去夏(1904年)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更进而提出“学无中西”的口号，与“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并唱为三。这说明他改变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做法，如评《红楼梦》，他直言是运用甚或套用叔本华悲剧观来展开分析的；嗣后他已察觉此一论学途径之不当了。因而在《人间词话》中，他初步采取融汇中西、创立己说的表达方式，特别是他提炼出的一系列概念、论点，读者若不了解其学术资源所自，是很难确切把握的。
比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于这两种境界，王国维因“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归于“壮美”、“宏壮”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故归于“优美”之境。而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论及壮美感产生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意志现象的无关重要和依赖性，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己是认识的纯粹主体这一意识”，由于这种对比和静动的交替，因此在产生壮美感时，“主观的心境，意志的感受把自己的色彩反映在直观看到的环境上”(22)。这就与王国维所谓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可以相通相释了。叔本华又说：审美主体在产生优美感时，“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知觉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23)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于此也有所着落。另外，王氏1904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24)一文中，已引用宋邵雍“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性偏而暗”(《皇极经世全书解·观物外篇十》)，其中“以物观物”、“以我观物”二语，也可能为王氏所本。饶宗颐1955年《人间词话平议》(25)中，亦指出“王氏摭康节以论词，人多不知其本”。他说：“邵康节曾论圣人反观之道，谓‘反观者，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皇极经世》)，王氏之说，乃由此出。”饶氏然后对王国维“以无我之境为高”的见解，进行批驳，认为“为文之际，必须有我”。如此看来，王氏“有我、无我”之说，取径于中西二源，自加熔裁。探明学术资源所自，对于把握王氏论说的本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境界”这个核心观念的探源寻根，却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在王氏以前，本土文献资料中论“境”、“意境”、“境界”者指不胜屈。饶氏文中已指出司空图、苦瓜和尚、鹿乾岳、王渔洋、袁随园等例，“至于词中提出境界者，似以刘公勇(体仁)为最先。《七颂堂词绎》云：‘词中境界，有非诗所能至者，体限之也。’”这些资料所论“境界”，与王氏“境界”虽有相通之处，但又非完全等同。比如佛典《俱舍论颂疏》中所云：“功能所托，名为‘境界’，如眼能见色，识能了色，唤色为‘境界’。”着重于人们眼、耳、鼻等六根所直接感知的外界，王氏论词多处强调“感受”，但若要证实他的“境界”说乃取资于佛典，必得有其他的确证，因为论词重感受几乎是所有词论家的公论，几成俗套。有的学者用叔本华的“理念”说，即后天的“自然物”与先天的“美之预想”之结合，指证为王氏此说之“渊源”，虽有相当说服力，然亦不免令人将信将疑，主要原因是王国维自己对“境界”说本身的性质未加阐述，更几乎没有论证。不少为“境界”所下的定义，其实不是境界本身，如谓“境界是情与景、意与象、隐与显、感情与想象的统一”，此实为境界之内容；又谓“境界要求文学语言能够直接引起鲜明生动的形象感”，此实指境界的写作要求；其他如境界的分类、创作方法的不同(造境、写境)等等，都不是境界本身的性质。佛雏说：“美(艺术美)在境界——这是王氏诗学体系的核心。”(26)可谓一语中的。我以为，王国维境界说的主旨似可提炼为“美在境界”一语，换言之，境界是能提供美的文本独立体。这一解释看似大而无当，或许其包容性正贴近王氏本义，不然，一立“境界”怎能“气质”、“格律”、“神韵”，“三者随之矣”(还要包容“兴趣”)？“境界”应属于外延甚广、层级甚高的概念。
