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阶段性演进特征及省际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差异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6年的43.9％，年均上升0.93个百分点。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显重要，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32272亿元，占全国GDP的63.2％，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08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3％[1]。
围绕着当前我国城市化的特征与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认识与论争，譬如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城市化的区域差距是否拉大，大城市是否优先增长，等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仍将是未来我国的显著现象。因此，有必要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对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及主要论争进行再考察在此，从实证分析的视角，对我国城市化的时间、空间特征进行统计，为以上论争的辨析提供新证据，并从中探求解决城市问题的对策，为我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奠定理论基础。
一、我国城市化的动态阶段特征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近几年快速上升。为认清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阶段特征，下面利用S曲线模型和城镇人口增长系数对城市化的时间轨迹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一）S型曲线特征
诺瑟姆（1995）将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一条被拉平的S型曲线，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较慢的初期阶段；二是人口向城市迅速集聚的中期阶段，城市化快速推进；三是进入高度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停滞[2]。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S型曲线的左下段、中间段与右上段，并以30％、70％为界进行划分，小于30％为第一阶段，30％～70％为第二阶段，超过70％则进入第三阶段。
图一 1949～200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轨迹
利用我国1949～2006年的城市化水平，拟合S型曲线得：
式（1）、式（2）中λ值都超过4，而全世界的λ值为1.7左右，发达国家的λ值多在1以下，发展中国家的λ值为2.6左右[3]，说明我国城市化起步较晚。
（二）五阶段特征
叶裕民（2002）提出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指标——城镇人口增长系数（K），即城镇人口增长规模与总人口增长规模的比值[4]，并据此将整个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K＜0.5，为前城市化阶段，意味着城镇人口的增长规模小于乡村人口的增长规模，城市化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第二阶段：0.5≤K＜1，为城市化前期阶段，意味着城镇人口的增长规模持续超过乡村人口的增长规模，城市化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K≥1，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意味着总人口增长全部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长，乡村人口规模开始下降。第四阶段：城镇人口比重≥50％，初步进入城市社会，城镇人口绝对数超过乡村人口，意味着初步实现城市化。第五阶段：城镇人口比重≥65％，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意味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城市文明广为普及，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趋于一致。
图二 1978～2006年城乡人口增长规模及K值
从图二中城镇与乡村人口增长规模及K值的变动，可知：从1979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增长规模超过乡村人口增长规模，进入城市化初期阶段；1996年开始我国乡村人口绝对数量呈下降趋势，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当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即将进入初步城市化社会。
二、我国城市化的空间聚集特征
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是人口等要素在空间上聚集的产物。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区位条件等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化出现空间聚集特征，城市主要聚集于东部地区，形成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也具有明显的自相关性。
（一）城市聚集现象日益突出
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市体系日益成熟，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区域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发育比较成熟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人口占12％，但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收入已占到40％左右，聚集效应明显。
除三大城市群外，还形成了若干城市群的雏形，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厦漳泉城市群等。由于城市群突破了行政区划的束缚，在较大区域内实现经济社会的整合，凭借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经济发展极具活力，成为全国和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和增长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城市群的形成是区域内城市大量聚集的结果，将上述几大城市群与各省份的城市数量对照分析，城市群所在省份的城市数量基本上都在30个以上（四大直辖市除外），城市数量较少的省份都还未形成明显城市群。
从空间分布来看，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东北与中部省份，西部省份的城市数量明显较少①，而东部、东北及中部省份的面积又明显小于西部省份，导致城市密度自东向西逐步递减（见表1）。
从城市规模看，东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平均规模大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平均规模大于中部、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规模则是东北地区大于东部、中部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但都大于西部地区（见表1）。整体上看，城市规模也呈自东向西逐步递减态势。
（二）城市化空间自相关明显
为进一步考察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以下计算城市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类。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使用单一值来反映该区域的自相关程度[5]，包括全局Moran指数、全局G系数和Geary C系数等。全局Moran's I最为常用，公式如下：
Moran's I值介于－1到1之间，大于0为正相关，小于0为负相关，值越大表示空间相关性越大，即空间聚集分布越明显，值越小表示空间相关性小，趋于0时代表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利用式（3）计算得到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化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见表2，下页）。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空间自相关特征明显，城市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特征；随时间变化，Moran's I系数有所上升，表明聚集趋势不断加强。
局部自相关系数反映每一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在某一属性上的相关程度，一般用Getis系数来加以测度。公式如下：
利用式（4）计算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化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见表3）。
从表3可看出，河北、内蒙古、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陕西等省份的城市化水平与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从时间上看，各省份城市化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并不明显。
三、我国城市化特征论争的统计辨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区域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更为突出，不同规模的城市发展速度各异，于是对于城市化速度、城市化水平区域差距及大中小城市地位等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
（一）城市化速度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1996～2006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同期，1995～2005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由43.0％提高到48.7％，年均上升0.57个百分点：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由71.2％上升为74.1％，年均仅提高0.29个百分点（见图三）；欠发达地区年均提高0.77个百分点，不发达地区年均提高0.57个百分点[6]，这些速度都明显低于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由此，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对当前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也有观点认为当前的城市化速度并非过快，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粗放型城市化模式所致。
有资料表明，城市化水平从20％提升到40％，英国花了120年时间，美国花了80年时间，而我国只花了22年时间[7]。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曾经的城市化速度相比，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较快，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整体环境与当时英国、美国所处的环境已截然不同，不能因此而判定我国城市化速度过快。以日本的城市化为例，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生产年增长13.6％，城市化水平由1950年的37％上升到1977年的76％，年均上升1.5个百分点[8]，高于我国的城市化速度。