以上从影响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王氏学说的渊源所自，既为帮助理解王氏本义，也为客观地衡定王氏吸收西学的程度与方法。这自然是不够的，还可从现代阐释学的视角作平行比较研究，将王氏学说置于更广阔的中西学术背景中进行互释互融，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人间词话》中论“隔”与“不隔”处，最易引起质疑，实有误解。朱光潜《诗的隐与显》(27)、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以及前述唐圭璋、万云骏等先生，均从诗词境界的隐秀多元并存的角度，批评王国维对“烟水迷离之致”、“隐”的偏见。钱锺书先生发表于1934年7月的《论不隔》(28)，直截了当地指出：“隐与显的分别跟‘不隔’没有关系”，“有人说‘不隔’说只能解释显的、一望而知的文艺，不能解释隐的、钩深致远的文艺，这便是误会了‘不隔’”。钱先生指出，王国维的“不隔”说，“是接近瑞恰慈(Richards)派而跟克罗齐(Croce)派绝然相反的。这样‘不隔’说不是一个零碎的、孤独的理论了，我们把它和伟大的美学绪论组织在一起，为它衬上了背景，把它放进了系统，使它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这就是说，阐释学上意义的合理增生是符合学理的。“不隔”只是要求作者能把所写的事物或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无论是“显”境界，还是“隐”境界，均需写得如在目前，便是“不隔”。王国维此句在手稿本中原作“问‘真’与‘不隔’之别”，其“不隔”即是对“真”的追求，真情、真景，“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把“烟水迷离之致”写得如身历其境，也就达到了“不隔”的要求。“雾里看花当然是隔；但是，如果不想看花，只想看雾，便算得‘不隔’了。”对王国维的“不隔”说，钱氏幽默地说：“我们不愿也隔着烟雾来看‘不隔’说。”从诗歌理论来说，王国维的“不隔”说实无大病。
王国维主张“不隔”，崇尚自然真切，反对使事用典、炼字琢句、泛用代字，在一定诗学范围内是正确的；但他在具体评赏时，却表现出个人欣赏趣味上的偏嗜，引起人们对他主张的质疑，又是可以理解的。如他评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为“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第39则)，对其《念奴娇》、《惜红衣》两词，再一次给了“隔雾看花之恨”的断语(第36则)，又斥其《暗香》《疏影》为“无一语道着”(第38则)等等，这与况氏一派论词是异趣的。《蕙风词话》卷一记述：“曩余词成，于每句下注所用典，半塘辄曰：‘无庸。’余曰：‘奈人不知何？’半塘曰：‘倘注矣，而人仍不知，又将奈何？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29)“可解不可解”之“烟水迷离之致”在艺术世界中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对姜夔的上引词作亦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事实上，词学界几乎无人认同王氏对姜词的评赏。看来，王氏的审美趣味偏重于疏朗爽俊、生动直观一路，作为个人欣赏习惯自无不可，但用以指导学术研究，难免偏颇之责了。沈曾植批评他以“欣厌之情”评词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是传统词学转型为现代词学的先驱，这一历史定位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但对他融注吸纳西学的程度应有客观、适当的估计。毕竟他论“境界”的文字仅五百六十七字，不少附着其上的意义阐释，恐非王氏原本所实有，亦非合理之引申。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在总结王国维“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提出“三目”，其第三目是：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30)
此即引西学治中学一途。《红楼梦评论》明引叔本华的悲剧观来分析《红楼梦》，《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亦见西方文学史观念的影响。陈氏不提颇负盛名的《人间词话》，而《人间词话》两卷本明明是收入他作序的《王国维遗书》的，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关涉到他对此书性质的一种判断。
近年引起学界注目的《人间词话》手稿本和王氏学术随笔《三牖轩随录》(31)，可以从中窥测作者撰写此书的过程，进而探其运思理路。手稿本共一百一十四则(未含自删者十三则)，以“《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一则开端，各条之间散漫无序，当是随想随录之作，初无逻辑结构与理论体系。后来其手定的论“境界”的第1—9则，在手稿中分别为第31、32、33、36、37、35、47、49、80则，并不连贯。估计在1908年《国粹学报》发表时，王氏才加以理董，而把论“境界”的九则，集中置于篇端。《三牖轩随录》原连载于1914年9月9日至1915年7月16日的沈阳《盛京时报》，其卷四有“人间词话选”条，共选录31则。首先选录论“境界”者，在手定本的九条中，只取五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等条均落选)，继而依次为论李白直到元曲。文前有小引云：“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论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均说明最初写作时，并无统一的规划，更无建立以“境界”说为中心的词论体系的意图。
王国维自己对《人间词话》的评价，前后期也存在差异。在《人间词话》中，他认为“境界”说比之严羽“兴趣”说、王士禛“神韵”说来，当为“探本”之论，颇显自信自得。但1925年8月29日王氏《致陈乃乾》信中说：“《人间词话》乃弟十四五年之作。……此书亦无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32)似已不大看重。龙榆生更对友人宣称：“静庵先生老年深悔少作。”(33)而据龙榆生自述，此语闻之于张尔田，他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说：“近人况周颐著《蕙风词话》、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庶几专门批评之学矣。而王书早出，未为精审，晚年自悔少作(张孟劬先生说)。况氏历数自唐以来、下迄清代诸家之词，抉摘幽隐，言多允当，自有词话以来，殆无出其右者。”(34)龙氏把“晚年自悔少作”之说，不仅在友朋之间传递，且公之于众，这是较早表示褒况贬王立场的公开言论，值得注意。朱东润先生也转述罗根泽先生语：“罗根泽先生曾告我：王国维先生晚年在清华教书时，有人询以《红楼梦》及论词主张，王辄瞠目以对，说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罗先生平生不妄语，我所深知，王尤为众口交推，可是明明有这回事却说没有，盖晚年心有专注，遂不更着意故也。”(35)如此看来，王氏晚年《人间词话》自评变化的传闻，是可以据信的。朱先生所说的“晚年心有专注”，指王氏自辛亥革命后，即从文学研究转向甲骨、金文、古史、地理、古器物等传统学术。如果他知道此书身后备受推崇的情况，可能也会感到是不虞之誉了。
五 理解“重、拙、大”的切入口
“重、拙、大”说的理论阐释者是况周颐。他自述此说受教于王鹏运： “己丑(光绪十五年，1889)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阅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36)准确地把“重、拙、大”定位在词的“体格”的范畴。
如何理解“重、拙、大”？有的学者分别从词格(重)、词笔(拙)、词旨(大)三方面来解读，并认为三者又是互为一体的“艺术审美理想”，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在况周颐那里，词美要素实不止此三点，可以再予添加。他晚年所作《历代词人考略》卷八“柳永”条中，又加了一个“宽”：
吾友况夔笙舍人《香海棠词话》云“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吾读屯田词，又得一字曰“宽”。
此书稿今藏南京图书馆(存唐宋词人部分三十七卷)，署名刘承干，故用刘氏口吻，称“吾友况夔笙舍人”，实乃况氏所编。在他的《词学讲义》中又说：“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37)则在“重、拙、大”、“宽”外又可增益“雅”、“厚”。他也论词境，“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38)，则又可增“静、穆”。这都说明“重、拙、大”并不是自足性的严密的理论框架，具有开放性和一定的随意性。因而对它的解读，与其采取逐字诠释界义的方法，不如采取通脱融浑的方式，或许更能接近端木埰等人最早提出时的原意。
从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到况周颐，都具有强烈的末世情怀和遗老情结，经历过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代巨痛和个人的家国重创，其勃郁难抑，满腔悲愤，需要一种适当的发泄渠道。传承千年之久的词体，恰恰是此时他们寻找到的最好形式。末世情怀和遗老情结既影响到他们创作的主调感情类型，也制约着他们词评的审美取向。
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跋》(四印斋本)云：
其思若怨悱而情弥哀，吁号幽明，剖通精诚，又不欲以为名也。于是则摧刚藏棱，蔽遏掩抑，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伉真洞然大人也，故其词深微浑雄，而情独多。
这里所评的南宋四名臣词，是指赵鼎《得全居士词》、李光《庄简词》、李纲《梁溪词》、胡铨《澹庵长短句》，是王鹏运所合编的集子。他在《跋》文中对历史上名臣词作内蕴的阐发，明显带有其当下意识，与他自己的时代感受、生命体验融贯一起，表现出对词作中一种真诚而不雕饰、郁伊而不能排解、超越一己之私的“洞然大人”的雄浑深情的追求与祈向。
况周颐也倾心于南宋词，并进而倾心于梦窗词。他在《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中说：“词之极盛于南宋也，方当半壁河山，将杭作汴，一时骚人韵士，刻羽吟商，宁止流连光景云尔？其荦荦可传者，大率有忠愤抑塞，万不得已之至情，寄托于其间，而非‘晓风残月’、‘桂子飘香’可同日语矣。”竭力彰显南宋词人中的“忠愤抑塞，万不得已之至情”，表达了对执着、真挚和崇高美的赞许；进而特意标举出吴文英：“梦翁怀抱清敻，于词境为最宜。设令躬际承平，其出象笔鸾笺，以鸣和声之盛，虽平揖苏、辛，指麾姜、史何难矣！乃丁世剧变，戢影沧洲，黍离麦秀之伤，以视南渡群公，殆又甚焉。”(39)况周颐也讲究“词境”，不过他侧重于从“词心”即词人内心世界的角度去理解，与王国维“境界”之重客观性颇有异趣。他推许吴文英“怀抱清敻，于词境为最宜”，把清雅脱俗、志节高远的品格当作最佳“词境”的主要构成因素。他又认为吴文英“丁世剧变，戢影沧洲”因而在词中表现了“黍离麦秀之伤”，这只能算是他个人的独特体悟了。因为吴氏的卒年至今尚无确论(40)，其词中的伤今怀昔之感未必就是宋亡后的“黍离麦秀之伤”，况周颐如此评赏，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了。唐圭璋、万云骏两先生致疑于王国维“不取黍离麦秀”，想来也表示出他们对词中的“黍离麦秀”之感的强调，与王、况等人一脉相承。