图三 世界不同类型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为增强可比性，选择同样经历过快速发展的巴西、哥伦比亚、韩国、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将它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城市化速度与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速度相对比，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余四国，但城市人口增长率却低于它们（见表4）。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速度，却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城市化速度。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不同，作为后发优势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较快属正常的，况且过去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当前快速有城市化还包含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
在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的情况下，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却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交通等负面效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城市化速度，而在于城市增长方式。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土地城市化，把大量的农村耕地划为城市建设用地，从1996年年底到2005年，9年间我国耕地减少了800万公顷，绝大部分被城市所占用。我国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1996～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66％，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5.43％，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5.06％，均超过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体现出城市化的粗放增长特征。正是这种粗放增长模式，导致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交通、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
（二）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城市化包含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两个方面。从城市数量看，1996～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的数量有所上升，东部与中、西部的数量差异在缩小，东北地区的城市数量保持稳定（见表5）。东部地区城市总体数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县级市数量下降超过地级以上城市的上升数量，而中西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数量上升较快，超过县级市的下降数量，使得整体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由于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县级市大量改为市辖“区”或升格为地级市，使得东、中、西部的地级以上城市数量都有所上升，县级市数量都在下降，区域之间的变动差异并不明显。
分区域看，2006年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12％、38.00％、35.72％和55.53％。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最高，而由于近几年变动不大，其与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东部与中部的差距由2000年的15.61个百分点上升为2006年的16.12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由2000年的17.68个百分点上升为2006年的18.40个百分点；中部与西部的差距由2000年的2.07个百分点上升为2006年的2.28个百分点，总体上都呈扩大趋势（见表6、表7）。
分省份看，2006年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最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5个，超过50％的省份有9个，东部省份都超过全国水平（见表6）。为反映省域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是否有所扩大，计算省域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变异系数②，发现省际城市化水平的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0.4193下降为2006年的0.3264，说明省与省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呈缩小趋势。同理，分别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各省份城市化水平的变异系数，东部的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0.3788下降为2006年的0.2917，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0.1977下降为2006年的0.1062，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0.2216下降为2006年的0.1896，东北地区变异系数变动不大，说明区域内部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
总体上看，我国区域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区域内部的差异不断缩小，且缩小的幅度超过区域间扩大的幅度，导致不同省份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呈缩小趋势，城市化呈现出区域趋同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三）城市化与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
大城市优先增长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都普遍存在。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中小城市，并逐步产生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在工业化中期，也即城市化快速上升阶段，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阶段，从表8看出，1996～2005年我国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数量上升较快，而小城市的数量不断减少，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城市优先增长的规律。单从城市数量上还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进一步利用城市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变动趋势加以考察，发现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在全部城市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而中等城市与小城市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见表9），明显地体现出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
国家城市体系的分布状况还可由位序——规模法则来加以描述。方程为：
其中r为城市按人口从大到小的排序，p[,r]为第r个城市人口数，k为常数，q为大于0的待定指数。q的大小反映城市体系中人口分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q＞1，表示人口分布集中于大城市；q＜1，表示人口分布分散于中、小城市；q＝1，表示人口分布遵循齐夫模式，集中与分散的倾向趋于平衡。q值的变化也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情况。
王放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计算发现，1984～1995年期间q值从0.7560下降为0.7023[10]，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中、小城市的增长快于大城市增长，并不符合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为进一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趋势，利用相同口径的数据计算1996～2004年的q值（见表10）。
表10显示，1996～1999年q值仍呈下降趋势，但1999年后呈现出一定的上升态势，且2003年开始超过1，表明近几年我国大城市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逐步超过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已初步体现出大城市优先增长的规律。
四、结论与启示
从时间轨迹看，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S型曲线的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即将进入初步城市化社会。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聚集趋势，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呈自东向西的递减态势，城市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明显。最新统计数据的考察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与同类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的速度相比并不过快，但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但省际间及地区内部的差异都呈缩小趋势，城市化呈“俱乐部收敛”；大城市数量、规模不断增加，大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步体现出大城市优先增长的规律。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须转变城市增长方式。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化将继续快速推进，城市化速度是否合理的关键要看城市化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当前城市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城市的粗放扩张，并非城市化速度过快，当务之急是要注重转变城市增长方式，提高城市化质量，严格控制土地占用，实现城市合理布局及集约发展，保持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二，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战略，不断缩小区域差距。我国四大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需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而缩小城市化水平差异。第三，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我国城市化必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大城市优先增长态势，这就要求在加强大城市聚集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利用大城市的信息、科技、设施等优势带动中小城市及周边腹地的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
注释：
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② 变异系数用于测度不同平均水平下的变异程度大小，计算公式为：V＝σ／
，其中σ标准差，为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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