朱祖谋说，“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41)，原指“梦窗世系”未明，一般学者引申为吴词用词晦涩而旨意难晓，才成“未发之疑”。此受张炎“七宝楼台”说的影响所致。对于朱氏而言，他对吴词做过长期精心的揣摩，于词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选本第一版原序)早已了然于心；今人进入吴词，虽有一定难度，实并非邈不可测。从细心梳理脉理结构入手，注意其时空颠倒错综特点；了解用语的历史渊源，注意其“通感”、夸饰等摛藻特点，还是可以把握的。朱氏所谓的“未发之疑”，恐仍在“重、拙、大”的最终旨意取向上。他在《梦窗词稿序》(42)中说：
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刘毓崧)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或疑给谏(王鹏运)亟刊其词，毋亦有微意耶？余知给谏隐于词者也。乐笑翁(周密)题《霜花腴》卷后云：“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还怕登临。愁未了，听残莺啼过柳隐。”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回矣。
朱氏着眼点在于具“高洁”之“晚节”，由是“词品”为上。怀抱凄婉，低回咏叹，不能自已，朱氏显与梦窗异代沟通，千古同慨了。他点读梦窗词集至于“十数过”，而评语仅得十一字：“力破余地”和“擩染大笔何淋漓”。所评吴词之句段为“待凭信，拌分钿。试挑灯欲写，还依不忍，笺幅偷和泪卷”(《瑞鹤仙》“晴丝牵绪乱”)和“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宴清都·连理海棠》)(43)。前首词指欲将对方所赠信物寄回，但又泪洒信笺，不忍落笔。极写负气不甘、千回百折之状，故谓“力破余地”，极回肠荡气之致。后首词咏物，用苏轼《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谓烛光遍照海棠，遂使月光黯然失色。朱氏品评以“大笔淋漓”，也是别有体悟的。我们联系末世情怀和遗老情结，以及他们对吴文英词的具体品评，倒反而能对“重、拙、大”获得较为切实的理解。
尝试论之，王国维论词，“颇参新学”(施蛰存语，见《花间新集》)，以超功利泯利害的文学观为本位，寻找人生困境的解脱，以此提出“境界”等一系列概念，初具理论框架和新质内涵，对建立和发展现代词学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况周颐等人则本常州词派“尊体”绪论，以道德伦理的文学观为本位，深具末世情怀与遗民情结，以此提出“重、拙、大”等说，对词境、词心、词法等一系列命题，阐幽抉微，更富本土学术特质。这两种词学审美范式既有差别，又能互补，既各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又有客观存在的局限或失误，衡鉴校量，平议为宜。
注释：
①《蕙风词话》卷四，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②《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8页。
③《夏承焘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④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08页。
⑤唐圭璋著《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9页。
⑥《词学论丛》，第1019页。
⑦《张惠言<词选>夏仁虎跋》，见《词学论丛》附录二，第1059页。
⑧唐、陈两跋均见端木埰选《宋词十九首》(一名《宋词赏心录》)，开明书店(影印)1933年版。
⑨林鹍翔撰《半樱词》，1922年版。
⑩《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85页。
(11)《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
(12)《词林新语》，《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33年12月。严迪昌认为“灵”即张尔田，见其所编《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18页。
(13)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学季刊》第3卷第4号(校样，未及出版)。
(14)况周颐《词学讲义》，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151页。
(15)见《词学论丛》，第1028—1031页。
(16)查叶燮《赤霞楼诗集序》(《己畦集》卷八)：画能使“有形者所不能遁”，诗能使“有情者所不能遁”。又说：“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也就是说，诗中有画则显，画中有诗则隐(深)。万先生重视“词中之‘画中有诗’”，即重视词中之隐境界。
(17)上疆村民重编、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3页。
(18)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又见《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613页。
(19)《自序》，《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0页。
(20)《自序二》，《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1页。
(21)此九则以外，王氏尚有其他论境界文字。如《人间词话删稿》中谓：“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此据手稿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无“格律”等字)然此则大意已见于前九则之第9则。
(22)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8、第346页。
(23)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49—250页。
(24)原载《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总第69期)，未署名。据佛雏考定，为王氏所作。详其《介绍王国维的美学佚文——<孔子之美育主义>》，载《江海学刊》1987年第4期。
(25)原载香港《人生杂志》1955年8-9月连载，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21页。
(26)见《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代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7)原载《人间世》第1卷第1期，1934年。收入《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28)原载《学文》月刊第1卷第3期，收入《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页。吴宏一《王静安境界说的分析》说，“以表现技巧论隔与不隔，初以为系笔者创见，尝窃以自喜”，后来才知张世禄、劳榦均持此说(该文初稿原刊1967年，增订稿收入其《清代词学四论》一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5页)。其实，钱先生《论不隔》(1934年)早已明言：王国维的“境界”说等是“艺术内容方面的问题”，“只有‘不隔’才纯粹地属于艺术外表或技巧方面的”。
(29)《蕙风词话》卷一，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8页。
(30)《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时，删去《唐宋大曲考》一书，殆因此书西学因素未显之故(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页)。
(31)《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三牖轩随录》收入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2)《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9—420页。
(33)龙氏对黄浚所言，见黄氏《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4)《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34年4月。
(35)朱东润《致林东海函》，见林东海《师友风谊》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6)《餐樱词自序》，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443页。
(37)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151页。
(38)《蕙风词话》卷二，见《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16页。
(39)《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446—447页。
(40)夏承焘《吴梦窗系年》推其卒年为理宗景定元年(1260)(见《唐宋词人年谱》)，吴熊和《梦窗词补笺》(《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考出《水龙吟·送万信年》作于度宗咸淳元年(1265)、《水龙吟·寿嗣荣王》作于咸淳二年(1266)，此为吴氏在世具有确证的最后年份，时宋未亡。杨铁夫《吴梦窗事迹考》(《吴梦窗词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吴氏有可能卒于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占临安之后，但所举五首词尚不足以为确证。
(41)《疆村老人评词·附录》，《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82页。
(42)此序张尔田谓乃曹元忠代作，然仍可视作朱氏思想。见张尔田《与榆生论疆村遗文书》(《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古丈素不作文……王刻梦窗词序为曹某代作。”
(43)《疆村老人评词》，《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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